冯学成先生曾说,在日常的修为当中,一定要先以道来成就自己,有了这个本钱,你才能够“存诸人”,才能有资格去帮助别人。秦伟多年的求学、教学和治疗体验,便是完成了这样的一次经历。在他能够运用精神分析帮助别人解决精神困惑之前,他先通过精神分析认识了自己,并走出了困惑。
秦伟:认识自己,认识精神分析
娜木西
听说要进行人物专访,刚刚落座的秦伟似乎显得有点意外,像是要有所解释:“我有什么好采访的,像我这样的残疾人,在那个缺少学习机会的年代,无非是自己多花了点功夫,选择了的自己想走的一条路。比起同时代,同样有小儿麻痹症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太幸运了。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在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的鼎力相助下,把我从达州的县上弄到成都,又从成都弄到上海,然后又到法国留学,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秦伟说,就个人而言,他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但要谈精神分析他倒是想说很多。留学法国四年刚刚回到成都的秦伟,一点没有留学归来的矫情,倒是川东人的豪爽、直率一览无余。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直接从精神分析开始了。
娜木西(以下简称 娜):您在从医11年后,在上海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又在华东师大心理系读了四年教育学博士,之后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接触到了精神分析呢?
秦伟(以下简称秦):是因为精神上的困惑。在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遇到了当时对我来说人生最大的困惑。反应很强烈,抑郁、憔悴不说,最直接的表现是我已经无法书写。所有的实验都做完了,数据都采集了,什么都是现成的,只需最后的整理,按常规这篇博士论文应该在两周内完成,快了一周就能完成,结果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我无法写,拒绝写字,所有资料摆在面前,就是无法把它写成一篇文章。那是精神上的拒抗,也是身体上的拒抗。遇到这么一个大问题,几乎毕不了业。
娜: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反应呢,是不是太看重这篇博士论文了?
秦:可以这样理解,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总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而我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个论文完成之后,我将脱离自己已经习惯的学生生活,将不再是学生。对一些人来说,身份的转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将独立去面对一个复杂的、不可预知的社会,从另一个方面讲,是要考虑自己将以什么身份,什么形象,什么样的角色把自己放入社会,把自己呈现在别人面前。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个优秀学生”的秦伟,当这个招牌再不能用的时候,那我是谁?另外,当我不再是学生,不再需要拿着课本进课堂的时候,什么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呢?当我需要重新给自己加一定语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时,问题就出来了。
娜:上学之前,您曾有过社会工作经验,为什么再次进入社会,反而有不同的感受呢?
秦:怎么说呢,以前走的路是别人帮我选择的,或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完成的。我选择博士阶段读实验心理学,是认定它是科学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某些想法,结果在要毕业的时候,才发现我并不喜欢它,它并没有满我所愿,我所要完成的并不是我真实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有很强的抗拒。
也就是说,我本来以为学成之后,这门学科会成就我的某种社会角色,结果博士都要毕业了,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如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
娜:这个难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秦:没有解决。如何定义自己?我想要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就先把它先放在那里。后来学校心理系的同学们,把我当做“实验品”,照本宣科地用催眠术暂时缓解了我无法书写的症状,算是把论文写完,毕业了。
娜:带着这个巨大的困惑,您步入社会了?
秦:是的,症状是得到了缓解,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内心的疑问依旧执着在存在着。也正是因为这个麻烦,我开始关注临床心理学,接触精神分析。93年,我到了川大,94年有幸认识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精神分析师霍大同老师,我就开始在他那里接受精神分析。94-04年,中间有一些中断,近10年时间,我都在他那里接受精神分析,在国内这样长时间地接受自我精神分析是很少见的,但国外很常见。这10年,主要是接受精神分析,同时也在接收一些咨询个案。
娜:您是在“以身示法”?
秦:不,是我自身需要。博士阶段我所学的是实验心理学,属于理论心理学的范畴,它与临床心理学完全是两个领域。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实验心理学把人当成了纯生物体,就像关注一个机器,而临床心理学是把人当成人,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有情感,有动机,有莫名其妙的、自己也无法预料的一些情绪参与其中。就像我遇到了无法书写的困惑,从理论上讲它无法解释,但是处于现实中,它却真实地发生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