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11 09:53
当我1998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接受自我体验时，心里充满了忐忑，我不知道按照精神分析的“设置”，我是否应该准时敲门，还是等治疗师开门来迎接我，一天，治疗开始前没有其他的人就诊，治疗师提前几分钟让我进去，我大为讶异。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询问我，他是否可以吸烟，我也大为吃惊。还有一次，我在这个小城的街上偶遇治疗师和他的妻子，我窘在那儿不知道该如何做？
2003年我在我的头发上漂染了一些颜色，一个我治疗了3年无比艰难、每次少有愉快感的一个病人在治疗的一开始就盯着我，接着出现身体不可抑制的痉挛，她躲避着我的眼光，自己蜷着身体在那儿痉挛，我开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后来发现原来，她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头一次在我的治疗室这么开心，因为她从没能想象一个想我这样的治疗师竟然会去漂染！
我曾就精神分析的含义与一些同事进行过讨论，除了大家熟悉的探索潜意识和决定论的定义外，最吸引我的定义是精神分析使人更自由，使人更具有人性。
在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文化和各种宗教信仰成为构成我们人格和塑造我们人性的出发点，但它也会成为一种束缚。精神分析开始传到中国，正值上世纪初中国处于反封建、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的风口浪尖上，精神分析连同各种主义一起作为西风东渐的舶来品进入了中国。作为提倡个性自由、思想解放的一种代价，人们要做出选择，是否应该把婴儿和羊水要一起泼掉！有人就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专讲白话；废除中医，专宠西医；废除汉字，专写拼音。
一个民族要在意识中抛弃自己赖以生存、根深蒂固的老祖宗的东西，不禁反映了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变迁的关节点，它也反映了新的成长的一带对过去、对自己的父辈潜意识中的愤怒和反抗，这种抗争是成熟所必需经历的阵痛，有着分裂、理想化的自恋的特征，它是个性要求自由的反阉割，弑父行为，父母和社会应该带着欣赏和喜悦，而不是压制和控制去看待这些行为。
现在，我们的社会又到了这样的一个关节点上：经济发达、个性张扬、家庭独立，精神分析再次以医者的身份进入到临床，人们不禁要问，精神分析是什么？它在中国应该如何使用？
有好事者对弗洛伊德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有效的案例多与其没有很好地遵守“设置”有关。“设置”是人制定的，所以它也可以被打破，因此，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实践，屡屡有设置被打破的行为。出现了各种精神分析的“变种”，“渐悟疗法”、“意向对话”和视频精神分析治疗。对此，接受精神分析严格训练的人们不以为然，认为应该严格地遵守“精神分析的规则”。
我相信这样一种对精神分析的“反动”，是“叛逆性的认同”，一方面，很多人甚至难以舍弃精神分析这个词，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不断地尝试着能够做得如何本土化。这是一种双重背叛或双重认同。也许，新的有意义的碰撞真正会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