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男轻女与齐物论
李孟潮
“俄耳浦斯的语言是歌声，他的工作是消遣；那喀索斯的生命是美，他的存在是沉思。”
――马尔库赛，《爱欲与文明》
一朋友定居美国20载，做心理医生。
一次论及，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现象是什么？
不到一秒，我们就在“权威主义”和“重男轻女”之间做出了一致的选择――重男轻女！
当然是重男轻女了。
有人说，北京、上海已经没有这种情况，其实这是一种想象。
其一，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其他地区；
其二，很多移民到大城市的家庭，的确不像以前在农村一样把重男轻女写在脸上，但是心里和行为上还是重男轻女的。
比如说头胎生了男孩就不再生了，头胎生了女孩就拼命要超生。
有些家庭看起来很喜欢女孩，但是在某个层面上也还是重男轻女。
一方面，有些女孩之所以受宠，并不是因为她们具有女性特质，而是因为她们具有男性特质。
她们坚强果敢追求成功，是女中豪杰当代职场花木兰，给父母带来了骄傲和自豪的资本――“看，我们家女儿比你们家儿子强。”
如果一个女孩的个人价值要通过击败男孩子才能得到实现，这个女孩子本身并没有价值。
另一方面，的确有一些女孩被宠爱是因为她具有充足的女性特质。这个女孩从小被期望是撒娇发嗲的，容易哭泣容易发脾气的。
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女孩往往也不被期望“养女防老”，也不被期望建功立业，也不会被期望继承家族事业……
这个多“不”被期望的同时，这个女孩被期望找个“好”女婿。
而这个好女婿的标准之一据说推动了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准女婿要结婚的话必须花几百万去买房。
所以，这因为女孩特质被爱的女孩，说到底，说到底，也是农村版的“招弟”变成了上海版的“招婿”。
虽然重男轻女虽然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社会现象，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和反思却很少。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
当然，重男轻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近的可以看到的就是剩女时代，远的就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的“游民暴动”。
先说说剩女。
其实从人口比例来说，女人只要想嫁，应该不愁没人接球。
剩女的产生一个原因在于，几乎没有哪个发达地区大城市女人愿意把自己的婚姻贡献给西部大开发。
女中豪杰职场花木兰学院女博士们绝对不愿意找一个男中软蛋职场打工仔学院实习生做老公。
可是为什么呢？她们也说不清楚。
“剩女”们大多数是“优秀”的女人。可是她们找不到配得上她们的“优秀”的男人，也不甘心嫁给不如她们的不优秀的男人。
在这里，“婚姻一定要优秀”的需求超过了“婚姻一定要幸福”。
或者，婚姻的幸福本来就被定义为“只有找个比我优秀的男人我的婚姻才可能幸福。”
所以虽然表面上1949年后毛政府一声令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了，但是回到微观的层面，大城市的女人们还是要求婚姻中男人要重于泰山，女人可以变成只要依靠泰山养活的一棵松树，或者泰山山脚的一个土包。
再说说游民暴动。
大量剩女出现的同时，也有超量的男人们还在打“光棍”。
根据人口学统计用不了20年，中国又将再次出现历史上大规模“光棍“群体，这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很多次。
上千万的光棍聚居成群，形成游民团体，他们演变了中国历史上很多次惨绝人寰的暴动。
这好像和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十分不一致，个中原因居然就是重男轻女。
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开始就“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种对男孩女孩截然相反的态度造成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些时代男人居然比女人多出30%。（谭平，2002）
为什么会有重男轻女这种心态呢？
图一，儒家文化父权主义制度结构（李冬莉，2000）
有学者的观点是，传统伦理、法律、小农经济和土地所有制这四个因素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宗族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母亲在家族中基本上没有“人权、财权、事权”，更不用说女儿了。而在这种制度下，儿子和女儿比较起来，承担了四大功能：（1）养老送终；（2）获得承认；（3）传宗接代；（4）情感回馈。所以自然重男轻女了。（李冬莉，2000；李银河，2003）
具体到微观的、家庭的层面，重男轻女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或者说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功利性重男轻女。
另外一个层面是情结性重男轻女。情结性重男轻女中，最常见的两个情结亚型分别是面子性重男轻女和存在意义性重男轻女。
另外，重男轻女的经济基础其实在当今社会下也是值得商讨的。
功利性重男轻女出自经济理性，养育儿子有两个经济效益：
第一，增加劳动力。家里多了一个人种田干农活，和邻居吵架打架抢水沟也有了底气。
第二，养儿防老。儿子就是父母的养老保险。
在这种“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下，女儿当然是赔钱货。
功利主义态度产生了的嫌女爱男、重男轻女说到底还是嫌贫爱富，重利轻义。
所以，把这种功利性重男轻女的责任推到了儒家文化头上实在是有点冤枉孔夫子孟夫子。
儒家学说讲究的是重义轻利。
但是为什么孟子要那么强调重义呢，就是因为在社会层面上，大部分地方都是功利主义盛行的。
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和谐社会呢？就是因为不和谐的现象太多了；为什么要强调八荣八耻呢？就是因为不知荣耻的人遍地都是。
所以，儒家学说是用来调控农业-大一统文化体制的，此文化体制中的功利主义和暴政倾向正是儒家学说要调整、中和的。
也许情结性重男轻女是和儒家话语有一定联系，但是功利主义性重男轻女并不是儒家话语的力比多所指向。
对儿女们来说，觉察到父母的功利主义，可能会失望和痛苦。
这种失望和痛苦来自于一个“无条件关爱”的理想化父母表象的丧失。
但是，这种无条件关爱理想化父母的表象本来就是一个儿童的幻想，父母和子女数十年、千千万万个日夜的沟通中，本来就是无条件关爱和有条件要求的配比结合。
如果子女能够接受父母的爱中也有一定成分的功利主义，如20%，那么，她也能够接受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朋友、同事对自己的关系中有一定量的功利主义成分存在。
所以，她能够接受现实，而不是一个愤怒地理想主义者。
在功利文化背景上长大的男男女女，最喜欢的话语大概就是人本主义。无论是儒家的人本主义还是罗杰斯、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或者萨提亚的人本主义乃至大乘佛教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的招魂术，招回了那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无条件关爱的”客体，他一碗水端平，男人女人、大哥小妹、好生差生都一样爱。实在超过我们爸爸妈妈太多。
正因为这个无条件关爱的客体被召回，而又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所以我们人本主义很多时候都是心中充满温暖、眼中看到冷漠、胸中涌动郁闷，脑中浆糊纷飞，不知苍茫大地何处是我家。
人本主义只能压抑功利主义性重男轻女，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功利性重男轻女是很好解决的――只要有钱就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是个女儿，而你的父母是功利性重男轻女者，你是有希望的，你只要赚到钱给爸妈，重的就是你，而不是你哥或你弟了。
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是个儿子，遇到了功利性重男轻女的父母，你要担心的，如果赚不到钱给爸妈，重的要变轻，轻的要变重。
而且功利性重男轻女能够帮助子女从父母身边分离出去，尤其是女儿。
女儿由于不被认为是这个家的人，不被列入族谱，也不被要求反哺父母，处于家庭系统的边缘，（家庭的核心是父母和儿子），这样女儿就更加容易离开婆家，从而把依恋关系转移到婆家尤其是丈夫身上，“从一而终”，这样对女儿的家庭稳定相反是有利的。
而且在功利性重男轻女家庭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适应贫穷外在环境的产物。不承担经济责任的母亲，往往是在依恋关系的层面并不重男轻女的，“都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而父亲的重男轻女也会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而改变。（Dien，1992）
正如在西方社会工业化进程前，同样也存在“养儿防老”的亲子之间的反哺关系和制度，直到现代医疗保险和老年保险全面建立后，亲子关系就变成接力性关系。
中国只要推进农村城镇化，落实优厚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让儿女们或者父母们赚到很多钱，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功利性重男轻女就会自然消失。
凡是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
真正困难的是情结性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如果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不发达的产物，那么可以说，在富裕地区重男轻女是会减退的，这在社会学以及人口学中的调查却并非如此。这是第一。
第二，把重男轻女的心理动力看作是来源于农民的经济理性。未免高估了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头脑”。
有能力意识到“养孩子比养猪赚钱”的农民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人在问到，“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的时候，反应是茫然无知，就像城里人被问到“为什么一定要买房”时的茫然一样茫然。（王文卿，潘绥铭，2005）
茫然之处便是无意识生长之处。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是那么自动发生、自动运行着，我们自动地每天工作赚钱，做爱吃饭、生儿育女、供房供车，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去思考，这一切为何，这一切合理吗，这一切有意义吗，生活必然如此吗？
除非我们停下来开始反思。否则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被情结推动向前的。
面子性重男轻女是情结性重男轻女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很多父母之所以重男轻女是为了“面子”，为了这家人不丢脸，让别人看得起。
所谓“面子”，就是“咱们家绝对不能不如别人家，别人家有男孩，咱们家也要有。”
“咱们家又没有祖上不积阴德，怎么能没有男孩呢？这不是让别人笑话。一定要有，一定要生出一个让他们看看。”
这就是面子，“面子”和“自尊”的关系曾经让很多心理学家头痛不已。现在基本上搞清楚了。
面子是中国人，尤其是有农业文化背景的中国人的一种夸大和理想化的价值感和尊严感。
这种价值感和尊严感不能被称为“自尊”或者“自我价值感”，因为自尊和自我价值感这种术语是建立在分化完整的“个体”基础上的。
而面子的基础是“家庭”和“家族”，而面子的获得也是靠“别人”。所以面子是建立在中国人“群聚性自身”的基础上。
这种群聚性自身的状态，让费正清感慨，“在五彩缤纷的未来世界中，在中国要想获得个性自由 可能性小于世界上多数国家。……他们的传统观念以及进行的教育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也许他们会证明个人主义是过时的东西吧。“”
李银河如此形容这种建立在群聚性自身基础上的村落文化中面子的竞争，“每个人都盯着别人也被别人所盯，绝不会忽略生活中的一切方面，一切细节，而且每个人家度要做一切方面与村里其他人家竞争，争取获得满分，即使得不到满分，至少也要争取超过其他人家”， 这种生活情境“就像个古典奥运会，每个人都是全能运动员，在每个项目上投入竞赛――盖房子、修坟墓、生孩子、操办儿女婚事等等。”（李银河，2003，p77-83）
面子性重男轻女是很难转化的，除非主体能够从村落文化中分化出来。成为有独立自我价值系统的“个体”。根据文化变革滞后理论，这好像要等到社会现代化进程进展到中国农业文化被彻底革命之后数百年之时，面子性重男轻女才能成为国人的文化无意识中一个遥远的记忆。
最深刻和最难以发生变迁的重男轻女家庭风格是存在意义性重男轻女。
在农民的生活周期中，唯一一件可以赋予其生命意义的事情就是生育。
一个农民对李银河说，“人活着真没意思，种了粮食，吃下去，屙成屎，屎又送回地里种粮食，粮食又吃下去，一辈子就是这样。”
这位农村版萨特深刻洞见了中国人的生存根本，活着就是活着，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生命就像鲑鱼一样运作着，我们除了吃喝拉撒生孩子外，什么事情一概不想，也不想为什么要吃喝拉撒生孩子，我们是“无向度”的人。我们只有祖先崇拜这么一个世俗信仰。
如果说面子性重男轻女是为了“别人”的话，那么存在意义性重男轻女就是为了“自己”，准确地说，是为了自己的家族，为了“祖宗香火”。
祖宗崇拜以及其派生物，家族关系本位和男孩崇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通过“祖宗香火延续”这样的连绵性时间概念，死亡的恐惧被消解了。Hoelter等研究发现，惧怕死亡和高生育率有密切的相关关系。（Hoelter，1979）
而不断地生育男孩，被投射为一个不死的生命延续行为，人们正如向阿弥陀佛或上帝祈祷一样祈祷祖宗保佑，生育一个男孩。
男孩在人们的心中有神灵一样的地位和意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跪拜在男孩脚下，犹如埃及人崇拜太阳神一样把男孩追捧成小太阳。
通过供养这个小太阳，让他不用为自己的生活操心。这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自己的生命也获得了意义。
正是在这种崇拜中，男孩实质上丧失了自由意志和欲望，成了一个空虚的幻想投射物容器。如一位学者所言，“在传统父权的统治之下，菲勒斯的隐喻形式转化为精神父亲。这位精神父亲可能以上司权威的身份出现，也能以丰功伟绩的祖先的身份出现，单向性的精神乱伦使我们不可能获得显示男权的机会。男人从时间性的动物变成了一个空间化的容物。”（季国清，2002）
重若泰山的男孩其身份的内核却是如此轻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来被“轻”的女性却总是充满了蓬勃的欲望，在商场、赛场、情场上坚定执着地追寻自身的分量、夺取自我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又一轮的社会心理的阴盛阳衰。
有朝一日，人们不再重男轻女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者马尔库赛的说法，他们就会成为古代传说中“仙人”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
“俄耳浦斯的语言是歌声，他的工作是消遣；那喀索斯的生命是美，他的存在是沉思。”
这两个人不对祖宗负责，不为面子操心，不为赚钱和工作，在游戏和冥想中等待死亡。也就是说，他们很“自私”，不管别人。
这种自私，在中国古代是由庄子、杨朱承担的。
参考文献
李银河，2003，《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李冬莉，2000，儒家文化和性别偏好，《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29-34
谭平，2002，性比例失调与国家的治乱兴衰，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24-29
王文卿，潘绥铭，2005,《男孩偏好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2005.6，165-193
Dien,D. 1992. Gender and Individuation: China and the West, Psychoanalytic Review, 79:105-119
Hoelter,J.W. etal., Fertility attitudes and the fear of death ,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79,45,3,Dec,795-800
季国清，2002, 解读汉民族潜意识的文本,北方论丛，2002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