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我又来到德国，此次德国之行仍由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基金会（DAAD）资助，不知DAAD可以资助多少次，据说，一次资助之后要等两年才可再次提出申请。离上次（1998年11月-1999年1月）离开德国已经两年有余，当时抵达法兰克福的时候已经是大雪纷飞，法兰克福娇华的金融气氛在冰天雪地中显示出它的冷酷。其间数次到奥地利的茵斯布鲁克——一个两次举办冬奥会的滑雪胜地，途经德奥边界时在黑暗中看到大雪覆盖下突兀耸立的雪山让人产生迷茫而隔离的感觉，毛泽东的“山舞银色，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顿浮脑中。
6月抵达德国的汉堡，一个印象中的海港城市、开放甚至会是放浪的城市。已经开始盘算度假的德国人安排我6月份来汉堡是有道理的，6-7月有着最为宜人的天气。德国人选择此时纷纷前往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地度过暑期。夏季仍有着天高云淡天气、早晚有很大温差的汉堡迎接了有些迷惑的我！
我的德国老师安姬.医生已年届六十，1998年我曾经提出到汉堡来学习遭到她直接的拒绝，此次由她主动提出让我来汉堡，她已经将一切均安排好了：房子、食品、科室办公室、电子邮件、自行车等。因为我以前曾经到过德国，所以我知道这些举动含义的轻重。初到德国，没有人会将这些东西如中国父母一样给你准备好，你得自己去摸索，有时甚至是相当艰难的过程（不亚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以“洋插队”的形容是很贴切的）。不是德国人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是他们会选择时机和人来表达他们率真的情感。
安姬未婚，一个精神分析师聚会的场合我发现有些许我认识的已经年届40的女分析师仍待寓闺中，安姬说到：你会发现我们德国的女心理治疗师很多未婚，末了她加了另一句：或者她们经常结婚！
我与安姬的认识始于1997年，那时德中心理研究院已经在中国开展了9年的心理治疗培训，从1988年开始，以玛佳丽为组织者的德国心理治疗师就在不同的城市里（青岛、杭州、昆明）对来自全国以精神科为主的医生进行培训，德方资助者为席琳女士——玛佳丽的私人朋友，通过她，安姬被邀请进培训项目，作为中德心理治疗培训的重要专家成员之一。1997年以后，中德双方一致认为举办一个连续性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的时机已经成熟，双方一致商定，将于三年内分别在中国的昆明、北京、上海、武汉、成都举办六次三个专业方向的培训：精神分析、行为治疗、家庭治疗。我选择了一向所爱的精神分析，安姬为我所在小组的老师，在第一天的授课中我就感觉到她职业嗅觉的敏锐与严谨：一个缺少经验的病例报道被她中断，首先的问题是：您们觉得是否可信？整个“故事”的可信程度如何并非为我们开始所考虑的方面，后来我对“故事”二字有了更多的体验，弗洛依德说过：病人症状的产生不一定有真正的创伤经历为基础，而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以真正的内心创伤性体验为基础，此时此刻，不存在的幻想就变成了事实，内在的体验与外在的世界就混淆成为一个实体。安姬常说：不要急于解释，而是要去体验对方到底为何要这样想、这样做。比如在观摩安姬的治疗过程时，一个治疗迟到的女病人急切地抱歉、急切地述说、十分要强地在接近半百之年忙于各种工作、生活上的事务（频繁换工作、学跳舞、健身、骑自行车远足），最终因被老板解雇而陷入抑郁之中，安姬静静地听着，然后突然说：我不明白为何您做任何事情都那么急切，您至少要容许自己有一口气歇一歇，有时间看一下这世界之美，容许自己有缺陷。病人楞了一会，还想急切地说什么，却止不住眼泪噗噗地流了出来。后来，安姬告诉我：这个病人能够哭出来，应该有很好的自我反省功能，我并不急于深入下去，而是很快指出我觉得不理解或病人表现较为突出的要点所在，病人自己就会去想。在现实中安姬是反对马上对人对事加以解释的，在一个同事来访时讲到一个朋友的症状时，我开玩笑说：可能是心身反应吧！安姬走过来搂着我，说：不要立即解释，要有耐心等待并理解。
安姬的话有时很质朴，有时又出人意料，比如在一个德国老师多丽丝家做客时，多丽丝的母亲讲述了她年轻时在希腊游历的经历，说希腊人热情好客，每每她到一个村庄时就有希腊人问她是否需要歇息一会儿，喝喝咖啡、茶或果汁，全被她谢绝。
“哦，拜托，我的老奶奶，您遇见这事至少应该为孙子着想。”
“为谁着想？”我正在纳闷。
“要容许人生中有一些事情发生，这样您今后在儿孙绕膝时便有得故事可讲。
这种深入浅出的特征贯穿在她的教学中，在一次高级学员培训课上，她曾告诫我们：不要掉书袋。如什么是自我的功能，学员们就会绞尽脑汁地想到：自我、超我、本我和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等名词。她说：享受生活、享受工作和享受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自我的功能。
安姬是严谨而直率的，当她在1998年对我还不太了解时，她拒绝我到她们科室的学习，后来，她告诉我，她很难与不了解的人相处。以后在不同场合下还对我表示过抱歉，我想，这也许与我当时的状态有关，比如在每次的培训中作为德语翻译比较张扬，但或许作为男性对安姬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挑战，很有趣的现象为安姬的科室里的所有同事均为男性。安姬并不象老女人那样忌讳谈论男女，相反，她倒是对男女之事显得十分感兴趣和宽容，如一次我受安姬的邀请在中国餐馆就餐，已经是晚间近10点，只有我们俩人，静谧的环境，我们俩舒适地聊着，服务生也十分殷勤，一个近30岁很面善的女性。拿下长烟嘴，安姬突然蹦出一句：你结婚了吗？（要用外国人不带平仄的音调来读）
我愕然道：什么？
安姬带着诡秘的笑容看着我说：你猜她结婚了没有？
啊！我领悟过来，说：你可以直接去问她嘛！口气里有些挑战，在哪儿直接问一个近30岁的女性结婚与否都是不太礼貌的事。
“你结婚了没有？”安姬竟然笑着问那走过来的服务生。
“结了！”服务生并无诧异地回答，出于礼貌，但也十分得体，倒显得我有些多心！
“她结了！”安姬对我眨眨眼，也沿用那不太正规的中文说。
安姬天真的一面曾经在国内学员培训结束的联欢会上表现出来过，德国教员被邀请唱歌，她自己并不善于演唱，但安姬在台上且歌且舞，比那些正经演唱的德国人（一首有五小段重复的歌曲就严格地重复唱五遍）要活跃许多。安姬率真的儿童特性还表现为喜欢与年轻的同事一起上课，她说教书育人是我的最爱。一次在与年轻同事的督导课上，一个学员正在汇报病史，大家突然发现安姬走了神，她眼睛凝视着窗外，大家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发现有一只五彩斑斓的小鸟在明啾，安姬喃喃地说：瞧，多可爱的小鸟，它在唱歌呢！有人突然叫到：看，它身边还有一只。“这就是了，有个女朋友要追！”安姬说到，视线还是未离开鸟儿，大家也随着她看着，并无吃惊和意外；安姬的另一面为善于共情，而且在朋友、同事面前不加掩饰，在谈到一次她听一个中国同事讲述文革时的痛苦经历后她的反应时安姬说：真不好意思，我那次除了哭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听着产生了比惊讶更多的感动：虽然这种表现与安姬自己的经历有关，但作为60岁（当时也有56岁）的治疗师来讲，她是完全可以控制自己不哭的，我们常讲共情，就是要处身设地地站在病人的一边来理解他们，也要容许自己—作为治疗师表现得有人性。最近与另一个德国著名心理治疗师森福教授的交谈获得一个重要的概念：心理治疗的概念应该在咨询的基础上进行，即便你有很好的心理治疗的理论背景，对病人的治疗仍应该是以实用、简单和短时为原则，虽然精神分析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但只是对某些人。森福说：让那些内心充满着冲突的年轻病人经年累月地治疗，他们除了治疗就没有别的了：工作、朋友、生活等，那他们还有什么机会再踏入社会呢？应该首先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来理解和帮助病人，而不应该简单地急于将来访者定义为病态而将其与现实的工作和生活隔离（住院），这与安姬的观点不谋而合，安姬说：不要急于深入下去，有时候就在表面去理解为什么他/她要这样做、这样想？这当然也是目前心理治疗学界的争论要点：选择长时间彻底性的治疗（未必见得）还是有效实用的短程焦点治疗。
在一次关于个人体验和集体治疗的交谈中，安姬说选择不同类型的治疗有不同的感受，她是针对我同时做个人治疗及集体治疗而言的。有的病人在接受了我的个人治疗之后再参加我主持的集体治疗，他们会将在个人治疗中获得的强烈的移情在集体治疗中释放。集体治疗有分散、转移移情的功能，我开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开展个人和集体治疗的，安姬说：那你就得十分当心，因为针对你的移情强度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会影响集体治疗的效果。她说我应该系统地再学习一下集体治疗的理论和技巧，比如，在她的个人治疗中反映出来的移情只是单一的父亲和女儿的情感，所以她与老年人的关系总是相处得很好，在父亲面前是个乖乖女，在老科主任和分析师面前也是个好女儿的形象，他们全是和蔼的老人。而在集体治疗中大家对安姬的表现颇有意外的表现，因为她一会儿是女儿、一会儿是母亲、一会儿又是具有竞争性的兄弟姐妹。安姬说：集体治疗中你的角色会发生转换，而认识到这种转换并运用到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我联想到自己有一个女病人在治疗中出现生气和不讲话（时间长达30分钟），最后也导致我的生气和沉默，这样，我很容易地被病人拖着从一个治疗师的角色转变到病人所期望的父亲的角色而陷入了病人所熟悉的家庭冷战之中。
心理治疗的培训是个冗长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累年的不同性质的学习：个人体验、理论学习、小组讨论（督导）等，一般来讲，在德语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允许开展心理治疗工作的资格为至少150个小时的各种培训，还加上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足够的生活体验，所以，很多有心理学学位的本科生和刚从医院毕业的医学生并不等于他们就具备了心理治疗的资格，有2年以上的心理咨询工作经历再加上培训才能够具备心理治疗的资格。
安姬在德国学术对外学术交流基金的一个专家短期资助项目下（要求至少在中国呆2周以上）到上海工作4个月，她主要的任务为对具备精神病学基础的年轻同事进行培训，她说她自己很有内疚感，因为她的科室只有5个同事工作，其中有2个同事只有半天或1/4的时间在科室工作，而她到中国期间，她的工作就必须由这些同事承担，为此，她在上海拼命地工作，这样，安姬说：我的内疚感才会减轻一些。那些年轻人非常礼貌，但……。安姬对我讲述了一件她不满意的事情：“哀伤和抑郁”是弗洛依德的一篇重要论著，也是我最爱而反复阅读的文章，在上海我又把它通读了一遍，并且告诉我的上海同事，他们应该全篇阅读。我将在4周后与他们讨论，临近讨论的前一周，我偶然得知，很多同事竟然找不到原文，她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她告诉同事们在哪儿找得到文章，一周后当她准备与同事们进行讨论时，发现他们只阅读了其中的指定的那部分。我对她说这也许是她不了解中国学员的缘故：填鸭式教育体系出来的学生可能仍在习惯性地等待着喂食，缺乏心理治疗经验的年轻同事也许还不能理解文章的含义（那篇文章的确很难）。我还说：这也许是你内疚所致的期望—觉得中国的同事应该高效率地学会她理解的一切才不枉她的上海之行，她想了一下，承认了这个因素，事实上在汉堡短短的一个月期间，安姬为我安排了满满的工作日程，虽然她总是问我是否太多了，并且说：你可以自己决定哪些内容参加与否，末了她说：我敢说在德国其他地方你不会有这样细致的安排，她的多面角色（母亲、严师、朋友）又在此显现出来。
安姬说了一些中国人和德国人的差别，比如我在汉挪威赶火车时不慎将护照、钱包遗失在车站，得知车站服务处已经接到别人失到交来的东西后，我心里的石头放了下来。首先我想护照还在，我安然地照常工作，而安姬很着急地问：护照寄来没有？钱拿到没有？她得知我遗失了450欧元时，说：那可不是个小数字啊！她四处打电话，确认护照、钱是否已经正确寄出。安姬对一个朋友说：我属于那种办事要求一丝不苟的德国人，而琪嘉则似乎一点都不着急，甚至安慰我——面包会有的！而当安姬觉得我的计划安排过密时，却对我说：你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做完所有的事情，她还经常问我：嗨，琪嘉，说说看，我是否给你的压力太大了？！当然，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安姬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德国人，但作为人，作为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治疗师，我们都有着灵活的一面，并不能以哪国人简单区分。安姬说：自从1988年踏上心理治疗之中国船以来，我就不断努力地划浆，总怕被冲到某个不熟悉的地方。
“到现在，我仍在努力地划着，划着，也不知道哪儿是尽头。我感觉我已经停不来了。”
我们能够通过安姬的心理看到她对中国心理治疗事业的拳拳之心。她说：上海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城市，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喜欢与那儿的人交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她说她最怀念的是德国的黑面包，每次有德国同事出差给她带来黑面包时，她就会一个人晚上在自己房间的床上铺开垫巾，将果酱、牛奶和黑面包一一摆开。
“我一个人开野餐会。”她喜滋滋地说到。
在汉堡期间，她建议每天找我学10分钟中文，她已经掌握不少日常用语“您吃了饭吗？”“我要三斤苹果、两斤梨子、1斤香蕉。”“哪里有啤酒卖？”等等，她很认真地大声地念着，听着声调全一致的外国中文，我却笑不出来。
孔子说：不耻下问，知者不惑！
我们的老师——安姬是个快乐的、认真的、有情趣的孩子、老师和朋友，我祝愿她在中国这条大船上快乐地、慢慢地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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