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访杨国枢教授
许功余
杨国枢是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台湾本土/文化心理学的推动者和代表性人物。
1.老师长期任教於系上，并於1980-1986年期间担任系主任一职，也担任过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等之理事长。可否请老师就学术行政的角度谈谈自己推动心理学教研工作上的感想？
答：中国心理学会的成立与中华心理学刊的创刊，我都尽了些棉薄之力。当年，我曾向苏芗雨老师建议在台恢复中国心理学会，他经过慎重考虑後，终於决心成立，并被推举为首任理事长。有关中华心理学刊，则是我在系务会议中提议：有了心理学会，应该要有心理学刊；几经讨论，系上同仁就同意将「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系研究报告」改名为「中华心理学刊」。另外，就是开心理学会年会时，要安排同仁宣读论文。早期各种学会开会，并没有宣读论文这回事，当时我向苏先生建议开心理学年会时可以安排论文的宣读。一开始苏先生有点迟疑，因为一方面没什么论文可以宣读，同时还要同仁们彼此评来评去，搞不好还评出个什么问题来。不过，苏先生想一想还是同意安排论文的宣读。这在当时台湾的学会里还是个创举，後来苏先生也相当引以为傲。此外，我还参与了中华心理卫生协会、国际生命线协会中华民国总会等工作，基本上还是希望能为学界与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总体而言，参加学（协）会或负责某些职务都是希望做一些心理学的推广。
另外，我个人总喜欢推动一些新的作法，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不论是在学术活动上或者制度建立上。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还是如此。有些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没有人做，我就会开个头，邀集有志一同的同仁，一起来尝试做做看。如果後来有很多人相继投入，我就会换别的事去做。我自己并不太乐意一直做一些一成不变的事。因此，在担任系主任与理事长等职务时，就会利用这些机会去推动一些新的想法，去建立一些新的制度。例如，在担任台大心理系主任时，我就尽量将系里的相关规定形诸於文字，予以明文规定，包括开会程序、投票方式，特别是系主任的选举。系主任的选任以往都是以辈份来排，刚好排到我，就只好由我当。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并不妥当，所以就拟订一个办法，经系务会议讨论通过，开始实施。这种作法在当时有些同仁是有意见的，不过还是通过了。对系内，我个人会去推动一些制度的改革。在社会上，我则著力於推广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作一些通俗演讲或写一些通俗文章，让一般社会大众对心理学有较多的认识。这种推广工作，一方面固然要让社会大众对心理学有熟悉感，但更重要的是，也要让社会大众觉得有用处，对他生活的改善有帮助。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很重要的是整体社会之经济发展水准。随著财富的累积与社会的进步，心理学在台湾社会经历了点缀品、陪衬品、及必需品等三个阶段。现在而言，心理学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不论在家庭、医院、学校、及工作场所之中，大家都需要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大众心理学丛书的畅销就可见一斑。这三个阶段我都经历过，特别是在前面两个阶段，我个人也做了一些努力。後来发现谈心理学的人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就没再花那么多力气在这上面；甚至是一些政治或社会批判文章的写作上，也是如此。现在，我比较想要在学术研究工作上多做一些新的东西，以前没人做过的东西。
2.近年来，老师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所积累的研究成果逐渐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界的重视。可否请老师就目前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现况及未来展望（特别是本土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体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做一些介绍？另外，老师曾谈过自己在推动本土心理学时，时常有「迫切感」，可否请老师就这点再做进一步说明？
答：有关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的现况，已经有很多的文章与资料可以参考。所以，我要谈一谈本土心理学的展望。本土心理学目前已经逐渐为国际心理学界所注意，也开始有一些影响。就连心理学研究最发达的美国，也开始有一些学者承认美国心理学只是一种本土心理学。这种认识蛮健康的。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能在国际心理学的学术版图中逐渐浮现，是因为大家逐渐发现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的研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跨文化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过去，有许多学者尝试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各种研究途径来突破这种研究局限；例如，最为人所知的就是John Berry所提出的derived-etic approach，但是最新版的跨文化心理学教科书（如一九九二年Berry, Poortinga, Segall, 及 Dasen所著的Cross-cultural Psychology）都承认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式是无法摆脱这种文化偏见的。所以无法摆脱我族中心主义的阴影，主要是因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是直接进行变项（variable）层次上的量的比较。而在这种比较中，有个隐晦未言的预设：所比较的变项是不同文化间相同的心理特质。这种文化间相同的心理特质很难找到，但我认为主要是所采用的方法不当。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以最近我所提出的「跨文化的本土化研究取向」（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approach）才有可能。这种研究取向的作法是在不同文化中，分别以本土化研究取向来探讨文化上可能相近的心理与行为现象，等累积到足够的研究成果，对於相关现象就会有较清楚的了解，再来思考如何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这种研究取向也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本土化比较，但和以往跨文化心理学的不同是不仅关心文化间的共同处，同时更注重文化间的差异处，而且是质的差异与量的差异并重。这种差异的探讨能让我们对异文化中的相关心理现象有更深入的剖析，以主位观点（emic point of view）来理解己者与他者的存在。
综观未来心理学的发展，本土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地理解，而跨文化心理学则必须朝向「跨文化本土心理学」（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psychology）的方向迈进。文化心理学强调特定文化脉络中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所以是一种我所谓的「单文化本土心理学」（monocultural indigenous psychology），也是本土心理学的一部分。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跨文化本土心理学」，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整合出全人类的心理学，也就是一种全人类的本土心理学。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本土心理学的重要性，但研究的进度仍然嫌慢，所以累积的成果有限。在国际间，宣称自己是本土心理学者的人，为数还是不够多。著名的本土心理学者如印度的D. Sinha, 菲律宾的V. G. Enriquez，及墨西哥的R. Diaz-Guerrero，近几年已相继仙逝。年轻一辈的本土心理学者为数已不少，有些在国际上已受到相当的注意（如韩国的U. Kim），但多数人的能见度并不是那么大，所以还需在国际上多加努力。过去在台湾，我们都是自己摸索著做研究，并没有特别重视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所以，国际上对台湾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也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尔後我们需要多在国际期刊发表研究成果。
推动本土心理学的「迫切感」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要多到国际上去发表研究成果，以使西方学者对台湾地区所发展的本土心理学有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就是要做更多更好的研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并不是那么难，过去常会因为外国语文上的问题，而使同仁们却步，但是我们可以请受过心理学博士训练的国外同行来帮我们修改英文稿件。我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有些也曾请别人帮我润饰。毕竟外文不是我们的母语，请别人改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即使欧美国家的学者所写的论文或专书，也还是需要别人改稿。这种修改的事可以请别人代劳，但是多做好的研究，够水准的研究，却是责无旁贷，需要我们全力以赴，这也是国际期刊是否能接受我们文稿的关键所在。
这种迫切感是我个人的感受，有些人也许并不觉得有迫切性。这是因为我个人年事已高，能让我做研究的年数并不多，能推动本土心理学的岁月也不多。我自己长期投注心力在思索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所以我对本土心理学的体认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有把握，所以想再多利用一些时间来从事研究与推动的工作。但是我也发现要让人能接受本土心理学的观念与作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不时有既强大又具规模的美国本土心理学在提供给大家成套的现成学术成品（由研究理论到研究工具一应俱全），让人来套用。所以，只要学术定力稍有不足，就可能会破功。所以，由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与推动，是有相当的迫切性。目前的国际学术趋势虽已逐渐有利於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但只靠现有的人力，实在有所不足。因此，我自己就会有些急迫感，总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投注心力到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与推广工作上。
3.老师已於去年（1998年）自系上退休，老师退休後生涯有何规画？
答：我是去年自台大心理系退休，但我并没有自学术岗位退休，将来七十岁时我必须自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再退休一次，但我想我还是不会离开多年来投注心力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工作。只要是我还能做得动、走得动、说得动，我还是乐於参与一些国内外的学术性活动。我也计画将多年来的研究心得继续加以叙述与讨论。
4.今年（1999年）是台大心理系成立50周年，老师四十年的学术生涯都奉献给心理系。老师可否以一位资深系友的身份说说对心理系未来的期许？
答：台大心理系是台湾第一个心理学系，而且在目前还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心理系。不可否认，台大心理系在台湾的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曾扮演著相当重要的引领角色，这当然是因为系上的老师在研究、教学及社会服务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总是觉得以系上的同仁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应该可以有更好的研究成果才是。与过去相较，目前所提供的研究设备与研究经费已经好得太多，虽然系上同仁也有不错的研究表现，但整体来看，总觉得好像所累积的研究成果还不是那么理想，大家的努力好像还嫌不太够，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我觉得「使命感」是相当重要的，虽然现在谈使命感有人会觉得有些迂腐。举个例来说，企业家与生意人的差别就在企业家有使命感，有一股动力想要让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不论是在技术层面或是经营层面，都能有更广阔而前瞻的开展，不断追求卓越的新境界。像是张忠谋、施振荣，甚至是王永庆，都会有类似的使命感，他们绝对不会像生意人那样，只想捞一票就走。他们都会用尽自己所有的能力，来追求一种境界的提升，让自己的潜能可以完全发挥。但是我发现系上好像有些同仁有点自我开脱的味道（有些研究生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形），会说研究品质不必要求那么高，上课读的书也不要列那么多，因为这样子，学生苦，老师也苦，何苦来哉。以现在的研究条件而论，应该可以对自己做更高的要求，但却不知不觉放自己一马，不乐意去吃苦，不乐意去努力，怎么能让这个系不断地更上层楼？企业家有企业家的理想，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理想，心理学家也要有心理学家的理想。要有高一点的理想，社会才会进步，学术才会进步。现今系上已有良好的研究环境，再加上同仁们聪慧的资质，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期待，应该能够交出更丰硕的研究果实，以引领台湾心理学的卓越发展。愿以此与诸君共勉。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许功余
杨国枢是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也是台湾本土/文化心理学的推动者和代表性人物。
1.老师长期任教於系上，并於1980-1986年期间担任系主任一职，也担任过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等之理事长。可否请老师就学术行政的角度谈谈自己推动心理学教研工作上的感想？
答：中国心理学会的成立与中华心理学刊的创刊，我都尽了些棉薄之力。当年，我曾向苏芗雨老师建议在台恢复中国心理学会，他经过慎重考虑後，终於决心成立，并被推举为首任理事长。有关中华心理学刊，则是我在系务会议中提议：有了心理学会，应该要有心理学刊；几经讨论，系上同仁就同意将「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系研究报告」改名为「中华心理学刊」。另外，就是开心理学会年会时，要安排同仁宣读论文。早期各种学会开会，并没有宣读论文这回事，当时我向苏先生建议开心理学年会时可以安排论文的宣读。一开始苏先生有点迟疑，因为一方面没什么论文可以宣读，同时还要同仁们彼此评来评去，搞不好还评出个什么问题来。不过，苏先生想一想还是同意安排论文的宣读。这在当时台湾的学会里还是个创举，後来苏先生也相当引以为傲。此外，我还参与了中华心理卫生协会、国际生命线协会中华民国总会等工作，基本上还是希望能为学界与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总体而言，参加学（协）会或负责某些职务都是希望做一些心理学的推广。
另外，我个人总喜欢推动一些新的作法，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不论是在学术活动上或者制度建立上。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还是如此。有些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没有人做，我就会开个头，邀集有志一同的同仁，一起来尝试做做看。如果後来有很多人相继投入，我就会换别的事去做。我自己并不太乐意一直做一些一成不变的事。因此，在担任系主任与理事长等职务时，就会利用这些机会去推动一些新的想法，去建立一些新的制度。例如，在担任台大心理系主任时，我就尽量将系里的相关规定形诸於文字，予以明文规定，包括开会程序、投票方式，特别是系主任的选举。系主任的选任以往都是以辈份来排，刚好排到我，就只好由我当。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并不妥当，所以就拟订一个办法，经系务会议讨论通过，开始实施。这种作法在当时有些同仁是有意见的，不过还是通过了。对系内，我个人会去推动一些制度的改革。在社会上，我则著力於推广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作一些通俗演讲或写一些通俗文章，让一般社会大众对心理学有较多的认识。这种推广工作，一方面固然要让社会大众对心理学有熟悉感，但更重要的是，也要让社会大众觉得有用处，对他生活的改善有帮助。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很重要的是整体社会之经济发展水准。随著财富的累积与社会的进步，心理学在台湾社会经历了点缀品、陪衬品、及必需品等三个阶段。现在而言，心理学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不论在家庭、医院、学校、及工作场所之中，大家都需要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大众心理学丛书的畅销就可见一斑。这三个阶段我都经历过，特别是在前面两个阶段，我个人也做了一些努力。後来发现谈心理学的人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就没再花那么多力气在这上面；甚至是一些政治或社会批判文章的写作上，也是如此。现在，我比较想要在学术研究工作上多做一些新的东西，以前没人做过的东西。
2.近年来，老师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所积累的研究成果逐渐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界的重视。可否请老师就目前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现况及未来展望（特别是本土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体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做一些介绍？另外，老师曾谈过自己在推动本土心理学时，时常有「迫切感」，可否请老师就这点再做进一步说明？
答：有关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的现况，已经有很多的文章与资料可以参考。所以，我要谈一谈本土心理学的展望。本土心理学目前已经逐渐为国际心理学界所注意，也开始有一些影响。就连心理学研究最发达的美国，也开始有一些学者承认美国心理学只是一种本土心理学。这种认识蛮健康的。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能在国际心理学的学术版图中逐渐浮现，是因为大家逐渐发现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的研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跨文化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过去，有许多学者尝试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各种研究途径来突破这种研究局限；例如，最为人所知的就是John Berry所提出的derived-etic approach，但是最新版的跨文化心理学教科书（如一九九二年Berry, Poortinga, Segall, 及 Dasen所著的Cross-cultural Psychology）都承认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式是无法摆脱这种文化偏见的。所以无法摆脱我族中心主义的阴影，主要是因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是直接进行变项（variable）层次上的量的比较。而在这种比较中，有个隐晦未言的预设：所比较的变项是不同文化间相同的心理特质。这种文化间相同的心理特质很难找到，但我认为主要是所采用的方法不当。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以最近我所提出的「跨文化的本土化研究取向」（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approach）才有可能。这种研究取向的作法是在不同文化中，分别以本土化研究取向来探讨文化上可能相近的心理与行为现象，等累积到足够的研究成果，对於相关现象就会有较清楚的了解，再来思考如何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这种研究取向也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本土化比较，但和以往跨文化心理学的不同是不仅关心文化间的共同处，同时更注重文化间的差异处，而且是质的差异与量的差异并重。这种差异的探讨能让我们对异文化中的相关心理现象有更深入的剖析，以主位观点（emic point of view）来理解己者与他者的存在。
综观未来心理学的发展，本土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地理解，而跨文化心理学则必须朝向「跨文化本土心理学」（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psychology）的方向迈进。文化心理学强调特定文化脉络中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所以是一种我所谓的「单文化本土心理学」（monocultural indigenous psychology），也是本土心理学的一部分。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跨文化本土心理学」，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整合出全人类的心理学，也就是一种全人类的本土心理学。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本土心理学的重要性，但研究的进度仍然嫌慢，所以累积的成果有限。在国际间，宣称自己是本土心理学者的人，为数还是不够多。著名的本土心理学者如印度的D. Sinha, 菲律宾的V. G. Enriquez，及墨西哥的R. Diaz-Guerrero，近几年已相继仙逝。年轻一辈的本土心理学者为数已不少，有些在国际上已受到相当的注意（如韩国的U. Kim），但多数人的能见度并不是那么大，所以还需在国际上多加努力。过去在台湾，我们都是自己摸索著做研究，并没有特别重视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所以，国际上对台湾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也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尔後我们需要多在国际期刊发表研究成果。
推动本土心理学的「迫切感」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要多到国际上去发表研究成果，以使西方学者对台湾地区所发展的本土心理学有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就是要做更多更好的研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并不是那么难，过去常会因为外国语文上的问题，而使同仁们却步，但是我们可以请受过心理学博士训练的国外同行来帮我们修改英文稿件。我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有些也曾请别人帮我润饰。毕竟外文不是我们的母语，请别人改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即使欧美国家的学者所写的论文或专书，也还是需要别人改稿。这种修改的事可以请别人代劳，但是多做好的研究，够水准的研究，却是责无旁贷，需要我们全力以赴，这也是国际期刊是否能接受我们文稿的关键所在。
这种迫切感是我个人的感受，有些人也许并不觉得有迫切性。这是因为我个人年事已高，能让我做研究的年数并不多，能推动本土心理学的岁月也不多。我自己长期投注心力在思索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所以我对本土心理学的体认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有把握，所以想再多利用一些时间来从事研究与推动的工作。但是我也发现要让人能接受本土心理学的观念与作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不时有既强大又具规模的美国本土心理学在提供给大家成套的现成学术成品（由研究理论到研究工具一应俱全），让人来套用。所以，只要学术定力稍有不足，就可能会破功。所以，由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与推动，是有相当的迫切性。目前的国际学术趋势虽已逐渐有利於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但只靠现有的人力，实在有所不足。因此，我自己就会有些急迫感，总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投注心力到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与推广工作上。
3.老师已於去年（1998年）自系上退休，老师退休後生涯有何规画？
答：我是去年自台大心理系退休，但我并没有自学术岗位退休，将来七十岁时我必须自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再退休一次，但我想我还是不会离开多年来投注心力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工作。只要是我还能做得动、走得动、说得动，我还是乐於参与一些国内外的学术性活动。我也计画将多年来的研究心得继续加以叙述与讨论。
4.今年（1999年）是台大心理系成立50周年，老师四十年的学术生涯都奉献给心理系。老师可否以一位资深系友的身份说说对心理系未来的期许？
答：台大心理系是台湾第一个心理学系，而且在目前还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心理系。不可否认，台大心理系在台湾的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曾扮演著相当重要的引领角色，这当然是因为系上的老师在研究、教学及社会服务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总是觉得以系上的同仁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应该可以有更好的研究成果才是。与过去相较，目前所提供的研究设备与研究经费已经好得太多，虽然系上同仁也有不错的研究表现，但整体来看，总觉得好像所累积的研究成果还不是那么理想，大家的努力好像还嫌不太够，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我觉得「使命感」是相当重要的，虽然现在谈使命感有人会觉得有些迂腐。举个例来说，企业家与生意人的差别就在企业家有使命感，有一股动力想要让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不论是在技术层面或是经营层面，都能有更广阔而前瞻的开展，不断追求卓越的新境界。像是张忠谋、施振荣，甚至是王永庆，都会有类似的使命感，他们绝对不会像生意人那样，只想捞一票就走。他们都会用尽自己所有的能力，来追求一种境界的提升，让自己的潜能可以完全发挥。但是我发现系上好像有些同仁有点自我开脱的味道（有些研究生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形），会说研究品质不必要求那么高，上课读的书也不要列那么多，因为这样子，学生苦，老师也苦，何苦来哉。以现在的研究条件而论，应该可以对自己做更高的要求，但却不知不觉放自己一马，不乐意去吃苦，不乐意去努力，怎么能让这个系不断地更上层楼？企业家有企业家的理想，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理想，心理学家也要有心理学家的理想。要有高一点的理想，社会才会进步，学术才会进步。现今系上已有良好的研究环境，再加上同仁们聪慧的资质，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期待，应该能够交出更丰硕的研究果实，以引领台湾心理学的卓越发展。愿以此与诸君共勉。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