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在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历史性探索
作者：Greta Kaluzeviciute
翻译：朱一峰
摘要：共情是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最具一致性的结果预测因子之一。共情的功能对于发展积极的治疗关系尤为重要：当患者感到被理解、安全并能够向治疗师透露个人信息时，他们会报告积极的治疗体验。尽管共情在咨询和心理治疗研究中有着明确的意义，但共情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定义。这可以通过共情的复杂和多方面的性质以及围绕它的模糊和冲突的文献来解释。本文对共情及其对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经典精神分析、以人为中心的治疗和自体心理学）的治疗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历史性探索。通过比较三种临床学派，本文确定了共情功能和治疗师角色的显著差异。然后，根据共情的不同临床应用，本文认为早期共情的应用（最显著的是通过Jaspers和Freud的著作）仅限于其认识论（智力或认知）特征，而以人为中心和自体心理学疗法则注重其情感品质。最后，本文为进一步研究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共情的总体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
主题：心理学哲学；咨询心理学；心理健康；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主体间性
关键词：共情；主观性；弗洛伊德；科胡特；罗杰斯；哲学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
关于作者：Greta Kaluzeviciute是埃塞克斯大学心理社会和心理分析研究系的博士生、研究生助教和研究官。目前，她的研究调查了心理治疗案例研究中不同的知识生成策略和内容评估方法。过去，她曾在埃塞克斯合作大学NHS基金会信托担任名誉心理治疗师。格雷塔是单一案例档案的合作研究人员(https://www.singlecasearchive.com/).
1.临床文献中关于共情的问题
共情是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最一致的结果预测因子之一。治疗师识别和关联患者经历的能力被认为是成功的心理治疗过程的关键因素（Elliott等人，2018）。这对于发展积极的治疗关系也特别重要：当患者感到被理解、安全并且能够向治疗师透露个人信息时，他们会报告积极的治疗经验（Greenberg等人，2001年）。
尽管共情在咨询和心理治疗研究中有着明确的意义，但在临床实践中，共情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定义。一方面，共情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人际特质，它对某个人来说是某种固有的或“既定”的，不一定与治疗师的专业知识或培训有关（Greenberg等人，2001；Hill等人，2017）。同时，共情也被视为是与心理治疗和咨询培训密切相关的能力。因此，诸如理解、敏感性、意识、关系、认同、分享等人际行为逐渐成为心理治疗培训的临床工具、技术和要素（例如，见Egan，2002）。
为了阐明当代共情定义的模糊性，本文将对共情作为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临床工具进行历史分析。作为治疗师能力的一部分，共情作为临床工具的第一个明确定义首先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Carl Rogers（1980年）正式提出：“治疗师的敏感能力和意愿是从患者的角度理解患者的想法、感受和挣扎……完全透过来访者的眼睛看问题，采用来访者的参照系”（第85页）。同样，精神分析师、自体心理学创始人海因斯·科胡特（Heinz Kohut，1984）将共情定义为“思考和感受自己融入他人内心生活的能力”（第82页）。
虽然这两个定义乍一看似乎惊人地相似，但历史和临床分析表明，两位作者在共情及其在心理治疗中的功能和效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Kahn & Rachman，2000）。对于罗杰斯来说，共情在临床实践中的作用并不一定不同于普通的人际关系；接受、理解和真诚关注是他以人为中心的治疗的基本原则。因此，罗杰斯关于共情的思想继续渗透到当今的自助团体、教育机构和政治中（Caspary，1991）。
然而，对于科胡特来说，共情是一个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特定功能的操作要素：他将其定义为治疗师倾听和同调患者的工具，同时也以超出“常规”理解的方式参与获得的材料（也就是临床诠释）。科胡特写道，仅仅采用共情而不重视其他临床技术会导致患者的“暂时改善”（科胡特，1973/1978，第524页）。虽然两位作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芝加哥大学，1945-1957）发展了他们的理论，但罗杰斯和科胡特之间不可否认的平行之处也被历史争议所掩盖，尤其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系之间的分歧（Kahn & Rachman，2000）。
但临床实践中共情的历史并非始于罗杰斯或科胡特。事实上，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对共情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毕竟，正是弗洛伊德发展并推动了他的合作者约瑟夫·布鲁伊尔的病人之一安娜·O所称的“谈话疗法”（布鲁尔和弗洛伊德，1895/1995）。心理学的第一次临床应用，精神分析，对弗洛伊德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科学方式（当然，对于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精神分析的确切科学模型，目前仍有争论）（弗洛伊德，1914年，1920年）。
然而，弗洛伊德也非常清楚，精神分析是一种关系活动：它毕竟是“谈话疗法”，而不是“解释疗法”。这些关系动力在移情中最为明显：患者通过移情将他们过去的一些人际经验（通常是父母的形象）转移给治疗师。这些转移的感情可以是极端的深情，也可以是敌意和暧昧。反过来，治疗师可以通过患者的行为来重新体验他们的原型的过去关系，从而获得患者的生活史（Levy & Scala，2012）。因此，移情的过程远不止是患者向治疗师讲述的言语交流和叙事故事的总和，它是一种显示不同人际反应、情感和（未满足的）欲望的关系方式，这些反应最初是在儿童早期开始的，随后在以后的生活中显现出来。然而，这些移情体验的接受端发生了什么，取决于特定的治疗流派。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优先考虑诠释而不是理解，还是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毫不奇怪，承认移情的媒介性治疗作用已经带来了各种与移情相关的问题。这一点在治疗师的反移情情感中尤为明显，就像移情一样，可以从焦虑、愤怒、失望到情感、欲望和依恋（1986年5月；1949年温尼科特）。但正如Celenza（2010）所指出的，“当情感暴力倾向于色情时，反移情再次成为禁忌”（第175页）。这个理论告诉我们，患者应该对他们的治疗师有感情，因为这正是重复强迫的作用，一种在移情中重复或重新制定冲突性童年主题的强迫（弗洛伊德，1922）。当谈到治疗师的感受时，这一标准并没有得到回应。弗洛伊德对此非常清楚：治疗师唤起移情之爱是为了“治愈神经症。对于治疗师来说，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医疗状况的后果，就像暴露病人的身体一样”（弗洛伊德，1915年，第179页）。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因为移情被比作一种医疗状况，治疗师的角色，应该类似于科学家或医生：“医生和病人之间，智力和本能力量之间，认知和争取释放之间的斗争几乎完全是通过移情-表现”（弗洛伊德，1912年，第322页）。因此，经典的弗洛伊德观点敦促所有治疗师的感受必须严格地视为临床过程的一部分：他们不能超越科学思维的界限。
但当然，共情的“科学”或“医学”故事并不像上面引用的那样线性。我们只需快速浏览一下临床文献（其中讨论了移情、治疗关系和反移情过程引发的挑战），就可以看到治疗师在任何时候和所有临床观点中，一方面都努力保持对患者的共情或关系态度，另一方面保持一种更为远离的科学立场（Benjamin，1994；Coen，1994；Gorkin，1987；Gabbard，1994，1996；Rabin，2003；Sharma & Fowler，2016）。对共情的不同立场也促成了不同类型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流派的出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和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疗法在一些重要方面与经典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本文将讨论共情的历史意义，以及不同形式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对共情的不同看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本文试图证明关于共情的不同观点如何影响我们对治疗师角色、治疗关系和移情过程的理解。本文将首先通过哲学家和精神病专家卡尔·贾斯珀斯的工作概述移情的临床根源，并继续介绍移情在三大精神分析学派中的发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治疗和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
最后，本文将为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共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简要的理论基础。虽然不同的临床学派和他们对共情的定义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都致力于理解他人的经验世界。因此，无论共情的正式应用、复杂的人际影响、非言语交流以及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有何差异，都将在心理治疗过程和结果中发挥关键作用（Dekeyer & Elliott，2009）。因此，重要的是进行研究，解决临床文献中共情的多方面性质和历史争议。
2.主要问题
（1） 共情在心理治疗中的历史角色是什么？
（2） 共情在不同形式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的临床作用是什么？
（3） 临床实践中共情的定义模棱两可/相互冲突，导致了哪些问题？
3.追求临床客观性：贾斯贝斯（Jaspars）和弗洛伊德作品中的共情
卡尔·贾斯贝斯（Karl Jaspers），一位精神科医生出身的哲学家，是最早强调主观心理体验的心理重要性的人之一（贾斯贝斯，1912年）。贾斯贝斯认为，心理体验和症状分为两大类：客观和主观。第一类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视觉感知、特定临床测试和患者口头报告获得的症状和经验。例如，我们可以观察患者的自发运动、动作、外观；我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测试患者的智力、记忆和感知能力；最后，我们可以从患者的叙述、报告和对话中进行理性观察。因此，Jaspers的第一类涵盖了现在被称为临床“症状”的内容（Oulis，2014）：可以直接观察到或可以通过标准化技术观察到的精神障碍的临床特征。
贾斯贝斯的第二类主观精神症状和经验不能以与第一类相同的理性方式获得。根据Jaspers（1912年）的说法，这是因为“主观症状不能被感官感知，而必须通过转移自己，也就是说，进入他人的心灵，即通过共情来了解”（第314页）。这是贾斯贝斯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点：他承认临床实践不能仅仅由智力努力驱动，它需要共情（Einfühlung）和共情性理解。换句话说，仅仅有客观的心理体验测量是不够的；对于贾斯贝斯来说，真正理解患者需要我们从现象学的角度“从内部”把握患者的事件（贾斯珀，1912年，第326页），这意味着好像从患者的角度来体验世界。
贾斯贝斯的共情概念在几个方面与我们的讨论相关。首先，通过将共情理解与客观（或科学）理解区分开来，贾斯贝斯对精神障碍形成了一种动力的观点。由于每个心理体验都是个人的、不断变化的，并且依赖于各种背景因素（时间、社会、文化等），因此临床诊断只能起指导作用，永远不能完全代表患者的体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贾斯贝斯和弗洛伊德一样，进行了冗长的患者案例研究笔记：他最感兴趣的是他的患者对自己的看法，主要依赖患者的自我报告。因此，贾斯贝斯的方法优先考虑了倾听的任务。然而，贾斯贝斯在倾听之后很快就分析了患者的表情、行为和手势，询问了患者自我报告的经历，并研究了患者讲话中的类比和隐喻。
根据贾斯贝斯的说法，主观的患者报告必须被翻译或简化为现实；他们的主观体验必须成为治疗师可以访问的数据形式。反过来，治疗师可以通过“实现（actualization）”过程来处理这些数据：从他们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资源和经验中，治疗师可以开始了解另一个人的情况（Oulis，2014）。这是贾斯贝斯的共情概念的一个关键要素：他确实将共情视为对个人感受的一种纯粹的关系的或情感的理解。但是，贾斯贝斯的共情意味着通过与另一个人的经验保持解释学上的距离来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体验。这是因为贾斯贝斯认为，对患者经历的共情理解，无论多么成功，都将永远是“二手的”；因为我们完全依赖患者的自我报告，所以我们只能间接地体验作为一个特定患者的感觉。Gatta（2014）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
精神科医生不可能假定患者亲身经历了什么。通过强调精神科医生经验的第二手性质[……]贾斯贝斯强调了他的现象学方法的一些基本内容：主要依赖患者自己的叙述和陈述，而不是精神科专家自己对这些经验的反应。（第1005页）
因此，贾斯贝斯的共情概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如我将进一步讨论的那样，这些问题在涉及共情和治疗关系的精神分析解释中再次出现（尽管方式不同）。尽管贾斯贝斯强调了“二手”方法对患者不可还原的主观体验的重要性，但他对共情，尤其是共情作为临床环境中的认识论工具的描述似乎模棱两可，相互矛盾。贾斯贝斯多次声称，治疗师对患者心理体验的共情接触是一个直接的过程，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直接观察（Oulis，2014）。这一论据依赖于贾斯贝斯所称的“对表达的现象的直接把握”（贾斯珀，1919年，第326页）；共情理解本身就带来了一种直观的可理解性。对于贾斯贝斯来说，这意味着当治疗师与患者产生共情，并与患者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时，他们会被这一知识所震撼；当自然科学中有一项重要的观测发现时，它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而，贾斯贝斯在其作品的其他地方提出了相反的主张：依赖这种直接性是危险的，因此，我们可能完全缺乏真正的理解。为了支持这一说法，贾斯贝斯将共情理解描述为“通过直接询问患者进行的探索”，需要“我们[治疗师]的指导”（贾斯贝斯，1912年，第320页）。在这部分论证中，他指出，主观经验也“包括那些我们必须从[……]以前各种数据碎片中推断出的心理过程”（Jaspers，1912年，第314页）。这两个共情的定义在贾斯贝斯的作品中似乎存在很大的冲突。第二个关于共情的定义是一种间接理解，很明显，贾斯贝斯越来越关注伴随所有科学工作的偏见和先入之见，也许最重要的是，依赖共情的临床工作。
后者是贾斯贝斯对弗洛伊德工作的众多争议之一：他怀疑弗洛伊德对患者潜意识材料的临床解释，直接批评弗洛伊德在其案例研究中制造虚构（Monti，2013）。对于贾斯贝斯来说，精神分析治疗的必要条件，即专家精神分析师和本能驱动的患者之间的“不对称”交流，不利于与患者建立真正的共情联系。此外，“不对称”的治疗关系给知识（代表了来访者的体验）的生成带来了问题。
后一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贾斯贝斯本人对制度精神病学临床实践的兴趣，尤其是对精神病患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治疗。正是在这种临床治疗的背景下，我们理解和联系患者的能力被证明是极其有限的。由于共情理解是基于治疗师成功“实现”患者的主观体验，因为这些体验是由患者自己表达的（Jaspers，1919），因此它只能揭示每个患者有意识的心理生活。因此，贾斯贝斯对精神分裂症的兴趣是基于它的意识外性质：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onist）的角度考虑他们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依赖他们自己的机构（aggency），因此建立共情连接几乎是不可能的。贾斯贝斯称之为“不可理解性”（贾斯贝斯，1912）：一个人不能共情地理解或与意识表达严重受限的个人建立联系。不理解本身是患者意识受损和妄想的一个指标；然而，根据贾斯贝斯的说法，对他们的潜意识精神生活进行任何坚定的临床评估都是基于虚构、偏见和伪治疗。
不难看出为什么精神分析，特别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成为贾斯贝斯的头号敌人。尽管事实上，弗洛伊德曾在当时欧洲最大的医院之一Salpétriére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和理论工作，但他对制度精神病学或那里发生的临床实践几乎没有兴趣。以下是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Breuer & Freud，1895/1995）中对埃米·冯·N女士的案例：
[病人]对收容所产生了新的恐惧，人们在收容所里接受了冰水冲洗——用冷水冲洗头部，然后将其放入一个装置中，不断旋转，直到他们安静下来……我呼唤病人的理智，告诉她她真的应该相信我，而不是那个愚蠢的女孩（她从那个女孩那里听到了关于精神病院运作方式的可怕故事）（第61页）。
这篇文章是考虑贾斯贝斯对“有害的”精神分析临床环境的批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环境中，精神分析学家所拥有的医疗权威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阻止了对患者实际有意识表达的经验的任何共情参与。患者通过口头报告清楚地表明，她对收容所感到恐惧。弗洛伊德在其他地方指出，患者甚至“惊恐地紧握双手；她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布鲁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1995，第55页），这表明了一种身体上的迹象，表明她对被收容的想法有抵触情绪。弗洛伊德让患者放心，他是一位临床权威人士，一位了解精神病实践内外的专家；然而，他并不寻求与患者的情绪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自己重新体验（即使是“二手”体验）。在这一点上，贾斯贝斯批评弗洛伊德过分重视潜意识和年幼的性生活，以至于他的批评“达到了希望精神分析（因为成了人类自由的障碍）消亡的地步”（Monti，2013年，第29页）。对贾斯贝斯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两个方面都失败了：它未能与患者产生共鸣，也未能产生关于患者精神生活的客观和事实的临床知识。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在与患者进行关系交往的方式上，既不够主观（从而削弱了共情的现象学重要性），也不够客观，无法产生包含“对心理本来面目无偏见的直接把握”的临床数据（Jaspers，1912年，第318页）。
贾斯贝斯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很有意思，因为他自己也在临床实践中与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类似辩证法作斗争，这导致了他向哲学的转变。贾斯贝斯对共情的定义模棱两可，源于与弗洛伊德经历的共情同样的临床斗争，正如我将进一步论证的那样：一方面，人们对患者的主观体验及其与治疗关系的参与有着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临床客观性有着明确的科学追求。因此，尽管贾斯贝斯认为共情是患者临床治疗的关键，但他仍然坚持认为：1）患者表达心理体验的能力；2）治疗师在不投射自己的社会定型观念和偏见的情况下，共情参与上述体验的能力存在严重限制。
这就是为什么贾斯贝斯的共情理解越来越受到明确限制的原因：正如我们在精神分裂症中看到的那样，贾斯贝斯承认，只有一些心理体验是完全可理解的（类似于治疗师自己的体验），但大多数只能部分理解（与治疗师的体验强度不同）或完全无法理解。因此，贾斯贝斯的共情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认识论（而非情感）工具：它不能立即或直接地理解患者的经历（尽管贾斯贝斯在“一般精神病理学”的某些领域声称这一点（贾斯贝斯，1963/1997），它仍然依赖于额外的科学观察和治疗师的能力来适当地“实现”患者体验（Oulis，2014）。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贾斯贝斯在其著作《世界观心理学》（Jaspers，1919）中著名地宣称，“即使是最高尚的心理理解也不是一种爱的理解”（第127页）。
4.“谈话疗法”：移情、治疗关系和治疗师的角色
在本文前面，我提到弗洛伊德把移情看作是“医疗情景的后果”（弗洛伊德，1915年，第179页），其中治疗师充当医生。弗洛伊德在这里选择了医学类比，因为精神分析治疗师的角色需要与患者有类似的远离，以便恰当地参与潜意识的移情表现。这种远离是必要的，有两个原因。
首先，治疗师不能完全依赖患者对治疗过程的直接反应和参与，因为患者是在移情关系中重复或再现童年早期主题（弗洛伊德，1922）。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重演是潜意识的；童年早期形成的力比多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阻碍”，随后“被抑制在意识人格和现实之外”（弗洛伊德，1923年，第313页）。这在经历父母剥夺或忽视的患者身上尤为明显；父母角色曾经经历过的未被满足的性欲需求很可能在随后的人际关系中再次出现，包括治疗关系。在这里，弗洛伊德（1912）很有帮助地依赖荣格关于父亲的例子——意象：患者可能会将治疗师与他们的父亲联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人际关系的相似性可能是现实的），然而，这种联系不是基于有意识的想法，而是基于那些“被压抑”的想法。因此，精神分析治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疗师识别患者的潜意识影响、焦虑和防御的能力，并向患者展示这些潜意识过程（使他们意识化）。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诠释比关系更重要；治疗师的诠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患者主观性之外的对象（Gabbard，1997）。
治疗师远离的第二个原因是与患者保持临床（非个人）关系。弗洛伊德非常清楚，在积极的移情关系中（在其中患者对治疗师表现出深情的态度），移情爱和治疗外的爱是两种不同的体验，不应混淆。在《关于移情爱的观察：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建议》（弗洛伊德，1915）中，弗洛伊德指出移情爱：
……有其令人痛苦和滑稽的方面，也有其严肃的方面。它也是由如此众多如此复杂的因素决定的，它是如此不可避免，如此难以消除，以至于为了满足分析技术的一个重要需要，早就应该对它进行讨论了。但是，既然我们这些嘲笑别人的失败的人也并非总能摆脱这些失败，因此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急于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断地违背职业的谨慎的义务，这种谨慎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免除的，但在我们的科学中却毫无用处。（第159页）
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暗示，对于那些可能不希望在公共话语中通过他们的神经症症状被识别的患者来说，专业谨慎有一个真正的、紧迫的限制。然而，弗洛伊德也指出，治疗师自己“并不总是能摆脱”患者所经历的那种“失败”。这似乎是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即使是处于贾斯贝斯所谓的“不对称”临床安排的更高阶梯上的精神分析专家也并非绝对正确，可能会将移情爱与真爱混为一谈。
将移情爱视为真实所导致的危险是由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本身造成的。正如Celenza（2010）所言，临床医生必须能够理解和感受患者，尤其是当涉及到他们最感性和脆弱的经历时：“我们的患者通常需要将他们的性行为带到前台，不仅要和我们跳舞，还要跳探戈；我们需要被推拉；与看似不相关的身体敞开怀抱”（第180页）。弗洛伊德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治疗师维持患者的移情-表现是绝对重要的：“应该允许患者的需要和渴望在她身上持续存在，以便它们可以成为推动她工作和做出改变的力量”（弗洛伊德，1915年，第164、165页）。这也许是Einfuhlung （或通常被（错误）翻译为“同情性理解”）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个时刻：治疗师必须与患者建立移情性依恋，以便与患者的原型人物之一相联系（弗洛伊德，1913）。没有这种移情姿态和移情连接，精神分析工作就无法开始或进展。
然而，这种临床原理和方法有着高昂的技术代价。因为爱情和性欲往往是临床治疗的中心主题，它们挑战任何可能的治疗性远离。接受复杂的患者感受，特别是深情或性感受，可能会导致违反专业和个人界限。Celenza（2010）文章中的另一个例子表明，以一种超脱的、专家式的临床模式，很难在共情、关系和游戏态度中做到平衡。她和她的病人“有一种特殊的玩法——‘深度玩法’，带有性暗示……”（第181页），这逐渐导致她作为一名治疗师的巨大不适：“这种不适更多的是一种不安的内疚感——是不是我太喜欢他了？我们的玩法是否过渡到了调情，以一种诱惑的方式提供了一些我不能也不应提供的东西……我的行为是否考虑到了他的最大利益？”（第181页）。塞伦萨指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是与患者的共情依恋的一部分；然而，治疗师必须能够从一个独立、客观的角度来思考这些交流。
这正是弗洛伊德在《关于移情—爱的观察》（弗洛伊德，1915）和《分析中的建构》（弗洛依德，1937）中倡导的那种超脱的平衡。当谈到共情和与患者的关系动力学时，弗洛伊德建议要格外小心：既不要满足移情爱，也不要压制它。如前所述，弗洛伊德认为保持移情的必要性是一种方法论工具，它允许治疗师重新体验患者的典型关系模式。
然而，与贾斯贝斯的“二手”共情不同，弗洛伊德的共情与重新体验患者潜意识的精神症状有关。因此，精神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疗师处理这些潜意识体验的方法，而不是患者对它们的表达。正是因为治疗师在重建患者的潜意识材料方面发挥了如此积极的作用，他们必须付出高昂的技术代价：他们对移情的反应不能违反临床关系和个人关系之间的界限。如果这个界限被打破，病人的性爱移情（或治疗师的性爱反移情）得到满足，那么精神分析治疗的条件就不再存在。正如Pinsky（2014）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些条件是产生治疗（诠释）的基础：“分析师的诠释是‘不，我们可能不会’的另一种形式，同样的禁制会点燃双方的欲望”（第462页）。患者的越界想法有助于维持移情关系；然而，它必须继续作为一种想法、一种幻想而存在，而不违背精神分析的设置。
因此，弗洛伊德对移情的理解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与患者的远离：1）治疗师必须与患者保持实质性的远离，以便能够观察（并诠释）他们的潜意识心理体验；2）治疗师必须与患者保持临床（非个人）移情关系，以保持精神分析设置。这样，弗洛伊德对移情的定义与贾斯贝斯的共情类似，既矛盾又模糊：人们试图理解、感受甚至维持患者的主观体验，也试图以客观和临床准确的方式来表达这些体验（治疗师的共情参与被限制）。
弗洛伊德和贾斯贝斯作品中的主观性/客观性悖论可以用精神分析学家马克斯·赫尔南德斯的话来描述：“爱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动力，也是治疗的主要障碍”（赫尔南德斯·埃尔南德斯，1993年，第98页）。治疗师努力理解和共情地连接患者；然而，正如我们现在通过对共情的实证研究所知，我们人类共情或直觉理解他人的能力在最佳状态下也相当低（Stueber，2006）。在临床领域，这也伴随着偏见和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进一步限制了我们从患者角度理解和体验世界的真正能力（Oulis，2014）。
然而，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弗洛伊德比贾斯贝斯更进一步。由于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潜意识而非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患者似乎严重依赖精神分析师及其诠释工作。弗洛伊德颇具争议地指出，如果一种解释是错误的，“病人不会有任何改变；但如果它是正确的或接近真相，他对它的反应反而显而易见地表现为他症状和一般行为的进一步恶化”（弗洛伊德，1937年，第265页）。因此，与贾斯贝尔斯不同，弗洛伊德并不优先考虑依赖患者的口头报告和表达：因为患者常常潜意识地再现他们的早期经历，他们对治疗的大多数直接反应都是阻抗的形式。这种阻抗不是由于患者无法表达他们的意识或妄想所致；相反，这是一种常见的自我防卫，可以抵御潜意识中感知到的威胁。心灵拒绝接触潜意识的材料，拒绝在治疗关系中合作，甚至拒绝获得治疗缓解。因此，精神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反应、恶化和焦虑的间接观察，这些反应可能很容易观察到，或者被压抑到只能通过联想、梦或失误来表现。从这个观点来看，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心理体验都是无法理解的：即使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反应也需要仔细考虑和额外观察。
这也是为什么移情的方法论意义似乎超越了它的关系意义。毕竟，弗洛伊德指出，我们必须保持患者的痛苦和创伤性体验，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尽管听起来很残忍，但我们必须确保患者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效的，不要过早结束”（弗洛伊德，1919年，第162-163页）。换句话说，更重要的是对解决患者潜意识痛苦的临床探索，而不急于缓解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可能经历的痛苦。在此，在弗洛伊德的诠释优先于关系的观点中，共情就比较罕见。
但是，如果说共情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微不足道，那将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弗洛伊德在他的作品中对Einfuhlung 赋予了巨大的意义；然而，正如Pigman（1995）指出的那样，这个词经常被误译为“同情”或“同情性理解”，这两个词在语义上都不同于共情（Gerdes & Segal，2011）。弗洛伊德很清楚，精神分析不应该提倡同情患者，尤其是在怜悯或悲伤的情况下。相反，他经常写关于“被直觉（直觉的Einfuhlung ）引导”（弗洛伊德，1925年，第237页）。这种直观的知识向治疗师展示何时保持沉默并等待进一步的治疗进展，以及何时打破沉默以减少患者的痛苦和不确定性（Ferenczi，1928）。
此外，弗洛伊德认为共情是理解患者主观体验的关键因素。他认识到，仅仅从智力上理解患者的病理性疾病是不够的；那就是，为了成为一名好的临床医生，一个人还必须能够采取与患者类似的精神态度（弗洛伊德，1912）。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弗洛伊德考虑了与特定患者共情的局限性。例如，他写道自己无法理解儿童和原始部落成员：“感觉自己进入原始思维模式并不容易。我们对原始人的误解就像对儿童一样容易，而且我们总是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心理情结来解释他们的行动和感受”（弗洛伊德，1912-1913，第103页）。因此，就像贾斯贝斯一样，弗洛伊德关心的是当我们缺乏真正的共情理解时可能发生的理论和个人投射。
弗洛伊德认为共情同时是精神分析实践的动力和挑战。一方面，如果没有共情，就不可能观察患者的主观和潜意识体验；另一方面，患者的主观性可能仍然“与我们的自我格格不入”（弗洛伊德，1912年，第110页）。这又增加了贾斯贝斯对理解他人意识局限性的另一层担忧：潜意识的不理解。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理解他人的能力（或缺乏这种能力）超越了意识，他的意思是，我们可能一直在潜意识地将自己的感受投射到患者身上，而不是共情患者。弗洛伊德试图通过概述维持移情关系和避免越界所需的技术步骤来回应这个问题。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几乎只关注共情的智力特征，而忽略了情感特征（Pigman，1995）。因此，就像贾斯贝斯一样，弗洛伊德在严格的认识论层面上坚持使用共情：因为共情具有可疑的情感性质（弗洛伊德，1927），必须通过对移情关系采取一种超然的治疗立场来“控制”共情，而移情关系则充满了人类最感性和最基本的情感。
5.共情是临床实践中的一种情感工具
共情与临床客观性辩证地促成了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各种不同观点。从贾斯贝斯和弗洛伊德对共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临床客观性的积极追求导致了对由共情的情感特征所导致的任意、主观和偏见的治疗形式的担忧。然而，临床客观性的概念很快就在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中受到了审视。随着关系主义、透视主义和主体间性的出现，基本临床真相和“白屏分析师”的观点最终失去了人们的青睐（Gabbard，1997年，第15页）。相反，对于共情、治疗关系和移情的作用，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例如，相对主义作者提出存在一种“代表危机”（Marcus & Fischer，1999），他们认为，由于我们无法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对每个患者体验的诠释总是有缺陷的。相对主义者悲观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能力避免自己的社会、个人和文化滤镜，从而“如实”代表这个世界（Lightburn & Sessions，2005）。
相比之下，透视主义者认为临床现实的想法是有用的（Aron，1996；Orange，1995）。尽管建构主义作者承认依赖患者和治疗师的主观性（以及其中涉及的社会投射）的固有危险，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主观经验对于“临床真相”的构建至关重要（Stern，1992）。也就是说，“临床真相”并不是被视为“外在”的东西，一个可以通过观察慢慢积累起来的对象；相反，它被视为我们共同的观点和经验的建构。
本文不会详细讨论精神分析治疗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现代/后现代辩证法。然而，当思考其他类型的精神分析心理疗法的出现时，意识到临床客观性话语的这种转变是有用的，这些疗法利用共情的情感特征而非智力特征。虽然在批判临床客观性的后现代观点中存在着大量的概念多样性，但他们似乎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临床治疗是“不可避免的主观”（Renik，1993年，第560页）。这意味着治疗关系不能远离或中立；治疗师的主观性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临床观察和诠释材料。正如大多数观点所主张的那样，这种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不必然是徒劳的，也不必然与制定治疗方案的临床任务相抵触。然而，这意味着需要对经典精神分析疗法进行某种重新概念化，以反映这种主观性。这随后导致了弗洛伊德最初的精神分析设置的一系列发展：医生的智力和患者的本能力量之间的移情斗争变成了扩展和实现患者自体身份的斗争。
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共情的定义在心理治疗中朝着另一个的方向发展，本文称之为情感的（affective）。尽管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这一术语在神经科学中通常用于定义推断和回应他人感受的能力（Healey & Grossman，2018），但它也可以用于我们在临床环境中讨论共情。在神经科学文献中，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有明显区别（Healey & Grossman，2018）。与贾斯贝斯（Jaspers）和弗洛伊德（Freud）早期将共情定义为一种智力和认识论工具类似，认知共情被定义为模拟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之间的差异是分别感受另一个人的感受和理解另一个人感受之间的差异。因此，情感共情不仅基于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的认知，还基于对这种情绪状态的响应式采纳（adoption）。
认识和采纳患者的情感体验是罗杰斯和科胡特对共情定义的核心。正如本文前面所解释的，他们都将共情定义为治疗师采纳患者经验的能力：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科胡特，1984；罗杰斯，1980）。
罗杰斯试图在《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框架中发展的治疗、人格和人际关系理论》（Rogers，1959）中提出更严格的共情定义：
共情的状态或处在共情中是准确地感知另一个人的内部参照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成分和意义，就好像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一样。因此，它意味着当他感受到他人的伤害或快乐时，就去感受到它，当他感知到它时，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原因，但永远不要忘记是我仿佛受到了伤害或快乐，等等。如果这种“仿佛”的品质丧失了，那么就是一种认同状态了（p.210-211）。
后来在他的著作中，罗杰斯澄清了共情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私人感知世界的过程（罗杰斯，1975）。为了捕捉这个过程，罗杰斯提到了治疗师在共情患者时感受到的各种情绪：他使用了“敏感”、“恐惧”、“愤怒”、“温柔”、“困惑”等词（罗杰斯，1975年，第4页）。根据罗杰斯的说法，这些情绪不会立即通过诠释或其他临床技术传递：这可能会危及治疗师对患者内心世界的情感体验。对患者感受的偏见或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会导致不一致的共情反应：这将不适合患者陈述的情绪和内容（Truax & Carkhuff，1967）。
即使从一个简短的理论回顾来看，很明显罗杰斯对共情的概念与弗洛伊德截然不同。首先，共情在罗杰斯的工作和他对心理治疗的理解中并不含糊：“理想的治疗师首先是共情的”（罗杰斯，1975年，第5页）。尽管罗杰斯和弗洛伊德一样，担心在与患者的关系中变得过于共情（罗杰斯对此的反应是将共情与认同区分开来），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共情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或智力）工具。因此，不能“远离”（以治疗性节制或中立的方式）。相反，罗杰斯写道，通过无条件的理解来参与每位患者：“有人猜测，一个有魅力或具有诱惑力的来访者可能会引起治疗师的理解。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点”（罗杰斯，1975年，第5页）。因此，罗杰斯将共情的治疗师视为一名负责任的治疗师，他能够倾听和理解患者，同时保持对自己的观点和体验的意识。
由此产生了第二个不同点：罗杰斯的著作中对共情的情感特征的担忧要少得多。他的定性语言试图展示治疗师和患者在心理治疗中所经历的情绪和感受。弗洛伊德对共情的描述，即使他将共情描述为诠释的先决条件（弗洛伊德，1913），仍然停留在思想和信仰的基本认知层面。
这也与临床技术的差异有关。当然，倾听的任务是所有心理治疗流派的核心。然而，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治疗与经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区别在于，倾听高于诠释患者的体验。而对弗洛伊德来说，诠释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工具，因此，倾听患者的生活体验仍然是提出解释材料的先决条件（弗洛伊德，1937）。从这个意义上说，倾听的临床技术对整个治疗过程的价值是有限的：从弗洛伊德对移情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治疗师应该谨慎对待患者的直接反应，因为他们（潜意识地）在实施移情表现。
对于罗杰斯来说，倾听的任务显然比诠释更重要。事实上，罗杰斯（Rogers，1942）对患者主观经验的欣赏促使他提倡一种倾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诠释：
诠释越准确，越有可能遇到防御性阻抗。咨询师和他的诠释成了某种可怕的东西。要抵制这种诠释得太快的诱惑，要认识到领悟是一种获得的体验，而不是一种可以强加的体验，这是进步中的重要一步（第195-196页）。
虽然大多数治疗师将共情性倾听视为其临床技术的一个重要元素，但罗杰斯（1975）认为，这通常不会在实践中实现：“尽管治疗师认为共情性倾听是其理想中最重要的元素，但在实际实践中，他们往往远远达不到这一点”（第6页）。因此，他认为治疗师无法评估自己在治疗关系中的共情程度，并认为患者应该能够直接让治疗师知道他们是否被充分理解。因此，罗杰斯并不认为共情是天生的或“给定的”；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从其他有共情的人那里学习如何对其他人产生共情。例如，一个人可以从他们的上司、老师、父母和其他能够真诚倾听并提供敏感理解的个人那里学习共情。心理治疗领域恰巧是共情可以用来与其他人建立积极关系的一个例子。
科胡特与罗杰斯一样，对临床实践中缺乏真正的共情理解和倾听表示担忧。虽然科胡特最初是一个狂热的弗洛伊德学派（Strozier，2001），但他逐渐摆脱了许多传统的精神分析概念，包括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结构理论。这与科胡特越来越重视患者的自体意识有很大关系：他强调了早期养育经验对发展自体凝聚力的重要性（Marmarosh & Mann，2014）。科胡特将这些发展需要称为自体客体需要，构成凝聚和稳定的自体结构（科胡特，1984）。他指定了三类自体客体需要：镜映、理想化和孪生。镜映包括促进自尊、雄心和自信；理想化培养一种理想感和内在价值观，这些都是从理想化的形象内摄而来；孪生关系鼓励一个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与他人的联系。
科胡特认为，凝聚和稳定的自体意识的发展取决于如何成功地满足镜像、理想化和孪生需求。尽管这三种自体客体需求都涉及一系列人际行为，但它们都依赖于充分的共情。如果在早期发展中（例如，由于父母的忽视），没有充分或缺乏共情，那么就无法满足自体客体的需要。对于科胡特来说，这是所有精神障碍的根源：“由于在儿童发展的关键时期未能提供适当的共情反馈，儿童无法发展调节自尊的能力，因此成年人在非理性高估自我和自卑感之间摇摆不定”（McLean，2007年，第41页）。
对自体和共情的理论关注对科胡特的临床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自恋患者。科胡特观察到，自恋患者无法发展移情关系，往往是由于在最初几年的发展中父母剥夺和缺乏共情造成的。因此，自恋的个体无法识别情绪并对其做出一致的反应；没有别人的认可，他们无法调节自己的自尊；由于无法获得父母客体，他们很难将价值观和理想内化。
科胡特坚持认为，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过于注重诠释，对于患有上述问题的自恋患者来说不会有效。他警告说，诠释或直接治疗干预将被视为侮辱、批评和拒绝（Kohut，1984）。因此，治疗有未满足自体客体需求的患者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这将涉及一种不同类型的移情关系，以及与经典精神分析不同的移情概念。
科胡特发展了自体心理学方法来提供这两者。自体心理学将共情定义为人类心灵的核心执行者：具有健康共情能力的个人能够对他人和事件产生有意义和一致的反应（Kohut，1981）。在临床环境中，共情理解允许体经验逼近地观察到患者的感受和感知，而没有理论上的先入之见或强加（Kohut，1968）。这意味着科胡特自体心理学中的治疗关系是平等对待治疗师和患者：患者对治疗的直接反应被认为是重要的，有时比治疗师的观点更重要（Kahn & Rachman，2000）。
然而，科胡特很清楚，共情本身并不是一个行为，也不是一个与患者认同的形式。相反，它被视为一个与每个特定患者的自我表达、情绪和姿势相协调的长期过程（Goldberg，1980）。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体心理学的功能是一个持续的反馈回路，治疗师在其中提供了一种修复功能，这是完成患者中断或缺乏发展过程所必需的。为了实现这一点，治疗师必须能够“思考并感受到自己融入另一个人的内心生活”（Kohut，1984年，第82页）。在这里，科胡特开始与经典的弗洛伊德模型彻底拉开距离：治疗师的任务首先是定义和满足患者的发展创伤和未满足的自体客体需求。因此，科胡特（1984）和罗杰斯一样，也强调了倾听的任务，尤其是在没有产生解释的情况下进行倾听：
如果说在我作为分析师的一生中，我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我的病人告诉我的很可能是真的，很多时候我都认为我是对的，我的病人是错的，但结果证明（管通常只能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的正确是肤浅的，而他们的正确是深刻的（第93-94页）。
很明显，科胡特试图重新理解移情关系的经典观点。从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移情不是潜意识驱动的表现，而是患者完成中断发展过程的需要（Marmarosh & Mann，2014）。因此，治疗师在自体心理学中的角色并不等同于临床专家或医生处理医疗情况。相反，治疗师被视为一个通过满足患者的自体客体需求来发挥人际功能的人物。由于这些需求只能通过患者充分地暴露于共情中来满足，科胡特认为治疗师不能“远离”：他们必须反映患者的感受和想法，并为他们缺失的自体结构部分提供支持。例如，如果患者表达了未满足的镜映需求，那么治疗师应该通过共情来鼓励他们的确认感和自信。另一方面，如果患者倾向于通过欣赏他们的权威、知识或人际交往技能来理想化治疗师，那么这种理想化移情应该被接受为患者重建其心理结构的尝试（McLean，2007）。因此，成功的自体心理学的标志是逐步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通过他们以前可能从未经历过的共情和慈悲的人际关系体验，使患者的自体结构得以实现。
正如论文前面提到的，科胡特和罗杰斯在处理共情问题上有着显著的理论差异。罗杰斯对共情的看法非常广泛，基本上是非临床的：为了培养健康的自尊心，所有人都需要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他称之为非判断性接受）和共情理解。显然，科胡特对罗杰斯的技术持怀疑态度，他声称只使用共情倾听的治疗师就像修理工在不了解时钟的情况下试图修理时钟一样；这一类比表明，这种具有共情的倾听者只会重复患者的问题，而没有真正“解决”它们（Kohut，1973/1978）。
有趣的是，罗杰斯经常引用和评论科胡特的作品，并表示赞同（罗杰斯，1986年），但也注意到存在重大分歧。例如，罗杰斯特别批评科胡特在追求动力学解释时使用共情进行“数据收集”。也就是说，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分歧是由临床技术的真正差异还是历史争议引起的。其中一些分歧可以归因于当时在流派和临床实践中都可以观察到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之间存在的分歧（Kahn & Rachman，2000）。
即使考虑到所有这些技术和个人差异，罗杰斯和科胡特显然都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共情观。它不再被视为一种严格的认识论或智力工具（在认识论中，共情被认为本身带来了一大堆问题，需要采取“远离”的治疗立场，这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雅斯贝斯的一些哲学著作中看到）。相反，以人为中心的和自体心理学方法利用共情的情感特征，导致治疗师角色的巨大转变。治疗师不再是一名专家，或一个去人性化的媒介，他促进患者自体缺失或受损的部分。
然而，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和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治疗之间的共同努力，继续体现出类似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辩证，这可以在弗洛伊德和雅斯贝斯的作品中看到。迄今为止，对于共情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工具（罗杰斯方法）和共情作为结合诠释的一种特殊临床技术（科胡特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没有达成共识。但也许这个辩证性不需要完全解决。作为一种涉及（至少）两种活跃心理和无数独特情境和背景的关系实践，心理治疗应该受益于关于各种形式的共情及其对每个患者和情境的效用的持续辩论（Bohart&Greenberg，1997）。然而，我们在心理治疗背景下的共情方法无疑将受益于更明确的方向和具体性。下一节概述了一些可能促进这一点的未来研究轨迹。
6.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的共情
尽管在心理学和临床文献中，共情的定义相互矛盾，使用也模棱两可，但它仍然是每种治疗模式的治疗结果的最重要预测因素之一（Constantino等人，2008；Elliot等人，2011；Watson等人，2013）。这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1） 如果共情在所有治疗模式中都起着核心作用（如现有数据所示），那么每种治疗模式都应该给出共情的工作定义。否则，冲突或缺乏定义会导致心理治疗过程测量的不准确和误导；
2） 如果共情的使用在所有治疗方式中都很普遍，那么我们应该评估它的功能和对不同治疗关系的影响。
只有在罗杰斯那里，共情才被视为积极治疗结果的重要（可测量）预测因素。这是因为罗杰斯能够提出一个更明确的共情定义，即通过倾听、无条件积极关注和一致的共情反应，对患者体验的敏感（情感）理解（罗杰斯，1975）。这允许将共情融入研究治疗关系、患者的结构学习和治疗变化的研究中。然而，即使在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也没有定义共情，或者他们将共情与其他术语互换使用，例如同情、关系或治疗联盟（Bruce et al.，2010）。部分原因是，从历史上看，心理治疗研究主要集中在提供有效症状缓解的治疗技术上（Roth & Fonagy，2005）。共情和关系品质不被视为治疗技术，因此它们在心理治疗过程研究中被忽略。
同样，共情对不同治疗关系的具体作用和影响往往没有记录。正如本文试图证明的那样，共情是一个广泛而全面的概念；它包括认知能力（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和情感能力（感受他人感受的能力），两者之间有许多不同的维度和模型（例如，见Berrol，2006；Stueber，2012）。因此，心理治疗中的共情并不一定局限于罗杰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或科胡特的同调。正如Orange（1995）有益地指出的那样，共情是“价值中立”的（第171页）：它的功能是感知另一个人的内在体验，并以一致的方式对其作出反应。
然而，在临床上，可能存在既是反应是一致的但也不是积极的或需要满足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在他的技术论文中主张“远离”的治疗立场；由于患者在进入临床治疗之前很久就形成了具有早期人际经验特征的移情模式，因此治疗师必须谨慎地（以某种远离感）应对他们重复这些人际经验的心理倾向（Ferenczi，1928）。
当代临床案例一致认为，在治疗人格障碍和具有防御机制的患者时，关系或“参与”的治疗性回应有时可能无效（Galloway & Brodsky，2003）。在过度介入、治疗僵局或治疗师-患者认同的情况下，一致的反应往往不是情感性共情；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被鼓励采用远离的治疗模式，这在治疗师和患者之间设定了更明确的界限。因此，在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的不同临床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所说的一致性共情回应（特别是广泛的可能一致回应）的含义。
7.结论
尽管围绕共情存在着大量的多样性、冲突和争议，但这一概念在心理治疗文献中再次出现的频率比其他任何概念都要高（Patterson，1984）。考虑到共情的概念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治疗思想的最前沿，因此，它是心理学优先临床应用的组成部分，这并不奇怪。
此外，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治疗和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都是对弗洛伊德的共情认识论观点的回应。这些方法颠覆了最初的精神分析设置，将倾听置于诠释之上，并平衡治疗师和患者的角色（Kahn & Rachman，2000）。因此，共情的概念在形成对治疗师角色、移情和治疗关系的理解方面，在一些最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心理疗法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人员的任务是整合关于共情的广泛（有时是相互冲突的）精神分析遗产。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共情的多面性及其对不同治疗关系的影响。更具体地说，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共情的主要特征：对他人情绪体验的一致反应。从眼前的观点来看，一致的共情理解是一种欣赏患者的情况和体验，同时提供有益和富有成效的回应的理解。但如前所述，这种回应不必局限于罗杰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或科胡特的同调，这两种立场几乎完全与共情理解相关。一致的共情回应也可能涉及治疗性“远离”，通过这种远离，治疗师与患者保持距离，设置更清晰的关系边界，产生诠释，收集更多数据等。
这样，贾斯贝斯和弗洛伊德将移情视为一种认识论（智力或认知）工具的观点都可以整合到可能被视为共情性心理治疗中；毕竟，临床情况和患者个体都是复杂多样的，因此，需要认知和情感上的共情是不足为奇的。指导如何确定患者的需求并提供适当的共情反应，将有助于治疗师做出可能对治疗结果产生巨大影响的临床决策。虽然经典和当代临床医生通常不会以纸上谈兵的方式明确处理与共情相关的问题，但为了在实践中帮助患者，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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