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林清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作者在台灣以心理學工作者投入諮商治療、大學研究所教學與社會變革取徑之社會教育近30年,本文企圖回顧30年之專業實踐路徑,並進而視30年的實踐工作為在地批判取徑心理教育工作的一個起點。「在地」及復甦與拮抗之社會學習空間的創造,而在地之心理教育工作者在實作中磨練出行動能力,恰似在政治力使皺摺中存在與工作,必得經由方案的操作得出一股力道,撐開皺摺,辨識出「在地人形」的發展方向為何,各科另類心理教育之社會介入方案才可能被構思與實行出來!
關鍵詞:實踐、反映、集體反映、社會行動、轉化
1975年22歲的我正式進入台灣心理輔導領域;我是5位第一任專任張老師中的一位,編號9號。
1981年 我揚棄了「心理治療者」的意像,逆勢操作(心理治療在專業市場價碼上高於教育者)選擇了「教育者」的認同。(夏林清,一盞夠用的燈,2004a)
1987年 由解嚴前後迄今,和一群投身在工人運動、教師運動與妓權運動中的工作者,推進了一個又一個的心理教育方案(夏林清, 1999、2002a、2004a)。
2005年因著輔仁大學80週年校慶的機緣,規畫與進行了「歷史中的心理學」方案,和學生們來回北京與台北,探索著輔仁心理學學長們的行路軌跡,思索著不同時空中心理學工作者的關連性。「政治歷史皺摺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是自己為30年的工作所做的一個定調的命名。(1)
這篇文章就是要由這個命名開始回觀疏理並陳述心理教育的實踐工作對心理學知識在地發展的取徑開拓。
由實務工作到社會實踐
由1975年成為一名專職的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開始,「實務工作」的社群(心理、社工、教育專業及草根組織)就是我認同投入與選擇支持的;由1987年解嚴前後迄今,運動取向的社會變革(movement-oriented social change)亦是我一直投入的範疇,因而「社會實踐」成為我統攝回觀自己與學生們實作的立足點(夏林清,1993)。由認同「實務工作」到定性實務工作即「社會實踐」是我個人得以不受台灣心理學知識「基礎」與「應用」勞動分工之位階分化的拑制,它同時也逐步彰顯了一條不去政治化與去規訓馴化之抵制對抗的專業實踐路徑。不論是年輕時卯力學習過的團體動力、心理劇與身體工作,或是博士階段受教於Chris Argyris與Donald Sch?n,對行動科學與專業實踐的學習,都是當自己有意識地將自己嵌卡在台灣社會不公義體制結構處境中,謀求進路的他山之石。我個人所經歷發生的並非個別化的孤立現象,逆向而行的行跡反映了台灣70年代與80年代心理學領域的發展條件、在地脈絡與知識權力和物質資源的地景形貌︰
「我視自己與學生們的努力是一種企圖,企圖在被粗暴快速工業化與國家機器力圖現代化之社會機制所壓縮承擔、扭轉糾結著的生命經驗中,進行觀看與敘說的突圍求生與結盟發展的雙重策略,而在觀看與敘說的協作關係中,尋找再現的詮釋面目與能引導自己行動向前的方向。我認為這是一種集體關係與共享知識的創作,因為我們努力地辨識與探究自己與他人的可能性──協作地發展──在台灣特定歷史時空中演化轉進的社會過程。(夏林清,2004a︰147)」
做為一名入行30年的心理學工作者,我經歷了台灣心理諮商/教育輔導/治療領域專業發展樣貌的一個特定切面(夏林清,2004a)。這一個切面是許多實務工作者都經歷但對其所蘊含的社會政治機能卻不見得有機會辨識與言明的。我由1977年就開始在輔仁大學心理系任教,主要教授團體動力、生涯發展、家庭關係與行動研究等課程,1989年成立研究所開始招收碩士生後,我開始援用Donald A. Sch?n之「專業實踐者(reflective professional practitioner)」的理論與方法,與翁開誠協作,努力發展一個立基於實務工作中的專業知識路線。下面分三小節來陳述這一發展過程。
立基於在地實踐脈絡的選擇
每位進入心理諮商與治療領域中的工作者,都學習與使用過「個別」與「團體」的方法,重點是在台灣的脈絡中,實務工作者是在「怎樣的在地脈絡」中「如何」使用方法的?他的「使用行動」參與在社會現況中發生了怎樣的作用?他又是「如何面對與反省」自己介入行動的後果作用?把提問的焦點由與概念模式吻合否(我做的是那一派,像不像、對不對…)轉向對「脈絡化」與「如何」的探究,發現與發展在地實踐知識的抉擇機會就會出現了!這種機會是具有方向性與政治性的,因為這樣的提問會帶領實務工作者經由自我反映通向對既存現實(the existed reality)的建構與既存現況(the status quo)變化與否的探究。實務工作者對自身這個「我」做為介入媒介或變革工具的反映,也同時將他的這個「我」與他所對待來往的他者及特定現況間關係的辯証張力拉到可公開考察的亮處。因此,我年輕時期在心理輔導領域中的投入,對我最大的教育不在於特定輔導與治療知識和方法的熟練,而在於當特定的做法介入了既存現況時,它啟動了一個,我對已被問題化之個人與群體身上,所展示的、建構其成為問題點的脈絡化叢結的看見、聽見與尊重的過程。看見的是,他(他們)做為客觀社會存在的主體是如何承擔住強勁細密之體制化作用力量;聽見的是,他們在體制化作用力量所加諸於其身的、具強制性的適應馴化要求中,所發出的生命掙扎與扭結抵制的聲音;尊重的是,生命無時無地皆有可能發生的奮起鬥爭!這是一個實務工作者的社會學習歷程(夏林清,2002),而這一個社會學習歷程中內含了一個對現代心理學不當移植的、辨識與拒絕的抵制性自主歷程。
我的社會學習與抵制性自主歷程的啟萌處是70年代台灣四個被問題化的群體:孤獨流離於都會中近似「發病」卻不可能就醫的青年個案、逃家輟學的幫派或被標籤化的不良青少年、盛行鑰匙圏遊戲的男女工人與廣慈博愛院收容教育的雛妓(夏林清,2004a)。在以助人工作者的社會身份參與到這四個群體被問題化處理的社會過程裡,發生了破與立的兩個作用:
1.「破」解現代心理學不當移植套用的抵制性自主
對專業科系畢業的實務工作者而言,發現課本與課堂上知識體系對回應人們困境難題的不適用幾乎是出校門後二、三年中的共識,然而這一發現不必然帶領實務工作者走進立足於在地脈絡的實踐位置,除非他能由實務工作裡每日遇見的殘局與爛攤中,體悟到了二種權力的運作痕跡:「基礎與應用主從關係所預設的實證主義現代主流心理學的知識權力」與「科技理性管理操作的體制權力」;並在體認權力運作的痕跡時,願意和資源與利益集中的主流化道路分離。
我應該算是台灣心理輔導機構培養的第一代專業工作者,在1972~1982年間,接受了鄭心雄、劉尡輝老師個別諮商的教授,又在吳就君與吳靜吉老師的示範帶領中,熟悉了身體運作的創造性方法與訓練團體(Training group )為基礎的團體動力與心理劇方法;也參加了1982年Virginia Satir的台灣家族治療工作坊。在出國唸書時再追本溯源地參加了國家訓練實驗室(NTL)(2)的團體訓練,塔非史塔克大團體訓練與熟悉了第一序、第二序的改變理論(鄭村棋、夏林清,2005)。然而,這許許多多的「專業」資源(含人脈關係)在我選擇了「教育者」揚棄了「治療者」的認同點(夏林清,2004a:137- 149)上就不再具有專業化的市場價格與專家化形像積累的效用。這個認同的選擇一方面帶領我離開了80年代台灣開始流行的各種治療風潮,另方面就去蕪存菁的憑藉著我對「團體方法」與「諮商治療」的掌握轉向前行。「團體方法」是「對民主化探究歷程的追求」,「諮商治療」是「發展能真切聽見,如實懂得他者的關係」。那麼,經由「動態過程」與「發展中的關係」對「變」的理解及自身參與其中的作用過程就是能耐磨練之處了。
於是,移位到社會田野中,在社會活動(日常生活活動、工作活動、抗爭活動與教育組織性活動…)的脈絡中發展能動的關係與追求民主。
2.「立」足於社會田野的嵌卡存在
「心理學是有用的,但你應當面對社會,心理學一支腳在實驗室裡,另外一支腳踏在社會實踐裡。」(孫昌齡,「輔仁80」,2005)
二足分立,來回奔忙,日以繼夜的白天一個工、晚上一個工是1986年迄今的生活方式。二足分立於學院教學研究工作與解嚴前後社會運動的萌發現場,這之間所存在的階級區隔與社會距離創造了強大的實踐張力,正是在這一強大張力中來回工作,我形容自己是「嵌卡」在結構中(夏林清,2004a),「嵌卡」是不得脫身,也不允許自己輕易逃離。在這一張力場中,我曾在描述不同案例的文章中,為辨認實踐歷程的開展與作用而發展了一些概念。(3)學院內培育助人工作者的教學位置與教育實踐的社會田野創造了二足分立的張力場。下面分別以投身於社會運動中心理教育工作者的實踐取徑和學院內教學與學生論文生產的實驗來說一個「心理學知識方法」和「人與社會發展」關連扣合的故事。
穿過解嚴,走進基層:社會變革取徑的心理教育工作者
1987年台灣解嚴,我由1986年在哈佛進修兩年後返台,正趕上解嚴前社會動能騷動不安的時刻與社會這一股壓制已久,尋求變革的動能共振,我開始在學校教學研究與校外社會參與著;1989野百合學運衝擊了那幾年的大學生,因而解嚴前後興起的自主工運吸引了一小群年輕大學生的投身(張育華,2006;顧玉玲,2005)。這一支工會組織工作者的小隊伍(4)一路學習如何與工人協作參與了多個自主工會與聯合會的成立與發展工作,稍後亦因著工作的發展成立了數個NGO,並於1999年籌設了蘆荻社區大學(李易昆,2003)。
由1987~2005年,台灣政治發生了政黨輪替與國族主義的戲碼,台灣經濟的產業結構則已根本性地變化了,合法外勞、非法黑工與台灣失業工人交相編織支撐著勞動市場的地景。台灣自主工運由興轉弱,政黨政治吸納的89年野百合學運菁英份子已是政黨政治演出要角,而我們仍在基層工作。18年前二十出頭的大學生,如今已邁向四十歲的中年,18年的運動實踐夠辛苦卻值得,因為在歷史的記憶裡,能在基層位置裡穩定的、相互支持地磨練著社會運動的草根方法,卻沒有因政治壓力而短命夭折或各自棄離遁逃,算是不易了!它當然算是台灣人民民主力量的一項成果。目前的這個階段,我們正努力創造條件讓這一集體之路徑與行跡的實踐知識得以辨識與表達出來。
在基層的位置幹活
我有幸,長期貼近基層勞動者奮力搏鬥、挫敗擠壓、長出/或沒能長出力量的歷程;我有幸,共同參與衝撞體制的抗爭,並撕裂般地被滋養與改變。如果我大量使用「我們」作為敘述的主詞,那確實是因為行動的背後是組織性支持力量,而熬夜打拼的素香、靜如、燕堂、醒之、競中…也是作者欄中必須被併列的名字。〈得獎感言—記錄、發聲、實踐〉(顧玉玲,2005.10.11,中國時報〉
沒有在基層的位置中持續不懈地工作,就不會發展出基進的方法,也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可以移植另一個社會所萌發的路徑與方法;然而工作者記錄、回觀、與反思的知識,卻可以如穿越時空之如豆燈火,使其他在暗夜中摸索前行的工作者,得以藉些許亮光,辨識自己眼前形勢與舉足落腳之判準。
為什麼選擇在「基層的位置」中工作?道理很簡明,基層的人口眾多,勞苦大眾的他者容顏就在你左右;再來,「基層」即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中、下層,資本主義工業管理體制與政治權力的運作系統皆由上而下操弄著。位居較高社經位置或選擇順流謀利的專業工作位置在其自身物質條件受階級政治權力保護的同時,失去了許多對層疊交錯的場域張力是如何摧逼壓迫著人的具體接近的機會,工作者在基層較有機會面對利益取捨的生命抉擇。
25歲那一年的7月到9月,我由美國回來,進入了桃園大園鄉的紡織廠,做了兩個月的女工(夏林清,2004a)。離開時認清了一件事:我無法改變我的階級出身,但我可以改變我參與的位置。這個體悟是重要的,「階級」的「類」和「成員個體」的選擇層次得以不被混同,而複雜的交互滲透作用是需細緻辨認的。然而,階級背景及其所挾帶的資源與養成的生活習性像是一張黏著在屁股上的椅子,這把椅子不會因為我往工廠蹲就消失了,但我至少可以做決定帶著它移動。帶著它移動到勞動階層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中時,這把掎子的優越條件就立即在對照中顯現,譬如,15歲的女工沒有退路只能在強度紡織廠的勞動中被操磨適應,而我可以困乏遁逃。位置選擇是一種自由,它來自於對階級處境與文化岐異敏覺辨識之際對自身投入的承諾;使用這一種選擇與承諾的自由,同時就啟動了面對利益取捨衝突的立場抉擇。
如果說,我的70年代末的「工廠生活兩個月」其實是一個「實務工作者」在左翼運動思潮衝撞下,對大理論與熱情革命想像的一次壓抑著政治恐懼的孤獨實驗(5),那麼在1987解嚴後自主工運與1990在野百合學運牽引下投入到社會運動中的工作者就顯得吾道不孤了!至少,有那麼一群人投入到解嚴後的社運中,而得以在政黨輪替的政治運動中,對照凸顯了五年級生往上的政治菁英權力路線與往下紮根的實踐路線。(張育華,2006)這種對照對個人、集體與社會另類發展的想像對實踐思想具有啟蒙作用:
人們是如何和他自己的社會位置發生關係的?如何維持自己在一特定社會位置中的利益?他們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會放棄他們的利益?或是為自己的利益奮戰?或是選擇一種適應的策略?(夏林清,2002:135;Honneth, 1991)
社會探究的實踐者
對我而言,對研究方法典範所彰顯之意涵的理解,並不在於它們在學院內爭鬥方法論典範的戰鬥力,而在於它在一個特定的社會過程中,面對特定社會群體及其所生活著的問題處境,力圖探究社會變革(個人、集體及制度)路徑時,對行動者辨識現象場域複雜性與行動抉擇有效性(有效指的是對互為主體/主體間協作關係的發展)的作用。這其實正是Donald A Sch?n在闡釋「行動中反映」(reflection-in-action)概念時,指出的實踐者的行動即為一種實驗,而其行動是要被置放入實踐者的探究(inquiry)中來看待的(Sch?n,1983)。在受益於Sch?n與Argyris之教導後,援用Sch?n的專業實踐與反映思考方法到台灣時,我卻由一開始便使用「社會探究」與「社會學習」(夏林清,1990)來界定我們在台灣的實驗。
倘使我們回溯到行動研究與變革知識在西方社會現代心理學中的發展脈絡,Kurt Lewin這位被稱為「團體動力之父」的社會心理學家,由德國轉到美國落地生根的知識探究取徑,在五0、六0年代於美國被接收的變化、吸納的方向,就恰恰和我們相反。Lewin在一九四0年代中,提倡為社會變革(social change)服務的社會心理學知識,他在發明了訓練團體(Training Group)的原初方法後不久,便因車禍死亡。他的理論與方法,在五0、六0年代美國大型企業與中產社區興起的社會脈動中,被吸納轉變成了以服務於社區領袖和企業組織發展為主的行動研究。「社會」兩個字其實是失落了!正是在怎樣社會位置中的實踐者選擇如何實踐的差異決定了方法論與知識論的選擇與發展樣態。同理,Paulo Freire的成人解放教育源起於巴西農民識字教育,歐洲六0、七0年代學生運動與反戰運動也是今天批判教育學與批判心理學萌芽的溫床。而當蘇聯發展心理學家Vygotsky在遭史達林鎮壓多年之後,卻在美國分別被實證主義心理學工作者與批判心理學工作者,在不同的立場上以不同的手法援用、闡釋與發展(Holzman,1999)。
我對知識論與方法論典範分辨的能力並非仰賴學院的學術訓練,而是源自由年輕一路走來的政治覺察和社會運動的參與,亦即我一直未從在具體問題環境中企圖回應特定人群實際生活難題的這個處境位置中離開過,我曾用「專業方法跟著生命選擇走」來勾勒自己的這個發展歷程(夏林清,2004a),它也就是理解「基進」(radical)為澈底或追根究底回到根部的一種面對社會正義的姿態立場。我也就稱在探索這樣一條道路的人為社會探究的實踐者。在這樣的方向上,我們這一群穿過台灣戒/解嚴年代,走進基層的工作者,十餘年來的實踐反映出了怎樣的知識與方法呢?
社會田野中的群際動態關係與活動介入
一個人是不能獨立弄一個方案或活動的,我老是和一小群朋友一起和另一群生活在不同社會處境中,承受著某種痛苦辛酸的人們互動影響著,專業上可將它歸納為「團體方法」。但說它是團體方法時,自己和對方是怎樣不同的社會群體就去脈絡化的不見了,自己被對方生命經驗衝撞的影響也抽離忽略了。(夏林清,2004a: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