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2.3 論Winnicott
張凱理醫師 演講稿
這個題目(Kohut & Winnicott: A Comparative Study)年初就決定，我年中的時候收到一本書，就是今天這個講稿的material，一本新的傳記，去年的。然後我發現這邊有些章節沒辦法用，我就想那可能要大費周章了，然後再看下去的時候我就發現題目要改，為什麼要改？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Winnicott，他很愛玩，所以其實沒什麼好比較的，所以我們今天題目要改，沒有比較了，只有Winnicott，但是到了最後我可能會稍微收一下，因為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想法，他們兩個之間的一些差別，那我們就講下來。
這個作者是Middle School，我自己有一個個人的觀點，假設還有人不知道的話，我很樂意再重申一次，我個人的觀點是：我們的clinical，我不講theoretical的部分、不講太psychological的部分，我們的clinical，就是你要跟一個人在一個房間裡相處時，Self psychology跟Middle School的理論是很好的一個架構。我自己不喜歡Kleinian，所以我Kleinian的理論一直沒辦法看，一直到今年下半年，因為要講課的關係，才準備了一下Kleinian，這是我十年來第一次講這個題目。而我看Middle School的時間，大概比看Kohut稍微晚一點。我第一次在台灣聽到有人講Winnicott，是在1990年，那個時候我有機會參加幾次台大陳珠璋教授的seminar，那一講是王浩威醫師講的，大約在90年底91年初的時候。90年代初期，我Middle School大概都看得差不多了，後來就沒有再想這些事情。因為我的命題已經出來了，所以就不想再去想這些事情。
最近從一個香港的網站(香港人文哲學會)，找到牟先生的網頁，他們弄了一個哲學研究社，叫做「離中書院」。牟先生在五十自述的序言說，意趣消沈，感觸良多，所以五十而後，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表詮往學。我最近兩三年心情上面也到了這麼一個類似的…坦白講不大好的情形。所以說，整理出來的東西就是筆記，打字下來的筆記。各位今天看到的並沒有例外，沒什麼特別，祇是筆記而已。
首先quote尼采的一句話 “ Sing, speak no more!”，就是唱吧，不要再說了。這句話希望我們到最後還會再拉回來。下面Freud的這句話就很重要了， “No psychoanalyst goes further than his own complexes and internal resistances permit.”， 這馬上牽涉一個問題是，每一個作者都有vulnerability，每一個人，每一個analyst，每一個therapist，都有vulnerability。Brett Kahr在網路上有一篇文章(Ethical Dilemmas of the Psychoanalytic Biographer: The Case of Donald Winnicott)在講，當你替一個analyst寫傳記時的ethical dilemma。他的一個觀點是說，如果你筆下不留情的話，你把這個analyst的生平交代得不留情的話，他的vulnerability會對他的analytical children、analytical grandchildren、他的病人和家屬，感到很難堪。坦白講，我不大確定需不需要過度考慮這一點，因為從某個觀點來講，每一個analyst，他假如不是一個偉大的analyst，他就不會有偉大的vulnerability，我們今天講的作者也是如此。這件事情一直到我這回看傳記時，大概才比較sense那個vulnerability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等一下會慢慢看到。
Winnicott有一個紅粉知己，叫做Marion Milner，她本身是一個會畫畫的人，是半途出家學精神分析的，本來是學教育還是什麼的，後來成為analyst。她有幾本很可愛的書。在英國分析學會，她是跟Winnicott在氣質與talent上最相近的一個人，他們之間其實真的是很好。後面有個段落甚至講Rodman在Milner晚年時問她說，「妳認為Winnicott有沒有愛上妳？」這段話，這個老太太其實答得很巧妙。我覺得他們之間是有一種情意在，一種情意其實是錯過了一個姻緣，等一下我們會提到。Milner在Winnicott過世之後，談Winnicott是怎麼樣一個人，她的回憶是一個visual的回憶。她說，1957年的一個晚上，我開車經過法國，看到一個小鎮上市集的地方，有一群人圍繞著一個arc lamp，我不曉得arc lamp是怎麼樣的燈，是個碳石燈還是什麼的，where a trapeze，trapeze就是單槓的bar，那邊有旅行的走高空鋼索的人在那邊表演，然後這些star performers像明星一般的表演者在那邊，in spotless white，這個光線應該是照著他們，doing wonderful turns and handstands on the bar，然後下面有一個little clown，有個個子小小的小丑，Winnicott個子小小的，大概只有170幾公分，5呎7吋，他穿著一個grey floppy coat too big for him，在那邊fooling around做表演。Occasionally he made a fruitless attempt to jump up and reach the bar，他試著要跳起來reach這個bar，但他跳不到，但其實他是在表演，他在逗趣，then suddenly he made a great leap and there he was, whirling around on the bar，他突然抓到了，all his clothes flying out，他的衣服在跳起來時飄起來，like a huge Catherine wheel，像是一個巨大的Catherine wheel，我查字典叫做輪轉煙火，我不曉得要怎麼形容這個東西，有個片語說 “turn Catherine wheel”，是橫翻筋斗，我也不曉得什麼叫做橫翻筋斗，旁邊的人就很高興。這是Milner對Winnicott的印象。
這本書的作者Rodman，他有編Winnicott的書信集，叫做 “Spontaneous Gesture”，他編書信集的時候Clare還在世，Clare 1984年過世，之後，Winnicott有個學生叫做Madeleine Davis，她同意跟Rodman合寫Winnicott的傳記，但是Madeleine大概90年breast cancer過世。1985年，Rodman曾跟他太太Kathy還有一歲半的女兒Sarah到倫敦拜訪Madeleine，她交給他一些傳記的資料。1985年到現在也19年了，這本書到去年才出版，所以這本書前後醞釀寫作的時間至少20年左右，這跟Strozier寫Kohut的傳記差不多，都要20年。
Brett Kahr上述的那篇文章很好看，把1999之前，精神分析的一些作者的傳記通通列出來，大概有幾十種，中間分兩類，有一種作者本身就是analyst或therapist，本身是clinician；另一種作者是academician，不是clinician。Brett Kahr的看法是，最好的傳記作者，是這兩種身份都有；或與人合作，或同一個人身上有這兩種quality和background在。Strozier寫Kohut的傳記為什麼好看，我後來想，這跟Strozier本身是一個analyst也是historian有關。而今天我們要讀的這本傳記，是一個clinician寫的，中間historic narrative我覺得抓得不太穩，但是他忠於他的資料，所以一封信一封信的、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沒有資料的事情他不說，基本上與Strozier寫法不大一樣，但這本書還是蠻好的。
Winnicott的傳記目前有三種，Adam Phillips
在1991寫的第一本，是Fontana Master Series中的一冊，那本書比較薄，大概只有150頁上下。那本書的優點是英國人寫的，我當時看了唯一的感觸是，只有英國人能寫英國人。後來Brett Kahr在96年又寫了一本傳記，那本傳記，今天我不能多說，因為我沒有看過。Kahr寫作的時間，跟Rodman有重疊的地方，他是在90年開始，比Rodman稍微晚一點，但其實他們看的可能是一樣的資料也說不定，所以我會很好奇Kahr的寫法到底會有什麼差別。Rodman一開始是60年代的時候跟Winnicott通信，那是他們之間關係的開始。
1945年11月28號，那是戰後了，應該是他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Winnicott有一個presentation，題目叫做 “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那年他49歲。Thomas Ogden在2001年有一篇文章，叫做 “Reading Winnicott” ，他只選了Winnicott的一篇文章來詳細地說，他選的就是這一篇。Ogden在那篇文章說，他覺得Winnicott的文章要唸出來，要發出聲音唸出來，你不能只用讀的，你要唸出來，這是一個有趣的閱讀經驗，他的文章是要唸出來的。Winnicott那篇文章的開頭很有趣，It will be clear at once from my title，他說從我的篇名很快就看得出來，我選了一個很廣的題目，我所能夠試著要做的只是一個初步的個人的命題，然而這就好像是在寫一本書的序言，然後， I shall not first give an historical survey and show the development of my ideas from the theories of others，我沒辦法做那樣的事情，because my mind does not work that way，因為我的心不是那樣子在運作, what happens is that I gather this and that，發生的事情是什麼呢？是我在這邊撿一點、那邊撿一點，settle down to clinical experience，而回到了臨床的經驗，form my own theories and then, last of all, interest myself in looking to see where I stole what，寫完文章後才去找reference，這個 perhaps this is as good a method as any。這是Winnicott很俏皮的話。
所以這個作者，一般都會說他是deceptively simple，是個很簡單的作者，他用的英文字沒有一個字是我們日用語言不會用的。目前有兩本Winnicott的字典，The Language of Winnicott，這是Jan Abram 96年編的字典，她只列了22個字；還有一本是Alexander Newman 95年編的一本字典，他是榮格學派的，但他是Squiggle Foundation的founder，20年來一直seminar講Winnicott，他那本字典有 124個字，中間沒有一個字超過我們平常在用的字。所以Winnicott的整套東西是會讓人覺得太簡單的，但是你覺得太簡單的時候，你可能被他騙了。他寫了超過六百篇文章，書上的講法他是僅次於Freud創作量最豐的analyst。
“Wholesome”這個字則是Anna Ornstein對Winnicott的形容，這個字我蠻喜歡的，這個字叫做「健康的」。
Anna Freud跟Melanie Klein之間的爭議，對瞭解兒童精神分析歷史很重要，對瞭解Winnicott也非常重要，這我們陸續會看下來。倫敦精神分析學會是1913年成立，這是Jones成立的，到了1919年因為意見不合改組，叫做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當時只有20個會員，其中有6個是女性。Winnicott是1923年開始他的personal analysis，持續了10年，1923年的後幾年，他成為one of the first candidates，在英國分析學會中的少數最初的candidates之一，所以在那個學會的歷史中，他是非常senior的。他被qualified是在1934年，那時已經38歲了，隔年或是隔兩年，他被qualified as child analyst，到那時為止，他都被當成Klein的追隨者。但他逐漸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清楚自己的觀點跟Klein有一個岐出的地方，岐出的核心是Winnicott的一個conviction，他相信什麼呢？他相信the mother as an actual, external figure，母親作為一個外在的，具體的那個客體，wa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e of the child，對孩子心靈的成長是一個關鍵。那個外在的部分，恐怕是Kleinians不願意去強調的地方，他們不見得沒有看到，但他們可能不想強調這個地方。不想去強調，就會有不想強調的想法跟作法，整個思維架構就不大一樣。Winnicott就在這兩個女人中間，形成他的想法。這個跟他的命格有關，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Paul Roazen是一個精神分析史家，他有篇文章在講Charles Rycroft。Rycroft後來離開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在60年代的時候，他跟Roazen說，Anna跟Klein這兩個女性，讓他的analytical career ruined，整個完蛋壞掉了。這是Rycroft事後的話。所以那個爭議千萬不要以為它沒有殺傷性，絕對有殺傷性！那個爭議我們沒有在現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Winnicott的“Spontaneous Gesture”，有些信是前一天晚上剛開會，那個開會是開得很bloody的，吵架吵得很兇，回去之後Winnicott寫封信給誰，中間不乏這樣的詞說”those bloody European Jews為什麼不回到他們的國家去？”， 這些信當事人看到一定非常火大。所以他們當時的爭議絕對不是那麼溫和的，恐怕讓人在其中，情緒不得不受影響。而Winnicott在其中，他整個想法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這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到1952年左右，他恐怕才真正形成一己之見，他是1896年出生，那時已經56歲了。他說 it was always a human being， 永遠是有一個人，who was conducting an analysis, and that the process was not simply a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objectivity and science，個人的因素加進來後，這件事情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這就是我們今天講Winnicott的一個開始的，也是最後的問題。
精神分析史上有三個 enfant terribles， 調皮搗蛋的傢伙，第一個是Ferenczi，第二個是Lacan，第三個就是Winnicott，他們三個當之無愧，他們是精神分析學界的enfant terribles，所以這是他的個性，等一下我們會看這是怎麼一回事。當他提出”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正跟Clare談戀愛，他們是二次大戰的時候開始認識、共事，所以這時present這篇文章像是他一個新的開始的感覺，是一個personal beginning，跟Clare這個戀愛是不為外人所知的，大約五年的時間，到他後來跟Alice離婚，然後跟Clare結婚，其實他們戀愛談得很辛苦。
Winnicott的父親叫做Frederick，母親叫做Bessie，他們兩個結婚時是30歲跟24歲，在1887年結婚。Winnicott有兩個姊姊，Violet 和Kathleen，一個大6歲，一個大5歲，Winnicott是老三。他是1896年出生，地點是Devon，在一個叫Plymouth的港口。Frederick有個弟弟叫做Richard，他們後來住的地方叫做Rockville，他們兩家人曾住在一起。這對兄弟很有趣，輪流當Plymouth的市長，結果Frederick當了兩任，Richard好像也當了一任之類的，所以他們在當地應該是政商勢力頗為雄厚的一個中上家庭，後來Frederick還被knighted，封為武士還是什麼，這個父親其實是忙很多外面事情的人。Bessie這個媽媽，不曉得為什麼每個寫精神分析作者傳記的人都要替他們寫成有一個憂鬱的媽媽，Rodman也沒有例外，其實我們沒有太多證據，但他也說，也許Winnicott的媽媽也是一個憂鬱的媽媽，我不清楚這個憂鬱要從何說起。但Winnicott後來在1962年時寫了一首詩，叫做「樹」， “The Tree”，那首詩其實是他唯一自傳體的evidence，他的母親恐怕是瞭解他的一個很大的關鍵。這首詩提到 “To enliven her was my living”，要讓她開心是我的living。這首詩是在描寫他的母親，但其實很多段落我覺得也好像是在回憶他跟Alice相處的那20多年，那是很不快樂的回憶。基本上我們沒有太多他早年生活經驗的資料，Clare曾在1978年回憶Winnicott，但是她把Winnicott的童年講得非常idyllic，非常像田園牧歌，在維多莉亞晚期英國一個偏遠省分的童年。Clare其實沒有說明或者檢視Winnicott的早年生活有沒有什麼conflict。回憶中有一段話是在講Winnicott的媽媽Bessie，他們應該是住兩三層樓的房子，Bessie早上會從樓梯上走下來，clapping her hands, as if to strike a pleasant note for the day，我不曉得拍這個手是說大家來吃早餐、大家趕快起床，還是怎麼回事，但是Winnicott的媽媽早上就是有這個習慣，這是對Winnicott媽媽大概唯一比較清楚的描述。這其實不見得是一個不快樂的媽媽，她被形容成是一個loving woman，充滿愛的女性，她會容忍自己的孩子把傢俱搬來搬去，包括客廳裡的那個大鋼琴。Rodman說，Winnicott寫文章的方式，完稿之前，也是搬來搬去，這邊挪一下，那邊挪一下。在“The Tree”裡頭，Bessie好像是一個depressed woman，Winnicott好像特別 took it as his task to provide her with relief，這個大概是對這個詩的解釋，但其實恐怕不要太強做解釋比較好。這大概是這對母子關係有沒有什麼內心的掙扎，the most powerfully surviving，我們唯一有的證據。我們對於Winnicott的父親有哪些活動倒是知道很多。Milner告訴Rodman說，Winnicott曾經告訴她，他很早就斷奶，原因是母親沒辦法忍受breast feeding這個小男孩時，給她帶來的興奮感覺。在她的回憶錄中，Clare曾經引述Winnicott的自傳體的一個筆記，那個筆記叫做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但很奇怪，我沒辦法找到那篇自傳體的文章，假如在的話，它到底收在哪本書，找不到，所以可能那篇文章沒有真的完稿，或是沒有真的發表。Winnicott說，他的父親對於自己沒有受很好教育這件事很敏感，這個父親其實有些學習障礙，他說若非如此的話，他就會去競選國會議員，而不是只在 Plymouth當地的politics上面打轉。大概至少有七年的時間，從Winnicott 7歲到他14歲去boarding school唸書，這個家庭跟uncle Richard的家庭住在一起，uncle有兩個女兒三個兒子，我不曉得他們年紀比Winnicott大或小多少，所以整個大家庭加起來，有八個孩子，四個大人，在Rockville。Winnicott的兩個姊姊Violet跟Kathleen都終身未嫁，隨侍雙親，母親1925年過世後，就伴隨父親，父親1950年過世。Rockville這個房子後來要賣，給仲介公司的描述是這樣寫的：這是一個很寬敞的家(commodious home)，有很多層的花園，包括一個網球場、池塘、槌球的草坪，有個果樹園、蔬菜園，還有一個很大的八角形的gazebo，gazebo叫做露台，大概是陽台的意思，這是一個很怡人的地方，是一個很好的成長的地方，周圍種滿很高的樹。這是這個房子後來要賣的時候的廣告詞。1896年，世紀末，是一個time of change，不但在維也納，恐怕在英國也是，那是一個快速變遷的年頭。Winnicott就在那個時候長大，他的童年的context是這樣子。
後來Clare說，Winnicott在9歲時照著鏡子，發現自己太乖了(too nice)，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有些不好的行為，成績也退步，從這時開始，成績在班上排名後頭，blotting everything，到處塗鴉，亂摔東西，虐待蒼蠅，把翅膀拔下來，“ he wanted to find this other dimension of himself”。Winnicott後來被送去念boarding school，一般對此的講法，都說是因為這個父親有天終於火大了，可能是在飯桌上，聽到Winnicott用了一個字 “drat” ，這個字是一個女性用語，詛咒的話，聽起來應該是有一點俚俗的。Winnicott講這句話的時候，大概就讓他爸爸決定了不讓這個兒子再住在家裡，送去boarding school，現在不曉得是連夜就送，還是隔了一段時間才送，anyway，那時他14歲，他是這樣子開始離家的。他周圍有too many mothers forever present，有太多母親始終在他周圍，mother, sisters, nanny，有時還有一個女管家，母親的妹妹Aunt Delia也經常都在家裡，他周圍比他年長的女性太多了，父親又常常不在家，Richard的三個兒子不曉得比他年紀大還是小，他們不曉得玩得怎麼樣，他的成長背景、household大概是這樣的情況。1967年時，他曾經描述自己的童年，他說母親和兩個姊姊還有nanny，太多母愛了，things never quite righted themselves，事情永遠不會自己把它們自己矯正過來，因為沒有人會做主，就是沒有人會說那個「不」字，或者說，就是沒有人會比較嚴厲。Frederick這個時候把他送走這件事情，Winnicott說是eventually grateful，最後還是感謝父親這麼做，因為這表示父親 was there to kill and to be killed，父親在那裡是要「殺」和「被殺」的，這句話是Winnicott講的，這是父子關係中間很重要的一個部分，這跟母子關係就不太一樣。
Winnicott的整個作品中，父親其實是不在的。Alexander Newman那本字典中講到Father的部份，只有一頁，後面只列了幾個reference，那本書有400頁，而父親只佔了一頁，所以父親在Winnicott的架構中，恐怕不是重點。所以他的整個理論是非常maternal的，是一個母性的理論。1941年的7月9號，Frederick寫給兒子Winnicott一封信，他說：你希望我寄給你一張一百鎊的支票嗎？我要寄到哪裡去呢？ If so I would love to do so，如果你要我寄的話我會很高興寄。當時Winnicott已經45歲了，父親還會主動寄這封信，寄給他親愛的兒子，要寄給他一百鎊。Rodman在這裡的評論是，這時的Winnicott其實本身已經在earning a living，已經工作很久了，他已經是analyst了，他那時已經定居下來置產了，但他當時financially還要靠父親！父親寄給兒子的信有58封現在還有留下來。
後面會提到Winnicott可能有一些sexual problem，因為他第一段婚姻是沒有性愛的婚姻，那段婚姻持續了20多年，Kahr和Rodman的講法都一樣，就是Winnicott可能是impotent，但是到了與Clare的那個婚姻，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婚姻，所以那個impotent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很難講，還是Alice是個精神上有問題的太太所致。Winnicott的sexual problem會怎麼影響他的思考或作品，這件事情是值得去想一想的。
Boarding school那段時間，他是1910年14歲去Leys，在Cambridge，他的中學成績其實不怎麼樣，他最大的樂趣是running the mile，他喜歡跑步、田徑。1911年的春天，到校的第二年，他曾經跑了一個半英里的handicap，障礙賽之類的，學校的校刊說 “Winnicott ran excellently”，Winnicott跑得很棒，這是他中學期間我們看到的少數他的資料。在Leys那段時間的data大概只有他的信件，因為那個時候學校的資料都沒有留下來，1934年之後才有留下學生的資料。1965年，他跟Paul Roazen的interview中，他說，他有一個disturbed adolescence，混亂的青春期，但我們沒有太多證據去瞭解他那時在struggle些什麼。他曾告訴他的一個analysand 叫做Judith Issroff，Issroff後來的回憶是這樣子，Winnicott告訴她說，他必須控制他的衝動，才不會去靠近那個dirty, cold, river Cam，就是劍橋的那個河，就是徐志摩筆下的那條河，Winnicott是要克制自己不要跳下去。1910年，我想徐志摩搞不好也在那前後在劍橋。Winnicott在一個半月刊的校刊上曾寫了兩篇文章，一篇叫做 “Smith”，一篇叫做 “The Best Remedy” ，兩篇文章講的是英國人跟德國人的差別，當時好像有德國的皇室要來參觀他們的學校，對英國和德國這兩個民族的差別，他有個青春少年的觀點，那個觀點恐怕其實沒有錯，英國人是more pragmatic或empirical的。他在母親節給母親寫的一封信，信中說，距離現在四周不到就要回家吃禮拜天的晚餐，我是真的很喜歡我們在Rockville的家裡一起吃晚餐，雖然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喜歡，I perhaps do not like it so much at this time, only it is a nice meal to look back upon，這句話其實是蠻柺彎抹角的話。一個少年離家，說我想回家吃晚餐，但不曉得我為什麼喜歡，但是我以後回想可能會很喜歡，這句話大概是這個意思。
他在Cambridge的時候，決定要念醫，其中關鍵是，有一次他的鎖骨斷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可能在Leys的時候，他說，他鎖骨斷掉時他告訴自己，他要做一個醫生，他要能夠照顧自己。但其實，Rodman這裡講了句話，他說，一個醫生鎖骨斷掉，是不能自己照顧自己的。
他進的是預醫的課程，在1914年，所以他在Leys四年，他的初高中只有四年，他們的學制比較短。他有個好朋友叫做Jimmy Ede，他決定念醫是透過這個好朋友來告訴父親，而不是由他直接告訴父親。他後來要跟Alice離婚，也是要等到父親死了以後才離婚。所以Winnicott跟父親的關係其實也蠻耐人尋味的，這個父親應該是很dignified，甚至有點兇兇樣子的country gentleman。Winnicott這個學醫的決定，就讓父親的family business沒有一個繼承者，這個家族事業後來的繼承者是他uncle的兩個兒子，叫做Harold跟Victor。他在預醫的時候是學生物學，學得很沒有興趣，他在Cambridge成績不怎麼樣，他在Leys的時候，最後給他的評語是，“Not brilliant, but will do”， “不是聰明絕頂，但還過得去”，這是他的初高中學校給他的評語。他在Cambridge唸書恐怕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興趣，Rodman這裡講，there is much for analyst to undo in the training of a physician，一個人假如他進入精神分析的背景是醫學，他要忘記很多事情，他要重新學習很多事情，他要undo。有三封信在Cambridge年代留下的信，有一封是從船上寄的，那時一次大戰已經發生了，這時他是在Lucifer，一艘驅逐艦上，當一個surgeon-probationer，外科助手的意思。這封家書說，他在船上的原因是，因為他要在那裡，to reassure the sailors’ mothers，去安慰那些水手的媽媽們，有一個醫生在船上。他有些同學去參戰，烽火線上，有些人沒有再回來，這些事情haunted all his life，他恐怕有一個survivor’s guilt，這是年輕的死亡，我們不要忘記。這對他如何看待生命，恐怕是一個重要的影響。
這之後，他到了Bartholomew，這在英國應該是一家蠻好的醫院，Nina Coltart也是從這個醫院出來的。Winnicott在1917年的七月，當實習醫師，在那邊有很好的老師，有個老師叫做Lord Horder，教他take careful case history的重要性，所以晚年後來他會說：精神分析只不過是 an extension of this process of history taking，這是Winnicott另外一句有趣的話。他在這時曾住院三個月，肺膿瘍，可是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嚴重，因為他好像還蠻easy的。他住院的時候講過一句話說，每一個醫生應該一輩子至少有一次當病人躺在病床上。他說，他在住院時去問圖書館員，因為他從九歲開始，就不能再記起他的夢，所以他想找一本書可以幫他恢復記憶他的夢，後來他拿到的那本書是Oskar Pfister的 “The Psychoanalytic Method”，1913年的那本書，這本書就帶引著他再跨到下一本書《夢的解析》。1920年畢業，當住院醫師，這時他決定做小兒科，他有一個小兒科的同事叫做Dr. Peter Tizard，他說Winnicott對孩子有個most astonishing power，讓人覺得驚訝無比的能力，如果說是他瞭解這些孩子，講起來好像不大對，有點像是道學，to me sound false and vaguely patronizing，倒不如說，是孩子瞭解他，這些孩子瞭解Winnicott。
Winnicott後來終其一生工作的醫院，叫做Paddington Green Children’s Hospital，他在那個醫院是consultant，祇是看門診，他不打算看住院的孩子。所以我必須假設他沒有照顧真正病重的孩子，病重的孩子大概就是先天性心臟病的，或是罹腫瘤，白血病的孩子等等這些，他的小兒科career不是看病重的孩子，而是在門診。他說Paddington Green Children’s Hospital是他的 Psychiatric Snack Bar，是一個吃點心的地方，這是一個開玩笑的話。他說他終其一生看過六萬個孩子，對一個小兒科醫師來講，這是一個數字，也是一個capacity，一個小兒科醫師看四十年的病，看了六萬個孩子。1931年他寫了一本小兒科的書，叫做 “Clinical Notes on the Disorders of Childhood” ，這本書事實上是在寫一般的病，不是在寫很嚴重的病，而且是在講孩子情緒的問題，所以這本書是頭一本要把child psychiatry跟pediatrics(當時恐怕還沒有child psychiatry這回事)兩者連結的書。
他晚年不斷地講，他當住院醫師的時候照顧過一個糖尿病的病人，病人的過世讓他非常自責。後面也會提到，至少有兩個病人是讓他非常trauma的，有一個病人是在1951年死在Cassel Hospital，是seconal過量自殺的病人。另一個是1968年在紐約精神分析學會發表演講之後，他心肌梗塞再度發作，他有個病人在倫敦，堅持一定要到紐約去看他，Clare堅持她不能來。這個病人縮寫叫做J.N.，後來J.N.寫了一封信，信封上面註明只有Winnicott親自才能打開，但Clare還是把這封信打開了，這封信上說 “ I hope you die.”， 我希望你死掉。當時Winnicott躺在ICU躺了45天，那是他死前最後一次AMI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那是很嚴重的，當時應該是整個肺積水，他當時又感冒，當時是心肺衰竭的，是鬼門關前走了一圈，而他的病人寫了這麼一封信過來。這個病人在他回倫敦之前或之後，多久不曉得，還是自殺了。所以Winnicott其實…Middle School，我最近有個感想，這些Middle School的作者大概對boundary都容許了一些flexibility在，也因此他們可能會犯一些這樣情況下才會犯的錯，這一點是不是他們的致命傷？有可能是。等一下會提到Winnicott 在boundary上有些出問題的地方，會讓人有些質疑，而那個質疑的但書是，恐怕當時你如果不這樣做，可能也沒什麼更好的辦法，這點恐怕是我們在唸Middle School時，要很當心的一個問題。
1923年他受聘兩個醫院，一個是Queen Hospital，一個是Paddington Green，1934年他從Queen辭職，祇在那邊留著一個風濕門診，而在Paddington Green待了40年。他20年代的那些小兒科同事們其實對孩子的情緒問題，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耐心去想這件事，也許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想，所以基本上他的一些想法，對他的同輩的小兒科醫師，其實是被reject的，這是Tizard 在1971年追悼他的時候講的。
現在是四點二十五分，我能否做個不情之請，延長個十五分鐘，後面有些重要的部份，我希望能touch到。
他跟Alice結婚時27歲，Alice 31歲，書上講她非常的artistic，很會畫畫、做陶，Alice有個最小的弟弟叫做Jim Taylor後來也是個醫生，是Winnicott很好的朋友，那首 “The Tree”，首先是寄給Jim Taylor，那時其實Alice還沒有過世。他們有一個family friend，叫做Hannah Henry，是少數唯一對那段婚姻還能提供見證的人。Rodman找到Hannah時，她已經是個老太太了，大概8、90歲的時候，她還保存了很多信件、相片，還有回憶的一些memo，包括對Winnicott跟Alice的那段。Rodman說她是唯一的survivor，唯一能提供那段口述歷史的人。Hannah曾經有段時間，在二次大戰剛開始的時候，有六個月時間住在Winnicott家裡，她記得Winnicott那時看病人，是在家裡看病人嗎？他當時應該已經在接analysis的病人還是怎樣，怎麼看到傍晚呢？一直忙了一整天的一個long session，他幾乎已經精疲力竭，he gave everything，but Alice had no sympathy，但Alice好像一點都不體諒這個事情。Alice好像有生病，我看到的最早說法是說psychosis，但我覺得恐怕把她講得太嚴重了，但是她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會突然睡著。後來Rodman詢問他學神經醫學的朋友，說Alice的情況這樣描述起來會像什麼？他說比較像是narcolepsy，是一種睡眠疾病，像是organic的問題，但可能也有psychiatric的問題，因為他說Alice很少洗澡，很少換衣服的樣子，有點髒兮兮。這很奇怪，因為這是一個deeply artistic的女性，心思非常纖細的人。我為什麼說Alice應該不是psychosis，有個很重要的原因，甚至Alice沒有太嚴重的病，頂多就是怪脾氣而已，因為後來他們這對夫婦曾經起碼有兩個例子，都是把病人帶到家裡來住，而且一住住了六、七年，所以病人住在他們家裡，跟這對夫妻一起住了六、七年，我不大相信，這個太太如果是psychosis或是整個沒辦法處理家務的話，這個家要怎麼維持。但是他們不見得是一個快樂的婚姻，中間可能雙方都有些…他們中間的有些事情我們不得而知。Alice的家世很好，他們起先搬家，本來住在Sydney House，這個地方靠近Heath，那裡有五個池塘，有些飛來飛去的野生動物，其中一個池塘還可以游泳，Alice一直堅持要住在郊區，但是那時Winnicott已經開始被Strachey分析，被分析的地方Bloomsbury離郊區實在太遠了，對Winnicott其實是不方便的，所以Winnicott不能住在郊區，後來他們住的地方是在Hampstead，他們中間恐怕這件事都有些小小的意見不一致。1924年，Winnicott開始他的office，這時他已經開始被Strachey分析，地點是在Gordon Square，這是在Bloomsbury。Hannah的回憶是說這個婚姻never consummated，沒有性愛的婚姻，簡單來說是沒有sex的婚姻，我不敢講說沒有愛。
她跟Winnicott夫妻住在一起的時候，有天，在一個漂亮的九月傍晚，是一個禮拜六，聽到huge drone，就是嗡嗡嗡很大的聲音，她抬頭看到幾十架飛機，德國人轟炸英國，第一次轟炸，way up so high，飛機飛得很高，像是很大的銀色的魚在天上，沒有任何的警示，可能英國人沒有想到德國人會轟炸，沒有響警報，然後就開始碰碰碰碰，Winnicott跟Hannah兩個人就跑到Parliament Hill，那地方是最高點，遙看著倫敦著火，然後Winnicott很難過地對Hannah說 “Queen, those poor poor people”，這是Hannah後來的回憶。Queen 是Hannah的小名。
1993年，Rodman請教的神經科醫師說這個像是organic，但又可能有psychiatric的問題，語焉不詳，我們沒辦法確定Alice到底生了什麼病。但Alice還有一點是她會橫衝直撞地開車，衝過二次大戰時的倫敦，Hannah有次搭她的車，搭得心驚膽跳，因為那時街上應該是不太平靜，隨時要轟炸，她們在天黑之前一定要回到家裡之類的，出門時間太晚就不行，而Alice完全不顧這些危險，開車有時又會突然睡著，所以Alice要開車的話，Winnicott一定要找個人陪伴她出門。
Hannah對Winnicott還有一個回憶說，he was always involved，他一直關心這些窮苦的人，所以Winnicott是個蠻善良的人。很多人其實無法付他錢，但是他總是會拿到一些回報，比如有一次，一個Barrow家的男孩送了他一盒橘子。Hannah知道至少有三個家庭接受過Winnicott直接的幫助，不是直接給他們錢，但有個家庭是幫忙送牛奶和奶油，因為孩子營養不良，另一個是幫一個小女孩付上舞蹈課的學費。Winnicott對錢可能有點careless，心不在焉，後來很好玩，他被Strachey分析時，還有給Joan Riviere分析的時候，不約而同的都發生一件事情，就是他常常忘了付治療費，不只是遲付，而且是一直要催繳之後才付，所以Winnicott對於錢是很耐人尋味的，他恐怕是個很糊塗的傢伙。
他有一次請Hannah幫一個忙，take a patient under her wing，就是收留一個病人一段時間。另外二次大戰期間，至少有七年，到與Alice分居為止，他們收留了一個女孩，當時不曉得幾歲，叫做Susan，Susan就是Milner那本書 “The Hands of the Living God”的主角， 書中那個Doctor X就是Winnicott。他們在1940年代晚期的時候，還曾經收留過一個調皮搗蛋的男孩，到他們分居之前，這個男孩就是Winnicott 1947年那篇文章“ Hate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的主角。
1944年，他跟Clare開始有一段affair，49年開始他已經決定要離婚，但是隔一年到父親過世，他才真正離婚。Alice過世的時間是69年，Clare把所有Alice寄給Winnicott的信都燒掉了。我看到這邊的時候心裡想，假如你認為女人不嫉妒的話，你大概是一個傻蛋。Clare把所有Alice的信都燒掉了，只有七封信還留著，這七封信為什麼留著，也不曉得。Clare在Winnicott過世之後，等一下我們會提到一個麻煩的傢伙叫做 Masud Khan，Masud Khan曾經希望當Winnicott literary executor，就是處理他所有未發表將結集的東西，但是他跟Clare開的條件非常arrogant，all or none，全部讓我處理否則我就不處理，然後Clare就是gave him none，Clare親自來處理，Clare到1984年過世的時候親自處理了十多年。我覺得Clare對Winnicott來講，是個支持的力量。其實Winnicott的個性中間有一個feminine，女性化的部分，女性化這個字並不一定是個糟糕的字，只是他的個性中有這個東西在。他們在描述Winnicott聲音的時候會說他的聲音有點高亢尖銳，像女生的聲音。他整個人的狀態上面，剛剛說Winnicott講的東西是maternal，feminine如果不是他的一部份，他怎麼可能講maternal，所以Clare其實是一個撐住他的力量。
他跟Klein的關係，1958年有一封很有名的信，寫了大概3、4個page的信，那封信中其實他跟Klein有一點點…就是那封信之後，可以比較明確地說他在走他要走的路。相對於Klein，Rodman說Klein的理論中有個male的部分。請注意我現在用的male、female，用詞上面並不是一個stereotype的講法，祇是說理論者的命格上，他們中有個不大一樣的地方。
現在要跳到後面Joan Riviere那段：Joan Riviere本身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女性。她分析Winnicott是在Strachey之後。
跳到講義的第15頁 Masud Khan那段，Masud Khan是巴基斯坦人，他從巴基斯坦到英國的時候，印度跟巴基斯坦還沒有成為兩個獨立的國家，當時Masud Khan宣稱他自己是一個王子，恐怕是言過其實，他應該是出自一個很富裕的家庭，但應該不是王子，這恐怕是他自己渲染的。他後來變成一個很麻煩的scandal。現在有兩本Masud Khan的傳記，第三本可能接下來幾年就會出版，作者叫做Linda Hopkins。他的第一本傳記是Judy Cooper幫他寫的，她是他的analysand，在 94年，那本書叫做“Speak of Me as I am”，第二本傳記是Masud Khan: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by Roger Willoughby, foreword by Pearl King, Free Association Books, 2005。 Winnicott在世的時候有兩三本文選是Masud Khan幫他編輯的，那本 “Through P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跟 “Maturational Process &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就是Masud Khan幫他編輯的。Masud Khan是很聰明、博學的一個人，他娶的太太都是跳芭蕾舞的，很narcissistic的一個人。他在1988年寫了一本非常罵人的書，叫做 “When Spring Comes”，那本書在英國出版的時候叫做這個書名，到美國出版時換了一個書名叫做 “The Long Wait”，一個很長的等待。那本書中，把所有猶太籍的analysts都罵光了，那時他其實已經快要離開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了。他發生的scandal是他跟他的analysand有affair，所以Judy的處境變得很為難，因為Judy Cooper也是他的analysand。後來，我看到這一段很驚訝，Adam Phillips也是Masud Khan的analysand。所以我們看精神分析的時候，會有一個麻煩在那裡，有一個系譜存在的這一點，好像是要講一個聖賢的系譜，中間不能有人失節，不能有哪一年上一輩的哪一個誰曾經當過漢奸，曾經做了一件所謂「失節」的事，那基本上，因為Masud Khan是training analyst，所以他如果有一點integrity.上失節之處，被他分析的病人跟他的學生，通通會受到影響，而且會受到很traumatic的影響。Rodman這邊說Khan是英國分析學會有史以來最destructive的一個member。我後來在某處看到一段話說，Masud Kahn去IPA開會的時候是騎著白馬去開會，他其實是膚色有點黑的，他騎著白馬去開IPA年會，所以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大概中間會讓人很感慨。但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Pearl King跟他是同學，是同時進入成為分析學會的candidate，她回憶時說，他們那時候很羨慕Masud Kahn都不用工作，而她自己那時候要邊工作、邊養活自己、邊被分析、邊付學費什麼的，而Masud Kahn好像每天都在看書，於是乎他看了很多書，她最後的回憶是這樣子。
很抱歉，我們再講一段就要停下來，那段很重要，因為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病人的事情。在21頁 “The Use of an Object”，1968年11月12號他在紐約的演講，這個演講Rodman在寫傳記的時候說，Winnicott那個演講當時有三個discussants。據說當時是被痛宰一頓，因為當時紐約是Freudian尤其是ego psychology的大本營，非常的orthodox。Winnicott在紐約精神分析學會演講的前幾天，剛在William Alanson White學院講過，所以他可能覺得這樣他們聽起來不會太刺耳，但Rodman這裡否認說Winnicott在當時有被痛宰一頓，但應該至少是被critique很厲害。那時他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有點感冒了，已經有肺水腫，三天後他被送到醫院ICU，住到12月底，他的病人J.N.寫了一封信，這剛剛講過了，我們跳到22頁中間那一段。在1969年的1月10號，就是回到倫敦之後，大概隔了十多天左右，我想他們是在12月底回到倫敦，那時Winnicott寫了封信給Rodman，在這個節骨眼，這封信很有趣。這封信說（我們看講義粗體字那幾行）， I could not help being ill，我無法控制自己不生病，but if I am going to be ill then I must not take on this kind of patient。前面有一段在講這樣的病人給我們帶來的難題是什麼，這樣的病人就是borderline的病人，low self disorders，Kernberg講的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Michael Balint講的Basic Fault，DSM的cluster B personality disorders，或那些behavior disorders，都在這個範圍，所以這個範圍的病人會給治療者帶來這樣子的問題。Winnicott他51年的那個心肌梗塞也是在一個病人過世以後，他那時也有一次嚴重的心肌梗塞發生。
Winnicott跟Kohut的關係是怎麼樣子的，我們要做一點結論。跟Kohut的差別在哪裡？
Winnicott講transitional object，這是1952年講的，另外還有一個類似的詞subjective object，叫做主體的客體，但恐怕關鍵還是在transitional object這個詞。這兩個詞都在講內外之間的東西，人我之間的，所以都在那個範圍，那個範圍就是Kohut講的selfobject，這是同一個範圍的不同的用辭。
第二點，客體關係優先於narcissism，object relation precedes narcissism，所以假如narcissism出問題的話，一定是客體關係先出問題。所以，self psychology的講法，嚴格而言，不是最primary的，我這樣講，是對Kohutian做反省的講法。
第三點，Winnicott講的good enough，OK，會講good enough的人其實就不是那麼narcissistic的。
第四點，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可能是Winnicott看到的孩子太多了，我不相信Winnicott看到的孩子沒有那種很小很小的baby，但這種很小很小的baby也許不是他看最多的，他整個童年的孩子都會看到。他在小兒科有一個有名的觀察，叫做spatula game，叫做壓舌板遊戲，有三個步驟。當母親抱著孩子坐在診間，坐在Winnicott旁邊的時候，那時的壓舌板是亮晶晶的，會重複消毒使用的，我覺得那可能是不鏽鋼的壓舌板，孩子會把那個壓舌板拿起來，把它放在嘴巴，把壓舌板丟在地上，他說這三個動作，健康的孩子會這樣子做，假如說是很畏生的、很害羞的孩子，或是情緒有障礙的孩子，那三個動作就不會這麼做。這有點像是我們在做幼兒觀察，一個小小的Winnicott的遊戲，如果孩子的反應不是在這個norm中，Winnicott就會想到，這後面可能代表一些emotional的問題。他看孩子看這麼多，跟只看成年人是不同的，Kohut沒有看孩子。
另外，Winnicott有個字叫做unintegration，既然是unintegration，OK，unintegration precedes disintegration，unintegration比disintegration更早發生，你要integration之後才能disintegration，所以第一個integration還沒有發生叫做unintegration，這是Winnicott的詞。
Winnicott和Kohut還有一個不同，他們的背景不同，一個在芝加哥，一個在倫敦，基本上這好像是美國精神分析學界跟英國精神分析學界兩個不同的background，兩個不同的對話環境。Kohut不是在跟客體關係對話，他是跟ego psychology對話，而Winnicott不是跟ego psychology對話，他是跟Kleinian對話，Klein過世之後，Winnicott跟Anna Freud有差不多十年的時間還是很友善的，他並沒有跟她們絕交，Winnicott恐怕是很難跟人絕交的。他在1954年寫了一封信，分別寄給這兩個女人，同一封信寄給Anna跟Klein，信中說他有一個呼籲，要把這樣子divided、分裂的training program重新整合，但Anna和Klein都拒絕。
最後一個命題，我覺得講起來恐怕有點像是想像，就是，我覺得Winnicott跟Kohut講的是同樣的東西，但一個在講母親，一個在講父親，這樣講不曉得是不是妥，但這是一種講法。很抱歉，耽擱了各位的時間。
【本文由李雅文小姐整理，張凱理醫師審定】
Secondary Reference about Winnicott:
1.Winnicott, by Adam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D.W. Winnicott: A Biographical Portrait, by Brett Kahr, Karnac Books, 1996
3.Winnioctt: Life and Work, by F. Robert Rodman, Perseus Publishing, 2003
4.Boundary and Spa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D.W. WInnicott, by Madeleine Davis & David Wallbridge, Brunner/Mazel, 1981
5.Winnicott and Paradox: From Birth to Creation, by Anne Clancier & Jeannine Kalmanovitch, tr. by Alan Sherida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7
6.In One’s Bones: The Clinical Genius of Winnicott, ed. by Dodi Goldman, Jason Aronson, 1993
7.The Work and Play of Winnicott,by Simon A. Grolnick, Jason Aronson, 1990
8.Between Reality and Fantasy: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Phenomena, ed. S. Grolnick, L. Bark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 Muensterberger, Jason Aronson, 1978
9.The Language of Winnicott: A Dictiionary of Winnicott’s Use of Words, by Jan Abram, Karnac Books, 1996
10.Non-Compliance in Winnicott’s Words: A Companion to the Work of D.W. Winnicott,by Alexander Newman, Free Associations Books, 1995
11.The Legacy of Winnicott: Essays on Infant and Child Mental Health, by Brett Kahr & Patrick Casement, Karnac,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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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理醫師 演講稿
這個題目(Kohut & Winnicott: A Comparative Study)年初就決定，我年中的時候收到一本書，就是今天這個講稿的material，一本新的傳記，去年的。然後我發現這邊有些章節沒辦法用，我就想那可能要大費周章了，然後再看下去的時候我就發現題目要改，為什麼要改？因為我們今天要講的Winnicott，他很愛玩，所以其實沒什麼好比較的，所以我們今天題目要改，沒有比較了，只有Winnicott，但是到了最後我可能會稍微收一下，因為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想法，他們兩個之間的一些差別，那我們就講下來。
這個作者是Middle School，我自己有一個個人的觀點，假設還有人不知道的話，我很樂意再重申一次，我個人的觀點是：我們的clinical，我不講theoretical的部分、不講太psychological的部分，我們的clinical，就是你要跟一個人在一個房間裡相處時，Self psychology跟Middle School的理論是很好的一個架構。我自己不喜歡Kleinian，所以我Kleinian的理論一直沒辦法看，一直到今年下半年，因為要講課的關係，才準備了一下Kleinian，這是我十年來第一次講這個題目。而我看Middle School的時間，大概比看Kohut稍微晚一點。我第一次在台灣聽到有人講Winnicott，是在1990年，那個時候我有機會參加幾次台大陳珠璋教授的seminar，那一講是王浩威醫師講的，大約在90年底91年初的時候。90年代初期，我Middle School大概都看得差不多了，後來就沒有再想這些事情。因為我的命題已經出來了，所以就不想再去想這些事情。
最近從一個香港的網站(香港人文哲學會)，找到牟先生的網頁，他們弄了一個哲學研究社，叫做「離中書院」。牟先生在五十自述的序言說，意趣消沈，感觸良多，所以五十而後，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表詮往學。我最近兩三年心情上面也到了這麼一個類似的…坦白講不大好的情形。所以說，整理出來的東西就是筆記，打字下來的筆記。各位今天看到的並沒有例外，沒什麼特別，祇是筆記而已。
首先quote尼采的一句話 “ Sing, speak no more!”，就是唱吧，不要再說了。這句話希望我們到最後還會再拉回來。下面Freud的這句話就很重要了， “No psychoanalyst goes further than his own complexes and internal resistances permit.”， 這馬上牽涉一個問題是，每一個作者都有vulnerability，每一個人，每一個analyst，每一個therapist，都有vulnerability。Brett Kahr在網路上有一篇文章(Ethical Dilemmas of the Psychoanalytic Biographer: The Case of Donald Winnicott)在講，當你替一個analyst寫傳記時的ethical dilemma。他的一個觀點是說，如果你筆下不留情的話，你把這個analyst的生平交代得不留情的話，他的vulnerability會對他的analytical children、analytical grandchildren、他的病人和家屬，感到很難堪。坦白講，我不大確定需不需要過度考慮這一點，因為從某個觀點來講，每一個analyst，他假如不是一個偉大的analyst，他就不會有偉大的vulnerability，我們今天講的作者也是如此。這件事情一直到我這回看傳記時，大概才比較sense那個vulnerability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等一下會慢慢看到。
Winnicott有一個紅粉知己，叫做Marion Milner，她本身是一個會畫畫的人，是半途出家學精神分析的，本來是學教育還是什麼的，後來成為analyst。她有幾本很可愛的書。在英國分析學會，她是跟Winnicott在氣質與talent上最相近的一個人，他們之間其實真的是很好。後面有個段落甚至講Rodman在Milner晚年時問她說，「妳認為Winnicott有沒有愛上妳？」這段話，這個老太太其實答得很巧妙。我覺得他們之間是有一種情意在，一種情意其實是錯過了一個姻緣，等一下我們會提到。Milner在Winnicott過世之後，談Winnicott是怎麼樣一個人，她的回憶是一個visual的回憶。她說，1957年的一個晚上，我開車經過法國，看到一個小鎮上市集的地方，有一群人圍繞著一個arc lamp，我不曉得arc lamp是怎麼樣的燈，是個碳石燈還是什麼的，where a trapeze，trapeze就是單槓的bar，那邊有旅行的走高空鋼索的人在那邊表演，然後這些star performers像明星一般的表演者在那邊，in spotless white，這個光線應該是照著他們，doing wonderful turns and handstands on the bar，然後下面有一個little clown，有個個子小小的小丑，Winnicott個子小小的，大概只有170幾公分，5呎7吋，他穿著一個grey floppy coat too big for him，在那邊fooling around做表演。Occasionally he made a fruitless attempt to jump up and reach the bar，他試著要跳起來reach這個bar，但他跳不到，但其實他是在表演，他在逗趣，then suddenly he made a great leap and there he was, whirling around on the bar，他突然抓到了，all his clothes flying out，他的衣服在跳起來時飄起來，like a huge Catherine wheel，像是一個巨大的Catherine wheel，我查字典叫做輪轉煙火，我不曉得要怎麼形容這個東西，有個片語說 “turn Catherine wheel”，是橫翻筋斗，我也不曉得什麼叫做橫翻筋斗，旁邊的人就很高興。這是Milner對Winnicott的印象。
這本書的作者Rodman，他有編Winnicott的書信集，叫做 “Spontaneous Gesture”，他編書信集的時候Clare還在世，Clare 1984年過世，之後，Winnicott有個學生叫做Madeleine Davis，她同意跟Rodman合寫Winnicott的傳記，但是Madeleine大概90年breast cancer過世。1985年，Rodman曾跟他太太Kathy還有一歲半的女兒Sarah到倫敦拜訪Madeleine，她交給他一些傳記的資料。1985年到現在也19年了，這本書到去年才出版，所以這本書前後醞釀寫作的時間至少20年左右，這跟Strozier寫Kohut的傳記差不多，都要20年。Brett Kahr上述的那篇文章很好看，把1999之前，精神分析的一些作者的傳記通通列出來，大概有幾十種，中間分兩類，有一種作者本身就是analyst或therapist，本身是clinician；另一種作者是academician，不是clinician。Brett Kahr的看法是，最好的傳記作者，是這兩種身份都有；或與人合作，或同一個人身上有這兩種quality和background在。Strozier寫Kohut的傳記為什麼好看，我後來想，這跟Strozier本身是一個analyst也是historian有關。而今天我們要讀的這本傳記，是一個clinician寫的，中間historic narrative我覺得抓得不太穩，但是他忠於他的資料，所以一封信一封信的、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的，沒有資料的事情他不說，基本上與Strozier寫法不大一樣，但這本書還是蠻好的。
Winnicott的傳記目前有三種，Adam Phillips
在1991寫的第一本，是Fontana Master Series中的一冊，那本書比較薄，大概只有150頁上下。那本書的優點是英國人寫的，我當時看了唯一的感觸是，只有英國人能寫英國人。後來Brett Kahr在96年又寫了一本傳記，那本傳記，今天我不能多說，因為我沒有看過。Kahr寫作的時間，跟Rodman有重疊的地方，他是在90年開始，比Rodman稍微晚一點，但其實他們看的可能是一樣的資料也說不定，所以我會很好奇Kahr的寫法到底會有什麼差別。Rodman一開始是60年代的時候跟Winnicott通信，那是他們之間關係的開始。1945年11月28號，那是戰後了，應該是他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Winnicott有一個presentation，題目叫做 “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那年他49歲。Thomas Ogden在2001年有一篇文章，叫做 “Reading Winnicott” ，他只選了Winnicott的一篇文章來詳細地說，他選的就是這一篇。Ogden在那篇文章說，他覺得Winnicott的文章要唸出來，要發出聲音唸出來，你不能只用讀的，你要唸出來，這是一個有趣的閱讀經驗，他的文章是要唸出來的。Winnicott那篇文章的開頭很有趣，It will be clear at once from my title，他說從我的篇名很快就看得出來，我選了一個很廣的題目，我所能夠試著要做的只是一個初步的個人的命題，然而這就好像是在寫一本書的序言，然後， I shall not first give an historical survey and show the development of my ideas from the theories of others，我沒辦法做那樣的事情，because my mind does not work that way，因為我的心不是那樣子在運作, what happens is that I gather this and that，發生的事情是什麼呢？是我在這邊撿一點、那邊撿一點，settle down to clinical experience，而回到了臨床的經驗，form my own theories and then, last of all, interest myself in looking to see where I stole what，寫完文章後才去找reference，這個 perhaps this is as good a method as any。這是Winnicott很俏皮的話。
所以這個作者，一般都會說他是deceptively simple，是個很簡單的作者，他用的英文字沒有一個字是我們日用語言不會用的。目前有兩本Winnicott的字典，The Language of Winnicott，這是Jan Abram 96年編的字典，她只列了22個字；還有一本是Alexander Newman 95年編的一本字典，他是榮格學派的，但他是Squiggle Foundation的founder，20年來一直seminar講Winnicott，他那本字典有 124個字，中間沒有一個字超過我們平常在用的字。所以Winnicott的整套東西是會讓人覺得太簡單的，但是你覺得太簡單的時候，你可能被他騙了。他寫了超過六百篇文章，書上的講法他是僅次於Freud創作量最豐的analyst。
“Wholesome”這個字則是Anna Ornstein對Winnicott的形容，這個字我蠻喜歡的，這個字叫做「健康的」。
Anna Freud跟Melanie Klein之間的爭議，對瞭解兒童精神分析歷史很重要，對瞭解Winnicott也非常重要，這我們陸續會看下來。倫敦精神分析學會是1913年成立，這是Jones成立的，到了1919年因為意見不合改組，叫做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當時只有20個會員，其中有6個是女性。Winnicott是1923年開始他的personal analysis，持續了10年，1923年的後幾年，他成為one of the first candidates，在英國分析學會中的少數最初的candidates之一，所以在那個學會的歷史中，他是非常senior的。他被qualified是在1934年，那時已經38歲了，隔年或是隔兩年，他被qualified as child analyst，到那時為止，他都被當成Klein的追隨者。但他逐漸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清楚自己的觀點跟Klein有一個岐出的地方，岐出的核心是Winnicott的一個conviction，他相信什麼呢？他相信the mother as an actual, external figure，母親作為一個外在的，具體的那個客體，was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e of the child，對孩子心靈的成長是一個關鍵。那個外在的部分，恐怕是Kleinians不願意去強調的地方，他們不見得沒有看到，但他們可能不想強調這個地方。不想去強調，就會有不想強調的想法跟作法，整個思維架構就不大一樣。Winnicott就在這兩個女人中間，形成他的想法。這個跟他的命格有關，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Paul Roazen是一個精神分析史家，他有篇文章在講Charles Rycroft。Rycroft後來離開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在60年代的時候，他跟Roazen說，Anna跟Klein這兩個女性，讓他的analytical career ruined，整個完蛋壞掉了。這是Rycroft事後的話。所以那個爭議千萬不要以為它沒有殺傷性，絕對有殺傷性！那個爭議我們沒有在現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Winnicott的“Spontaneous Gesture”，有些信是前一天晚上剛開會，那個開會是開得很bloody的，吵架吵得很兇，回去之後Winnicott寫封信給誰，中間不乏這樣的詞說”those bloody European Jews為什麼不回到他們的國家去？”， 這些信當事人看到一定非常火大。所以他們當時的爭議絕對不是那麼溫和的，恐怕讓人在其中，情緒不得不受影響。而Winnicott在其中，他整個想法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這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到1952年左右，他恐怕才真正形成一己之見，他是1896年出生，那時已經56歲了。他說 it was always a human being， 永遠是有一個人，who was conducting an analysis, and that the process was not simply a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objectivity and science，個人的因素加進來後，這件事情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這就是我們今天講Winnicott的一個開始的，也是最後的問題。
精神分析史上有三個 enfant terribles， 調皮搗蛋的傢伙，第一個是Ferenczi，第二個是Lacan，第三個就是Winnicott，他們三個當之無愧，他們是精神分析學界的enfant terribles，所以這是他的個性，等一下我們會看這是怎麼一回事。當他提出”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正跟Clare談戀愛，他們是二次大戰的時候開始認識、共事，所以這時present這篇文章像是他一個新的開始的感覺，是一個personal beginning，跟Clare這個戀愛是不為外人所知的，大約五年的時間，到他後來跟Alice離婚，然後跟Clare結婚，其實他們戀愛談得很辛苦。
Winnicott的父親叫做Frederick，母親叫做Bessie，他們兩個結婚時是30歲跟24歲，在1887年結婚。Winnicott有兩個姊姊，Violet 和Kathleen，一個大6歲，一個大5歲，Winnicott是老三。他是1896年出生，地點是Devon，在一個叫Plymouth的港口。Frederick有個弟弟叫做Richard，他們後來住的地方叫做Rockville，他們兩家人曾住在一起。這對兄弟很有趣，輪流當Plymouth的市長，結果Frederick當了兩任，Richard好像也當了一任之類的，所以他們在當地應該是政商勢力頗為雄厚的一個中上家庭，後來Frederick還被knighted，封為武士還是什麼，這個父親其實是忙很多外面事情的人。Bessie這個媽媽，不曉得為什麼每個寫精神分析作者傳記的人都要替他們寫成有一個憂鬱的媽媽，Rodman也沒有例外，其實我們沒有太多證據，但他也說，也許Winnicott的媽媽也是一個憂鬱的媽媽，我不清楚這個憂鬱要從何說起。但Winnicott後來在1962年時寫了一首詩，叫做「樹」， “The Tree”，那首詩其實是他唯一自傳體的evidence，他的母親恐怕是瞭解他的一個很大的關鍵。這首詩提到 “To enliven her was my living”，要讓她開心是我的living。這首詩是在描寫他的母親，但其實很多段落我覺得也好像是在回憶他跟Alice相處的那20多年，那是很不快樂的回憶。基本上我們沒有太多他早年生活經驗的資料，Clare曾在1978年回憶Winnicott，但是她把Winnicott的童年講得非常idyllic，非常像田園牧歌，在維多莉亞晚期英國一個偏遠省分的童年。Clare其實沒有說明或者檢視Winnicott的早年生活有沒有什麼conflict。回憶中有一段話是在講Winnicott的媽媽Bessie，他們應該是住兩三層樓的房子，Bessie早上會從樓梯上走下來，clapping her hands, as if to strike a pleasant note for the day，我不曉得拍這個手是說大家來吃早餐、大家趕快起床，還是怎麼回事，但是Winnicott的媽媽早上就是有這個習慣，這是對Winnicott媽媽大概唯一比較清楚的描述。這其實不見得是一個不快樂的媽媽，她被形容成是一個loving woman，充滿愛的女性，她會容忍自己的孩子把傢俱搬來搬去，包括客廳裡的那個大鋼琴。Rodman說，Winnicott寫文章的方式，完稿之前，也是搬來搬去，這邊挪一下，那邊挪一下。在“The Tree”裡頭，Bessie好像是一個depressed woman，Winnicott好像特別 took it as his task to provide her with relief，這個大概是對這個詩的解釋，但其實恐怕不要太強做解釋比較好。這大概是這對母子關係有沒有什麼內心的掙扎，the most powerfully surviving，我們唯一有的證據。我們對於Winnicott的父親有哪些活動倒是知道很多。Milner告訴Rodman說，Winnicott曾經告訴她，他很早就斷奶，原因是母親沒辦法忍受breast feeding這個小男孩時，給她帶來的興奮感覺。在她的回憶錄中，Clare曾經引述Winnicott的自傳體的一個筆記，那個筆記叫做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但很奇怪，我沒辦法找到那篇自傳體的文章，假如在的話，它到底收在哪本書，找不到，所以可能那篇文章沒有真的完稿，或是沒有真的發表。Winnicott說，他的父親對於自己沒有受很好教育這件事很敏感，這個父親其實有些學習障礙，他說若非如此的話，他就會去競選國會議員，而不是只在 Plymouth當地的politics上面打轉。大概至少有七年的時間，從Winnicott 7歲到他14歲去boarding school唸書，這個家庭跟uncle Richard的家庭住在一起，uncle有兩個女兒三個兒子，我不曉得他們年紀比Winnicott大或小多少，所以整個大家庭加起來，有八個孩子，四個大人，在Rockville。Winnicott的兩個姊姊Violet跟Kathleen都終身未嫁，隨侍雙親，母親1925年過世後，就伴隨父親，父親1950年過世。Rockville這個房子後來要賣，給仲介公司的描述是這樣寫的：這是一個很寬敞的家(commodious home)，有很多層的花園，包括一個網球場、池塘、槌球的草坪，有個果樹園、蔬菜園，還有一個很大的八角形的gazebo，gazebo叫做露台，大概是陽台的意思，這是一個很怡人的地方，是一個很好的成長的地方，周圍種滿很高的樹。這是這個房子後來要賣的時候的廣告詞。1896年，世紀末，是一個time of change，不但在維也納，恐怕在英國也是，那是一個快速變遷的年頭。Winnicott就在那個時候長大，他的童年的context是這樣子。
後來Clare說，Winnicott在9歲時照著鏡子，發現自己太乖了(too nice)，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有些不好的行為，成績也退步，從這時開始，成績在班上排名後頭，blotting everything，到處塗鴉，亂摔東西，虐待蒼蠅，把翅膀拔下來，“ he wanted to find this other dimension of himself”。Winnicott後來被送去念boarding school，一般對此的講法，都說是因為這個父親有天終於火大了，可能是在飯桌上，聽到Winnicott用了一個字 “drat” ，這個字是一個女性用語，詛咒的話，聽起來應該是有一點俚俗的。Winnicott講這句話的時候，大概就讓他爸爸決定了不讓這個兒子再住在家裡，送去boarding school，現在不曉得是連夜就送，還是隔了一段時間才送，anyway，那時他14歲，他是這樣子開始離家的。他周圍有too many mothers forever present，有太多母親始終在他周圍，mother, sisters, nanny，有時還有一個女管家，母親的妹妹Aunt Delia也經常都在家裡，他周圍比他年長的女性太多了，父親又常常不在家，Richard的三個兒子不曉得比他年紀大還是小，他們不曉得玩得怎麼樣，他的成長背景、household大概是這樣的情況。1967年時，他曾經描述自己的童年，他說母親和兩個姊姊還有nanny，太多母愛了，things never quite righted themselves，事情永遠不會自己把它們自己矯正過來，因為沒有人會做主，就是沒有人會說那個「不」字，或者說，就是沒有人會比較嚴厲。Frederick這個時候把他送走這件事情，Winnicott說是eventually grateful，最後還是感謝父親這麼做，因為這表示父親 was there to kill and to be killed，父親在那裡是要「殺」和「被殺」的，這句話是Winnicott講的，這是父子關係中間很重要的一個部分，這跟母子關係就不太一樣。
Winnicott的整個作品中，父親其實是不在的。Alexander Newman那本字典中講到Father的部份，只有一頁，後面只列了幾個reference，那本書有400頁，而父親只佔了一頁，所以父親在Winnicott的架構中，恐怕不是重點。所以他的整個理論是非常maternal的，是一個母性的理論。1941年的7月9號，Frederick寫給兒子Winnicott一封信，他說：你希望我寄給你一張一百鎊的支票嗎？我要寄到哪裡去呢？ If so I would love to do so，如果你要我寄的話我會很高興寄。當時Winnicott已經45歲了，父親還會主動寄這封信，寄給他親愛的兒子，要寄給他一百鎊。Rodman在這裡的評論是，這時的Winnicott其實本身已經在earning a living，已經工作很久了，他已經是analyst了，他那時已經定居下來置產了，但他當時financially還要靠父親！父親寄給兒子的信有58封現在還有留下來。
後面會提到Winnicott可能有一些sexual problem，因為他第一段婚姻是沒有性愛的婚姻，那段婚姻持續了20多年，Kahr和Rodman的講法都一樣，就是Winnicott可能是impotent，但是到了與Clare的那個婚姻，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婚姻，所以那個impotent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很難講，還是Alice是個精神上有問題的太太所致。Winnicott的sexual problem會怎麼影響他的思考或作品，這件事情是值得去想一想的。
Boarding school那段時間，他是1910年14歲去Leys，在Cambridge，他的中學成績其實不怎麼樣，他最大的樂趣是running the mile，他喜歡跑步、田徑。1911年的春天，到校的第二年，他曾經跑了一個半英里的handicap，障礙賽之類的，學校的校刊說 “Winnicott ran excellently”，Winnicott跑得很棒，這是他中學期間我們看到的少數他的資料。在Leys那段時間的data大概只有他的信件，因為那個時候學校的資料都沒有留下來，1934年之後才有留下學生的資料。1965年，他跟Paul Roazen的interview中，他說，他有一個disturbed adolescence，混亂的青春期，但我們沒有太多證據去瞭解他那時在struggle些什麼。他曾告訴他的一個analysand 叫做Judith Issroff，Issroff後來的回憶是這樣子，Winnicott告訴她說，他必須控制他的衝動，才不會去靠近那個dirty, cold, river Cam，就是劍橋的那個河，就是徐志摩筆下的那條河，Winnicott是要克制自己不要跳下去。1910年，我想徐志摩搞不好也在那前後在劍橋。Winnicott在一個半月刊的校刊上曾寫了兩篇文章，一篇叫做 “Smith”，一篇叫做 “The Best Remedy” ，兩篇文章講的是英國人跟德國人的差別，當時好像有德國的皇室要來參觀他們的學校，對英國和德國這兩個民族的差別，他有個青春少年的觀點，那個觀點恐怕其實沒有錯，英國人是more pragmatic或empirical的。他在母親節給母親寫的一封信，信中說，距離現在四周不到就要回家吃禮拜天的晚餐，我是真的很喜歡我們在Rockville的家裡一起吃晚餐，雖然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喜歡，I perhaps do not like it so much at this time, only it is a nice meal to look back upon，這句話其實是蠻柺彎抹角的話。一個少年離家，說我想回家吃晚餐，但不曉得我為什麼喜歡，但是我以後回想可能會很喜歡，這句話大概是這個意思。
他在Cambridge的時候，決定要念醫，其中關鍵是，有一次他的鎖骨斷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可能在Leys的時候，他說，他鎖骨斷掉時他告訴自己，他要做一個醫生，他要能夠照顧自己。但其實，Rodman這裡講了句話，他說，一個醫生鎖骨斷掉，是不能自己照顧自己的。
他進的是預醫的課程，在1914年，所以他在Leys四年，他的初高中只有四年，他們的學制比較短。他有個好朋友叫做Jimmy Ede，他決定念醫是透過這個好朋友來告訴父親，而不是由他直接告訴父親。他後來要跟Alice離婚，也是要等到父親死了以後才離婚。所以Winnicott跟父親的關係其實也蠻耐人尋味的，這個父親應該是很dignified，甚至有點兇兇樣子的country gentleman。Winnicott這個學醫的決定，就讓父親的family business沒有一個繼承者，這個家族事業後來的繼承者是他uncle的兩個兒子，叫做Harold跟Victor。他在預醫的時候是學生物學，學得很沒有興趣，他在Cambridge成績不怎麼樣，他在Leys的時候，最後給他的評語是，“Not brilliant, but will do”， “不是聰明絕頂，但還過得去”，這是他的初高中學校給他的評語。他在Cambridge唸書恐怕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興趣，Rodman這裡講，there is much for analyst to undo in the training of a physician，一個人假如他進入精神分析的背景是醫學，他要忘記很多事情，他要重新學習很多事情，他要undo。有三封信在Cambridge年代留下的信，有一封是從船上寄的，那時一次大戰已經發生了，這時他是在Lucifer，一艘驅逐艦上，當一個surgeon-probationer，外科助手的意思。這封家書說，他在船上的原因是，因為他要在那裡，to reassure the sailors’ mothers，去安慰那些水手的媽媽們，有一個醫生在船上。他有些同學去參戰，烽火線上，有些人沒有再回來，這些事情haunted all his life，他恐怕有一個survivor’s guilt，這是年輕的死亡，我們不要忘記。這對他如何看待生命，恐怕是一個重要的影響。
這之後，他到了Bartholomew，這在英國應該是一家蠻好的醫院，Nina Coltart也是從這個醫院出來的。Winnicott在1917年的七月，當實習醫師，在那邊有很好的老師，有個老師叫做Lord Horder，教他take careful case history的重要性，所以晚年後來他會說：精神分析只不過是 an extension of this process of history taking，這是Winnicott另外一句有趣的話。他在這時曾住院三個月，肺膿瘍，可是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嚴重，因為他好像還蠻easy的。他住院的時候講過一句話說，每一個醫生應該一輩子至少有一次當病人躺在病床上。他說，他在住院時去問圖書館員，因為他從九歲開始，就不能再記起他的夢，所以他想找一本書可以幫他恢復記憶他的夢，後來他拿到的那本書是Oskar Pfister的 “The Psychoanalytic Method”，1913年的那本書，這本書就帶引著他再跨到下一本書《夢的解析》。1920年畢業，當住院醫師，這時他決定做小兒科，他有一個小兒科的同事叫做Dr. Peter Tizard，他說Winnicott對孩子有個most astonishing power，讓人覺得驚訝無比的能力，如果說是他瞭解這些孩子，講起來好像不大對，有點像是道學，to me sound false and vaguely patronizing，倒不如說，是孩子瞭解他，這些孩子瞭解Winnicott。
Winnicott後來終其一生工作的醫院，叫做Paddington Green Children’s Hospital，他在那個醫院是consultant，祇是看門診，他不打算看住院的孩子。所以我必須假設他沒有照顧真正病重的孩子，病重的孩子大概就是先天性心臟病的，或是罹腫瘤，白血病的孩子等等這些，他的小兒科career不是看病重的孩子，而是在門診。他說Paddington Green Children’s Hospital是他的 Psychiatric Snack Bar，是一個吃點心的地方，這是一個開玩笑的話。他說他終其一生看過六萬個孩子，對一個小兒科醫師來講，這是一個數字，也是一個capacity，一個小兒科醫師看四十年的病，看了六萬個孩子。1931年他寫了一本小兒科的書，叫做 “Clinical Notes on the Disorders of Childhood” ，這本書事實上是在寫一般的病，不是在寫很嚴重的病，而且是在講孩子情緒的問題，所以這本書是頭一本要把child psychiatry跟pediatrics(當時恐怕還沒有child psychiatry這回事)兩者連結的書。
他晚年不斷地講，他當住院醫師的時候照顧過一個糖尿病的病人，病人的過世讓他非常自責。後面也會提到，至少有兩個病人是讓他非常trauma的，有一個病人是在1951年死在Cassel Hospital，是seconal過量自殺的病人。另一個是1968年在紐約精神分析學會發表演講之後，他心肌梗塞再度發作，他有個病人在倫敦，堅持一定要到紐約去看他，Clare堅持她不能來。這個病人縮寫叫做J.N.，後來J.N.寫了一封信，信封上面註明只有Winnicott親自才能打開，但Clare還是把這封信打開了，這封信上說 “ I hope you die.”， 我希望你死掉。當時Winnicott躺在ICU躺了45天，那是他死前最後一次AMI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那是很嚴重的，當時應該是整個肺積水，他當時又感冒，當時是心肺衰竭的，是鬼門關前走了一圈，而他的病人寫了這麼一封信過來。這個病人在他回倫敦之前或之後，多久不曉得，還是自殺了。所以Winnicott其實…Middle School，我最近有個感想，這些Middle School的作者大概對boundary都容許了一些flexibility在，也因此他們可能會犯一些這樣情況下才會犯的錯，這一點是不是他們的致命傷？有可能是。等一下會提到Winnicott 在boundary上有些出問題的地方，會讓人有些質疑，而那個質疑的但書是，恐怕當時你如果不這樣做，可能也沒什麼更好的辦法，這點恐怕是我們在唸Middle School時，要很當心的一個問題。
1923年他受聘兩個醫院，一個是Queen Hospital，一個是Paddington Green，1934年他從Queen辭職，祇在那邊留著一個風濕門診，而在Paddington Green待了40年。他20年代的那些小兒科同事們其實對孩子的情緒問題，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耐心去想這件事，也許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想，所以基本上他的一些想法，對他的同輩的小兒科醫師，其實是被reject的，這是Tizard 在1971年追悼他的時候講的。
現在是四點二十五分，我能否做個不情之請，延長個十五分鐘，後面有些重要的部份，我希望能touch到。
他跟Alice結婚時27歲，Alice 31歲，書上講她非常的artistic，很會畫畫、做陶，Alice有個最小的弟弟叫做Jim Taylor後來也是個醫生，是Winnicott很好的朋友，那首 “The Tree”，首先是寄給Jim Taylor，那時其實Alice還沒有過世。他們有一個family friend，叫做Hannah Henry，是少數唯一對那段婚姻還能提供見證的人。Rodman找到Hannah時，她已經是個老太太了，大概8、90歲的時候，她還保存了很多信件、相片，還有回憶的一些memo，包括對Winnicott跟Alice的那段。Rodman說她是唯一的survivor，唯一能提供那段口述歷史的人。Hannah曾經有段時間，在二次大戰剛開始的時候，有六個月時間住在Winnicott家裡，她記得Winnicott那時看病人，是在家裡看病人嗎？他當時應該已經在接analysis的病人還是怎樣，怎麼看到傍晚呢？一直忙了一整天的一個long session，他幾乎已經精疲力竭，he gave everything，but Alice had no sympathy，但Alice好像一點都不體諒這個事情。Alice好像有生病，我看到的最早說法是說psychosis，但我覺得恐怕把她講得太嚴重了，但是她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會突然睡著。後來Rodman詢問他學神經醫學的朋友，說Alice的情況這樣描述起來會像什麼？他說比較像是narcolepsy，是一種睡眠疾病，像是organic的問題，但可能也有psychiatric的問題，因為他說Alice很少洗澡，很少換衣服的樣子，有點髒兮兮。這很奇怪，因為這是一個deeply artistic的女性，心思非常纖細的人。我為什麼說Alice應該不是psychosis，有個很重要的原因，甚至Alice沒有太嚴重的病，頂多就是怪脾氣而已，因為後來他們這對夫婦曾經起碼有兩個例子，都是把病人帶到家裡來住，而且一住住了六、七年，所以病人住在他們家裡，跟這對夫妻一起住了六、七年，我不大相信，這個太太如果是psychosis或是整個沒辦法處理家務的話，這個家要怎麼維持。但是他們不見得是一個快樂的婚姻，中間可能雙方都有些…他們中間的有些事情我們不得而知。Alice的家世很好，他們起先搬家，本來住在Sydney House，這個地方靠近Heath，那裡有五個池塘，有些飛來飛去的野生動物，其中一個池塘還可以游泳，Alice一直堅持要住在郊區，但是那時Winnicott已經開始被Strachey分析，被分析的地方Bloomsbury離郊區實在太遠了，對Winnicott其實是不方便的，所以Winnicott不能住在郊區，後來他們住的地方是在Hampstead，他們中間恐怕這件事都有些小小的意見不一致。1924年，Winnicott開始他的office，這時他已經開始被Strachey分析，地點是在Gordon Square，這是在Bloomsbury。Hannah的回憶是說這個婚姻never consummated，沒有性愛的婚姻，簡單來說是沒有sex的婚姻，我不敢講說沒有愛。
她跟Winnicott夫妻住在一起的時候，有天，在一個漂亮的九月傍晚，是一個禮拜六，聽到huge drone，就是嗡嗡嗡很大的聲音，她抬頭看到幾十架飛機，德國人轟炸英國，第一次轟炸，way up so high，飛機飛得很高，像是很大的銀色的魚在天上，沒有任何的警示，可能英國人沒有想到德國人會轟炸，沒有響警報，然後就開始碰碰碰碰，Winnicott跟Hannah兩個人就跑到Parliament Hill，那地方是最高點，遙看著倫敦著火，然後Winnicott很難過地對Hannah說 “Queen, those poor poor people”，這是Hannah後來的回憶。Queen 是Hannah的小名。
1993年，Rodman請教的神經科醫師說這個像是organic，但又可能有psychiatric的問題，語焉不詳，我們沒辦法確定Alice到底生了什麼病。但Alice還有一點是她會橫衝直撞地開車，衝過二次大戰時的倫敦，Hannah有次搭她的車，搭得心驚膽跳，因為那時街上應該是不太平靜，隨時要轟炸，她們在天黑之前一定要回到家裡之類的，出門時間太晚就不行，而Alice完全不顧這些危險，開車有時又會突然睡著，所以Alice要開車的話，Winnicott一定要找個人陪伴她出門。
Hannah對Winnicott還有一個回憶說，he was always involved，他一直關心這些窮苦的人，所以Winnicott是個蠻善良的人。很多人其實無法付他錢，但是他總是會拿到一些回報，比如有一次，一個Barrow家的男孩送了他一盒橘子。Hannah知道至少有三個家庭接受過Winnicott直接的幫助，不是直接給他們錢，但有個家庭是幫忙送牛奶和奶油，因為孩子營養不良，另一個是幫一個小女孩付上舞蹈課的學費。Winnicott對錢可能有點careless，心不在焉，後來很好玩，他被Strachey分析時，還有給Joan Riviere分析的時候，不約而同的都發生一件事情，就是他常常忘了付治療費，不只是遲付，而且是一直要催繳之後才付，所以Winnicott對於錢是很耐人尋味的，他恐怕是個很糊塗的傢伙。
他有一次請Hannah幫一個忙，take a patient under her wing，就是收留一個病人一段時間。另外二次大戰期間，至少有七年，到與Alice分居為止，他們收留了一個女孩，當時不曉得幾歲，叫做Susan，Susan就是Milner那本書 “The Hands of the Living God”的主角， 書中那個Doctor X就是Winnicott。他們在1940年代晚期的時候，還曾經收留過一個調皮搗蛋的男孩，到他們分居之前，這個男孩就是Winnicott 1947年那篇文章“ Hate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的主角。
1944年，他跟Clare開始有一段affair，49年開始他已經決定要離婚，但是隔一年到父親過世，他才真正離婚。Alice過世的時間是69年，Clare把所有Alice寄給Winnicott的信都燒掉了。我看到這邊的時候心裡想，假如你認為女人不嫉妒的話，你大概是一個傻蛋。Clare把所有Alice的信都燒掉了，只有七封信還留著，這七封信為什麼留著，也不曉得。Clare在Winnicott過世之後，等一下我們會提到一個麻煩的傢伙叫做 Masud Khan，Masud Khan曾經希望當Winnicott literary executor，就是處理他所有未發表將結集的東西，但是他跟Clare開的條件非常arrogant，all or none，全部讓我處理否則我就不處理，然後Clare就是gave him none，Clare親自來處理，Clare到1984年過世的時候親自處理了十多年。我覺得Clare對Winnicott來講，是個支持的力量。其實Winnicott的個性中間有一個feminine，女性化的部分，女性化這個字並不一定是個糟糕的字，只是他的個性中有這個東西在。他們在描述Winnicott聲音的時候會說他的聲音有點高亢尖銳，像女生的聲音。他整個人的狀態上面，剛剛說Winnicott講的東西是maternal，feminine如果不是他的一部份，他怎麼可能講maternal，所以Clare其實是一個撐住他的力量。
他跟Klein的關係，1958年有一封很有名的信，寫了大概3、4個page的信，那封信中其實他跟Klein有一點點…就是那封信之後，可以比較明確地說他在走他要走的路。相對於Klein，Rodman說Klein的理論中有個male的部分。請注意我現在用的male、female，用詞上面並不是一個stereotype的講法，祇是說理論者的命格上，他們中有個不大一樣的地方。
現在要跳到後面Joan Riviere那段：Joan Riviere本身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女性。她分析Winnicott是在Strachey之後。
跳到講義的第15頁 Masud Khan那段，Masud Khan是巴基斯坦人，他從巴基斯坦到英國的時候，印度跟巴基斯坦還沒有成為兩個獨立的國家，當時Masud Khan宣稱他自己是一個王子，恐怕是言過其實，他應該是出自一個很富裕的家庭，但應該不是王子，這恐怕是他自己渲染的。他後來變成一個很麻煩的scandal。現在有兩本Masud Khan的傳記，第三本可能接下來幾年就會出版，作者叫做Linda Hopkins。他的第一本傳記是Judy Cooper幫他寫的，她是他的analysand，在 94年，那本書叫做“Speak of Me as I am”，第二本傳記是Masud Khan: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by Roger Willoughby, foreword by Pearl King, Free Association Books, 2005。 Winnicott在世的時候有兩三本文選是Masud Khan幫他編輯的，那本 “Through P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跟 “Maturational Process &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就是Masud Khan幫他編輯的。Masud Khan是很聰明、博學的一個人，他娶的太太都是跳芭蕾舞的，很narcissistic的一個人。他在1988年寫了一本非常罵人的書，叫做 “When Spring Comes”，那本書在英國出版的時候叫做這個書名，到美國出版時換了一個書名叫做 “The Long Wait”，一個很長的等待。那本書中，把所有猶太籍的analysts都罵光了，那時他其實已經快要離開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了。他發生的scandal是他跟他的analysand有affair，所以Judy的處境變得很為難，因為Judy Cooper也是他的analysand。後來，我看到這一段很驚訝，Adam Phillips也是Masud Khan的analysand。所以我們看精神分析的時候，會有一個麻煩在那裡，有一個系譜存在的這一點，好像是要講一個聖賢的系譜，中間不能有人失節，不能有哪一年上一輩的哪一個誰曾經當過漢奸，曾經做了一件所謂「失節」的事，那基本上，因為Masud Khan是training analyst，所以他如果有一點integrity.上失節之處，被他分析的病人跟他的學生，通通會受到影響，而且會受到很traumatic的影響。Rodman這邊說Khan是英國分析學會有史以來最destructive的一個member。我後來在某處看到一段話說，Masud Kahn去IPA開會的時候是騎著白馬去開會，他其實是膚色有點黑的，他騎著白馬去開IPA年會，所以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大概中間會讓人很感慨。但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Pearl King跟他是同學，是同時進入成為分析學會的candidate，她回憶時說，他們那時候很羨慕Masud Kahn都不用工作，而她自己那時候要邊工作、邊養活自己、邊被分析、邊付學費什麼的，而Masud Kahn好像每天都在看書，於是乎他看了很多書，她最後的回憶是這樣子。
很抱歉，我們再講一段就要停下來，那段很重要，因為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病人的事情。在21頁 “The Use of an Object”，1968年11月12號他在紐約的演講，這個演講Rodman在寫傳記的時候說，Winnicott那個演講當時有三個discussants。據說當時是被痛宰一頓，因為當時紐約是Freudian尤其是ego psychology的大本營，非常的orthodox。Winnicott在紐約精神分析學會演講的前幾天，剛在William Alanson White學院講過，所以他可能覺得這樣他們聽起來不會太刺耳，但Rodman這裡否認說Winnicott在當時有被痛宰一頓，但應該至少是被critique很厲害。那時他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有點感冒了，已經有肺水腫，三天後他被送到醫院ICU，住到12月底，他的病人J.N.寫了一封信，這剛剛講過了，我們跳到22頁中間那一段。在1969年的1月10號，就是回到倫敦之後，大概隔了十多天左右，我想他們是在12月底回到倫敦，那時Winnicott寫了封信給Rodman，在這個節骨眼，這封信很有趣。這封信說（我們看講義粗體字那幾行）， I could not help being ill，我無法控制自己不生病，but if I am going to be ill then I must not take on this kind of patient。前面有一段在講這樣的病人給我們帶來的難題是什麼，這樣的病人就是borderline的病人，low self disorders，Kernberg講的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Michael Balint講的Basic Fault，DSM的cluster B personality disorders，或那些behavior disorders，都在這個範圍，所以這個範圍的病人會給治療者帶來這樣子的問題。Winnicott他51年的那個心肌梗塞也是在一個病人過世以後，他那時也有一次嚴重的心肌梗塞發生。
Winnicott跟Kohut的關係是怎麼樣子的，我們要做一點結論。跟Kohut的差別在哪裡？
Winnicott講transitional object，這是1952年講的，另外還有一個類似的詞subjective object，叫做主體的客體，但恐怕關鍵還是在transitional object這個詞。這兩個詞都在講內外之間的東西，人我之間的，所以都在那個範圍，那個範圍就是Kohut講的selfobject，這是同一個範圍的不同的用辭。
第二點，客體關係優先於narcissism，object relation precedes narcissism，所以假如narcissism出問題的話，一定是客體關係先出問題。所以，self psychology的講法，嚴格而言，不是最primary的，我這樣講，是對Kohutian做反省的講法。
第三點，Winnicott講的good enough，OK，會講good enough的人其實就不是那麼narcissistic的。
第四點，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可能是Winnicott看到的孩子太多了，我不相信Winnicott看到的孩子沒有那種很小很小的baby，但這種很小很小的baby也許不是他看最多的，他整個童年的孩子都會看到。他在小兒科有一個有名的觀察，叫做spatula game，叫做壓舌板遊戲，有三個步驟。當母親抱著孩子坐在診間，坐在Winnicott旁邊的時候，那時的壓舌板是亮晶晶的，會重複消毒使用的，我覺得那可能是不鏽鋼的壓舌板，孩子會把那個壓舌板拿起來，把它放在嘴巴，把壓舌板丟在地上，他說這三個動作，健康的孩子會這樣子做，假如說是很畏生的、很害羞的孩子，或是情緒有障礙的孩子，那三個動作就不會這麼做。這有點像是我們在做幼兒觀察，一個小小的Winnicott的遊戲，如果孩子的反應不是在這個norm中，Winnicott就會想到，這後面可能代表一些emotional的問題。他看孩子看這麼多，跟只看成年人是不同的，Kohut沒有看孩子。
另外，Winnicott有個字叫做unintegration，既然是unintegration，OK，unintegration precedes disintegration，unintegration比disintegration更早發生，你要integration之後才能disintegration，所以第一個integration還沒有發生叫做unintegration，這是Winnicott的詞。
Winnicott和Kohut還有一個不同，他們的背景不同，一個在芝加哥，一個在倫敦，基本上這好像是美國精神分析學界跟英國精神分析學界兩個不同的background，兩個不同的對話環境。Kohut不是在跟客體關係對話，他是跟ego psychology對話，而Winnicott不是跟ego psychology對話，他是跟Kleinian對話，Klein過世之後，Winnicott跟Anna Freud有差不多十年的時間還是很友善的，他並沒有跟她們絕交，Winnicott恐怕是很難跟人絕交的。他在1954年寫了一封信，分別寄給這兩個女人，同一封信寄給Anna跟Klein，信中說他有一個呼籲，要把這樣子divided、分裂的training program重新整合，但Anna和Klein都拒絕。
最後一個命題，我覺得講起來恐怕有點像是想像，就是，我覺得Winnicott跟Kohut講的是同樣的東西，但一個在講母親，一個在講父親，這樣講不曉得是不是妥，但這是一種講法。很抱歉，耽擱了各位的時間。
【本文由李雅文小姐整理，張凱理醫師審定】
Secondary Reference about Winnicott:
1.Winnicott, by Adam Philli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D.W. Winnicott: A Biographical Portrait, by Brett Kahr, Karnac Books, 1996
3.Winnioctt: Life and Work, by F. Robert Rodman, Perseus Publishing, 2003
4.Boundary and Spa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D.W. WInnicott, by Madeleine Davis & David Wallbridge, Brunner/Mazel, 1981
5.Winnicott and Paradox: From Birth to Creation, by Anne Clancier & Jeannine Kalmanovitch, tr. by Alan Sherida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7
6.In One’s Bones: The Clinical Genius of Winnicott, ed. by Dodi Goldman, Jason Aronson, 1993
7.The Work and Play of Winnicott,by Simon A. Grolnick, Jason Aronson, 1990
8.Between Reality and Fantasy: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Phenomena, ed. S. Grolnick, L. Bark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 Muensterberger, Jason Aronson, 1978
9.The Language of Winnicott: A Dictiionary of Winnicott’s Use of Words, by Jan Abram, Karnac Books, 1996
10.Non-Compliance in Winnicott’s Words: A Companion to the Work of D.W. Winnicott,by Alexander Newman, Free Associations Books, 1995
11.The Legacy of Winnicott: Essays on Infant and Child Mental Health, by Brett Kahr & Patrick Casement, Karnac,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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