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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精神分析和政治:大流行和自恋创伤
Sergio Benvenuto 文
mints 编译
文化中是不可接受的。人们无法接受一个人的自然死亡。南美洲的吉瓦罗人认为,一个人既没有疾病的老死在自己的床上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死者是黑暗魔法的受害者——必定遭受了某人陷害。因此,必须找到并惩罚对死亡负责的人。
终老而死这种事,在一些所谓的“原始”的如果我们认为这这只是原始信仰的迷信,那么,我们也太高看现代人了:在一切自然事件中寻找人类的过错的替罪羊的逻辑也适用于我们这些高度工业化的现代人。
因此,围绕冠状病毒大流行而起的诸多理论将矛头指向了过度工业化——人类迫害了大自然的脉动——污染、温室效应、过度城市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简单说就是,人类是灾难的真正原因。
这种观点与卢梭在1755年里斯本发生灾难性地震后的归因没有太大区别,他认为“自然本身是良性的。正是人类自己制造的疾病才让人类精疲力竭,我们的文化是埋葬我们的坟墓。”
阴谋论认为,这毫不奇怪,人类很早就开始研制、使用生化武器,德特里克堡一些匪夷所思的操作更让人们确信自己的猜测,同样的指责也指向了武汉的实验室。还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吃蝙蝠(尽管事实已经证实,在疫情爆发之前,武汉没有蝙蝠出售)才导致了病毒从一个物种传播到另一个物种,这种病毒溢出论(Quammen,2012)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但是,它却污名化了“那些原始物种”。
指责他人、他国和人类是人们惯用的防御。
总之,不管发生什么,怪罪别人就对了——他们是自身灾难的肇始者——这和吉瓦罗人的“迷信”观点有着相同的逻辑。只是吉瓦罗人拒绝接受的,是人类的自然死亡,阴谋论者拒绝接受自己的无能。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大流行已经不能由某个(被猜测、栽赃的)个体来承担,是整个人类的罪过。这不是一个人的撒旦,人类是撒旦,人类才是疾病的肇事者。
事实是,流行性疾病和地球一样久远,曾经、现在都一直存在,也将永远存在,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而令人失望。
尽管人类拥有其他动物并不具备的生物技术,但是,我们仍然是大自然的牺牲品。
黑死病在14世纪毁灭了欧洲一半的人口,它当然不是工业化的结果,黑死病绝对是一种自然的突变,那些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人,不相信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开始寻找自己的逻辑,最终以替罪羊理论解释一切。
病毒的变异比动物物种的进化快得多,这个冬天和下一个冬天病毒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会遇到新的流感病毒,并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疫苗体系。
面对快速传播和变异的病毒,在没有任何特定的药物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最原始的疫情控制技术:隔离。尽可能地隔离病毒携带者,直到医疗系统能够切断病毒的快速传播。
1918年西班牙流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世界仍处于战争状态,人们也远远低估了疫情的危害,最终导致了2000万到1亿的死亡(根据当时的计算方法)。
同样,人们也在讨论自己的破坏力——人类正在改变地球,污染、温室效应和生物多样性减少正在威胁着人类——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高估人类的破坏力。这就像人类无法超越生死一样,人类的命运并不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地震、海啸、小行星撞击,人会死亡,这是永远的方式。
许多当代哲学都在谴责那些预言者——例如,印度男孩阿南德。这也是一种替罪羊理论,把一切疾病都归咎于人类:如果一个人认为人类最终与上帝一样强大,那么人们也会认为他们可能与撒旦一样拥有邪恶的全能性。
人类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撒旦。
在未开化的人群中,寻找人类替罪羊的行为可能更原始、更粗俗和野蛮,博览群书的少数人群也可能以一种更优雅、更哲学和更复杂的形式找到自己的替罪羊。但其实质都是阴谋论的变种而已。
无戏不精的特朗普在执政期间,无力抵抗covid-19带给美国人的冲击,他立即找到了“CVID-19”大流行的“罪魁祸首”,并且首次将冠状病毒称为“china virous”。
诺贝尔奖得主Luc Montagnier秉持着复杂的理论认为,COVID-19并不是病毒间的达尔文变异。认为该病毒来自生物实验室,但是一不小心外溢而出。许多人认为这一假设很有吸引力,因为这满足了他们的自恋,即,病毒来自于人类,意味着大流行是人类技术所为。
还有一些哲学家将矛头指向了人类和人类社会——我们的意识形态体系才是大流行或其扩大影响的原因。这种观点,尤其以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为代表。
阿甘本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冠状病毒大流行是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为了强化“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而发明的,这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喜欢的话题(阿甘本,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