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王浩威
(精神科醫師，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執行長)
六、七○年代台灣精神分析的風潮，如同二、三○年代中國的精神分析風潮，又一次地消沉下去。回顧這樣的發展軌道，「一而再地再出發」成為精神分析在中文世界發展的「症狀」，是面臨某些阻抗的必然結果。只是，我們不禁要問：這些阻抗，究竟是來自怎樣的結構？
在〈不可能的語言〉裡，台灣學者陳傳興曾經指出，在雙重內在侷限下，包括語言的內在差異和知識系譜傳承的斷缺，使用中文來翻譯和研究精神分析佛洛伊德著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種「不可能」的工作。事實上，不只是翻譯和研究，精神分析在台灣的實踐臨床實務，同樣也面臨不容易克服的困難。然而，除了「語言的內在差異」和「知識系譜傳承的斷缺」，台灣的社會結構或現代性問題，恐怕也是另一種阻抗的來源吧。
劉紀蕙亦問起：這種「壓抑之復返」，這種「抗拒精神分析的『深層無意識之機制運作』是依附於甚麼樣的象徵系統、認同機制、或是防禦結構而展開的？或是此抗拒與壓抑是自何處撤離欲力之投注，又是轉而朝向何處投資？」她指出：「轉而投資的，則是可以顧全健康清潔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場域，家的場域。此『恐懼結構』（phobic structure）的內在封閉空間（enclave），以不同型態擴及於此文化社會脈絡的層層角落，而展開了嚴又密的防禦系統。」
精神分析的發明和潛意識的發現，之所以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原本就是和歐洲文明的個體化（individualized）（Z. Bauman）或現代性（Modernity，Harbermas語）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如果是這樣，對於非西方的國家來說，精神分析的發展，恐怕是要將社會結構放在歷史向度上進行更多的討論。
如果精神分析有對象的話，這對象應該就是個體（individual）或自我（self）。然而，在中國這類非歐美國家裡，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是遠遠不同於西方的。這種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可能還有軌跡的不同。在資本主義未發展的國度裡，群體原本就高於個體，甚至是沒有獨立個體可言。即使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非西方國家，個體或自我是否依循西方的方式在自己的社會裡自然演化發生，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日本榮格學者河合隼雄就曾表示，日本的個體是不同於西方的個體，人與人之間還是有某一種「黏黏」的關係。
至於台灣呢？
二次大戰以後，由於美蘇冷戰結構的緣故，1945年以後的台灣，一方面是美國文化全面性的輸入，另一方面卻是對外封閉而對內控制的威權政治。五、六○年代曾經在台灣發生的現代主義威潮，一來是十分美國化的現代主義，二來是「橫的移植」，並非因應社會結構基礎的文化現象，以致於七○年代寫實主義的鄉土文學批判下，就迅速地瓦解。自然地，隨著六、七○現代主義風潮而發生的精神分析論述，也很快陷入斷層的困境。
在美國扶植下，開始發展工業、進出口貿易和追求高經濟成長的台灣社會，不知不覺地走向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八○年代，台灣的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樣資本主義化程度日益高度發展的結果，社會結構也不知不覺地開始出現變化。
七○年代台灣學者討論西方心理學理論（特別是精神分析）是否適用到中國人心理時，經常會提出相對於西方之個體概念的家族概念，認為中國人心理是以「家族」而非「個體」為基礎的。甚至有學者質問伊底帕斯情節恐怕不存在於中國人心理。
在七○年代以前，一方面是源自前工業社會的家族觀念，另一方面是威權體制以法令和體制來強化家族結構而壓抑個人，家族的力量一直都是持續保持著。在這情況下，只有「家族自我」（family ego）而沒有個體或自我的可能。
只是，當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台灣的威權體制早在軍事戒嚴法結束（1987）之前，就已經開始鬆動了。政治上，八○年代初期民主思潮和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崛起；思想上，八○年代後期開始大量出現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新馬克思理論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風潮；在社會結構上，我們也看到家族的力量逐漸瓦解。
五○年代精神分析在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雖然因為精神藥物陸續地發明而逐漸敗退，但是在許多層面的影響（特別是藥物仍無法涉足其中的）還是保留下來了。這其中包括了社區心理衛生、學校諮商制度、兒童精神醫學、兒童心理治療，還有家族治療。
家族治療發展，即便在西方，也是六○年代才逐漸具體成型的。然而台灣因為WHO的緣故，精神醫學的發展，特別是社工人員的訓練，一開始就充滿家庭動力概念為基礎的取向。1965年在陳珠璋教授的努力下，再加上當時精神科社工吳就君的投入，家族治療很快地就成為普遍運用的模式。
七、八○年代，動力取向的個別心理治療雖然沈寂了，但這同時卻是家族治療日趨活躍。家族治療不再只是精神醫學的治療工具，甚至是社區心理衛生或學校輔導人員所熱衷的。這種熱烈的反應，顯示出家族治療的確可以滿足臨床實務的需要。
家族治療的發展在吳就君教授的帶領下，再加上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等民間機構的經營，在八○年代前半開始有完整的薩提爾模式訓練課程。這樣的需求，甚至促成1983年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親自來帶領訓練工作坊。在這一個階段，台灣經濟開始起飛，農村逐漸瓦解而人口遷徙向都市，家族已經不自覺地陷入兩難的拉拔。對個人而言，家庭可以提供的功能日益減少，然而家庭對個人的要求或命令卻還是存在的。許多內心衝突的產生，恐怕就是個人在這樣的家族結構衝突所造成的矛盾。自然的，家族治療，特別是家庭重塑的工作，可以讓人們瞭解自己和自己家庭所身處的困境，進而解決症狀或問題。
只是當資本主義化的腳步還是沒停下來，家族的力量越來越小，從這個「健康清潔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場域」，也就是從「家的場域」（劉紀蕙語）中，個人被迫釋放出來了。
這一切過程的發生才短短五十年，不論是對歷史的發展而言，亦或是社會結構的變遷，都是十分迅速的。個人在一個還沒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社會中，不是像演化（evolution）那樣自然發展的，而是既是被追趕出家園，也是自己逃出家園的。自然的，這樣的個體是不同於西方的。在台灣，包括精神分析在內的各種心理治療，當治療開始面對個體時，往往也要面對個體對「失落的家園」的憧憬。
1981年，精神科陳永興醫師對台灣地區精神醫療的狀況做一詳實的普查，發現全台灣合格的精神科醫師才九○名。然而，在這呼籲的時刻，剛好也是台灣高等教育開始普及而專業人員人數迅速提升的時刻，很快也就反應在精神科醫師的人數上。直到今年（2004），台灣已經快有九百位精神科專科醫師（不包括住院醫師）。廿三年內呈現了十倍的成長。
八○年代後半，台灣思想界各種新的理論開始出現，家庭與個人的關係開始有結構性的改變，越來越不可逆轉，包括精神科醫師在內的各種心理衛生專業人員的顯著增加，精神分析又開始獲得年輕一代臨床工作者的重視。特別是越來越多的新型個案（譬如邊緣性人格），都需要精神分析的能力。
在思想界，各種理論所引進的是以法國拉岡（J. Lacan）學派為主；在實務界，完全沒有任何指示下，只因為要解決新的臨床問題，克萊恩（M. Klein）以降的個體關係理論和科賀（H. Kohut）的自體心理學成為臨床工作者不約而同的閱讀。九○年代以後，精神分析書籍被大量地翻譯出來，同時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前往倫敦（如 Tavistock Clinic）、巴黎、加州等地學習精神分析。 2001年十一月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Taiwan Institute of Psychotherapy）成立，2004年蔡榮裕、劉佳昌、楊明敏等人籌劃的Taiwan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開始運動。廖運範在翻譯《佛洛伊德》（1969）的序文裡，曾經感慨地表示：「看看我們的鄰邦日本，早在1930年就有這本書的譯本，想想自己豈不有點心酸？其實佛洛伊德的著作，值得翻譯的實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於佛洛伊德全集的出版，豈不是讀者無限的福氣？」1993年，余伯泉在整理佛洛伊德中文著作時，感慨地表示：「然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的佛洛伊德全集在哪裡？我們的『憤怒』在哪裡？」
這一波風潮與三○年代的中國和六○年代的台灣所不同的，是透過面對著自我的實務工作，而展開的精神分析運動；也是面對社會文化結構的症狀，為解決問題而開展的精神分析閱讀。
重回佛洛伊德是必然的，重新閱讀佛洛伊德也是必要的──在新的社會結構上，在新的個體現象上。重譯佛洛伊德成為一種必要，不同時代的重新瞭解。2004年開始，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與心靈工坊文化公司合作，在臨床實務工作者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攜手努力下，將逐步將佛洛伊德的著作，重新翻譯。
對台灣而言，這一次精神分析的發生將是無從復返正視持續壓抑的永遠的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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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醫師，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執行長)
六、七○年代台灣精神分析的風潮，如同二、三○年代中國的精神分析風潮，又一次地消沉下去。回顧這樣的發展軌道，「一而再地再出發」成為精神分析在中文世界發展的「症狀」，是面臨某些阻抗的必然結果。只是，我們不禁要問：這些阻抗，究竟是來自怎樣的結構？
在〈不可能的語言〉裡，台灣學者陳傳興曾經指出，在雙重內在侷限下，包括語言的內在差異和知識系譜傳承的斷缺，使用中文來翻譯和研究精神分析佛洛伊德著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種「不可能」的工作。事實上，不只是翻譯和研究，精神分析在台灣的實踐臨床實務，同樣也面臨不容易克服的困難。然而，除了「語言的內在差異」和「知識系譜傳承的斷缺」，台灣的社會結構或現代性問題，恐怕也是另一種阻抗的來源吧。
劉紀蕙亦問起：這種「壓抑之復返」，這種「抗拒精神分析的『深層無意識之機制運作』是依附於甚麼樣的象徵系統、認同機制、或是防禦結構而展開的？或是此抗拒與壓抑是自何處撤離欲力之投注，又是轉而朝向何處投資？」她指出：「轉而投資的，則是可以顧全健康清潔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場域，家的場域。此『恐懼結構』（phobic structure）的內在封閉空間（enclave），以不同型態擴及於此文化社會脈絡的層層角落，而展開了嚴又密的防禦系統。」
精神分析的發明和潛意識的發現，之所以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原本就是和歐洲文明的個體化（individualized）（Z. Bauman）或現代性（Modernity，Harbermas語）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如果是這樣，對於非西方的國家來說，精神分析的發展，恐怕是要將社會結構放在歷史向度上進行更多的討論。
如果精神分析有對象的話，這對象應該就是個體（individual）或自我（self）。然而，在中國這類非歐美國家裡，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是遠遠不同於西方的。這種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可能還有軌跡的不同。在資本主義未發展的國度裡，群體原本就高於個體，甚至是沒有獨立個體可言。即使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非西方國家，個體或自我是否依循西方的方式在自己的社會裡自然演化發生，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日本榮格學者河合隼雄就曾表示，日本的個體是不同於西方的個體，人與人之間還是有某一種「黏黏」的關係。
至於台灣呢？
二次大戰以後，由於美蘇冷戰結構的緣故，1945年以後的台灣，一方面是美國文化全面性的輸入，另一方面卻是對外封閉而對內控制的威權政治。五、六○年代曾經在台灣發生的現代主義威潮，一來是十分美國化的現代主義，二來是「橫的移植」，並非因應社會結構基礎的文化現象，以致於七○年代寫實主義的鄉土文學批判下，就迅速地瓦解。自然地，隨著六、七○現代主義風潮而發生的精神分析論述，也很快陷入斷層的困境。
在美國扶植下，開始發展工業、進出口貿易和追求高經濟成長的台灣社會，不知不覺地走向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八○年代，台灣的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樣資本主義化程度日益高度發展的結果，社會結構也不知不覺地開始出現變化。
七○年代台灣學者討論西方心理學理論（特別是精神分析）是否適用到中國人心理時，經常會提出相對於西方之個體概念的家族概念，認為中國人心理是以「家族」而非「個體」為基礎的。甚至有學者質問伊底帕斯情節恐怕不存在於中國人心理。
在七○年代以前，一方面是源自前工業社會的家族觀念，另一方面是威權體制以法令和體制來強化家族結構而壓抑個人，家族的力量一直都是持續保持著。在這情況下，只有「家族自我」（family ego）而沒有個體或自我的可能。
只是，當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台灣的威權體制早在軍事戒嚴法結束（1987）之前，就已經開始鬆動了。政治上，八○年代初期民主思潮和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崛起；思想上，八○年代後期開始大量出現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新馬克思理論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風潮；在社會結構上，我們也看到家族的力量逐漸瓦解。
五○年代精神分析在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雖然因為精神藥物陸續地發明而逐漸敗退，但是在許多層面的影響（特別是藥物仍無法涉足其中的）還是保留下來了。這其中包括了社區心理衛生、學校諮商制度、兒童精神醫學、兒童心理治療，還有家族治療。
家族治療發展，即便在西方，也是六○年代才逐漸具體成型的。然而台灣因為WHO的緣故，精神醫學的發展，特別是社工人員的訓練，一開始就充滿家庭動力概念為基礎的取向。1965年在陳珠璋教授的努力下，再加上當時精神科社工吳就君的投入，家族治療很快地就成為普遍運用的模式。
七、八○年代，動力取向的個別心理治療雖然沈寂了，但這同時卻是家族治療日趨活躍。家族治療不再只是精神醫學的治療工具，甚至是社區心理衛生或學校輔導人員所熱衷的。這種熱烈的反應，顯示出家族治療的確可以滿足臨床實務的需要。
家族治療的發展在吳就君教授的帶領下，再加上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等民間機構的經營，在八○年代前半開始有完整的薩提爾模式訓練課程。這樣的需求，甚至促成1983年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親自來帶領訓練工作坊。在這一個階段，台灣經濟開始起飛，農村逐漸瓦解而人口遷徙向都市，家族已經不自覺地陷入兩難的拉拔。對個人而言，家庭可以提供的功能日益減少，然而家庭對個人的要求或命令卻還是存在的。許多內心衝突的產生，恐怕就是個人在這樣的家族結構衝突所造成的矛盾。自然的，家族治療，特別是家庭重塑的工作，可以讓人們瞭解自己和自己家庭所身處的困境，進而解決症狀或問題。
只是當資本主義化的腳步還是沒停下來，家族的力量越來越小，從這個「健康清潔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場域」，也就是從「家的場域」（劉紀蕙語）中，個人被迫釋放出來了。
這一切過程的發生才短短五十年，不論是對歷史的發展而言，亦或是社會結構的變遷，都是十分迅速的。個人在一個還沒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社會中，不是像演化（evolution）那樣自然發展的，而是既是被追趕出家園，也是自己逃出家園的。自然的，這樣的個體是不同於西方的。在台灣，包括精神分析在內的各種心理治療，當治療開始面對個體時，往往也要面對個體對「失落的家園」的憧憬。
1981年，精神科陳永興醫師對台灣地區精神醫療的狀況做一詳實的普查，發現全台灣合格的精神科醫師才九○名。然而，在這呼籲的時刻，剛好也是台灣高等教育開始普及而專業人員人數迅速提升的時刻，很快也就反應在精神科醫師的人數上。直到今年（2004），台灣已經快有九百位精神科專科醫師（不包括住院醫師）。廿三年內呈現了十倍的成長。
八○年代後半，台灣思想界各種新的理論開始出現，家庭與個人的關係開始有結構性的改變，越來越不可逆轉，包括精神科醫師在內的各種心理衛生專業人員的顯著增加，精神分析又開始獲得年輕一代臨床工作者的重視。特別是越來越多的新型個案（譬如邊緣性人格），都需要精神分析的能力。
在思想界，各種理論所引進的是以法國拉岡（J. Lacan）學派為主；在實務界，完全沒有任何指示下，只因為要解決新的臨床問題，克萊恩（M. Klein）以降的個體關係理論和科賀（H. Kohut）的自體心理學成為臨床工作者不約而同的閱讀。九○年代以後，精神分析書籍被大量地翻譯出來，同時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前往倫敦（如 Tavistock Clinic）、巴黎、加州等地學習精神分析。 2001年十一月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Taiwan Institute of Psychotherapy）成立，2004年蔡榮裕、劉佳昌、楊明敏等人籌劃的Taiwan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開始運動。廖運範在翻譯《佛洛伊德》（1969）的序文裡，曾經感慨地表示：「看看我們的鄰邦日本，早在1930年就有這本書的譯本，想想自己豈不有點心酸？其實佛洛伊德的著作，值得翻譯的實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於佛洛伊德全集的出版，豈不是讀者無限的福氣？」1993年，余伯泉在整理佛洛伊德中文著作時，感慨地表示：「然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的佛洛伊德全集在哪裡？我們的『憤怒』在哪裡？」
這一波風潮與三○年代的中國和六○年代的台灣所不同的，是透過面對著自我的實務工作，而展開的精神分析運動；也是面對社會文化結構的症狀，為解決問題而開展的精神分析閱讀。
重回佛洛伊德是必然的，重新閱讀佛洛伊德也是必要的──在新的社會結構上，在新的個體現象上。重譯佛洛伊德成為一種必要，不同時代的重新瞭解。2004年開始，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與心靈工坊文化公司合作，在臨床實務工作者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攜手努力下，將逐步將佛洛伊德的著作，重新翻譯。
對台灣而言，這一次精神分析的發生將是無從復返正視持續壓抑的永遠的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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