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至今仍是让人产生恐惧的名词。同艾滋病一样,他的含义是“没治了”和“痛苦”,由此引发的危机不仅体现在个体身上,也在家庭中。因此,现在更是需要在社会层面,在劳动力保障和社会和谐面来考虑肿瘤的治疗。
本文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肿瘤的“神话”
“神话”是指代代相传、只有去听、去服从、去认同而无法改变的“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现存的几个关于肿瘤的“神话”有:(1)诊断为“肿瘤”就等于判了死刑,没救了;(2)“肿瘤”是一种性格疾病,所谓某人有“肿瘤性格”即他/她容易罹患肿瘤;(3)确诊“肿瘤”的病人都会产生精神心理上的问题;(4)“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一次完成后就不再做了;(5)肿瘤治疗是一个当事人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6)对诊断为肿瘤的病人需要保密,不讲真话实话;(7)对于癌症晚期的病人没有什么可以讲的,特别不能谈“死亡”的话题......
由于“肿瘤”的诊断会动摇人类的基本防御,所以上述“神话”会以不可动摇的信念影响着人们。我们先来弄清楚人类有哪些基本心理防御?
人类的两个防御系统
(1)害怕系统:人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用来保全物种、繁衍生命的防御体系,其中的一种重要的体系位于大脑的皮策,可以在面对危险时作出理智的判读和行为上的作为,情感也发生与之相关的反应。这样,人们就会对一种危险状况作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确诊“肿瘤”后,人们的第一反应为“那不是我该得的病,那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这种被称为“否认”的防御是“逃跑”的表现。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接受诊断的现实,开始与医生及家属讨论如何面对和处理“肿瘤”。这时,可以说他/她作好了“战斗”的准备。我们可以看到,还胖系统是一种相对成熟的防御。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与病人及其家属理智的交流,病人也可配合治疗。所以,使病人处于“害怕系统”激活的转台,这是我们的一种心理前提。
(2)恐惧系统:在极大压力下人们会出现失控的情绪、无助的行为和混乱的思维。此时的病人变现为迟钝、麻木、淡漠及无序。这是一种“系统恐惧”被激活的表现,其特点就是需要安抚、照顾和给予陪伴、提供帮助和支持。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一系统被激活,病人就无法与外界建立有效的联系,依从性不佳,甚至会出现严重的自伤行为。人们缺乏判断力、甚至缺乏正确治疗的动机和力量,容易被外界的暗示所迷惑,这也给一些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回到上述的“神话”话题,深化其实就是在原始人类处于无助、无知和无望状态下帮助自己活下来的“谎话”,它确实一剂心理上的“良药”。在江湖上、在传销商、这些病人和家属听到的是“这个药有效”、“按我告诉你的法子,你的病几分钟就能搞定”的神话。这些“神话”,在正常人看来是“谎话”,“大话”和“虚妄之言”,而为什么病人及其家属愿意偏听偏信呢?因为他们处于“恐惧系统”的工作状态下,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希望有人或物能帮助他们,他们希望奇迹出现。
反观真正能帮助病人的医疗界,我们给予病人的“神话”是“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别讲出去他的实情、谁讲谁负责!”,我们不强化“神话”而是破灭“神话”。我们有更好的“神话”将给病人和家属听!
我们在理解上述两个系统的情况下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和怎么做工作?我想从信息的传递、疼痛的处理、死亡的处理和团队的工作这四方面加以阐述。
如何传递信息
我们以往的交流方式为医生=权威,病人,家属=被动和被告知、接受帮助的对象。我们将其设想为人际关系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来解释。如果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是被照顾和依赖的关系,母亲提供孩子关注,支持和接纳的空间;而孩子与父亲的关系为引导、指示和服从的关系、父亲被视为权威和控制的角色。在医院内,医生的国有角色就是母亲。权威角色只有在对象具备沟通和被引导能力时才能发挥作用,而在启动恐惧系统时,我们更多需要扮演“母亲”的角色。
医生除了恰当承担相应角色外,还要明晰人的三种基本沟通模式(见图)。
综上所述,现代医疗模式需要我们同时具备专家、老师、父母的角色。在沟通模式中,不仅专家的角色会翻身转变,其对象也非单一的医患关系,而是医-护-患-家属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多重关系。
疼痛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