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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作者认为,人的心理和躯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所谓“形与神俱,乃成为人;形与神离,则人死亡。”
同时,作者似乎已经注意到心理作用对身体其他系统的主导作用。
他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服者,中正之宫,决断出焉。脂中者,臣使之宫,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凛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耽者,州都之官,津液蘸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段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内经.灵兰秘典论》)
这看上去是一种朴素的心身医学的观点。后世的中医理论基本上都是从《内经》的医学体系出发。
中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并没有单独的精神科的分科。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中医的理论不够发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心理思想已经融合到各科之中,特别是作为各科基础的诊断学、病理学思维中。
《黄帝内经》对当代中医心理治疗有较大影响的临床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人格分型论”和“情志相胜论”。
作者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把人分为“太阳之人”、“少阴之人”、“太阴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五种类型。又根据五行归类的法则,分为“木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
、“水形之人”五种类型。在这五种类型之中又根据五音、阴阳属性、态度划分二十五种类型的人称为“阴阳二十五人”(《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对每一种类型的人都详细描述了其形体特征和性格特征。如少阴之人的性格特征是,“小贪而贼心,死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诅怒,心疾而无恩。”这种人格分型的复杂程度超过了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的分类体系。
情志相胜论是《内经》对中医心理治疗的最大贡献,后代很多中医家的心理治疗都是以其为基础理论开展的。
《内经》把人的心理活动称为“心”或“神”,神的活动是经“五神”和“五志”来表现的。所谓五神即神、魂、魄、意、志。它们发属于五脏,“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篇》)。
五脏又产生五志,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又从五志发展成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之说。
而五脏又分别有其五行属性,即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行间的相克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五志七情的相克关系。因此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悲。而医生就可以根据这样的关系,激发病家的一种情志来纠正另外一种情志。但是《内经》只提出了这种疗法的原则,并没有相应的案例说明。
《内经》中还提到了祝由形式的治疗方法,“祝”是“告诉”的意思,“由”指“病由”,合起来就是祝说病由,以解除思者思想顾虑的方式。这是古代巫术常用方式,通过巫师的一套巫术仪轨,最后告诉患者他的病因是什么鬼神作乱,从而治愈患者。但即便在《内经》的年代,这种方法也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治疗方法了。
在我国古代的很多医术中,都少不了要谈到气功吐纳,《内经》也不例外,其实当今的心理治疗界很多技术也都有气功吐纳的影子,比如说澄观静默、呼吸疗法(breathwork)基本上可以说是粗浅的气功入门功夫。(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2003,162-190;Stanislav
Grof,2000,,178-206)
《内经》之后直至五代,传统医学中心理治疗的临床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发展。但还是有一些医学心理学的思想。如隋代巢元方指出:“心藏神,为诸脏之主。若血气调和,则心神安定。”(《诸病源侯论.
妇人杂病诸侯一》)
而唐代的孙思邈,他是一个道士兼医生,他认为内部的心理因素会通过“气”的中介来影响五脏,从而产生疾病。
他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温、风,人有五脏,化为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磊怒伤阴,易喜伤阳,故喜怒不节,寒暑失度,生乃不固,人能依时摄养,故得免其天限也。”(《千金要方.卷27.养性序第一》)
孙医生还详细论述了“五劳”可致病的观点,“五劳者,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忧劳,四曰心劳.五曰疲劳……”(《千金要方.卷19.补肾第八》)
值得注意,这五劳都是心理因素,也就是说他认为大多数疾病都和心理因素有关。
他还提出了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心理素质的一些具体要求,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三要五不得。
三要即――
一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二要“至意深心,详察形候”;
三要“临事不成,审谛罩思”。
五不得即――
一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
二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
三不得“多语调笑,道说是非”;
四不得“安然欢误,傲然自得”;
五不得“玄耀声名,訾毁诸医”。(杨鑫辉,2000,435-440)
传统医学中心理治疗的最高成就是在宋金元时代,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纷乱的时代。这个时期文献中不但出现了大量的心理治疗的案例记载,而且其治疗的理论依据也显得比较完备。
这段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张子和及朱丹溪。(杨鑫辉,2000,669-678;王米渠,1986,34-37)
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把起源于《内经》的情志相胜理论作了系统而完备的阐述,而且对他自己心理治疗方法进行了综述。
在理论上他首先提出,“气”是世界之本体,接着提出人的躯体和心理状态都是同一个本体决定的。“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九。所谓九者,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也。”
接着具体阐述了人的心理状况、躯体状况及作为本体的“气”之间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各种临床证相。“夫怒伤肝,肝属木,怒则气并于肝,而脾土受邪;木太过,则肝亦自病。喜伤心,心属火,喜则气并于心,而肺金受邪,火太过,则心亦自病。悲伤肺,肺属金,悲则气并于肺,而肝木受邪;金太过,则肺亦自病。恐伤肾,肾属水,恐则气并于肾,而心火受邪,水太过,则肾亦自病。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于脾,而肾水受邪;土太过,则肾亦自病。寒伤形,形属阴,寒胜热则阳受病,寒太过,则阴亦自病。热伤气气属阳,热胜寒则阴受病,热太过,则阳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怆侧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仰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令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听视。若胸中无材器之人亦不能用此五法也。”
可以看出,其治疗理论相对来说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他的这种理论和当今的种种心理治疗的假设实际上在逻辑上相差不大,虽然术语大不相同的。
从张子和的治疗实践中可以看出,其治疗方法对治疗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余又尝以巫跃妓抵,以治人之悲结者。余又尝以针下之时便杂舞,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余尝击拍门商,使其声不纸以治因惊而畏响,魂气飞扬者。余又尝治一妇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问,妇果呵怒,是夜困睡。”治疗师需要做很多事情,能够及时转换自己的行为、举止、言语来适应病人病情的需要。
张子和的治疗方法极为灵活,报道了多个典型的案例,这里选择一个类似PTSD的患者的案例来看看张医生的治疗方法。
案例
李孟潮
武汉忠德心理医院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在西方,心理治疗从萌芽到发展壮大不过100多年的历史,而其真正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及行业规范的完善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国的心理治疗界虽然近十年来蓬勃发展,但是从总体水平上来说还处于萌芽期。
心理治疗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产物,古代人出现心理疾患的往往通过宗教、巫术、教育、生活规范等方式来达到心理治疗。自然,传统医学中也有很多零星的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
研究中国心理治疗的历史的目的当然不是要证明西方有的东西我国“古已有之”,从而获得一些没有太大现实意义的“自尊感”,也不是要从故纸堆里面找出几个古人使用过的技术让它们焕发新颜。而是让从事心理治疗的工作者能够看清楚这些技术和理论发展的脉络,从而提示自己如何进一步发展当前的心理治疗,尤其是避免重复古人的错误。
比如说,心理治疗的伦理规范中强调避免和患者发生双重关系,有些从业者偏要以身试法,结果造成了患者和自己的很大问题。其实了解历史就知道,和患者发展朋友、恋人关系的治疗师古已有之,但是无一有好结果。这条伦理规则其实是历代心理治疗工作者用自己的亲身惨痛教训换来的经验。
故学习历史需要抱着以古鉴今的态度,死记硬背史实,而缺乏“史识”,恰是学史者大忌。
1古代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较成系统的关于心理治疗的阐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内经》作者认为,人的心理和躯体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所谓“形与神俱,乃成为人;形与神离,则人死亡。”
同时,作者似乎已经注意到心理作用对身体其他系统的主导作用。
他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服者,中正之宫,决断出焉。脂中者,臣使之宫,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凛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耽者,州都之官,津液蘸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段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内经.灵兰秘典论》)
这看上去是一种朴素的心身医学的观点。后世的中医理论基本上都是从《内经》的医学体系出发。
中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并没有单独的精神科的分科。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中医的理论不够发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心理思想已经融合到各科之中,特别是作为各科基础的诊断学、病理学思维中。
《黄帝内经》对当代中医心理治疗有较大影响的临床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人格分型论”和“情志相胜论”。
作者以阴阳学说为基础,把人分为“太阳之人”、“少阴之人”、“太阴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五种类型。又根据五行归类的法则,分为“木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
、“水形之人”五种类型。在这五种类型之中又根据五音、阴阳属性、态度划分二十五种类型的人称为“阴阳二十五人”(《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对每一种类型的人都详细描述了其形体特征和性格特征。如少阴之人的性格特征是,“小贪而贼心,死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诅怒,心疾而无恩。”这种人格分型的复杂程度超过了现代西方心理学家的分类体系。
情志相胜论是《内经》对中医心理治疗的最大贡献,后代很多中医家的心理治疗都是以其为基础理论开展的。
《内经》把人的心理活动称为“心”或“神”,神的活动是经“五神”和“五志”来表现的。所谓五神即神、魂、魄、意、志。它们发属于五脏,“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篇》)。
五脏又产生五志,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又从五志发展成喜、怒、悲、思、忧、恐、惊七情之说。
而五脏又分别有其五行属性,即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行间的相克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五志七情的相克关系。因此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悲。而医生就可以根据这样的关系,激发病家的一种情志来纠正另外一种情志。但是《内经》只提出了这种疗法的原则,并没有相应的案例说明。
《内经》中还提到了祝由形式的治疗方法,“祝”是“告诉”的意思,“由”指“病由”,合起来就是祝说病由,以解除思者思想顾虑的方式。这是古代巫术常用方式,通过巫师的一套巫术仪轨,最后告诉患者他的病因是什么鬼神作乱,从而治愈患者。但即便在《内经》的年代,这种方法也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治疗方法了。
在我国古代的很多医术中,都少不了要谈到气功吐纳,《内经》也不例外,其实当今的心理治疗界很多技术也都有气功吐纳的影子,比如说澄观静默、呼吸疗法(breathwork)基本上可以说是粗浅的气功入门功夫。(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2003,162-190;Stanislav
Grof,2000,,178-206)
《内经》之后直至五代,传统医学中心理治疗的临床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发展。但还是有一些医学心理学的思想。如隋代巢元方指出:“心藏神,为诸脏之主。若血气调和,则心神安定。”(《诸病源侯论.
妇人杂病诸侯一》)
而唐代的孙思邈,他是一个道士兼医生,他认为内部的心理因素会通过“气”的中介来影响五脏,从而产生疾病。
他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温、风,人有五脏,化为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磊怒伤阴,易喜伤阳,故喜怒不节,寒暑失度,生乃不固,人能依时摄养,故得免其天限也。”(《千金要方.卷27.养性序第一》)
孙医生还详细论述了“五劳”可致病的观点,“五劳者,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忧劳,四曰心劳.五曰疲劳……”(《千金要方.卷19.补肾第八》)
值得注意,这五劳都是心理因素,也就是说他认为大多数疾病都和心理因素有关。
他还提出了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心理素质的一些具体要求,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三要五不得。
三要即――
一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二要“至意深心,详察形候”;
三要“临事不成,审谛罩思”。
五不得即――
一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
二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
三不得“多语调笑,道说是非”;
四不得“安然欢误,傲然自得”;
五不得“玄耀声名,訾毁诸医”。(杨鑫辉,2000,435-440)
传统医学中心理治疗的最高成就是在宋金元时代,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纷乱的时代。这个时期文献中不但出现了大量的心理治疗的案例记载,而且其治疗的理论依据也显得比较完备。
这段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张子和及朱丹溪。(杨鑫辉,2000,669-678;王米渠,1986,34-37)
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把起源于《内经》的情志相胜理论作了系统而完备的阐述,而且对他自己心理治疗方法进行了综述。
在理论上他首先提出,“气”是世界之本体,接着提出人的躯体和心理状态都是同一个本体决定的。“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九。所谓九者,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也。”
接着具体阐述了人的心理状况、躯体状况及作为本体的“气”之间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各种临床证相。“夫怒伤肝,肝属木,怒则气并于肝,而脾土受邪;木太过,则肝亦自病。喜伤心,心属火,喜则气并于心,而肺金受邪,火太过,则心亦自病。悲伤肺,肺属金,悲则气并于肺,而肝木受邪;金太过,则肺亦自病。恐伤肾,肾属水,恐则气并于肾,而心火受邪,水太过,则肾亦自病。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于脾,而肾水受邪;土太过,则肾亦自病。寒伤形,形属阴,寒胜热则阳受病,寒太过,则阴亦自病。热伤气气属阳,热胜寒则阴受病,热太过,则阳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怆侧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仰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令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听视。若胸中无材器之人亦不能用此五法也。”
可以看出,其治疗理论相对来说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他的这种理论和当今的种种心理治疗的假设实际上在逻辑上相差不大,虽然术语大不相同的。
从张子和的治疗实践中可以看出,其治疗方法对治疗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余又尝以巫跃妓抵,以治人之悲结者。余又尝以针下之时便杂舞,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余尝击拍门商,使其声不纸以治因惊而畏响,魂气飞扬者。余又尝治一妇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问,妇果呵怒,是夜困睡。”治疗师需要做很多事情,能够及时转换自己的行为、举止、言语来适应病人病情的需要。
张子和的治疗方法极为灵活,报道了多个典型的案例,这里选择一个类似PTSD的患者的案例来看看张医生的治疗方法。
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