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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动笔整理我的求治者们的资料时,内心沉重。我知道,作为一个观察者或研究者需要职业上的中立(neutrality)态度。是什么扰动了你的情感?我问我自已。牛津版的精神病学教科书上开宗名义:精神障碍者的病史是血和泪写成的。这句话几手成了我职业的“圣经”,它教导我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和体验病人。这是唯一的原因吗?不,在与患者的互动中,我常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已的影子,因为,我与他们一样保存有对共和国苦难历史的记忆,也一同经历着社会变迁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同承载着我们二千年文化铸就的集体潜意识。拥有这一切,我难以客观,了解这一切,我学会客观。
(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笔者将以第一人称展现医患互动,因为心理分析理论的前提是,随着医患关系的进展,在治疗场所,求治者会再现他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源自早年与父母的关系。从而笔者试图再现在家庭这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和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被研究者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对他们人格障碍形成的影响。)
一、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患者(文中将分别以英文字母代替他们的名子)
案例A
一个现代“柳下惠”的故事
求治原因及一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