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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鲁格·肇嘉博士之托,我为《父性》一书撰写中文版序言。我与作者相识多年,渐成好友。最初相见时,我便对其幽默的性格和富有智慧的气质留下深刻印象,也欣赏其心理分析师的专业素养,尤其是对于社会文化的分析与阐释。他曾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主席,在《父性》之外还撰写过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
孩子还不就是“父亲”了吗?难道“父亲”所表现的不就是“父性”吗?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都在鲁格·肇嘉的阐释下凸现出特殊而重要的心理、社会和文化意义。
这看起来似乎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难道做父亲还要学习吗?难道我有了是的,做父亲是需要学习的,即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就能够承担父亲的责任和呈现父亲与父性的意义。
精神分析本身开始对父亲与父性的意义进行阐释。他在该书“导言”中首先分析了弗洛伊德与他的父亲,以及父亲对于弗洛伊德及其整个精神分析的影响。
作为专业的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从那本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雅各布·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父亲)给儿子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因为是犹太人,被人从人行道上赶了下来,帽子也被打掉在地上……鲁格·肇嘉总结说,如果没有这样一段插曲,精神分析或许会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发展。实际上,欧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的学生及其法定传记作者,也曾肯定地认为,看起来似乎是件小事,但正是这件小事,在弗洛伊德的性格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鲁格·肇嘉在其“导言”的开始,也引用了诺依曼的观点:
无意识的犹太人反宗教倾向是这个发现的部分根源——是西方人在父亲意象(父权制)上的心理意义……弗洛伊德对犹太教父亲原型的英雄式抗争……既不是弗洛伊德个人的事情,也不单是犹太人自己的问题。西方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和伦理道德)主要被这种父亲意象所构造,而个体的心理结构正被这种文化部分地伤害着。”(E. Neumann, Freud und das Vaterbild,1956)
“弗洛伊德揭示的普遍原理——其于是,弗洛伊德所喜欢的那段出自《埃涅伊德》的诗句:“假如我不能让天堂之神屈服,我会使地狱之神感动。”也被用来注解弗洛伊德的父亲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