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晓东
心理督导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帮助咨询师解答“我是谁”的问题，这包括确认对某一咨询流派的定向，确定对某类咨询的偏好（如自我形象咨询、婚姻咨询、厌食症咨询等），着重操练某几项咨询技巧，挖掘个人的未完成情结与反移情表现等。这从方方面面增强咨询师对职业自我的了解。
例如，我在哈佛大学修心理咨询理论课时，老师曾布置了一道作业——找同学彼此做心理咨询，然后写成报告上交。我找了一个男同学做咨询练习, 他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我们议定谈各自生活与工作烦恼, 然后给对方做心理咨询。我谈的问题主要是眼下的学习和生活压力，而他谈的问题则是工作中遇到的困惑烦恼。而在给彼此做咨询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替他做问题分析，他却总是自然不自然地鼓励我积极面对困境。
我们把这一现象归因为文化作用的结果，即,中国文化重师生关系的指导性，西方文化重师生关系的自主性。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种归因方法有失全面。因为我虽然好替他做问题分析，却并未具体指导他该怎么做；他虽然好为我做鼓励，却没有深入展开。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去请教老师，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差异不是文化的作用，那一定是人格的作用了。
于是，我们俩人又对彼此的咨询风格做了一番深入分析，结果发现我在给他做咨询时，非常看重洞察力的表现，而他在给我做咨询时却十分看重自强力的表现。这说明在对心理咨询的实践上，我较他更加理性化，他较我更加感性化。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们的这种选择差异呢？老师提示我们，人格因素可能是个人生活经历的作用，也可能是教育熏陶的作用。至于哪一种因素更重要，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由此，我们俩又对彼此咨询取向的人格基础做了一番分析。结果发现，我之所以看重洞察力是因为我在潜意识中把心理咨询当学问来做了，所以对我来讲，心理咨询之奇妙莫过于其给人带来睿智和启发；而他之所以看重心理咨询的自强力是因为他曾一度是个差生，后来在一个老师的鼓励之下彻底改变了自己，所以对他来讲,心理咨询的威力莫过于它给人带来人格变化。
当我们把这一新发现告诉老师时，他总结说，我们每个人在心理咨询的学习和实践中, 都深受各自的人格成长和生活阅历的影响。这种影响多半是无意识的或下意识的，一个
训练有素的咨询员应该不断探索这些影响的表现，并主动地加以调整和转变。这便是对“我是谁”的思考。
我到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咨询后，就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并时常与督导加以探讨。他们对我的主要结论有：
我对心理咨询的理论兴趣要远远大于实践操作。
我对洞察力的领悟要远远胜过对同感力的把握。
我对精神分析或心理动力学流派有着本能的爱好。
我更适合做个人咨询，而非团体咨询。
我从事心理咨询最大的优势是长于思考。
我从事心理咨询最大的问题是过于主动。
我从事心理咨询培训教育会比直接做心理咨询更有成就感。
……
对于督导的上述结论，我不是每一条都立即接受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省悟到他们对我的“我是谁”理解的洞察力。这也深深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涯规划与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