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维兴格 Hans Vaihinger (1852~1933) 是一位新康德哲学家，他对认识论（epistemology）、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以及哲学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历史学家，Vaihinger在康德的理论哲学方面，尤其是在先验美学（Transcendental Aesthetic）和先验推理（Transcendental Deduction）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也是尼采的第一部严肃哲学著作的开创性评论者之一。作为一个有体系的哲学家，Vaihinger以虚构主义哲学理论（philosophical theory of fictionalism）之父被人们铭记，他在其巨著《Die Philosophie des Als Ob (PAO) 》中阐述了这一理论，该理论被翻译为《仿佛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As-If》。PAO深受19世纪新康德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以及亚瑟·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影响，形成了一种被Vaihinger称为“唯心实证主义（idealistic positivism）”的立场。该观点试图将康德先验唯心主义（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的元素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结合起来，并重点强调理想化和虚构的认识论意义。Vaihinger 的虚构主义预见了后来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许多反现实主义（anti-realist）和反形而上学（anti-metaphysical）的张力，并代表了马尔堡学派、西南学派和哥廷根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的重要更替。
1、维兴格生平简介
汉斯·维兴格（Hans Vaihinger）早年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属于 19 世纪德国典型的知识分子。汉斯于 1852 年 9 月 25 日出生在图宾根附近，维兴格原本打算供职为神职人员，是牧师约翰·格奥尔格·维辛格 (Johann Georg Vaihinger) 的儿子。他于 1870 年在图宾根大学开始他的神学研究，但从未特别虔诚，他很快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学科，主要是哲学和自然科学。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维辛格的学习课程强调德国哲学的经典——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但他也非常专注于对叔本华和达尔文的独立研究。1874 年，Vaihinger 在逻辑学家克里斯托弗·冯·西格沃特 (Christoph von Sigwart) 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论文，并撰写了一篇获奖论文，题为《最近的意识理论根据其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对心理学的意义》。同年晚些时候，他到莱比锡报到义务兵役，但因视力不佳而被免职。Vaihinger 没有履行军事职责，并有机会参加大学的讲座，其中包括经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廉·冯特 (Wilhelm Wundt)。正是在这段时间里，Vaihinger第一次遇到了一位在康德旁边将成为他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哲学影响的人物的作品，新康德主义学者Neo-Kantian Friedrich Lange。Vaihinger 描述了Lange的唯物主义史对他的影响，他说：“[在图宾根]四年期间，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我找到了一位大师、一位向导、一位理想的老师……。所有我为之奋斗和瞄准的东西，都像一件完成的杰作一样呈现在我的眼前。从这个时候起，我称自己为 FA Lange 的弟子”（PAO，xxi-xxii）。
在莱比锡短暂任职后，Vaihinger移居柏林，在那里他继续与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和新康德主义的爱德华·泽勒一起学习。1876 年，Vaihinger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对兰格的新康德主义进行了阐述和辩护，题为《哈特曼、杜林和兰格：走向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史》。正是在这里，才开始形成了构成PAO基础的观点。同年秋天，Vaihinger再次搬迁——这次是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到 1877 年初，他已经获得了一部名为《虚构的事实逻辑研究》的著作。第一部分：科幻虚构的事实理论。虽然 PAO于30多年后才出版，根据 Vaihinger 的说法，《逻辑研究》已经与之前作品的第一部分 ( PAO xxiii-xxiv) “完全相同” 。
PAO 极长的孕育妊娠期似乎是多种因素的产物。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金钱方面的考虑迫使 Vaihinger 寻找长期的学术工作。为了进一步参与学术，Vaihinger决定出版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评注，以纪念第一部《批判》出版一百周年。注释的第一卷于 1881 年发行，帮助Vaihinger在哈雷大学获得了一个永久职位。第二卷是在 1892 年出版的。两卷评论仅涉及KrV的序言、介绍和超验美学，达到近 1100 页。此外，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许多个人和专业活动占据了 Vaihinger。1889 年，他与柏林书商的女儿伊丽莎白·史威格 (Elisabeth Schweigger) 结婚。1892 年，他们有了儿子理查德，1895 年有了女儿厄娜。1896 年，他创办了Kant-Studien杂志，1901 年创办了Kant Gesellschaft。
最后，在 1911 年，Vaihinger 出版了PAO 的第一版 。这项工作使他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哲学名人。事实证明，它非常受欢迎，到 1933 年他去世时，它已经出版了不下 10 个版本，吸引了来自各个学术领域（包括爱因斯坦、奥斯特瓦尔德和弗洛伊德）的杰出人士的注意。哈雷甚至被非正式地称为“Vaihinger-Stadt”（Vaihinger）。PAO的成功开启了Vaihinger的发现，在1918年，另一份期刊，年鉴哲学的UND philosophischen批判，这与拉削主题具体涉及 PAO，并包括数学家 Moritz Pasch、胚胎学家 Wilhelm Roux 以及实证主义哲学家 Rudolf Carnap 和 Hans Reichenbach 等人物的贡献。1930 年，Carnap 和 Reichenbach 接管了《Annalen》的编辑权，并将其更名为Erkenntnis。尽管 Vaihinger 生命中的这段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职业成功，但也是一段个人奋斗的时期。1906 年，由于白内障的严重影响，Vaihinger 被迫停止讲学。最终，他完全失明了。1913 年，发生了一件相当离奇的事件：一份反犹刊物《半库尔施纳》“指控”Vaihinger是犹太人。由于反犹太主义已经在德国兴起，Vaihinger 觉得有必要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声誉，并起诉该出版物诽谤。虽然半库尔施纳最终删除了他的名字，这一事件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他的名声会在纳粹统治下继续受损。此外，Vaihinger 已将其大部分资产投资于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使他陷入了可怕的财务困境，他被迫卖掉了从伊丽莎白父母那里继承的书店。1918 年，当Vaihinger 的女儿 Erna 自杀后，斗争变成了悲剧。他的儿子理查德也开始遭受战争带来的神经病的折磨，到 1929 年他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
1933 年，第三帝国崛起前夕，Vaihinger去世。作为一个长期的自由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Vaihinger 和他的作品在整个纳粹时期都蒙受了敌对的沉默对待。因此，在这些年里，一场最后的、死后的悲剧降临在他的头上：曾经是德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Vaihinger几乎成了一个无名小卒，他的作品很快就被遗忘了。尽管当代哲学文献显示出人们对他的思想重新产生兴趣，但可以公平地说，他的声誉从未完全恢复。有关 Vaihinger 传记的更详细处理，请参阅 (Simon 2014)。Vaihinger 本人在他的自传 (1921b) 中详细讨论了他的才智的发展（也包括在 CK Ogden 1925 年PAO英文译本的介绍中 ）。
2、早期观点和知识背景
随着绝对唯心主义霸权被打破，到 1877 年 Vaihinger 入职时，德国充斥着相互竞争的哲学体系。三个重要的运动值得强调（有关 19 世纪后期背景的详细研究，请参见 Beiser [2013; 2014; 2015; 2017]）。首先，在Lange等人的影响下，新康德主义成为知识界的主要力量。其次，部分由于叔本华的后起之秀，部分由于黑格尔和谢林的持续影响，唯心主义模型之后的宏大形而上学理论在阿道夫·特伦德伦堡、赫尔曼·洛茨和爱德华·冯·Hartmann的工作中重新兴起。最后，传统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非常处于守势，但自从本世纪初几十年的最低点以来，已经恢复了相当大的地位。
Vaihinger 以他的短篇《Hartmann, Dühring, and Lange》的形式首次介入了这些基础性的辩论。尽管书名如此，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解经著作，不如说是对Lange的康德主义立场的论战性辩护，反对朴素实在论（naïve realism，以欧根·Dühring[Eugen Dühring]的实证主义为代表）和未经检查的形而上学思辨（以Hartmann的新叔本华主义为代表，根据该观点，基本现实是一元论的重要实体）的双重攻击。Vaihinger 对 Hartmann 和 Dühring 的主要指责是他们是教条主义者，他们系统地超越了康德对认知的批判性限制，声称了自己对事物本身的学问 (1876, 10, 17)。双方都犯了“后康德哲学的原罪（the original sin of post-Kantian philosophy）”——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唯一（the unity of thought and being）”（1876, 67）的“荒诞循环论证（fantastic petitio principii）”。相比之下，Lange的新康德主义代表了两全其美的东西，因此有望在看似棘手的争端中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与Dühring一起，Lange强调了在实证科学结果中建立哲学基础的重要性。但是对于Hartmann，他避免天真地将科学所研究的经验对象与事物本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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