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引论》第二十四讲 一般的神经过敏
作者: 弗洛伊德 / 4326次阅读 时间: 200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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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讲 一般的神经过敏

  在前讲中,既说了许多不易了解的话,现在可暂时离开本题,听听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你们是不满意的。你们本以为精神分析引论和我所讲过的大不相同。你们期望的不是理论,而是生活中的事例;你们或许要告诉我,那关于楼上和楼下的两个小孩的故事或可用来说明精神病的起因,遗憾的这是我的臆造,而不是实际的事例。或者你们还要告诉我,当我开头叙述那两种症候(我们希望这也不是想象的),而说明其经过及其和病人生活的关系时,症候的意义确因此而稍微明白了,你们曾希望我继续这样地演讲下去。然而我没有这样做,我给你们讲了许多冗长而很难领会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又永远不能完结,总是要加以补充;我讨论了许多以前未介绍给你们的概念;我放弃了叙述的说明,采取了动的观点,然后又丢掉动的观点,再换一种所谓经济的观点;使你们很难领会这些学术名词究竟有多少相同的涵义,而互相调换只是为了悦耳而已。我又举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概念,如唯乐原则,唯实原则,及物种发展的遗传等,还没有加以说明以前,又把它们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要讲神经病,为什么不先讲你们大家都知道而感兴趣的神经过敏,或神经过敏者的特性,如待人接物的不可理解的反应,以及他们的激动性,不可信赖性,和完成任何事情的无能。为什么不从日常简单的神经过敏的解释讲起,而逐渐讲到那些不可了解的极端的表现呢?

  凡此种种,我当然不能否认,也不能说是你们的过错。我对于自己陈述的能力尚不至于如此夸许,竟想象每一缺点都有特殊的用意。我原以为换一个方法进行,或可对你们有利,老实讲,这确是我的初意。然而一个人往往不能实行一个合理的计划;材料的本身常常突然介入若干事实,使他不知不觉改变了初衷。材料虽很熟悉,但是陈述起来,也不能尽如作者之意;往往话已说过了,但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事后又令我们大惑不解。

  有一个理由也许是:我的论题,即精神分析引论,不包括这段讨论神经病的文字。因为精神分析引论包括过失和梦的研究;至于神经病的理论已经是精神分析的本论了。我并不以为我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阐述神经病理论所包含的任何材料,我只能作简要的叙述,使你们在相当的上下文之中,了解症候的意义,及症候形成时所有体外和体内的条件和机制。这就是我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精神分析现在所能贡献的要点。因此,我便不得不讲了许多关于里比多及其发展和自我发展的话,你们听了初步的若干讲之后,已知道了精神分析法的主要原则以及潜意识压抑(抗拒)作用等概念的概观。在下面的一个演讲里,你们将知道精神分析的工作,究竟在哪一点上,找到了它的有机的衔接。我又明白地说过,我们所有的结果都仅得自单单一组神经病——即移情的神经病——的研究;而且即就此一组而言,我也仅详述了癔病症候形成的机制。你们虽或未能得到很彻底的了解和详尽的知识,但我总希望你们已稍稍知道精神分析工作的方法,及其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和应当叙述的结果。

  你们希望我在演讲神经病开始时,先描述神经病人的行为,以及他如何患病,如何设法抵抗,又如何设法求得适应。这确是一个很有兴趣的论题,既值得研究,也不难讲述;然而我们也有许多理由不许我们从此入手。其危险就是潜意识将因此而被忽视,里比多的重要性将因此而被看轻,而且一切事件都将根据病人的自我的观点来判断了。病人的自我之不可信赖和不免有所偏袒,那是尽人皆知的。自我总否认潜意识的存在,而且使潜意识受到压抑;那么在和潜意识有关的地方,我们如何可信赖自我的忠实呢?而且受压抑最厉害的是被否定的性的要求;所以用自我的观点,必不能了解这些要求的范围和意义,那是最显而易见的。我们一旦知道了压抑作用的性质,就不会允许这个自我,即胜利者,充当这个争衡的裁判了。我们要警惕自我告诉我们的话,不要上当受骗。如果由它自己提出证据,那么它好象自始至终是主动的力量,所以症候的发生,也好象由于它的愿望和意志;我们知道它大部分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它要设法掩饰的事实。但是它也不常能维持这个虚伪的局面——在强迫性神经病的症候里面,它已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一些必须努力抵抗的势力了。

  一个人若不注意这些警告,而愿为自我的表面价值所欺,那么,一切显然都大可顺利进行了;精神分析侧重潜意识,性生活及自我的被动性所引起的抗议,他也都可以避免了。阿德勒说,神经过敏是神经病的原因,而不是神经病的结果,他也可以表示同意了;然而他却不能解释一个梦或症候形成中的一个细节。

  你们要问我:我们可不可以既重视自我在神经过敏和症候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不绝对忽视精神分析所发现的他种因素呢?我的答复是:那当然是可能的,迟早可以这么办;但是精神分析目前所要做的研究,不宜以这个终点为起点。我们自然可预先指出一点,将这个研究包含在内。有一种神经病叫做自恋神经病(thenarcissisticneuroses),自我和自恋神经病,比起我们所曾研究的他种神经病,更有深切的关系。关于这些神经病的分析研究,将可使我们正确地而可靠地估计自我在神经病内所占的地位。

  但是,自我和神经病之间,还有一种显而易见,开头便可明白的关系。这种关系似乎是各种神经病共有的,然而在创伤性神经病(这一种神经病,我们还很不了解)中尤为显著。你们要知道在各种神经病的起因和机制中都有同样的因素;只是就这种神经病而言,这种因素在症候的形成上占重要的地位,就另一种神经病而言,又是另一种因素占重要地位。正象剧团中的演员,每一演员都去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如主角,密友,恶徒等;各人都选取不同的角色以适合自己表演的口味。所以,形成症候的幻念决不象在癔病中的那么显明;而自我的“反攻”或抵抗首推强迫性神经病,至于妄想狂(paranoia)的妄想则以梦内所谓润饰的机制为特点。

  就创伤性神经病,尤其是就起于战事的创伤性神经病而言,则自私利己的动机及自卫和对于自我利益的努力,给我们以特殊的印象;单有这些还不足以致病,然而病既形成之后,便依赖它们来维持了。这个趋势的目的在于保护自我,使不受引致疾病的危险;它也不愿恢复健康,除非危险已不再有重来侵袭的可能,或者虽受危险,反而有相当的酬报。

  自我对于其他一切神经病的起源和延续都感有类似的兴趣;我们已说过症候有一方面可予压抑的自我趋势以满足,所以也受自我的保护。而且以症候的形成来解决精神矛盾,也是一种很便利的办法,最符合于唯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候可使自我免去精神上的痛苦。其实就某些神经病而言,就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病来解决矛盾,乃是一种最无害而最应为社会所容许的方法。医生有时承认他也同情正在从事治疗的疾病,你们听了能不感到惊奇吗?其实,一个人原不必在各色各样的生活情境里,都视健康为最重要的事;他也知道世上除神经病的病痛外,还有他种痛苦,一个人出于需要的要求,也可牺牲自己的健康;他还知道一个人若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许多人的其他种种困苦。因此,我们虽可说每一精神病人都已逃入疾病,但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病例,这种逃遁有着充分的理由,医生知道这种情形,便只好默许了。

  然而我们可继续讨论,不必管这些特例。大概地说,自我既逃入神经病,便在内心中“因病而获益;”在某种情形之下,还可兼有一种具体的外部的利益,在实际上也稍有价值。试举一个最普通的例来说罢。譬如有一妇人受丈夫的暴力虐待,她如有神经病的倾向,这时往往就逃入病中。假使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偷情以自慰,假使她不很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异,再假使她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没有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又假使她在性的方面仍强烈地依恋着这个蛮横的男人,那么她便除逃入疾病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疾病就是她抵抗丈夫的工具,可用以自卫,也可用以报复。她虽不敢抱怨婚姻,但可公然诉述病苦;医生是她的良友;本来异常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了她,为她用钱,许她离开家庭,稍稍放松他的压迫。假使由病而得的这种外部的“偶然的”利益非常显著,实际上又不能有相当的代替品,那么你们便不易有收治疗之效的希望了。

  我曾反对神经病由于自我所欲和自我所创的说法;你们现在会以为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因病而获益”的话,又无异为这种说法辩护了。然而我要请你们暂安勿躁。这话或许只有下面的意义:就是,自我可欢迎自身任凭如何都不能避免的神经病,假使神经病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便尽量加以利用。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面。假使神经病是有利益的,自我当然很喜欢与它相安无事,但我们要考虑到,在利益中还有种种不利之处。大概地说,自我因接受神经病显然是有所损失的。它能解决矛盾,可惜代价太大了;随症候而来的病痛,和症候之前的矛盾,其苦痛的程度大致相等,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避免症候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放弃由病而来的利益;这正是它所不能两全的事。由此看来,自我实在是不愿意如它最初所想的那样,要自始至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很好记得的一件事。

  假使你们是医生,对于神经病人有许多经验,那么你们便不至于再期望那些抱怨病痛最厉害的人们会最容易接受你们的援助——实际上常常相反。无论如何,你们总不难知道:凡是增进因病而获益的每件事,都足以加强由压抑而起的抗力,从而增加治疗上的困难。此外还有一种因病而得的利益,不伴随症候而来,而产生于症候发生之后。象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若持续的时间很久,便获得一种独立实体的性质;它有和自存本能相类似的功用;它构成了一种“暂时安排”,与精神生活的他种力量互相结合,甚至根本相反的力量也不除外;它绝少放弃那些可以一再表现自身的有用和有利的机会,于是获得一种第二机能以巩固自身的地位。我们现在不必取例于病,暂从日常生活中举例如下:一个能做事的工人,在工作中因意外受伤而成残废。他不能再工作了,但因此按期领得少数的赔偿金,而且学会利用伤残讨饭度日。他的新生活虽较低贱,但正因旧生活的破坏才能得以维持;假使你要医愈他的残废,你就剥夺了他的维持生活的手段,因为他现在是否能再做从前的工作,已是一个疑问了。神经病如果也有这种附带的利益,我们便可使之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而命名为由病而获得的第二重利益。

  我要劝你们不要看轻了由病而获益的实际重要性,但也不必太重视它的理论的意义。除了前已承认的特例之外,这个因素常可使我们想到奥伯兰德尔在《飞跃》(FliegendeBl氋tter)一书内所举以说明动物智力的一个实例。一个阿拉伯人骑一骆驼,在高山中的狭路上行走。一转弯忽见面前有一头狮子正要向他猛扑过来。他这时无路可逃,一边是深谷,一边又是峭壁;退避和逃走都不可能;他只得俯首待毙了。至于骆驼则不然。它纵身一跃,和骑者一同跳下深谷——狮子只好在一旁瞪眼了。神经病所能给病人的救济大概也不能比这样好些;也许因为用症候形成来解决矛盾,究竟只是一种自动的历程,不足以应付生活的要求,而且病人一接受这个解决,便不得不放弃他的最高等的才能了。此时假使还有选择的可能,那么,较荣誉的办法就是上去和命运作一种公正的搏斗。

  我不以一般的神经过敏为出发点,究竟有什么动机呢?这一层我还要加以说明。你们也许以为由此讲起,将较难证明神经病起源于性;其实你们可想错了。就移情的神经病而言,其症候须先加解释,然后才看出起源于性;至于我们称之为实际神经病(actualneuroses)的一般形态,则其性生活的起因却是引人注意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在二十多年前便知道这一事实,那时我开始怀疑在检查神经病人的时候,为什么将一切关于性生活的事都不加以考虑呢?我因为研究此事,于是逐渐引起病人的不满,但是不久之后,我的努力使我得出结论:性生活若是常态的话,就不会得神经病——我指的是实际神经病。这个结论固然一方面太忽略了个体的差异,他方面“常态”一词也还欠缺固定的意义;然而在大体上说,这个结论在今天仍有相当的价值。那时我能在某种神经过敏和某种受伤的性状态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假使我仍有类似的材料以供研究,我当然仍能将这些关系重复一次。我常注意到一个人若满意于一种不完全的性的满足,如手淫,就会患某一种实际神经病;又假使他采取另一种同样不完满的性生活方式,这种神经病也立即变为他种方式。因此,我可以由病人的病情改变,而推知他的性生活方式的变化。我要坚持这个结论,直到使病人不再说谎而作出证明为止。可是他们那时必将就医于那些对性生活不感兴趣的医生了。

  那时我也未尝不知道神经病的原因不必总是性的;有些人固然因为性的境况受到损害而得病;但也有些人因为丧失了财产或最近患有一种严重的机体失调而致病。这些变化的解释,到后来自然明白,那时对于自我和里比多的关系将可有深切的了解;而且这个问题研究得愈深刻,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愈完满。一个人只有到了自我不能处理里比多的时候,才会患神经病。自我愈强大,则处理里比多也愈容易;自我的能力每一减弱,无论由于何种原因,都能使里比多增加要求;而使有患神经病的可能。此外,自我和里比多之间还有其他一些较为密切的关系,不过这些关系现在尚未到讨论的时候,暂时不谈。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无论就哪一病例而言,也不管起病的情境如何,神经病的症候所赖以维持的能量都由里比多所提供,于是里比多的用途随之失调了。

  现在我应告诉你们:实际神经病的症候和精神神经病(psycho-neuroses)的症候有绝对的区别;我们以前所讲的,大多关于精神神经病的第一组(即移情的神经病)。实际神经病和精神神经病的症候都起源于里比多;这就是说,症候乃是里比多的变态用法,也就是里比多满足的代替物。然而实际神经病的症候,——如头痛,苦痛的感觉,某些器官的不安情况,某些机能的减弱或停止——在心灵中实无“意义”之可言。它们不仅多在身体上表现(即如癔病的症候也都如此),而且都纯粹是物质的历程;它们的发生和我们所知道的复杂的心理机制不生交涉。所以以前以为精神神经病的症候和心理无关;现在实际神经病的症候才的确和心理无关了。然而它们究如何才能成为里比多的表现呢?里比多岂不也是在心灵内活动的一种能力吗?其实,对于这个疑问的答案是很简单的。现在姑且将反对精神分析的第一种理由重述如下。反对者以为我们的理论是想单用心理学来解释神经病的症候,因为从没有一种病可以用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所以我们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些批评家忘记了性的机能不纯粹是心理的,正如不仅仅是物质的一样。它的影响可兼及于身体的生活和心理的生活。我们已知道精神神经病的症候,是性的机能受了扰乱后的心理的结果,那么,我们若听说实际神经病是性的扰乱在机体上所产生的直接的结果,也就不必感到惊奇了。

  临床的医学给我们一个有用的提示(为许多不同的研究家所公认),可借以了解实际神经病。就它们的症状的细节及其身体的系统和机能共同显示的特点而言,都与异质的毒素的慢性中毒或突然排除(即酒醉或戒酒后的状况)后所发生的病态,显然有互相类似之点。这两种病态更可用巴西多病(Basedow’sdisease即突眼性甲状腺肿exophthalmicgoitre)的状况加以比较,因为此病也由于受毒的结果,只是毒素不是来自体外,而是来自体内的新陈代谢罢了。我以为由这些比拟看来,我们乃不得不以神经病为性的新陈代谢作用受了扰乱的结果,而它受扰乱的原因,或由于性的毒素生产太多,已非病人所能处理,或由于内部的甚至于心理的状况不容许他对于这些物质作适当的处理。这种关于性欲的性质的假定,已早为远古的人所承认了;譬如酒可生爱,爱可称为沉醉——这些观念已多少将爱的动力移于身体之外了。我们在此还可记得性觉区(erotogenic-zone)这一概念,并且可想起各种不同的器官都可发生性的兴奋。除此之外,关于性的新陈代谢或性的化学的问题还是空白的一章:关于此事,我们尚一无所知,也无从断定性的物质是否有雌雄两种,或仅假定一种性的毒素为里比多的各种刺激的动因就算满足了。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的大厦,实际上只是一种上层建筑,我们迟早还得为它建造有机的基础;然而关于这个基础,我们还欠缺知识咧。

  精神分析之为科学,其特点在于所用的方法,而不在于所要研究的题材。这些方法可用以研究文化史,宗教学,神话学,及神经病学而都不失其主要的性质。精神分析的目的及成就,仅在于发现心灵内的潜意识。实际神经病的症候或许直接起因于毒素的损害,所以它们不是精神分析所要研究的问题;精神分析既不能对于它们作任何解释,只好将此工作移交给生物学及医学的研究。我的材料所以选择这种排列,你们现在总可更好地了解了。假使我要讲神经病学引论,那当然要先讲实际神经病的简单形式,然后进一步叙述那些由里比多扰乱而起的更复杂的精神病,才算是正当的办法。那时,我便须由各方面收集关于前者的知识,至就后者而言,便当将精神分析引入,以为了解这些病态的最重要的技术方法。但是我所宣布的题目是精神分析引论;我想给你们以精神分析的观念,要比传授你们一些神经病的知识更为重要;因此,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无所贡献的实际神经病,就不宜放在前面讲了。我又以为我这一选择对于你们较为有益,因为精神分析的知识值得一般受教育者的注意,而神经病的理论则仅为医学上的一章。

  但是你们希望我对于实际神经病应加注意也颇有理由;实际神经病和精神神经病在临床上有密切的关系,更足以使我们有加以注意的必要。我要告诉你们,实际神经病的单纯形式计共三种;(一)神经衰弱(neurasthenia),(二)焦虑性神经病(anxiety-neuro-sis),(三)忧郁症(hypochondr-ia)。这种分类也不无可疑之处;这些名词虽然有用,但其涵义则殊难确定。有些医学家以为在神经病的乱七八糟的世界中,不能有任何分类,因此,反对临床上所有病症的种类,甚至否认实际神经病和精神神经病的区别;我以为他们太过分了,他们所采取的方向决不是进步的道路。前面所述的三种神经病形式有时单纯;但更多的是互相混合,而且兼有精神神经病的色彩。所以我们不必因此而放弃了它们彼此间的区别。你们要知道矿物学中的矿物和矿石有别;矿物可以一一分类,部分的原因无疑是由于它们常常是结晶体,和环境不同,矿石则为矿物的混合体,但其混合也不纯赖机会而都有相当的条件。就神经病的理论而言,我们对于它们的发展历程,所知有限,不能有与矿石相等的知识;然而我们若将可以辨认的临床的元素——这些元素可比拟为个别的矿物——先行提出,也未必不是正当的研究方法。

  实际神经病与精神神经病之间还有一种大可注意的关系,对于后者症候形成的知识有一种重要的贡献;因为实际神经病的症候常为精神神经病的症候的核心和初期阶段。这种关系在神经衰弱症与移情神经病中的转化性癔病(conversionhysterin)之间,以及焦虑性神经病与焦虑性癔病之间,都最属明显可见;但也可见于忧郁症与我们以后要讨论的一种神经病,即妄想痴呆(paraphrenia,包括早发性痴呆dementiapraecox和妄想狂paranoia)之间。让我们举癔病的头痛或背痛为例。分析表明,这种疼痛乃是利用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而成为里比多的幻想或记忆的代替的满足;但有时这种疼痛也不是出于虚造,乃是性的毒素的直接症候,也是性的兴奋在身体上的表现。我们原不想主张一切癔病的症候都有这么一个核心,然而这往往确是一个事实,而且性的兴奋在身体上所有的影响(无论为常态的或病态的)都特别宜于为形成癔病的症候之用。它们正好像一粒沙土,由牡蛎采取造成珍珠母的原料。凡性交时所有性的兴奋的暂时表现,都可以造成精神神经病症候的最适宜而最便利的材料。

  还有一种历程,在诊断及治疗上同样特别有趣。有些人虽有神经病的倾向,但大多数没有发展而成神经病,可是他们若一有病态的机体状况——也许是一种发炎或一种损伤——即常足以使症候从此形成;于是实际上的症候,立即被采用而为那些正想有所表现的潜意识幻想的工具。医生在这种情形之下,将先试用这一种治疗法,其次试用另一种治疗法;或将症候所依赖的机体的基础设法消灭,而不问其有无神经病的倾向;或竟治疗已形成的神经病,而置其机体的刺激于不顾。这两种手续有时这种有效,有时那种有效;至于就这种混合的病状而言,还没有所谓普通的原则可资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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