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是分析技术的基石。移情性诠释可以明确地呈现患者-治疗师的关系，旨在鼓励患者探索他的冲突以及在治疗情境下呈现出来的内化的客体关系。治疗师把自己变成一个原始投射的接收器，从而促进这个探索。费尔贝恩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过程：
心理治疗本身分为两个方面：患者这边努力通过移情将他和治疗师的关系强行拉入一个内在世界的封闭系统里，以及分析师这边决心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打开一个缺口。（Fairbairn，1958：385）
如果允许自己以这样的方式被患者使用，我们就可以理解患者投射给我们的部分，并利用这样的理解，以此为基础进行移情性诠释。
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来推测移情：患者的自由联想、患者在治疗室里的情感以及隐含在患者的叙述以及梦境中的愿望和幻想，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反移情反应进行推断。总的来说，这些信息来源帮助我们产生了一些假设：在不同的阶段里我们在患者的心里变成了谁，以及在回应不同版本的“他人”中产生的潜在焦虑和他们投射给我们的心理或情绪状态。例如，治疗师可能会被体验为一个“评判性他人”或一个“诱惑性他人”。每一次移情都使治疗师和患者处于一种对彼此来说特定的关系中，例如，面对害怕被抛弃的受到惊吓的孩子/患者的批判性的父母/治疗师。移情性诠释试图阐明这两种紧密联系的角色以及连接他们的情感。
使用移情是基于一种信念：过去重要的方面会呈现在现在。然而，观点也大不相同，有人认为成年患者能够回到婴儿阶段，这是关于退行的具体观点；还有人把患者儿童式的担心以及处理方式看作一个隐含的程序活跃在患者此刻的现实中，并且当它们作为移情性反应呈现在治疗情境中时，能在治疗中被有益地连接起来。
患者转移的不是过去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而是内在幻想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在真实体验和患者内在现实之间的互动中被构建出来的。这意味着，为了作出移情性诠释，我们不需要知道患者形成幻想的真实体验的来源。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一些思维和记忆的运作，在很多个案中得不到这些事实材料。移情性诠释只是捕捉陷于特定幻想中的患者的情感、心理现实。
没有单一的移情性诠释，罗斯曾有益地描述了“移情性诠释的层级”，即：
- 诠释治疗中此时此刻的事件与患者过去的经历之间的联系。
- 诠释患者外在生活的世界和患者对治疗师的潜意识幻想之间的联系。
- 诠释患者如何使用治疗师以及在治疗情境中如何活现潜意识幻想。
就如约瑟夫（1985）所提出的那样，移情所考虑的是在治疗室发生的、在过去发生的以及在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这三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但没有必要都包含在一次诠释中。通常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将移情性诠释的内容看作一个进行中的变化过程。它通常聚焦在此时此刻的互动上，将注意力放在患者的幻想以及和我们一起的活现中。移情性诠释坚定地定位在治疗关系中的情感热度上，而不是通过与患者的过去或当前生活中的其他人物建立联系来稀释它。这种聚焦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在治疗的早期阶段不可能从患者那里得到大量的信息，这样一来与过去和/或外在人物做连接，比与此时此刻的情境做连接更有试探性和假设性，后者是我们在与患者的关系中得到的第一手体验。一旦我们更加熟悉患者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移情性诠释将会更加转向帮助患者在目前的外在关系中以及与过去的人物关系中，识别这些模式。
尽管在这一点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以我的经验来看，将移情关系与患者目前以及过去的外在人物关系联系起来，是非常有帮助的，患者可以将移情中的情感体验与目前和过去的体验整合起来。里森伯格-马康（Riesenberg-Malcom）描述了这种重构性诠释的益处：
通过在当下分析过去，患者的自体变得更加整合，也因此更为强大。通过诠释与历史的过去做一个连接，也使得患者能够和他即刻的体验以及和分析师的亲密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自己即刻的体验保持距离帮助患者了解他的问题……与咨询师关系的即时性保持距离使得患者在那一刻将分析师视为独立个体，不同于制造问题的内化的客体，而是把咨询师当作与他一起解决问题的人。（1986：87）
重构性诠释提供了一个我们和患者的自我结盟的机会。它们邀请患者和我们一起，以一种使患者与他感受强烈的部分保持更大距离的方式，对自己进行思考。在临床上这些诠释的好处在于：在某些情况下，患者可能处于更精神病性的心理状态下，不能再去领会移情的“似乎好像”（as-if）的特性，或是患者太脆弱以至于无法反思他们可能将什么投射给了我们，而这些诠释可以缓解在这种情境下移情在情绪上的激烈程度。
在临床工作中，这两种诠释在不同的阶段都是有帮助，然而，重要的是监测我们对这些干预措施的使用情况。过分强调此时此刻可能是一种防御，企图避免谈论真实创伤带来的痛苦；对过去进行诠释可能代表的是回避当下的防御性策略，以逃避治疗关系中鲜活的感受。
我们进行移情性诠释的时候，我们诠释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我们诠释的是处于当下的过去。这是一个新的体验，尽管它植根于过去，围绕着过去的关系模式。当诠释移情的时候，我们正在阐述患者目前互动模式的形成过程。在治疗关系中，所谓的“过去那个真正的孩子已经找不到了”。“存活下来的是什么？”格林说道，“是现实和幻想的混合，更准确的是，通过幻想重建的一个现实”（2000：52）。这意味着，在治疗中我们不是就患者的静态生活画面去工作，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互动的系统。我们对患者过去历史的分析和记忆背景是一致的，并且受到记忆背景的影响。作为一个治疗师，我们是记忆发生的情境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对病人叙述的记忆的形成也起着积极的作用。患者的回忆发生在和我们高强度情绪化关系的情境之下。患者报告的回忆或故事被认为与移情相关——可能会作为一种恢复性的记忆出现在治疗中，或者也会被理解为一种患者和我们此时此刻的体验相关的间接的、隐喻的陈述。
患者对过去的记忆，取决于它们被记住的动机和背景，这是弗洛伊德（1899）关于“屏蔽记忆”（screen memories）概念中的核心信息。弗洛伊德说，生动的早期记忆不仅是以考古学模式回忆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在生活中反复构建和重新构建的。他认为，童年回忆如同“小说”一样发展起来，并且被塑造，以适应当前的需求。[6]这意味着患者可能会找到一些过去的东西，以逃避当下分析中出现的扰动，特别是因为它涉及我们已经做了或没有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认为，某些特定的记忆“屏蔽性地防御”（screen defend）了当下的动力。[7]
“屏蔽记忆”的概念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病人告诉我们，比如“我记得四岁时，妈妈让我别哭，而我不能停止哭泣，于是我就躲到了楼下”。我们要记住，这些记忆代表的不仅是对患者来说很有意义的经历，同时也是对治疗关系进行潜意识沟通的一个媒介。在这种假设情境下，因为我们在咨询中说的一些话，患者可能会有一种被“责备”的感觉。他不是直接地挑战我们或者讨论此时他有什么感觉，他会潜意识地使用一个源自过去的记忆和我们交流眼前这个治疗时段里的情境。
约翰尼（Johnny）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因为急性精神病发作而被转介。我那次作为多学科团队中的一员和他会面，也就是说，我那时不得不坐在一个他也在场的案例讨论会上。为此我感到不舒服，而对于团队的其他人而言，我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是和约翰尼一起工作的“关键人员”。
在本次会议之后的这个星期，约翰尼开始对治疗感到失望。他告诉我，他觉得他已经从治疗中获得了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可能待在日间病房会更好一些。他谈了很多相关的事宜，并告诉我他对所有人都在干涉他这点上有多么的忍无可忍。他羡慕那些不久将要上大学的同学。然后他停了几分钟。他继续表达对母亲的愤怒，他觉得母亲总是干涉他的事情，不允许他对生活以及他该做的事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说，他记得小时候对母亲十分的愤怒。对于敲门，母亲有一个令人抓狂的习惯，即使在他还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母亲也会打开门。他以一种义愤填膺的口吻对我说：“如果她总是这样视而不见的话，那么用大写字母写上“闲人免进”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仅将这个记忆理解为约翰尼对与母亲的关系以及被侵入的体验的反应，这个记忆还传达了一些与我们的关系有关的信息。显而易见，我们的治疗关系的边界比理想状态松散得多，在和多学科团队一起工作的时候，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而这破坏了治疗关系的保密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约翰尼用过去的记忆告诉我他从我这里体验到的感受，他觉得我忽视了他对隐私的需要，而且这种侵入感使他想要结束治疗。他看不到继续治疗的意义，就好像他妈妈不尊重他，看不到他卧室门上写的“闲人免进”的文字的意义一样。他想让我了解他对我的感受，他觉得他无法让我理解他，我就是这样一个客体。
在这个临床治疗的小插曲中，如果我们要对移情进行诠释的话，针对的基本上是在患者当前的关系中持续出现的显而易见的关系模式——也就是说，让患者弄清楚此刻发生了些什么，同时要承认这个“模式”是由治疗关系中的“真实”事件触发的，即我出席这个案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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