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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类的无意识皆来自于汉字”
要么无意识是关于意识的,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发现特别的东西,要么无意识是独立于意识的,而弗洛伊德可以说是发现了人性的另一片“大陆”,“必不可少的陆地”,一个缺了它其余的就不存在的维度。
与意识有关的无意识与独立的无意识这两个主题仍然在相互斗争,相互争吵。当然,那些最有经验的分析家,与作为他们的领军人物的雅克?拉康一起,支持第二个主题。但是,在1980年,拉康在一片惊鄂声中解散了他的学院,“巴黎弗洛伊德事业学院”,因此不再有官方的拉康派学院。伴随着这一解散,拉康同时也解放出了众多独立的拉康派协会迅速增多的可能的状况。由此,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拉康派的协会。对于人们到这些地方以一种联盟的方式学习拉康著作来说是足够了。在某种方式上,“巴黎弗洛伊德事业学院”的解散与弗洛伊德在1926年为《外行的分析》所写的辩护词:“医生与精神分析毫不相关”是一样的。在那里,弗洛伊德解释道,精神分析丝毫没有受惠于医学,而完全受惠于神话学与民间语言。因为,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独立的无意识,通过其定义,不可能属于任何人,它不可能被关闭在可能的某个教会中。在他死前一年的最后一个讨论班《解散》中,拉康明确地说:
“我说话但并不抱任何被听到的希望,我知道我会被听见,但是得考虑这样所带来的无意识的那些东西……有些人,我并不需要他们。我放弃他们,以便他们给我显示他们会做什么,除了打扰我之外。”难道这里涉及到的不是知晓精神分析家们究竟应建立在何种无意识定义上吗?历史已经表明,有多少次弗洛伊德与拉康误入歧途的教训,有多少次被一些“严谨的”或“实体论的”精神分析医生们所扰乱的教训,尽管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坚信他们忠诚于弗洛伊德与拉康,无意识永远不会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现象。这种本质的不同是根本性的。而弗洛伊德与拉康的无意识有能力包含与应用这些相对的无意识,这些相对的无意识的信徒们,他们是被迫地约束自己、压抑自主的、独立的无意识。他们感到某种害怕、某种他们糟糕地掩饰着的不适。因为无意识与无限相同,无限可以包含与影响所有的有限,而任一有限,若不消失于其中,则不能吸收无限。三千年前,庄子用他的故事《混沌之死》阐明了这种动力的必要性。混沌是没有洞的,如同一个鸡蛋、一种“没有开口的葫芦”、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整体,如同一种意识不断地自我反射。一旦人们给他钻些孔来使他充满活力并让他看到外部世界时,他就死了。当无意识超越自身的范围时,所有的意识都会死亡。又一次,我们记起,一种有限的存在仅仅只是被动的。例如放电或瀑布是一些可怕的力量,但这与其本质中的惰性与被动性无关,因为它们是从自身之外的其他地方获得其能量的。它们不能够如同一个真正自主的活动,例如无意识一样,靠它们自身而返回,也不能颠倒到其反面去,否则电流就能自动地消退,而瀑布就能重新登上其源头涌入。相对的无意识,如果我们在弗洛伊德之后还能继续称它为无意识的话,将所有神经症核心的俄狄浦斯简化为一则可笑的逸事。无论如何,因为相对的无意识,俄狄浦斯丧失了弗洛伊德一直赋予它的普遍性。如果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地球是否在伽利略之前就转动?”对意识而言,答案将是“是的”,令人惊奇的是,对独立的无意识而言,它却将是“不”。因为在独立的无意识中,唯有语言才具有价值。在这种无意识中,词是一些行为及一些物。而在意识中,这些词既非物也非行为。这两个系统仅仅是通过话语——叙述与陈述——的维度而得以区分。独立的无意识属于语音语言,并且拉康把这种语言称之为实在。它会不会如同某些轻率地将其简约为魔术般思想的科学家所希望的那样,在某一天消失呢?不可能,因为不管化学、生物学、电子技术、神经科学等等是如何的进步,人类都永远无法离开言说。在人们言说的地方,在最意外的时刻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辞说。并且这个辞说不是假装的。精神分析表明,这个不是假装的辞说甚至是其它辞说的起源。人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不过是“言在”。在看起来最熟练、最严厉、最稳定的辞说权威占统治的地方,“它我”,无名,无意识将或早或晚地通过口误、过失行为、差错、字母或者音节的戏谑性次序颠倒、由一词的字母改变位置形成新词、同音异义及其它在物理结果上发音的不一致而得以表达。我们可以压抑无意识但是我们不能消除它。哪个科学家能够发明将时间停止的钟表?伴随着无意识及其无休止的返回,在辞说的严格性之下,一种无法预料的错位,一种动力学的裂缝,新的创造者以及总是最惊人现象,在持久地酝酿着。不幸的是,尽管有了拉康最后一个讨论班《解散》(可以说实现了他教育的顶点)这个开始,但我们再也没能在精神分析中看到或听到任何让人吃惊的东西。荒漠和沉默,在那里,我们不再能察觉到什么东西,除了一些“disque’ourcourant”的听觉上的海市蜃楼,一些在独立、自由和有创造性的无意识领域和运作之外的唱片。就好像是,与雅典娜和狄俄尼索斯截然相反,拉康与弗洛伊德死了两次。看起来,在一些自称拉康派的协会集团中,无意识仅仅被定义为一种相对的、同时也是被动的及模糊的无意识,如同尼亚加拉瀑布。这些精神分析家在神经科学家面前发抖。我们今天在见证真正的精神分析的结束吗?一些征兆在各处有点被显示出来。《精神分析的黑皮书》利用了它们,得到了一些评论进而提高了地位。
根据弗洛伊德与拉康,尽管精神分析是无意识,但这并不阻止它被压抑在产生出它的土壤上面。但,由于被压抑物不可避免地返回,它总是在时光中从来不会停止。这可能仅仅是为了带着更大的力量与更多的创造性而突然重新出现在另外的地方。如今人们只要稍微转向中国,就将同样意识到那些已是精神分析新事物的东西了。事实上,以下就是在欧洲产生的第一位中国精神分析家霍大同教授所宣告的东西:
“我,中国人,在2002年理解了所有人类的无意识都象汉字那样构成的”(《躺椅上的中国》,Dorian Malovic,P41)“梦的分析类似于对一些汉字的分析”(《无意识思维的两种形式》,摘自互联网)
仔细探究霍大同教授的这些主张,掂量下它们的重要性,精神分析就能够重新找到永恒的、独立的、与意识(有着其特点与力量)无关的无意识。精神分析的基本实践“自由联想”能够减少其临床统治上的强度。
因此,精神分析的历史将以三次认识论的革命而依次连接:弗洛伊德的、拉康的与霍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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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革命: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
弗洛伊德发现的无意识不是在他之前的西方文化中人们称之为的那个“无意识”。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P26)中强调并明确指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与在他之前的甚至同时代的、甚至仍然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们所讲的那些无意识的形式毫无关系。”弗洛伊德的这个无意识,他解释说“保持在未-出生的空地中”(P25)。未-出生的空地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它应参照禅“空是未-出生、未被创造的、未被形成的……”“既然有一个未-出生,人们就可以改变这个已出生、已被创造及已被形成的世界” 。是“无”动力化了“无为”“无相”与“无念”。无论怎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是如同人们在失去知觉情况下的一种意识丧失,它不是某些哲学家的未知的、未被理解的、未经探索的、未被领会的事物。它不是根据心理学的概念的失去判断力、不须承担责任或盲目。那些构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革命”的,是存在着一个与意识无关的、“自主的与动力的”无意识。依赖于这个无意识的是反思上的意识。这个认识论的颠覆在人类科学上构成了一次革命,一次中断。拉康解释说:“因此,这个中断是首先作为现象的无意识得以向我们展示的本质形式;在这个中断那里,某个东西如同一个闪烁之物而被显示出来。然而,在弗洛伊德的发现的道路上,如果这个中断有一个绝对的、创始的特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将它放置——如同随后的许多分析家的倾向那样——在一个整体的基础上?是否这个“一”先于这个中断?我不这么想”(《四个概念》P28)。弗洛伊德是在20世纪初期发现了这个无意识,这与带着他们的量子世界而发现物理世界的去实体论、去物质化的物理学家们是同时代的。这是经典物理学,物质,时间与空间发生方面的终结。拉康在同样的讨论班中要对无意识加以说明的是《时间的脉动》。回想起时间(temps)从词源学的角度有指示着“切、割”的 “tem”:因此中断如同易经中的阴阳。“所有我在过去几年中讲授的东西”,追随拉康,“都是试图使封闭的“一”的这种需要转动起来——幻影,对包裹心理的参考就与它有关,是有机体的复制类型,而这个虚假的统一体就栖息在那里,你们同意了我的这个通过无意识经验而引入的‘一’,这是裂口的‘一’,是断裂线条的‘一’”(同上,P28)。这个裂口,这个断裂的线条,难道不会令人想起用这些刻在龟甲上的裂口象征天意的中国文字的起源吗?
对治疗的目的而言,无意识临床研究的方法,它的基本规则,根据弗洛伊德的教导,是“自由联想”。自由联想在于找到词语“之间”,字母“之间”,声音“之间”的一些网络,即在它们意义的断裂中,在知觉、记忆与整个我们通常的休息装置所强加(给我们)的形象之外。这就是说,数不清的声音、形象、图形(它们之间没有相互关系)能够在分析过程中自发地联合起来,以便宣告与破坏在它们一些毁坏我们的存在、改变我们身体健康的被抑制的真相,而无论我们的认识范围怎样。在这里,有时候,单独一个词也可以在无意识中起作用,如同针灸中的一根针能解除全身气的闭塞并使之更强。然而尽管他取得了成就,但在那个时代文化偏见的影响下,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很快被误入歧途、被改变方向,最终被简化为一个它不是的东西:一个与意识有关的概念,如同所有其它概念一样平庸。文化惰性的影响重新占据了优势,重新返回到顽固的排泄物、沉渣、形成一些虚假联盟的老茧皮上,返回到拉康所废除的这个“有机体的双重无意识的外衣”。告别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回答人们看到今天许多分析家又一次陷入其中的涉及无意识的先前形式。当“自由联想”方法仅仅被用于意识和一些机械教条时,它就失去了其功效。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一些所谓的分析家就已经争论过这种做法,他们声称,病人并没能服从它。通过保留并利用“精神分析家”这个吸引人的称号但却牺牲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意义,这些精神分析家们变成了“精神分析影响下的心理学家”。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自由联想法则及其多种可能性就在于汉语语言(作为享有特权的语言)中。事实上,在这种语言中,同样的声音可以传递着几十种意义。即使与最平常的辞说一起,人们也会以为自己投身在诗一般的世界中。
第二次革命: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
因此围绕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游戏规则凝结在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一种愚蠢混乱中:无意识的超我与意识的超我混同,它我与自己混同,无意识自我与意识自我混同,等等。这对精神分析而言是一个冰冷、冷淡的时期。然后就到了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回到自主的无意识,回到言说的无意识,回到弗洛伊德的解释。解释,弗洛伊德说,是建构,是在平常的或者深奥的语言中揭露无意识语言的意义,在没有人怀疑的地方找到思想、情感和智慧,知道阅读这些行、这些字、这些词之间的意义。解释不是歪曲,不是变形,它不是如同对词着迷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对词的超解释,它是摆脱词以便更好地读与看。“任何关于字与词的依赖,”都是中国佛教和禅所建议的,拉康从其第一个讨论班《弗洛伊德的技术文集》(1953)开始即参考了它们。没有解释就没有理解。在汉语中,理解即“解开原因”。和拉康一起,精神分析重新找到了它的力量,它的活力,它的自由联想与创造者,最终,精神分析得以重建。
在拉康的一生中,他曾向最著名的大师如法兰西学院的Demiéville和Francois Chang学习中文,“中文”,他在其讨论班《一个不是假装的辞说》(20,01,75)中解释说,“中文…与我所讲的处于同样水平”。对禅及对中国思想的参考在其全部26卷的讨论班中处处可见。为何拉康给予禅(更为人熟知的是它的日语发音zen)如此特权?因为这是一门清晰地、系统地区分了无意识与意识的学说。在无意识的自主与意识的自主之间的区分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核心,而这也是我们在禅中所找到的。很容易看到,从其创立者菩提达摩(六世纪)或者加上慧能(七世纪)之后,这种思想将影响整个中国文化,或者也可再加上九世纪时的禅宗大师临济:“如果你遇到佛祖,请杀了他!临济命令,如果你遇到你的父母,请杀了他们!”这种强制的方法怎样能运用到意识呢?相反的,难道他们不是假设了一种无意识系统,一些使我们产生幻觉并不知不觉地操纵我们、但我们能够且应该认识的无意识形式吗?当然,对找到贴切的词和为字找到形象来说总有一些低能者。这是为何拉康劝告他的听众们“当心充斥在禅的记载中的、甚至会走向过度信任的那些蠢话”(《精神分析的客体》1965).人们将记住,禅(如同庄子的历史)、道教、中医以及(我们将更远地看到的)汉字,有条理地区分了意识与无意识。这并非它们很小的优点。
之所以拉康没有来到中国,是因为在他的年代里,易经、禅、道教与儒教是作为迷信行为而被打击、抛弃。由于一些政治的原因,一个人们商定的、来自西方的沉重盖子——马克思主义,如同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古老的中国思想上。根据“拉康与中国人的‘l’achose’风格来说,”面对中国人的精神分析辞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如同在量子力学中,“不存在着物”,巴歇拉尔指出。仅仅有一些出现与消失。中国人称它为“东—西”,东是出现,西是消失。因此‘l’achose’拉康这个有趣的新词在中国思想中对应于“空”:气功是空的能量,功夫是空的男人。
当西方自Parmenide以来强制规定了存在与物质、原子与静力学时,中国人的思想则如同赫拉克利特一样,给予永远的变化、无持久性、永恒的运动以特权(易经)。当然,在我们空间与意识的现实中,根据惯性力,永恒的运动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无意识中,它是没有终点的,就像时间那样,只是属于它自己,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的流逝。中国人的思想并不是建立在物质与同一性这样的作为西方思想固定点的概念之上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文化,并不吃惊于无意识是动力的、自律的、非实体性的、无同一性的及与意识无关的。那些对西方来说是引起一场认识论革命的东西,对中国人的思想而言却并不如此。
如今,人们可否一致认为,拉康曾经从汉字中得到过启发,用于制作他教育中的那些概念?无论如何,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在《一个不是假装的辞说》中讲到:“中文…与我所讲的处于同样水平”。
从他第一个讨论班开始,直到《拓扑学与时间》(1979)及人们可以被允许翻译为熄灭、涅槃、完美的空的《解散》(1980),拉康对禅或者道教做了一个说明,没有炫耀,没有仪式,没有典礼,直至那些他坚持至其生命终点所做的那些没有话语的分析,在那时,他仅仅给他的分析者们看一些细绳的结。他肯定拓扑学的结像无意识的书写。
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空并不是如同在西方人那样,以不可缩减或空间的方式与实相对立。它是与静止相对立。我的杯子是“空的”并不与空相同。空,仅仅是因为我的杯子可以装满和变空。西方人的空的空间,对中国人而言,是穿越的空间。
空在中国属于时间序列的一部分,而并不仅仅如同在西方一样属于空间的一部分。因此,空在言说,如同所有那些出现与消失的东西一样,如同老子所主张的那样。逻辑与空的话语是拉康意义上的“并非全部”(pas tout)的那些东西,与Cantor的空集和超限数类似。没有一种静止,没有不可分割的东西,而仅有一个难以把握的、动态的外部,拉康指出,它仅仅是“符号性阉割”,对它的否认构成了精神病的起源。
无意识是存在的这样一个维度,人们可以以某种确定的方法将它与量子力学相比较,在量子力学那里,我们通常的感知与推理法则都不再有效。对于拉康提出一门无意识辞说所固有的结的拓扑学不需任何吃惊。精神分析历史学家Elisabeth Roudinesco在她关于拉康的传记中写道:“在他对中国思想核心的深入中,拉康首先试图回答一个自从《著作集》出版就一直困扰他的难解之谜:如何‘书写’,也就是说‘形式化’这个著名的关于实在、想象与符号的且此后被赋予名称RSI的拓比?道,这个至高无上的空,它同样也意味着“说”,给他提供了答案。由此中文里的空,被他用于定义实在,时间的脉动,无意识。
正是在《转移》(1960)讨论班中,拉康引入了“Trait unaire”(l’einziger Zug)这个概念,它尤其在随后1961年的讨论班《认同》中得到发展。“Trait unaire”是使得认同成为可能的东西。它是词之根本,是构成差异的单位标记。自从在一块龟甲上显现出第一个刻痕以来,汉字就是由笔画构成,并且,这些表意文字有时仅仅通过极小的一划而得以相互区分。拉康自己把精神分析中这个如此重要的概念和禅师画家石涛的《一画之法》做了联系。石涛是17世纪的一个禅僧,诗人,画家与书法家,是对应于精神分析概念“trait unaire”的著名《一画之法》的作者。这个trait unaire是特别地将所指与能指s∕S分开的东西。这是他使用的某种技巧,它说明了汉字的精神分析维度。正是通过trait unaire的无意义使人们摆脱那些束缚我们的意义,使我们能够建构另外的意义和转换结点。
Guy Massat(马无名) 所在协会:巴黎精神分析圈
2008年10月30日 星期四
霍大同 :中国的精神分析革命
“所有人类的无意识皆来自于汉字”
要么无意识是关于意识的,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发现特别的东西,要么无意识是独立于意识的,而弗洛伊德可以说是发现了人性的另一片“大陆”,“必不可少的陆地”,一个缺了它其余的就不存在的维度。
与意识有关的无意识与独立的无意识这两个主题仍然在相互斗争,相互争吵。当然,那些最有经验的分析家,与作为他们的领军人物的雅克?拉康一起,支持第二个主题。但是,在1980年,拉康在一片惊鄂声中解散了他的学院,“巴黎弗洛伊德事业学院”,因此不再有官方的拉康派学院。伴随着这一解散,拉康同时也解放出了众多独立的拉康派协会迅速增多的可能的状况。由此,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拉康派的协会。对于人们到这些地方以一种联盟的方式学习拉康著作来说是足够了。在某种方式上,“巴黎弗洛伊德事业学院”的解散与弗洛伊德在1926年为《外行的分析》所写的辩护词:“医生与精神分析毫不相关”是一样的。在那里,弗洛伊德解释道,精神分析丝毫没有受惠于医学,而完全受惠于神话学与民间语言。因为,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独立的无意识,通过其定义,不可能属于任何人,它不可能被关闭在可能的某个教会中。在他死前一年的最后一个讨论班《解散》中,拉康明确地说:
“我说话但并不抱任何被听到的希望,我知道我会被听见,但是得考虑这样所带来的无意识的那些东西……有些人,我并不需要他们。我放弃他们,以便他们给我显示他们会做什么,除了打扰我之外。”难道这里涉及到的不是知晓精神分析家们究竟应建立在何种无意识定义上吗?历史已经表明,有多少次弗洛伊德与拉康误入歧途的教训,有多少次被一些“严谨的”或“实体论的”精神分析医生们所扰乱的教训,尽管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坚信他们忠诚于弗洛伊德与拉康,无意识永远不会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现象。这种本质的不同是根本性的。而弗洛伊德与拉康的无意识有能力包含与应用这些相对的无意识,这些相对的无意识的信徒们,他们是被迫地约束自己、压抑自主的、独立的无意识。他们感到某种害怕、某种他们糟糕地掩饰着的不适。因为无意识与无限相同,无限可以包含与影响所有的有限,而任一有限,若不消失于其中,则不能吸收无限。三千年前,庄子用他的故事《混沌之死》阐明了这种动力的必要性。混沌是没有洞的,如同一个鸡蛋、一种“没有开口的葫芦”、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整体,如同一种意识不断地自我反射。一旦人们给他钻些孔来使他充满活力并让他看到外部世界时,他就死了。当无意识超越自身的范围时,所有的意识都会死亡。又一次,我们记起,一种有限的存在仅仅只是被动的。例如放电或瀑布是一些可怕的力量,但这与其本质中的惰性与被动性无关,因为它们是从自身之外的其他地方获得其能量的。它们不能够如同一个真正自主的活动,例如无意识一样,靠它们自身而返回,也不能颠倒到其反面去,否则电流就能自动地消退,而瀑布就能重新登上其源头涌入。相对的无意识,如果我们在弗洛伊德之后还能继续称它为无意识的话,将所有神经症核心的俄狄浦斯简化为一则可笑的逸事。无论如何,因为相对的无意识,俄狄浦斯丧失了弗洛伊德一直赋予它的普遍性。如果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地球是否在伽利略之前就转动?”对意识而言,答案将是“是的”,令人惊奇的是,对独立的无意识而言,它却将是“不”。因为在独立的无意识中,唯有语言才具有价值。在这种无意识中,词是一些行为及一些物。而在意识中,这些词既非物也非行为。这两个系统仅仅是通过话语——叙述与陈述——的维度而得以区分。独立的无意识属于语音语言,并且拉康把这种语言称之为实在。它会不会如同某些轻率地将其简约为魔术般思想的科学家所希望的那样,在某一天消失呢?不可能,因为不管化学、生物学、电子技术、神经科学等等是如何的进步,人类都永远无法离开言说。在人们言说的地方,在最意外的时刻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辞说。并且这个辞说不是假装的。精神分析表明,这个不是假装的辞说甚至是其它辞说的起源。人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不过是“言在”。在看起来最熟练、最严厉、最稳定的辞说权威占统治的地方,“它我”,无名,无意识将或早或晚地通过口误、过失行为、差错、字母或者音节的戏谑性次序颠倒、由一词的字母改变位置形成新词、同音异义及其它在物理结果上发音的不一致而得以表达。我们可以压抑无意识但是我们不能消除它。哪个科学家能够发明将时间停止的钟表?伴随着无意识及其无休止的返回,在辞说的严格性之下,一种无法预料的错位,一种动力学的裂缝,新的创造者以及总是最惊人现象,在持久地酝酿着。不幸的是,尽管有了拉康最后一个讨论班《解散》(可以说实现了他教育的顶点)这个开始,但我们再也没能在精神分析中看到或听到任何让人吃惊的东西。荒漠和沉默,在那里,我们不再能察觉到什么东西,除了一些“disque’ourcourant”的听觉上的海市蜃楼,一些在独立、自由和有创造性的无意识领域和运作之外的唱片。就好像是,与雅典娜和狄俄尼索斯截然相反,拉康与弗洛伊德死了两次。看起来,在一些自称拉康派的协会集团中,无意识仅仅被定义为一种相对的、同时也是被动的及模糊的无意识,如同尼亚加拉瀑布。这些精神分析家在神经科学家面前发抖。我们今天在见证真正的精神分析的结束吗?一些征兆在各处有点被显示出来。《精神分析的黑皮书》利用了它们,得到了一些评论进而提高了地位。
根据弗洛伊德与拉康,尽管精神分析是无意识,但这并不阻止它被压抑在产生出它的土壤上面。但,由于被压抑物不可避免地返回,它总是在时光中从来不会停止。这可能仅仅是为了带着更大的力量与更多的创造性而突然重新出现在另外的地方。如今人们只要稍微转向中国,就将同样意识到那些已是精神分析新事物的东西了。事实上,以下就是在欧洲产生的第一位中国精神分析家霍大同教授所宣告的东西:
“我,中国人,在2002年理解了所有人类的无意识都象汉字那样构成的”(《躺椅上的中国》,Dorian Malovic,P41)“梦的分析类似于对一些汉字的分析”(《无意识思维的两种形式》,摘自互联网)
仔细探究霍大同教授的这些主张,掂量下它们的重要性,精神分析就能够重新找到永恒的、独立的、与意识(有着其特点与力量)无关的无意识。精神分析的基本实践“自由联想”能够减少其临床统治上的强度。
因此,精神分析的历史将以三次认识论的革命而依次连接:弗洛伊德的、拉康的与霍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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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革命: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
弗洛伊德发现的无意识不是在他之前的西方文化中人们称之为的那个“无意识”。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P26)中强调并明确指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与在他之前的甚至同时代的、甚至仍然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们所讲的那些无意识的形式毫无关系。”弗洛伊德的这个无意识,他解释说“保持在未-出生的空地中”(P25)。未-出生的空地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它应参照禅“空是未-出生、未被创造的、未被形成的……”“既然有一个未-出生,人们就可以改变这个已出生、已被创造及已被形成的世界” 。是“无”动力化了“无为”“无相”与“无念”。无论怎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是如同人们在失去知觉情况下的一种意识丧失,它不是某些哲学家的未知的、未被理解的、未经探索的、未被领会的事物。它不是根据心理学的概念的失去判断力、不须承担责任或盲目。那些构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革命”的,是存在着一个与意识无关的、“自主的与动力的”无意识。依赖于这个无意识的是反思上的意识。这个认识论的颠覆在人类科学上构成了一次革命,一次中断。拉康解释说:“因此,这个中断是首先作为现象的无意识得以向我们展示的本质形式;在这个中断那里,某个东西如同一个闪烁之物而被显示出来。然而,在弗洛伊德的发现的道路上,如果这个中断有一个绝对的、创始的特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将它放置——如同随后的许多分析家的倾向那样——在一个整体的基础上?是否这个“一”先于这个中断?我不这么想”(《四个概念》P28)。弗洛伊德是在20世纪初期发现了这个无意识,这与带着他们的量子世界而发现物理世界的去实体论、去物质化的物理学家们是同时代的。这是经典物理学,物质,时间与空间发生方面的终结。拉康在同样的讨论班中要对无意识加以说明的是《时间的脉动》。回想起时间(temps)从词源学的角度有指示着“切、割”的 “tem”:因此中断如同易经中的阴阳。“所有我在过去几年中讲授的东西”,追随拉康,“都是试图使封闭的“一”的这种需要转动起来——幻影,对包裹心理的参考就与它有关,是有机体的复制类型,而这个虚假的统一体就栖息在那里,你们同意了我的这个通过无意识经验而引入的‘一’,这是裂口的‘一’,是断裂线条的‘一’”(同上,P28)。这个裂口,这个断裂的线条,难道不会令人想起用这些刻在龟甲上的裂口象征天意的中国文字的起源吗?
对治疗的目的而言,无意识临床研究的方法,它的基本规则,根据弗洛伊德的教导,是“自由联想”。自由联想在于找到词语“之间”,字母“之间”,声音“之间”的一些网络,即在它们意义的断裂中,在知觉、记忆与整个我们通常的休息装置所强加(给我们)的形象之外。这就是说,数不清的声音、形象、图形(它们之间没有相互关系)能够在分析过程中自发地联合起来,以便宣告与破坏在它们一些毁坏我们的存在、改变我们身体健康的被抑制的真相,而无论我们的认识范围怎样。在这里,有时候,单独一个词也可以在无意识中起作用,如同针灸中的一根针能解除全身气的闭塞并使之更强。然而尽管他取得了成就,但在那个时代文化偏见的影响下,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很快被误入歧途、被改变方向,最终被简化为一个它不是的东西:一个与意识有关的概念,如同所有其它概念一样平庸。文化惰性的影响重新占据了优势,重新返回到顽固的排泄物、沉渣、形成一些虚假联盟的老茧皮上,返回到拉康所废除的这个“有机体的双重无意识的外衣”。告别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回答人们看到今天许多分析家又一次陷入其中的涉及无意识的先前形式。当“自由联想”方法仅仅被用于意识和一些机械教条时,它就失去了其功效。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一些所谓的分析家就已经争论过这种做法,他们声称,病人并没能服从它。通过保留并利用“精神分析家”这个吸引人的称号但却牺牲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意义,这些精神分析家们变成了“精神分析影响下的心理学家”。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自由联想法则及其多种可能性就在于汉语语言(作为享有特权的语言)中。事实上,在这种语言中,同样的声音可以传递着几十种意义。即使与最平常的辞说一起,人们也会以为自己投身在诗一般的世界中。
第二次革命: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
因此围绕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游戏规则凝结在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一种愚蠢混乱中:无意识的超我与意识的超我混同,它我与自己混同,无意识自我与意识自我混同,等等。这对精神分析而言是一个冰冷、冷淡的时期。然后就到了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回到自主的无意识,回到言说的无意识,回到弗洛伊德的解释。解释,弗洛伊德说,是建构,是在平常的或者深奥的语言中揭露无意识语言的意义,在没有人怀疑的地方找到思想、情感和智慧,知道阅读这些行、这些字、这些词之间的意义。解释不是歪曲,不是变形,它不是如同对词着迷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对词的超解释,它是摆脱词以便更好地读与看。“任何关于字与词的依赖,”都是中国佛教和禅所建议的,拉康从其第一个讨论班《弗洛伊德的技术文集》(1953)开始即参考了它们。没有解释就没有理解。在汉语中,理解即“解开原因”。和拉康一起,精神分析重新找到了它的力量,它的活力,它的自由联想与创造者,最终,精神分析得以重建。
在拉康的一生中,他曾向最著名的大师如法兰西学院的Demiéville和Francois Chang学习中文,“中文”,他在其讨论班《一个不是假装的辞说》(20,01,75)中解释说,“中文…与我所讲的处于同样水平”。对禅及对中国思想的参考在其全部26卷的讨论班中处处可见。为何拉康给予禅(更为人熟知的是它的日语发音zen)如此特权?因为这是一门清晰地、系统地区分了无意识与意识的学说。在无意识的自主与意识的自主之间的区分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核心,而这也是我们在禅中所找到的。很容易看到,从其创立者菩提达摩(六世纪)或者加上慧能(七世纪)之后,这种思想将影响整个中国文化,或者也可再加上九世纪时的禅宗大师临济:“如果你遇到佛祖,请杀了他!临济命令,如果你遇到你的父母,请杀了他们!”这种强制的方法怎样能运用到意识呢?相反的,难道他们不是假设了一种无意识系统,一些使我们产生幻觉并不知不觉地操纵我们、但我们能够且应该认识的无意识形式吗?当然,对找到贴切的词和为字找到形象来说总有一些低能者。这是为何拉康劝告他的听众们“当心充斥在禅的记载中的、甚至会走向过度信任的那些蠢话”(《精神分析的客体》1965).人们将记住,禅(如同庄子的历史)、道教、中医以及(我们将更远地看到的)汉字,有条理地区分了意识与无意识。这并非它们很小的优点。
之所以拉康没有来到中国,是因为在他的年代里,易经、禅、道教与儒教是作为迷信行为而被打击、抛弃。由于一些政治的原因,一个人们商定的、来自西方的沉重盖子——马克思主义,如同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古老的中国思想上。根据“拉康与中国人的‘l’achose’风格来说,”面对中国人的精神分析辞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如同在量子力学中,“不存在着物”,巴歇拉尔指出。仅仅有一些出现与消失。中国人称它为“东—西”,东是出现,西是消失。因此‘l’achose’拉康这个有趣的新词在中国思想中对应于“空”:气功是空的能量,功夫是空的男人。
当西方自Parmenide以来强制规定了存在与物质、原子与静力学时,中国人的思想则如同赫拉克利特一样,给予永远的变化、无持久性、永恒的运动以特权(易经)。当然,在我们空间与意识的现实中,根据惯性力,永恒的运动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无意识中,它是没有终点的,就像时间那样,只是属于它自己,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它的流逝。中国人的思想并不是建立在物质与同一性这样的作为西方思想固定点的概念之上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文化,并不吃惊于无意识是动力的、自律的、非实体性的、无同一性的及与意识无关的。那些对西方来说是引起一场认识论革命的东西,对中国人的思想而言却并不如此。
如今,人们可否一致认为,拉康曾经从汉字中得到过启发,用于制作他教育中的那些概念?无论如何,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在《一个不是假装的辞说》中讲到:“中文…与我所讲的处于同样水平”。
从他第一个讨论班开始,直到《拓扑学与时间》(1979)及人们可以被允许翻译为熄灭、涅槃、完美的空的《解散》(1980),拉康对禅或者道教做了一个说明,没有炫耀,没有仪式,没有典礼,直至那些他坚持至其生命终点所做的那些没有话语的分析,在那时,他仅仅给他的分析者们看一些细绳的结。他肯定拓扑学的结像无意识的书写。
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空并不是如同在西方人那样,以不可缩减或空间的方式与实相对立。它是与静止相对立。我的杯子是“空的”并不与空相同。空,仅仅是因为我的杯子可以装满和变空。西方人的空的空间,对中国人而言,是穿越的空间。
空在中国属于时间序列的一部分,而并不仅仅如同在西方一样属于空间的一部分。因此,空在言说,如同所有那些出现与消失的东西一样,如同老子所主张的那样。逻辑与空的话语是拉康意义上的“并非全部”(pas tout)的那些东西,与Cantor的空集和超限数类似。没有一种静止,没有不可分割的东西,而仅有一个难以把握的、动态的外部,拉康指出,它仅仅是“符号性阉割”,对它的否认构成了精神病的起源。
无意识是存在的这样一个维度,人们可以以某种确定的方法将它与量子力学相比较,在量子力学那里,我们通常的感知与推理法则都不再有效。对于拉康提出一门无意识辞说所固有的结的拓扑学不需任何吃惊。精神分析历史学家Elisabeth Roudinesco在她关于拉康的传记中写道:“在他对中国思想核心的深入中,拉康首先试图回答一个自从《著作集》出版就一直困扰他的难解之谜:如何‘书写’,也就是说‘形式化’这个著名的关于实在、想象与符号的且此后被赋予名称RSI的拓比?道,这个至高无上的空,它同样也意味着“说”,给他提供了答案。由此中文里的空,被他用于定义实在,时间的脉动,无意识。
正是在《转移》(1960)讨论班中,拉康引入了“Trait unaire”(l’einziger Zug)这个概念,它尤其在随后1961年的讨论班《认同》中得到发展。“Trait unaire”是使得认同成为可能的东西。它是词之根本,是构成差异的单位标记。自从在一块龟甲上显现出第一个刻痕以来,汉字就是由笔画构成,并且,这些表意文字有时仅仅通过极小的一划而得以相互区分。拉康自己把精神分析中这个如此重要的概念和禅师画家石涛的《一画之法》做了联系。石涛是17世纪的一个禅僧,诗人,画家与书法家,是对应于精神分析概念“trait unaire”的著名《一画之法》的作者。这个trait unaire是特别地将所指与能指s∕S分开的东西。这是他使用的某种技巧,它说明了汉字的精神分析维度。正是通过trait unaire的无意义使人们摆脱那些束缚我们的意义,使我们能够建构另外的意义和转换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