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胜者王侯败者贼”
一、“好人”与“坏人”
距离火车开车还有一个小时，如果这时你来到火车站售票处窗口排队购买车票。你一看，售票处窗口外，已经排了60多个人，你大致估算了一下，售票员平均每分钟售出一张火车票。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排在前20名以内，你会怎样做？
——如果你排在21至40名，你会怎样做？
——如果你排在41至60名，你会怎样做？
——如果你排在60名之后呢，你又会怎么做呢？
如果你排在前20名以内，你会相信，只要你按照次序排队，你肯定是能够买到火车票，赶上火车的了。所以，你会愿意维持原有的秩序，自己也愿意遵循这个排队买票的规定。这时，你就会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好人。好人就是在社会上，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的人。
如果你排在第41至60名，甚至是60名之后，你还会这么傻傻地去按次序排队吗？这样排下去，你肯定是赶不上火车的了。这时候，你就会去前面加塞儿，你宁愿去破坏原有的排队秩序，与前面的正式排队的人去竞争，去拼杀。这时，你就会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坏人。坏人，就是在社会上已经处于劣势但不肯服输的人。
如果你排在21至40名，你会着急，既想排队买票，又担心错过开车时间，你会犹豫不决：是继续按次序排队呢，还是像别人到前面去加塞儿？如果你看到了加塞的人，很轻松就买到了票，你也会去加塞儿了，因为加塞儿的成本比较低，而得到的好处又快有大。谁不会加塞儿呢？如果你看到了加塞儿的人很快被赶回来了，你就会更加坚定地继续排队。你一会儿想去做坏人，一会儿又想去做好人，墙头草，两边倒啊。你属于不太好，也不太坏的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啦，像是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
其实，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人，都在竞争生存。
生存面前，人人平等，“好人”与“坏人”也平等。
二、“警察”与“罪犯”
最近总是看到电视上在播一些侦探的片子，比如警察非常坚持正义，罪犯则是一些贩毒、强奸或者杀人的坏蛋。正义与邪恶绝不可调和！罪犯做坏事在前，警察当然要去抓坏蛋的了。如果警察不抓坏蛋，坏蛋会继续做坏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杀人犯不敢再轻举妄动，不敢轻易再去杀人；而如果警察侦破有力，死盯住罪犯不放，不抓住罪犯决不罢休，罪犯眼看自己就要败露了，为了逃避追捕，这时候，杀人犯就会杀人灭口，再去杀人。用系统互动的眼光来看，尽管是杀人犯作案在前，警察追捕在后，而后来警察与杀人犯之间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警察盯得越紧，杀人犯就会被逼无奈，狗急跳墙，继续杀更多的人。
不管是警察还是罪犯，相对立而存在。没有罪犯，警察就会下岗；相反，没有警察，罪犯或许会不那么邪恶、那么罪恶。
三、“罪犯”与“警察”相互转化
马克思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质利益关系。
就像买火车票那样，排在后面的就想去前面加塞儿。罪犯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警察则是公务员，收入稳定。所以，小偷被放出来之后，他就想给自己找一份工作，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当警察，在他眼里，当警察已经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啦。所以，前些年，合同制警察中，有一小部分就是曾经被放出来的小偷等罪犯。后来，上级部门发现合同制警察这个制度不太好，就废止了，这个漏洞已经补上了。
做警察，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每年全国大约有四五百名警察因公殉职。警察的工作收入虽然稳定，但却太低。好汉不挣有数的钱！警察在抓贩毒分子的过程中，看到了毒贩子的暴利，加上贩毒者的引诱拉拢，个别意志不坚定的警察就被拉下水，变成了罪犯。
由此看来，无论是做小偷、罪犯，还是做警察，都是在竞争生存。哪边的效益高、成本低，人就往那边跑。警察与小偷之间，受物质利益的成本与效益比的调节，而相互转化着。正所谓“警匪一家”啊。这也很像股市中的多空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争夺，互相转换着。
在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中国，做坏人，难；想不做坏人，也难啊。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分配的社会规则。
社会规则，包括道德法律等，类似于交通规则，可以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的分配得到规定和保障，使社会成员的行为变得相对稳定。社会规则也就成了调节人们去做“好人”与“坏人”的一个外在制约。
四、统一与整合
辩证法讲究“对立统一”。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讲对立比较多，讲统一比较少，讲整合就更少。生活中的人，大概其心智还处于“非白即黑”儿童阶段。
回想孔夫子所说的中庸之道，就很具有整合能力。
做事情，如果太极端，即使愿望是好的，也往往会把事情搞坏。如果中庸一些，把对立着的双方尽量整合起来，则是更为现实可行、有效的办法。
五、结束语
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鲁讯说：自古以来，总结起来，只有两个字“吃人”。
我说，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人类的确是越来越文明了。文明的是吃人的方式，而人吃人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