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同時刊於應用心理研究30期p.161~200
http://www.appliedpsyj.org/paper/31/07-1.pdf
這篇文章寫的是與一群五六十年前從北平輔仁心理系畢業的老心理人的相遇與相認;是與北平與台灣輔仁心理系歷史的相遇與相認;是與中國與台灣近代歷史的相遇與相認;是與西方心理學歷史的相遇與相認;是與儒家仁學的相遇與相認;是西方心理學與華夏民族精神的相遇與相認;是與我自己個人的、專業的歷史相遇與相認。這之間似乎有著若絕若續的緣分聯繫著彼此,也似乎一息尚存地流向未來。
翁開誠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緣起—與老輔仁的相遇 2005
年2月15日早上,久未降雪的北京,下雪了。在一片雪白中,我們來自台灣輔仁大學心理系的三個人(夏林清主任、我與盧宗榮助教),來到中國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拜訪1940年代北平輔仁時期的老學長,荊其誠教授。在訪問告一段落後,我拿出兩本我主編的《應用心理研究》專題送給荊教授,並簡要說明了這個刊物的特色,荊老當下就邀我寫篇文章,跟大陸心理學界分享這個刊物產生的歷史背景。接下荊老的指定功課回到台灣,半年過去,直到放暑假,我才有空來面對這份功課。
同時,台灣輔仁心理系的夏主任,這兩年多來正在推動接續斷裂了的輔仁心理學歷史,也要求我們幾位同仁要寫出我們自己專業發展的小歷史,來與老輔仁的老學長們交流、對話。再加上,驚喜的發現張春興老師發表了兩篇文章,檢討心理學跟隨自然科學典範的錯誤。而丁興祥又一直想要編一個關於心理學定位與開展的專題。我想這幾份功課正可以一起做,因為不論是我個人的小歷史,或我與這刊物之間的歷史,或我與輔仁心理系的歷史,都不是個別孤立的,都有著一個大脈絡在後面。甚至,這幾次與北平老輔仁的幾位心理系老學長、老學姐(荊其誠、張厚粲、孫昌齡、孫昌識、姚平子、李世瑜)見面後,更覺得即使斷了幾十年的輔仁心理系,在我們兩邊、兩代之間,儘管領域與典範不同,仍然有著什麼若絕若續著。他們幾位的年齡都在八十歲上下,除了李世瑜之外,都受得是德國馮特(Wundt)直傳實驗心理學傳統的訓練,因為政治運動,專業的生涯也都中斷了十多年,因緣際會,各自在不同位置上堅持著心理學的工作。
荊其誠教授,這位國際心理學會的副會長,成長過程就很國際化;小時因父親在日本留學而在日本住過兩三年,小學在北京,中學在香港受的是英國教育,高中沒畢業因為太平洋戰爭回北京,跳級考入了輔仁心理系。大四到研究所做了四年系主任(Dr.
Goertz,德國神父,馮特的再傳弟子)的助教,1950年研究所畢業到中科院心理所至今。隨著心理學的被批判、被關閉,他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順應著政策上要求發展出獨立於歐美之外的中國人自己的彩色電視系統,以心理物理學的角度發展出了色度學的標竿,也為心理學的研究與學術傳承了一束香火。更在
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是最早到美國巡迴訪問的四位中國大陸心理學者之一。並建立起送中國心理學者到美國進修的計畫,為大陸中斷了約二十年的心理學的重生,撒下了種子。說到中國心理學的未來,他跨出他自己的領域,說到現代中國人歷經大風大浪,包括目前中國社會正在快速變遷之中,這裡面一定蘊藏有豐富的心理學知識,只是還沒有被開採出來。開採出來後,一定對全世界的心理學都會有貢獻的。回顧六十年的心理學生涯,他說在中國大陸,從事心理學是風險很高的行業,但是他不後悔。
張厚粲教授,將輔仁心理系馮特的實驗傳統、包括實驗室,在輔仁大學裁併到北京師大時,帶到了北師大,並在北師大獨撐此香火幾十年。跟荊其誠教授一樣,不但做實驗,更在物資貧乏的年代自己動手做實驗儀器。教學上,深入淺出。歷經政治批鬥,卻不屈不撓,屹立在北師大五十多年,那硬骨頭,少人能比。1980年隨著荊其誠教授開的路,到美國進修了兩年。以她原本聰慧與豐厚的心理學及英文底子,很快地吸收了1980年美國認知心理學與心理測驗的新發展,帶回大陸去傳播,促成大陸心理學的快速成長。如今年屆八十,記憶力、體力、與行動力都如生龍活虎,令年輕的一輩讚佩與汗顏。
孫昌識教授,以輔仁大學心理系名義畢業的最後一屆,原本在北師大教書,後來被調到陝西師大。訪問他時他常說,他三十到五十,學術生產力最旺盛的二十年,都空白掉了。這其間下放勞改過許多工作,曾經在「黃河灘上修理地球」,曾經在陝西師大的食堂裡打飯菜。五十歲之後,心理學科重新恢復,依然衝勁十足,靠著自修,恢復英文能力,跟上認知發展心理學。研究工作專心在兒童的數學認知發展上,一心繫念著「要讓中國的小孩自己說話」。強調研究心理學要跟人直接接觸,不應該只關在實驗室裡研究。他研究兒童的數學認知發展,就是在兒童的教室裡進行。他並且強調解決實際問題,就是在創造理論知識;用他的話:「不要搞空頭,具體問題都是有理論的」。
姚平子教授,大學進的是輔仁心理系,畢業時卻是北師大教育系。與孫昌識教授一樣,在1958反右運動時被調到陝西師大。文革十年,被下放到小學教書,回想那十年雖然辛勞,她無怨無悔,甚至非常珍惜那與兒童親近且全面相處的經驗,讓她在1976年重回大學教兒童心理學時,有著說不完的真實例證。除了研究與教學,她更關心一個個具體心靈的苦痛,她經常在家用電話對陌生人做義務的心理輔導。她謙虛、悲憫與反省的說,目前社會的心理問題層出不窮,而心理學卻力不從心,她能做的只是做個忠實的聽眾。對中國心理學的未來,她企盼心理學界不要劃地自限,面對的問題太大了,要與其他學科跨界合作,研究並解決複雜的社會心理問題,將來才能對全世界的心理健康問題提出點貢獻。
孫昌齡教授,與張厚粲教授大學同班,後來也在北師大教書,反右運動之後被調到青海,若干年後回到北京,正職不在大學,在教育部的編輯出版部門編寫心理學教科書,在心理學專業上一樣是二十年的空白。離開學院的位置,他在報紙上寫文章、寫通俗心理學的書、義務做心理輔導,以這些方式親近一般大眾的心理。談到心理輔導,他說他絕不把對方當做是病人,要同情對方,要與對方交心,「要與對方同呼吸、共命運…,要幫他找個奔頭」。而這樣的輔導,不只是靠書本上的知識,更要靠自己的生命體驗。談到心理學,他說從事心理學要一腳踩在實驗室,一腳踩在社會。他認為心理學應該是多彩豐富的,不該是乾乾的。學心理學的人要活,除了心理學還要多讀文學藝術。他抱怨現在的心理學學報都與生活距離遙遠。談到青年的問題,他認為信仰危機是最大問題。談到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他非常擔心貧富懸殊,將來會引起動亂。這位幽默、妙語如珠的老先生,笑稱自己是老嬉皮。而他說他學做老嬉皮大概是一種心理適應方式,因為他本質上是悲觀的。
李世瑜先生,1940年代輔仁社會系、輔仁人類學研究所畢業,雖不是心理系畢業,但幾乎修遍了心理系的課。1952年輔仁併入北師大時,人類學系被取消,他被迫離開大學教職,去做編輯工作。然而他一直沒有放棄他的研究熱情,他持續著在下班之後,騎著腳踏車,一個人去做他的華北秘密宗教田野研究。而他的研究方法,不再受到學院遊戲規則的限制,更自由的獨立開創出近似於西方的民族誌(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
這幾位老前輩,當年同樣在馮特再傳弟子Dr. Goertz的教導之下,歷經歷史與時空的大變動,各自落在不同的社會位置上,同樣堅持著對人的關切與探究,卻也開展出多元的光譜。回看心理學的歷史,或有一時一地的流行典範,但心理學事實上一直是多元地發展著。
回想當年,心理學剛開始時
在西方心理學獨立的開始
談到西方心理學的獨立,一般的印象都認為是由德國的馮特(W. M. Wundt)(1832—1920)開始,而且是實驗心理學之父,而他的心理學被稱之為結構主義心理學,近年來許多心理學史專家卻認為這樣對馮特的描述是一種曲解(Blumenthal,
1975;Viney & King,
2003;赫根漢著,郭本禹等譯,2004;葉浩生,2004)。說他是科學的心理學開創者之一以及是實驗心理學之父,這大致不差。但說他的心理學方法只是實驗方法,而且內容是結構主義,就是很大的誤解了。馮特整個心理學術生涯都保持著對心理學的雙重興趣,他不只關心感覺、知覺、空間、與時間等基本心理,他也關心審美、宗教情操、道德判斷、比較宗教、語言和意志等複雜的心理。他雖然花了很大的功夫發展了實驗方法來研究基本心理,但他清楚得指出實驗方法不適合研究複雜心理,需要另外發展自然觀察或歷史分析的方法,而他晚年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完成的「民族心理學」(Folk
psychology)十卷,正是這方面的成就,而過去卻很少被一般的教科書提到。另外稱他的心理學是結構主義,又是一大誤解,他的美國學生鐵欽納(Titchener)才是結構主義,馮特自稱他的心理學是意志主義(voluntarism),他關心的核心心理是意志的—動機的歷程(volitional-motivational
processes)。他雖然受到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影響,但他更深深地受到德國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和理想主義(idealism)思想傳統的影響。而鐵欽納則更受到經驗主義/實徵主義(empiricism)和實證主義(positivisim)的影響。因此即使在馮特一個人所發展的心理學,不論是在方法或內容上,都是多元而複雜的。
另外與馮特同時的另一個德國心理學家布倫塔諾(F.
Brentano)(1838—1917)就更被忽略了。他與馮特一樣,都堅持科學心理學的可能性,都對心理複雜面向有全面的關注,都對心理研究方法採取多元立場。不同的是,布倫塔諾更堅決的主張研究「人」與研究「物」的立場與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他認為心理學是研究精神現象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ental
phenomena),而精神現象的對象是人主觀經驗(experience)的本身,不是經驗的對象(如:聲音、顏色、時間…等)。這些經驗是活動的,主動的、變化的、建構的、創造性的、複雜的、參與的、有意向性的、而且是統整的。布倫塔諾又稱這樣的精神現象經驗一向都是意動(acts),也就是意識活動。所以他的心理學也被稱為意動心理學(Act
psychology)。對一般正常的精神現象的研究方法,他反對馮特的內省法(introspection)。他認為當下的內在經驗是無法成為觀察的對象的。內在經驗只能在發生過後,通過回憶(memory)來對內在經驗到的事件之流進行回觀(retrospection)。也因此,若是要研究一個人更完整的經驗,就需要用到傳記。他相信「自我」(the
self)是經驗的統整,是對各種經驗到的真實的賞識與統合出的一種真實;而且在時間向度上也是統整的,是將過去貫通到現在而且有意向地通向未來。他同時很重視應用心理學,他相信心理學可以是暨理論又應用的。在那心理學正努力脫離哲學而大多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的開創時代,他獨自堅持著人與物的區分,灑下了人文心理學的種子。他的學生中有好幾位是引領風潮的人物,例如:胡賽爾(Husserl)、佛洛伊德(Freud)、斯圖姆夫(Stumpf)(完形心理學三位開創者的老師)…等。他對現象學心理學和完形心理學形成的影響是很直接的。對存在主義心理學、美國功能學派心理學也有間接的影響。對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是否有直接的影響,有爭議,但佛洛伊德當年長期修布倫塔諾的課是事實。雖然布倫塔諾的名字早被學心理學的人所遺忘,然而他的影響力依然活躍在心理學界的許多角落裡(Viney
& King, 2003)。
當年的北平輔仁心理系
北平的輔仁心理系成立於1929年,也就是北伐完成、結束軍閥割據的第二年。當時的知識界剛發生過兩個重要的事件:一個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一個是
1923年關於人生觀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五四運動起於學生救亡性的愛國與反帝運動,後來與學術界的啟蒙性的文化運動結合,擴大為救亡與啟蒙雙重主題的運動。其結果是知識份子一面倒的追求全盤西化、反傳統、崇尚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而1923年人生觀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延續了五四的思潮,將焦點集中在人生觀上,爭論著做人的學問是屬於科學的,還是玄學的。其中一個具體的問題就是,心理學是屬於科學的,或是玄學的。結果是胡適與丁文江代表的科學派大獲全勝,當時的心理學者,如陳大齊與唐鉞也都一面倒的參與在科學派這一邊(李澤厚,1996b)。輔仁心理系就在這樣的思潮氛圍下成立的,也是華人世界第七個成立的心理系。
這個系的老師中最重要的該是做了17年(1935—1952)系主任的葛爾慈(Dr. J. Goertz)。他是德國萊比錫(Leipzig)大學的博士,馮特的再傳弟子。主要是教實驗心理學和理論心理學。他研究的重心是意志生活和關係知識,這倒傳承了馮特的意志主義。而他對學生的影響似乎多在實驗方面,少在意志和關係知識方面。他定義心理學是研究靈魂或是心靈的科學,曾有一個學生在課堂上當面反駁說,「世界上哪有靈魂?」,另外一個學生則在學生刊物上與葛爾慈對辯說,「心理學乃研究行為的科學」(孫昌齡,2005)。而這兩位反對老師對心理學觀點的學生,後來卻先後都成了這個系的老師。這一方面似乎反映了當年年輕學生仍然承繼著當時華人知識界追求西方科學的思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這個系的自由與民主的風氣。其他幾位主要的老師都專長在心理測驗和實驗。王征葵,芝加哥大學博士,L.
L. Thurstone的學生,主要教授智力測驗和統計。林傳鼎,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專長在心理測驗與情緒研究。謝斯駿,輔大的碩士,專長在實驗心理學(孫昌齡,2005)。由此看來,以實驗和測量為主的科學心理學是大部分師生的追求,這也正是當時歐美心理學的主流,更契合了華人知識界對西化與科學的企盼。然而以前述的六位畢業生為例,歷經歲月、歷史的顛沛流離,他們卻走出了各自的樣貌。1958到1978,心理學二十年的被批判、被關閉,荊其誠與張厚粲沒被滅頂,堅持著實驗與測驗的香火,一旦開放,立即接上歐美認知心理學與心理測驗的最新潮流,並回饋給廣大求新知若渴的心理學界,而對不同的典範也抱著開放接納的態度。孫昌識與姚平子,下放勞改的經驗,卻化做親身接近人們的豐厚資產,奠基了在現場做實驗研究的方法,形成了解決問題正是理論發現的途徑,更凝聚了對別人心理苦惱的關切與協助的熱情。孫昌齡可以說更擺脫了主流學院的羈絆,熱切地投身向人文與社會大眾的關懷,實踐的可說正是人文心理學的熱情。李世瑜這位下班後的學者,對地下宗教的研究,可說正是與馮特晚年努力的民族心理學相呼應。正如丁興祥(2006)對心理學歷史發展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