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爱的升华
法国巴黎七大心理病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博士学院院长：索菲×德×米约拉
《升华》主题讲座第四讲
翻译：蔡玲瑛
1905年，在分析杜拉的时候，弗洛伊德提到在移情中升华的介入取代了症状的出现：“一些以比较艺术的方式，虽然从内容上比较弱化，但是一种升华，如我所说的，甚至可以成为有意识的，试图在一种独特的真实层面，对医生或者周围环境的巧妙的使用。这是对事件的一种编辑和改正，而不是一种再表达。”
以一种理性化为代价（试图在一种独特的真实层面，对医生或者周围环境的巧妙的使用），这种内容甚至可以，如弗洛伊德所言，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升华的操作，使自己的转化成为在大众眼里所能接受的方式。
“您刚刚把对K先生的感情移情到了我身上。您是否注意到是什么使您认为我
杜拉的逃跑证明她的情感没有升华，她的重复行为很好的表达了一种“对事件的一种编辑和改正”在意识层面的移情能力。
那么问题是需要杜拉回答她是否相信弗洛伊德试图以一种浪漫的方式吸引她！升华在这种背景下伪装成一种吸引，是为了使她能够交谈。
接下来，在纯粹的重复或者重复所阻碍的回忆（remémoration）和通过移情的辨证的阐述（élaboration），使得重复行为（ l’acte itératif）成为一种阐述的重复（répétition élaboration）。
移情的神经症病人的过去行为的再现和重复，不仅仅是主体对于过去被动的迷恋，而是主体被封闭的创造力再现。
在“移情的动力学”，弗洛伊德试图回答为什么积极的移情同时也是一种阻抗，既然我们可以期待一种相反于“忏悔的便利”。
他的分析使我们对这些“与遗传学相关的性”（génétiquement apparentés à la sexualité），比如友谊，同情等等提出问题。他在其他的文章中提到这种感情是一种升华了的情感，而且指出这些情感对于目标的压抑表明了一种脆弱性，尤其是同性恋的社会情感。
我将在积极移情的两个不同时刻的区分来解释：一个是一种幻觉的，也就是说处于一种积极情感的色情来源的无意识的压抑，另一个则是意识到这种色情元素后的清除。
这种积极情感中的色情源头被更新并被超越，在继续存在于其积极的方面，而给予一种升华的好的形象：关系将建立在一种对于历史的摘要重述之上（la récapitulation d’une histoire）。
在这种情况下，升华不仅仅是病人的事情，同时也是治疗本身的，因此需要分析师的方面必须做到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ni trop ni trop peu）[1]，因为分析师的角色是使得这些欲望成为改变的动力[2]。
因此，升华既不是一种移情，如弗洛伊德在分析杜拉是所想到的，也不是一种命令的结果，可能是一种来自治疗的构成。
在移情的条件下，分析师可以揭开一些在正常生活中未被发觉的事件。移情条件可以展现比如说爱的选择的不稳定性，既然病人重复一种幼稚场景，他和其他的分析师也会如此反应。更严重的是，在意识目标的背后和承认其他不明显的动机藏在被爱的动机的背后，如：“通过使医生成为情人从而摧毁他的威信”，或者“如果他表现出同意就给他一个粗暴的拒绝，来证实他是不是一个严肃的分析师。”至于分析师，他必须努力“在分析时要在内心对抗这种贬抑的企图 ”。
对这种企图的退缩意味着为了一根香肠而远离了念珠祷告，或者说被吹牛者蒙蔽而忘记了神圣的任务！
分析的目标应该确定自身自然升华的本性为优先倾注的对象（objet d’investissement privilégie），这个目标不仅仅要求节制，而且需要引导，使得所必需的力比多能量能倾注给对象。
尽管如此，如果认为分析就意味着升华将是错误的，因为她可能要求的是一个理想。不可能强制对病人爱的移情，首先涉及的是分析师的反移情，包括冷漠的负性情感和非倾注（désinvestissement）。
升华要求分析师分析他的爱或敌意的情感，如果不是这样，分析师将会在解释行为(如暴力倾向的，当然是有分寸的)时受到抑制。
分析的程序是双重流通模式，病人的无意识被分析师于心理层面获取到（saisie）；分析师与病人交流，最后在解释中获得理解。
但这些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联系：未解释的获取将阻止行动型发泄和未获取的解释性理解，也就是说分析师和病人的力比多都没有被调动起来，因此就会出现面对一种防卫机制而强迫性反复讲述的情况。
我们看到在分析的空间，分析联盟的界限是清晰的：在分析过程中一些特别有才能的主体会做一种介于色情情绪和思考乐趣间的歇斯底里性的智力游戏。这些都总结在弗洛伊德有关治疗的盟约（le pacte）中，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在分析中可能偶然发生升华。
分析盟约：《真诚交换秘密》（sincérité contre discrétion[3]）
神经症的自我和本我、超我、现实的冲突以及其相互间矛盾的苛求，使得神经症的自我处在一种难以忍受的、虚弱的甚至是瘫痪的状态。
自我只有以精神病为代价完全接受内部世界的控制的条件下，和现实的断裂是有可能的，但这丝毫没有解决冲突的问题。
面对这场内战，分析师将作为外在的现实世界的同盟来与自我结盟，并夺取阵地。
然而《完全的真诚交换绝对的秘密》的盟约并不介入任何明确的终极目标，这也证明了弗洛伊德提到这种设置和忏悔的本质区别。因此没有一种先行的终极价值观（如原谅、痊愈），而是一种奇怪的责任使病人想要知道“他所不知道的”！
苛求将是完全荒谬的，因为如果分析师不被病人认为是一个“假定的知者”（supposé sachant），就像在双亲的悖论中要求孩子承认，也就是说认识和接受不仅是父母知道的，而且认为孩子对其所隐瞒的。
这和当病人以无意识的方式知道不是同一种情形，而是一种故意的隐瞒。
因此在分析中，双方都“知道”，但在现实中，这种“知道”是被借给分析师，病人则是无意识的。
分析师和病人自我在现实的结盟中，并不是去做一个限制边界或者接近原则性教育的工作，或者如弗洛伊德描述的一个有酬劳的登山向导帮助有困难的登山者的工作。实际上是分析师是在移情中给予另一方欲望的心理现实，而且在解释中病人也将证实这个心理现实。
其中最基础的原则是不能鲁莽，也就是说不给予充足的时间就去说明一个请求，或者给予一个解释。
“讲述所有出现在脑海的东西”的指令，实际上是积极和有意识的告诉病人只讲述其已经知道的内容，但并非预先策划的事情。
在真诚的下面，是一种放弃，一种完全抛弃的请求。
但是分析师在交换什么？真的是《绝对的秘密》使另一方加入盟约的吗？这个解释我们可以在案例的讲解中再展开[4]。这个盟约不是建立在“给予－给予”的模式上，这一点只是基本的职业伦理条款，而且在许多职业中和精神分析毫无共同之处。
病人所等待的这种完全放弃的交换条件是达到符合其愿意放弃的高度。当他（她）放弃，也就是说停止防卫外部的特异性，而达到合适的爱的程度。当他（她）达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其开始恢复和痊愈了。因此不仅仅只有爱，还有一种“依赖分析师的欲望”。
无论如何，依赖分析师和被爱对于病人而言是一种基本的方式：找回自我的爱，那曾被失败、冲突、怀疑、失望所伤害的自我，尤其是痛苦的自责所产生的一种痛苦的需要。
在分析的条件下，移情爱也和其他的爱一样有她的正常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会在某一刻出现挫折，因此移情有突然改变的风险。
当病人感到被冒犯，被抛弃，他（她）可能甚至会恨他（她）的分析师想恨一个敌人一样，并尽可能的抛弃分析师。如弗洛伊德所写道：“他（她）忘记了当初签下的盟约，而变得没有能力继续这份共同的努力”。
这种对于盟约的忘记也暗示着一个证据：不仅仅是《真诚交换秘密》，而且是一种爱使其能找回对自我的爱。
当然，病人找回除了分析师以外其他人的爱的能力也包含在治疗目标里，因此对于盟约的遗忘和中止是治疗的失败。
分析师的尽力避免这样的后果方法是：应尽力使病人远离幻觉的危险，明确移情现象的真实原理。简单的说就是不仅有爱而且还有知识。
我们所涉足的不仅是真诚，还有真相（la vérité）和那种能建立移情爱和升华的基本方式。《主体所拥有的本能升华的能力……在祛除粗鲁的冲动之后所显现的相对强大的智力能力》。分析盟约在此暗示了他的双重交换方式：接受并让爱自然发生，也使另一方回应这份爱。这在分析的情境下则是：建立一份发现主体无意识真相的共同的计划。
也就是：爱和这份爱的升华。这将会出现在挫折和恨的再现时刻。不同于有酬劳的登山向导，分析师给予的反移情不仅仅是情感或者同情，他还必须证明他的能力和他自己的分析体验，因为他自己的无意识会通过梦或者一些想法（德语：einfalle）影响到解释的构建。
总之，就像那个向导，他努力给予他的激情，分享他对于探险的快乐，我们可以说他给予了工作中升华了的那一部分。这先行的快乐建立了使病人升华的可能环境，当然首先是在分析中，而不是在他的生活中。
真相，精神分析唯一的伦理要素[5]
弗洛伊德写道：“精神分析工作中最重要的伦理要素是真相，正是这个真相使得大部分人为之痛苦”。[6]
对于真相的爱的分享正是升华的基础元素。但弗洛伊德认为治疗的目标不是升华，因为真相总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可能和精神系统混淆。
真相做为一种绝对概念，已经被形而上学者否定和抛弃，但同时真相仍然被做为在存在和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严谨的方式。
这个真相弗洛伊德追寻了一生，最后承认无力回答这个被歇斯底里病人的“谎言”所困扰问题。
同时，通过一些技巧系统化和合同化病人和分析师的角色和设置，通过辨识移情幻觉和谎言而建立起一个围绕无意识的基本真相的计划。
这个无意识的真相，也正是治疗请求的客体，即病人“所不知道的”。
为了能够构思这个计划，分析师必须自己有分析体验来感知心理内部（endopsychique）的这种原始思维（pensée archa?que）。这个原始思维正是所有幻想中的象形符号及其所代表的丰富解释的可能性，并使其成为可解释和可交流的想法的源头。
这个真相有这两个主角所代表，分析师不期待病人说出真相，但相信其所说的，尤其是接受去寻找这个真相。
生活并不像在分析的条件下是“建立在真相爱的基础上，是需要再认和祛除所有的幻觉和骗局”。[7]但生活将保留一些在分析中出现的情境。
如果病人自然的认为分析师“知道”这个真相，他们秘密的请求，无条件的依赖使得分析师拥有所有的权利建立一种稳定的积极移情，那么是什么驱使弗洛伊德不满足于催眠和暗示的作用呢？是对于疗效的持续性的担心和对分析条件的介入及其价值的疑问。[8]在所有关于价值的定义中要注意区分经济学（l’économique）和道德价值(l’axiologique)上的差别，也是善(le Bon)和利益(le Bien)的差别。
然而，分析师是治疗者而不是道德意识的指导者，因此没有任何价值能定义分析的核心，否则病人的真相寻求将会带来新的痛苦。
因此要让病人在移情内部发现并分享“真相”所带来的共同的利益。如果病人显得更喜欢脆弱的幻觉，这说明是自恋利益的结果。
分析的伦理（在此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是由扩大无知和不被理解的空间和支持其所遭受的自恋伤害所组成。
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提到的做为分析条件基础的真相爱是远离田园诗的，他是一种使得病人痛苦的爱的指令，因为真相往往在第一时刻是伤害性的，因此会遇到抛弃和阻抗。
真相扩大了一个中间地带，在分析中发现和分享这种寻找的欲望，也就是说自我的倾注介入了信任和缺失的发现。
如果不按此规则，将会出现不仅是在爱和恨的反移情的违规，更危险的是分析师将会利用病人的信任而随心所欲的使用这份权利。
我们知道病人在童年时的失望和欺骗会使得主体盲目的接受他（她）所认为的某个强大的人，因为他（她）觉得终于找到了寻求已久的答案。
语词的神奇力量在信仰期待下（l’attente croyante 法; ervartung德）可以治愈病态的问题。这种信仰期待由治愈的渴望、有效方式的信念和病人赋予给分析师的权利和能力所组成。这些使得病人放弃“自我专制主义”（autocratisme du Moi法, Selbsherrlichkeit德），也就是说自我控制处在一种“自我主人”（maitre de lui）的正常水平。
在此我们看到分析师的升华部分，也就是说分析师个人简单的快感必须遵守盟约的约束，这个前提对于病人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分析师不能升华这种能支配病人的快感，将可能局限在一种无法结束的分析里，而且会轮到分析师本身，他也将和病人一样反应。
支配制造支配而且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循环。因为，如果真相的寻求是分析的中心，分析疗法就不会是一种智力过程，而是一种建立在信仰期待（l’attente croyante 法; ervartung德）基础上的方式。我们可以在任何强烈关系发现这一点，如情人、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
大部分的违规，不管是性方面或其他的，都是分析师对由病人的信仰期待条件下而产生的理想客体的迷惑。
分析的中止不是由于职业伦理的原因不能混淆一些东西，而是因为病人需要分析师的升华打碎了移情的神奇力量。因为他认为分析师有能力给予他所期待的除了爱慕关系以外的东西。这是由于尽管有挫折，病人仍然能够接受和学会这种升华。正是这份原本属于分析师的升华使得病人能够离开躺椅，并保留最基本的关于真相的证据去通过困难的考验。
来自治疗的选择
升华也涉及到几点治疗中的问题，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移情过程中来自治疗的选择。
在两种情况下选择是不同的。一种是在分析师的升华的基础上，使其温柔或恨的情感代谢，在发现和理解后变成病人的快乐向量。另一种情况是，在分析结束时会提出问题，并在分析师不在场时也继续这种内部提问的方式。
由于客观原因（如搬迁、疾病或死亡）或者分析失败，分析的中止可以出现在任何时刻。
但分析的结束则意味着介入一种由病人执行的足够强烈的改变。分析结束是病人的选择，但由分析师来确认。
如果是相反的，那么其后病人会一直怀疑分析师试图摆脱他（她）而中止盟约。
选择离开分析师不是一个小问题，应该在做此决定前提出疑问，是否在移情关系中的精华能够被病人以升华的方式保留。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病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在分析的过程中，在移情内部由升华的体验。因为这种交换的能力，也就是说作出新的选择而不是固定在过去的力比多位点上是升华的条件。
以下是弗洛伊德的那些不合时宜的对于女性的判断之一，他提出力比多选择的能力和改变的问题：“我不能阻止我说出经常在分析中的一种感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会给人感觉像个少年，生活刚开始，在分析时我们期待他能充满活力的发展各种可能性。相反，我们会被一个同样年纪的女人的心理刻板和不可改变而吓倒。她们的力比多已经永久的固着了而且无力改变其目标。好像所有的程序都已经完成，剩下的都是不可影响的，好像朝向女性的困难发展使得这个人枯竭了。”
这个结论在今天让我们都很惊讶，但要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女性只有婚姻和孩子，也就是说生活的重要时光集中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
但这段话让我们理解了升华和改变的联系。升华是使得力比多由置换改变直接的满足的方式。如果说这在分析中非常重要，是因为升华加强了力比多倾注的可改变性，从而保证了从Eros到Thanatos的改变更成功。
自我的成长取决于解释的工作，解释使得无意识的成为有意识的。从力比多的角度，他变得随和，拥有更多的满足感，由于升华了部分力比多，使病人在力比多的苛求所导致的恐惧得到缓解，病人感觉获得了自由。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的发展越接近这个理想的描述，那么意味着精神分析越成功。
弗洛伊德在分析杜拉时对于移情和升华的重视极大丰富了他的元心理学理论。升华不再是阻止汹涌冲动的堤坝，而且有“回馈 ”（feed back）作用。升华释放了力比多因为病人的信心减轻了代谢和焦虑。
当然不是所有的冲动都要经过升华程序。通过解释病人意识到不必害怕自己被不可控制的力比多所淹没，因为自我拥有这种升华的能力。
升华来自治疗吗？
如果说升华的能力来自于治疗和移情中的某种获得，那么是否弗洛伊德认为升华是来自于治疗中某种自然的或希望的情形呢？
他的立场在1909年的《精神分析五讲》中的第二讲做了清晰的表达，欲望的升华与欲望的谴责（condamnation）及对于欲望的部分或完全的接受（acceptation），是把对于欲望的压抑解放出来的多种可能出路之一。为了避免审判的压力病人拒绝了欲望的接受，而使主体朝向了“更高的目标从而使主体少受到谴责”。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我命名为欲望的升华》。
在回答“精神分析中被解放的欲望变成了什么？”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欲望的谴责是第一可能出路，但弗洛伊德不强调这一点，他所着重强调的则是另外两个出路（欲望的接受和升华）。
完全的升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危险在于试图实现一种集体理想：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冲突的，既然升华与戒除性欲有关。如我们在席尔达（Schilda）关于马的隐喻中所看到的，因为严格的限制喂食燕麦，希望能控制他的生长，而最终死于禁食。这也象征着人类的性欲。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以自我保存为目标的完全的量化和减少性的方式，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当前的神经症（névroses actuelles）。
在对弗洛伊德进行解读时，我们发现如果试图通过普通的方式限制他的性满足，似乎没有人有能力升华。
病人以前因为文明的性道德的苛求所发展出来的神经症危险，相对于直接来自治疗中的升华的危险，对于病人来说并不是很特别。但是要注意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去性化可能会被曲解，比如说荣格。
升华理论，一种是的性的冲动找到升华出路的分析工具，被荣格派曲解了。他们的治疗目标是从性的压抑到非性化的升华的过程（从complexe到sublimation）。而且在克服阻抗时，他们的方法使得罪恶感加强了。
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提到了病人对于荣格派治疗师的抱怨：“道德的建议的确是非常美好，我严格的按照规则去做，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当我走出分析室，感觉如同一个充满了悔悟的可怜的罪人，拥有了最好的愿望，但同时感觉到深刻的无能为力。”
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变成了正是弗洛伊德要求放弃的导致神经症的文明性道德的文明苛求的缩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促使其达到升华，最后还是会回到旧时的情结”。
冲动的升华选择相反于“最方便和最容易的冲动满足”，因此大部分的病人因为他们的“脆弱”，甚至他们平凡的天赋而无力达成。
要注意的是：“对于所有有能力升华的人，升华的过程实现于压抑祛除之后。”
因此医生的“教育”要么是无用的，既然病人有能力升华，他会尽力而为；要么是危险的，如果他不是天生有能力的，耗尽心理能量勉为其难的，或者人为的通过移情方式去达成是危险的。
在分析中我们能做到的，至少是部分做到的是：在分析的条件下给予病人冲动的新的选择的可能。
治疗祛除压抑给予冲动自由的过程可以重建和给予其在现实中行动的能力。
精神分析师的“升华”
弗洛伊德的观点和精神分析的升华，无论是从分析师还是被分析者的角度，都是完全相对的。
但是，如果说在移情和反移情中冲动的爆发是和升华相反的话，而且是一种失败的话，那么是否能说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升华是作为一种治疗的最理想的状态呢？
他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是微妙而又坚决的。如我前面提到的，升华作为治疗的一种积极途径，但这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途径，而且只是一种可能的目标。
因为面对神经症的痛苦，升华的要求过于奢侈，我们首先要求的是重新“获得生活的快乐”。（1909年弗洛伊德给荣格的通信）。
在和J.J. Putnam的通信中也谈到了这个主题。J.J. Putnam认为升华使得精神分析可以承受的原因是，在性的这个基础问题上的询问能最终能提升到一个高度。但他有关升华接近宗教理想的观点和弗洛伊德是不同的。
弗洛伊德在升华这一点上是坚决的：“我们越是激烈的攻击性的问题，我们越有机会减轻痛苦。它将不再是一个让我们绝望的问题，升华在解决压抑后会作为一个新的目标而产生。”
J.J. Putnam没有就此放弃，他试图用论据来证明他的观点：“病人应该拥有升华的愿望，同意作出牺牲并符合他们的理想（idéaux）。”他的证据如下：精神分析应当解释接近理想的动机，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任何治疗都是不完全的。同样的，这种帮助和治疗使得精神分析介入一种人性的概念，并证实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忧虑。
弗洛伊德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也认为这个辩论是重要的，他谈到理论的基础：“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只有在事件以及被组成的每一部分都是真实的，那么被压抑的冲动可以升华。这就是为什么在达成部分或完全升华之前，必须先战胜阻抗并解决压抑的问题。这才是精神分析的疗法以及允许更高层次发展的前提。”
因此精神分析的目的首先是祛除压抑，然后是升华。如拉康提到的，痊愈是增加的那一部分（de surcro?t），也就是说，不是一种无用的奢侈，而是一种没有作为目标的可能。
这个区别是重要的，因为他是区别于精神分析疗法和教育行为的基础，作为多种选择中的一种恢复的方式来取代无法接受的神经症方式。
治疗中升华的立场是弗洛伊德的主要立场，并且是其区别于其他不同类型的以理想主义或意识形态为主的疗法的基本点。
弗洛伊德在给Pfister的通信中提到：“精神分析的长期成功取决于两点：一是满足的释放，一是反叛冲动的升华控制。”
在技术层面，弗洛伊德坚持（给J.J. Putnam的通信）：“关于升华，更多的是取决于病人的能力禀性（disposition）而不仅仅是他的意图。我们应当让他去做他所能做的。”
这个方法不仅仅是升华的问题，也是治疗基础的总结：“在科学上，必须首先解体再重建。但我觉得您在没有做预先分析的情况下做整合（synthèse）。在精神分析技术中，我们不需要做特别的整合工作，这一点，个体做的比我们好。”在可能的条件下整合、升华或者其他的会自己出现。
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了升华的另外一方面，尽管弗洛伊德没有特别强调。
分析师升华对于病人的控制欲望，难道不是分析师在分析时避免其变成教育者或者主人的前提条件吗？
我借用Robert Musil的灵魂的禁戒（l’abstinence de l’ame）这个概念，来试图说明升华的另一种模式。这种升华要求我们放弃有理由的需要（le besoin d’avoir raison）。Robert Musil提到我们经常混淆这种有理由的需要和人性的崇高（la dignité humaine）。
整合对于精神（l’esprit）来说是一种快乐，是对分析时所产生的不快的一种补偿，在作出最好的整合的希望或幻想中得到快乐，就好像终于抓住了那个我们寻求已久的，而且再也不会让他逃遁。
放弃这种需要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任务，这需要一种恒久的警觉。
如果遵守这个条款，可能会产生一种悖论现象，尽管分析师可以很好的解除病人隐藏的心理机制，但他可能无法作出总体的判断。
分析工作是一天天，一点点做的，病人能体会到分析的疗效，而整合的工作也会自然出现，尽管他也许会寻求分析师内化形象的帮助。
总结：
今天所讲的是弗洛伊德关于升华及其所代表的所有可能引起精神分析走向一种理想化的神秘的背离的企图。他极力避免的这些企图，因为会使精神分析理论转化到一种错误的方向。当然我们也很惊讶的看到虽然升华这个概念从未真正深入的发展，但却不断的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他似乎像特洛伊试图控制他的马笼头，阻止那些引导精神分析走向宗教哲学信仰的错误道路的企图。
[1]弗洛伊德，1915年，文章《移情爱的观察》。
[2] 弗洛伊德与荣格的通信。
[3] 译者注：discrétion 在法语里有多重意思：辨别力，判断力；决定权，审慎，谨慎，慎重
严守秘密，全权处理。这里指的是在和精神分析师的盟约里，以分析师的真诚来交换病人的无意识秘密的授权。< /span>
[4] 作者在2006年97号专业杂志《TOPIQUE》上的文章《分析思考》上做了解释。< /p>
[5] 作者在一篇题为《真相和真相的幻想》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集体著作《哲学与原心理学》，1985，PARIS，Les Belles Lettres. p.127-146
[6] 弗洛伊德，《美国精神分析引论》GALLIMAD, p.200（
[7] 弗洛伊德，《结束和不可结束的分析》，1937。
[8] 作者注：在此价值指得是道德伦理价值，是从哲学的共相角度和原则性角度的定义，是指导在可能的选择范围的人类行为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