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教育:研究与建议――“海峡两岸超常人才教育”研讨会提交论文
Education for creativity: Empirical findings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岳晓东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香港九龙塘达之路
Xiaodong YUE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owloon
Hong Kong
摘要
本文提出,中国学生对创造力的认知普遍存在缺乏个性动机、缺乏审美感、缺乏幽默感、缺乏多元化认知、重业绩而轻审美的问题,中国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普遍存在思维训练标准化、发散思维萎缩化、知识学习无活力化、学术理论权威化、创造力代表认知非凡化的问题,中国教育过分强调逻辑-数学智力、顺从性学习习惯、竞赛性学习活动、成绩导向的学习评估、学习竞争力的培养,创新教育应加强多元智慧、发现式学习、个性化学习、幽默式教育和学习智慧的运用。
关键词:创造力 创造力认知 创新教育
本文根据笔者多年来对中国人创造力的研究,总结出中国人在创造力认知与教育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为今后同类研究作引玉之砖。
一.中国学生创造力表现的五大发现
1. 创造力驱动缺乏个性动机(Lack of self-oriented motive for creativity)
大量的调查表明,要培养一个人的创造力,也要培养与创造力相关的个性特征。这主要包括求知欲、独立性、灵活性、观察力、坚韧性等人格品质(1)。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发现,个体中的兴趣和动机是使人们从事创造性活动的驱动力。兴趣源于对事物的好奇心,是个体从事创造思维的内驱力。兴趣和动机可以驱使个体集中注意于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2)。但我的研究表明,中、港大学生对创造力动机的认知均不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3)。这仍是中国学生创造力开发与教育的重大阻碍。
在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下,一个学生从小学升到大学,平均要参加上千次的测验与考试。如此“千锤 百炼”之后,凡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概念会深深地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就心理学而言,追求标准答案会给学生的认知发展带来种种的学习负迁移和功能固着效应。这突出表现为沿袭固有的处事惯例、首印效应、权威崇拜和无批判意识等现象。它们本质上都是人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定势状态(4)。这正如教育家尼尔.波斯特曼所说的那样:“孩子们入学时像个‘问号’,而毕业时像个‘句号’”。
2. 创造力认知缺乏审美感(Lack of recognition for aesthetics)
有研究表明,西方人对创造力的判断甚注重审美显著性(aesthetic salience),甚强调审美性、艺术性、幽默感等因素对创造力的作用(5);而中国人对创造力的判断甚强调实用性、道德性、良好品德对创造力的作用(6),而缺乏对审美观的重视(7)。创新的多样性与个性化表现得到了大力倡导,那些在诗歌、戏曲、音乐、美术、雕塑、哲学等领域有发散性思维、独创性作品的人物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代表(8)(9)。我对港、穗大学生的调查发现,两地大学生均不重视艺术感对创新能力的关系(10)。
中国人对创造力的理解建立在集体主义价值观(collectivistic values)基础之上,注重道德规范和政_治规范的制衡作用,并缺乏审美观(11)。这种理解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知识功利主义(intellectual utilitarianism)(12)。它可谓是一种对知识信息及其用途之价值判断的实用主义倾向。它突出表现为对于知识的追求重内容过于重形式,重成效过于重结果。这十分不利于对创造力认知多元化、多样化的要求。
3. 创造力认知缺乏幽默感(Lack of recognition of humor)
西方学者大多视幽默为创造力的核心特征,美国学者甚至将幽默视作创造力与国民素质的核心特质。大量研究表明,有幽默感的人会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与乐观人格,所以西方人倡导幽默,也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潇洒,更快活。此外,幽默可以帮助人们提高人际交往能力,获得更多的人际和谐。在西方社会,幽默往往是开启人际沟通之门的钥匙(13)。但在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中,幽默始终扮演着最不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人对创造力特质的认知中,幽默能力也被忽视。这种认知范式根源于中国传统道德理念中注重礼仪规范和政_治_规_范的儒家文化之长期禁锢(14)。我对北京、广州、香港、台北的大学生的调查表明,中国人对创造力特质的认识不包含幽默的特质(15)。我对内蒙古大学生的研究也表明,虽然被访学生都很看重幽默对健康人格的作用,却不看重幽默对创造力的影响。
4. 创造力代表人物认知缺乏多样性(Lack of diversity in perception of creative persons)
波兰学者Tokarz, Beauvale, Zyla & Rudowicz等人发现,中国大学生对创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呈现了一幅单峰图(见图1),即,提名都集中在政界、学界的名人上,而波兰大学生的提名则呈现出另一幅单峰图,即提名都集中在文学界、艺术界的名人上(16)。此外,Rudowize和Hui也发现,北美学生相对于香港学生,更多地将创造力与艺术、美学上的成就结合起来,而香港学生则更多地将创造力与金融、政_治上的成就相联系(17)。我的研究亦表明,中国学生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创造力代表人物的认知缺乏多样性。例如,在对北京、广州、香港和台北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地大学生在评判创造力代表人物时,均首推政_治人物,次推学术界人物,而忽略从艺术、文学等因素(18)。
图1 中国与波兰大学生对创造力代表人物的提名差异
5. 创造力代表人物认知重业绩轻审美(Preference of meritorious salience over aesthetic salience)
我的研究还表明,中国人对创造力代表人物的认知存在业绩评估偏向(meritorious evaluation bias)的作用,它使得人们在看待创造力代表人物的表现及其成果时,多从其个人业绩或社会影响的角度来加以判断,形成认知上的某种偏向或心理定势作用(19)。换言之,业绩评估偏向可导致人们在看待创造力成果及其代表人物时,首先考虑到其个人业绩或社会影响,然后再考虑其创造力力表现,重实用性而不重独创性,重社会影响而不重个体表现,凡事均以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大小来衡量其价值和用途。其结果是对社会贡献越大的其创造力成果就越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对社会影响越大的创造力人物就越容易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源自于中国社会之官本位的主导思想,中国人对权威人物的传统崇拜与顺从及中国人的社会中心取向等因素的作用(20)(21)。我的调查还发现,内地学生对政_治人物和科学家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香港学生(22)。此外,两地青少年在判断创造力行为及成果时,也主要从其社会价值和贡献的角度出发,将对创造力的认知与政_治和科技的重大成果结合起来(23)。
二.中国学生创造力培养的五大问题
1. 思维训练标准化(Normalization of thinking)
所谓思维训练标准化,是指思维方向、方法和技能的规范化和模型化。它是扼杀中国人创造力思维的首要因素,突出表现为:思维功能固着、权威迷信、思维惰性,而这一切都可谓时下之“应试教育”不可避免的后果(24)。在我国,由于应试教育的实施,导致一个人在接受中小学教育10多年后,其创造力经历一个扼杀期到标准化期的发展历程,其中前者主要在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期间形成,后者在中学教育期间形成。其结果,学生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所有的灵感、悟性就容易被消磨,思维也越来越趋同,想象力越来越枯萎,标准答案成为唯一正确的参考。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对“师道尊严”、“趋同斥异”的强调以及当今应试教育对考试选拔的依赖,这一创造力下滑与回落的趋势比西方要大的多。东西方教育的差别在于,西方教育从小学就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思维。
2. 发散思维萎缩化(Underdevelopment of divergent thinking)
发散思维发展受阻是中国人创造力不足的另一重要原因。心理学认为,聚合思维以逻辑思维为基础,十分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形成对外界事物理解的种种模式,追求问题解决的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发散思维则以形象思维为基础,不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追求问题解决的唯一正确答案,它试图就同一问题沿不同角度思考,提出不同的答案(25)。换言之,聚合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就是演绎、归纳思维,而发散思维就是想象力,就是形象思维,就是直觉判断。
然而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中,聚合思维发展往往是以牺牲发散思维为代价的(见图2)。换言之,一个人在入学后,随着他逻辑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他的想象力也在日益下降。这种局面的出现,正如著名创造学家波诺(E. de Bono)所说的那样,“假如某人宣称已经学会了思考,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他指的是形式逻辑的思考(26)”。其结果,人创新思维中逻辑思维的发展要远远超过发散思维,造成其两条腿成长一粗一细。由此,人只能在创造力的田野一瘸一拐地行走,永远不能奔跑。”
图2 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发展不平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