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主体间转向：理论特征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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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体间理论是当代精神分析领域最重要的取向之一。与更传统的精神分析相比，其理论特征表现为从区分“内/外”空间到强调“之间”的空间、从“主体—客体”关系到“主体—主体”关系、从顿悟到行动、从基础主义和实证主义到诠释学和建构主义。尽管存在术语的混乱和观点的分歧，但精神分析的主体间转向几乎遍及各个流派，广泛影响了北美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诸多分析师。未来的主体间理论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持续与先前的理论、临床资料和其他学科领域对话。
关键词：精神分析，主体间性，双人心理学，对话自体，第三方，关系视角
分类号：B84-065
1引言
提及当代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主体间性必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一点反映在许多分析师的说法上。例如，在 Spezzano(2012)看来，所有分析师都变得更易觉察到自己工作的主体间维度。 Kirshner(2017)也表达了一种类似的观点：“尽管存在术语上的混乱，但‘主体间性’已经成为当代精神分析的一种‘行话’” (p. 50)。 Bohleber(2013)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过去二三十年间，几乎所有精神分析思想流派都经历了一种朝向更强烈的主体间取向的转变” (p. 799)。
主体间理论①的这种“时髦”可以从精神分析领域的文献发表情况看出。本文通过检索精神分析领域最大的数据库—— PEP档案 (Psychoanalytic Electronic Publishing archive)，对术语“主体间性”在精神分析期刊中的发表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1940—1959年，主体间性只出现 3次； 1960—1979年，这一数字变为 20次； 1980—1999年，其涉及 1000条文献； 2000—2019年，这一数字高达 2857次。 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精神分析领域的期刊大部分为双月刊或季刊，年发文量通常为 20—50篇 (参见表 1)。这更凸显出主体间理论的“热度”。值得一提的是，还有部分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期刊围绕“主体间性”这一主题推出专栏。例如， 2000—2003年， Gerhardt等人在《精神分析对话》上，做了“精神分析的主体间转向：当代理论家的比较”的专题研究。该研究分为 3部分，分别对本杰明 (Jessica Benjamin)、
博拉斯 (Christopher Bollas)和埃伦伯格 (Darlene B. Ehrenberg)的主要理论观点做了介绍 (Gerhardt et al., 2000, 2003; Gerhardt & Sweetnam, 2001)。 2012—2013年，《国际精神分析论坛》连续推出 5期专栏，分别从“理论视角”“临床视角”“神经精神分析视角”“历史先驱与发展”和“母性抱持、身体与疯狂”出发，对主体间精神分析进行讨论 (参见 Kyriazis et al., 2012, 2013)。除了期刊论文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专著和编著对“主体间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顾，如《精神分析中的关系和主体间视角：一种批判》 (Mills, 2005)、《破坏性、主体间性与创伤：现代精神分析的身份危机》 (Bohleber,2010)和《精神分析中的主体间性：一个理论与实践模型》 (Kirshner,2017)。
表 1精神分析代表性期刊近 5年的发文量统计 (单位：篇 )①
期刊名称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平均值
国际精神分析期刊 71 57 68 62 71 65.80±6.14
精神分析对话 56 51 62 74 68 62.20±9.18
精神分析探究 59 47 49 56 67 55.60±8.05
心理—精神分析及其应用期刊 36 41 42 44 45 41.60±3.51
精神分析心理学 33 48 48 45 29 40.60±8.96
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期刊 27 37 31 44 60 39.80±12.99
精神分析季刊 25 29 31 33 39 31.40±5.18
精神分析论坛 30 28 32 28 28 29.20±1.79
当代精神分析 17 38 32 22 31 28.00±8.40
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期刊 22 21 19 19 20 20.20±1.30
儿童精神分析研究 24 21 19 19 17 20.00±2.65
梅宁格临床通报 20 21 15 18 17 18.20±2.39
精神分析与历史 16 15 14 9 5 11.80±4.66
在文献“热度”的背后，是研究者数量的大量增长。在主体间取向里，可以看到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如斯托罗洛 (Robert D. Stolorow)、阿特伍德 (George E. Atwood)、奥林奇 (Donna M. Orange)、阿隆 (LewisAron)、本杰明、奥格登 (Thomas H. Ogden)、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 ①(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后文简称 BCPSG)、毕比 (Beatrice Beebe)、拉赫曼 (Frank M. Lachmann)、布隆伯格 (Philip M. Bromberg)、巴朗格夫妇 (Madeleine Baranger和 Willy Baranger)和格林 (André Green)。数量之多，以至于根本无法列出一个全面的清单 (Schwartz, 2012)。因此可以说，精神分析的主体间取向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2、主体间精神分析的基本内涵
那么，什么是主体间精神分析？先来看“主体间性”一词。事实上，这一术语很难被准确定义 (Bohleber,2013; Kirshner,2017; Mills, 2005)。它源于哲学领域，蕴含在费希特 (Johann Fichte)和黑格尔 (Georg Hegel)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里 (Frie & Reis, 2001)，在胡塞尔 (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萨特 (Jean-Paul Sartre)和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等现象学家那里更是被反复提及 (Schwartz, 2012;Thompson, 2005)。而且，不同理论家在具体用法上存在差异。王晓东 (2004)全面总结了西方哲学中主体间性理论的形态 (参见表 2)，并做出了一种比较宽泛的界定：“主体间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方式中与他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涉及“人作为认知主体、生存主体、伦理主体、实践主体……的方面和维度”。它与“人的主观世界和意识世界、生活世界和实践世界，以及价值世界和理想世界”相关，影响人的现实生活和可能生活，涵盖“个体与主体、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人与群体或类 (人类整体 )的关系” ②(p. 22)。一言蔽之，作为主体的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存在多重维度，这造就了主体“之间”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表 2主体间理论的4种形态
受哲学 (及婴儿研究等领域 )的影响，在将主体间性应用于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之时，各个分析师在术语的使用上也存在差异，因而也造就了不同“取向”的主体间精神分析。在这一点上，可以尝试对主体间性的内涵从狭义和广义上进行区分。从狭义上来看，主体间性主要指一种发展成就，涉及到与他人分享经验、认识他人与自己的能力 (Teicholz, 2015)。例如，在阿隆那里，拥有主体间性能力的人能够在旁观者和被观察者这两个角色之间切换，明白每个人都兼具主体和客体的双重特性 (Aron, 1996)；在本杰明那里，主体间性意味着相互承认 (mutual recognition)①，由此个体能够理解他人是相对独立于自己之外的一个主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与视角 (Benjamin, 2016, 2018)。斯特恩 (及其所在的 BCPSG②)则将主体间性视为分享、了解、感受、参与和进入他人主观体验的能力，其通过解释公开的行为，如姿势、面部表情、语调、说话节奏以及言语内容来实现 (Stern, 2005)。这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初级主体间性 (primary intersubjectivity)和次级主体间性 (secondary intersubjectivity)。前者仅牵扯到两个主体之间的经验分享，后者则涉及到两个主体之外的第三个事物或事件 (Trevarthen & Aitken, 2001)。从广义上来看，主体间性可以泛指一种人际互动 (Teicholz, 2015)：在两个主体 (如分析师和来访者、母亲和婴儿 )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下，二者可能会创造出很多丰富的、甚至难以用语言或概念表达的“东西”。 Buirski(2005)和 Jaenicke(2011)将之描述为“经验世界的碰撞” (colliding worlds of experience)。持这一看法的主要有斯托罗洛及其合作者 (Orange et al., 1997; Stolorow &Atwood, 1992)、毕比和拉赫曼 (Beebe & Lachmann,2002)等人。
这里还需要对主体间精神分析与关系精神分析 (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进行区分。这两个术语存在诸多相似和重叠之处，似乎在后现代的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被消解了，不那么泾渭分明 (丁飞 , 2016)。例如，本杰明认为自己是使用主体间性理论“范畴”的关系分析师 (Schwartz, 2012)。有研究者甚至将二者合在一起，称其为关系 —主体间取向 (relational-intersubjective approach)(Ringstrom, 2012; Seligman, 2018)或关系 —主体间视角 (relational-intersubjective perspective)(Arnd-Caddigan, 2013; Cohen & Schermer, 2004)。在这一点上， Schwartz所做的比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在他看来，主体间精神分析最好被界定为一种理论取向，而关系精神分析首先被界定为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分析师共同体，其次才被视为一种理论取向。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关系精神分析是一种运动：它有自己的机构 (纽约大学心理治疗与精神分析博士后项目 ③)、官方刊物 (《精神分析对话》 )、国际组织 (国际关系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协会 ④)以及许多相关的会议。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体间性理论缺少这一类基础设施，它更多是许多独立工作的理论家的观点集合，没有这一系列结构来界定其同一性。第二，从历史发展上来讲，关系精神分析始于格林伯格 (Jay Greenberg)和米切尔 (StephenA. Mitchell)在 1983出版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客体关 系》一书，正式确立于 1988年纽约大学设立的博士后项目。如果追究更为久远的渊源，可以看到，格林伯格和米切尔将沙利文 (Harry S. Sullivan)和费尔贝恩 (William R. D. Fairbairn)视为第一批关系理论家 (Greenberg & Mitchell, 1983)，阿隆则更倾向于视费伦茨 (Sándor Ferenczi)和兰克 (Otto Rank)为先驱 (Aron, 1996)。相比之下，主体间精神分析的起源并不精确，缺少公认的奠基性出版物，其理论观点必须被视为逐渐涌现的，且源于一系列分支。不过，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历史和机构上，而不是理论方面。在不同的视角下，主体间理论可以被视为关系理论的一种类型，反之亦然。因此，可以将主体间理论视为更宽泛的术语，涵盖关系理论 (Schwartz, 2012)。本文赞同这一立场，即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看待“主体间精神分析”这一取向。正如 Levine和 Friedman(2000)以及 Kirshner(2017)所指出的那样，主体间性并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精神分析流派 ①。换言之，只要一名分析师将“主体间性”作为自己的理论或实践基础，不论其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或使用这一术语，都可以视为这一取向的研究者。
3主体间精神分析的理论特征
尽管存在理论的分歧和术语的混乱，我们还是可以尝试对主体间取向的理论特征进行总结。一种视角是从单人心理学 (one-person psychology)和双人心理学 (two-person psychology)的形态加以审视。单人心理学和双人心理学的划分并非简单地归因于人数，而是基于理论建构的出发点。简单来讲，单人心理学的理论立足点为内心维度，即关注的是个体的心灵；双人心理学的出发点则是人际维度或主体间维度，探索“自体—他人”的关系矩阵 (self-other matrix)。在这个意义上，主体间精神分析 (和关系精神分析 )属于比较完备的双人心理学。相比之下，古典精神分析 ②可以视为单人心理学的典范。除这二者之外，精神分析的其他几种重要形态，如客体关系理论 (object relations theory)、自体心理学 (self psychology)和人际精神分析 (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兼具单人心理学和双人心理学的色彩，只是在具体程度上有所差异，因而被视为不完全的双人心理学 (参见丁飞 , 2016)。有研究者甚至将自体心理学称为“一个半人心理学” (one anda half person psychology)(Harris et al., 2019)，将拜昂的客体关系模型视为“一个半人精神分析” (one-and-one-half-person psychoanalysis)(Seligman, 2018)。本文将客体关系理论、自体心理学和人际精神分析等取向称之为过渡形态 ③，强调其在主体间转向中的过渡性质，将主要延续古典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 (ego psychology)视为单人心理学。
另一种视角是从独白自体 (the monological self)和对话自体 (the dialogical self)的层面进行划分，这源于 Muller(2016)的独到总结。在他看来，这一对概念比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内心视角与主体间视角、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的区分更恰当。原因在于，自体的对话概念比咨访双方的会谈更宽泛，因而更适合对比这两种不同的取向。那么，什么是独白自体和对话自体？在这一点上， Muller沿用的是 Taylor(1991)的划分：独白自体是单个的自主体 (agent)，通常进行一种独白行动 (monological acts)。不过，这种自主体之间也可以进行某种合作或协作，如两个足球队员一起参与进攻，一个在前场冲刺，另一个在中场负责传导球。相比之下，对话自体涉及到对话行动 (dialogical acts)，其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自主体在场，并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必须以一种共同的节奏进行，如一起跳舞的舞伴和陷入激烈辩论的两个选手 (Muller,2016)。
独白自体这一概念根植于笛卡尔和洛克的学说，主要包含 4个特征 (Taylor,1991)：第一，表征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具体而言，自体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存在一个内部空间，可以对世界和他人进行表征，也可以对自己的身体、目标和欲望进行表征。表征为个体的思维活动奠基，进而影响 (甚至决定 )个体与自己及他人的互动。第二，心灵是独立于环境而存在的，心理活动位于一个封闭的大脑之中，后者包含前者所需的所有部门。第三，由于自体之外的所有“存在物”都是被表征的对象，因而个体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主体—客体”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人仅仅作为个体头脑中的表征，而非另一个主体。这造成了心理活动、社会活动和身体之间的断裂。第四，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形成表征，即用概念去描述和指称世界中的对象。在此基础上，理论成为个体理解和解释世界，发现“客观真相”的工具 (Muller,2016)。
相比之下，对话自体的概念主要源于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其主要特征如下 (Taylor,1991)：第一，自体是一个处在具体时空中的活生生的人，嵌入 (embed)实践活动和世界中，不能脱离后者而存在。第二，自体与他人的关系处于中心地位。这包含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含义强调自体感源于将自己置于他人面前，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他人。并且，它寓居于身体之中，是一种“身体的知道”；另一种含义则意味着，认知活动是内化的社会过程 (代表人物如维果茨基 )，我们的思想本质上依赖于“无声的说话者”，即思考是个体与另一个“沉默者”的对话。 Lazar(2001)将之描述为“主体性永远不会单独存在于主体之中，而是总是需要他者来形成” (p. 277)。第三，自体具有应答性或回应性 (responsiveness)。当个体处于对话之中时，他人是相对独立的另一个意识，而非位于个体意识之中的客体。在一种深入展开的对话状态中，双方完全“在场”，理解得以在应答中发生。第四，语言具有一种构成功能。经由语言，世界向我们的显现。语言并非一种外在于实践的思考，而是基于这些实践，并在其中获得意义。这也意味着，理论不是与实在相符合的命题，而是一种使经验有序、创造实在的工具。换言之，我们不是发现实在，而是构造实在。此外，在诠释学看来，主体内容 (subject matter)是一种文本，其意义是不确定的、未完成的、矛盾的，需要被进一步解释。在解释过程中，意义和一致性 (coherence)得以生成。不过需要指出，自体的独白属性和对话属性既不是互斥的，也不是互补的。“自体在本质上是对话性质的，但具有独白行动的能力”( Muller,2016, p. 937)。
本文赞同 Muller所说的从独白自体到对话自体发生了 4个方面的转变，并在其具体论述上进行完善和补充。具体而言，这 4个方面表现如下：首先，从区分“内 /外”空间到强调“之间” (in between)的空间。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划分十分明显。例如，其核心概念之一的驱力 (drive)，即是源于身体刺激形成的心灵内部表征。由于驱力的存在，婴儿迫切寻求各种需要 (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 )的满足，才能发现母亲的乳房等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因此逐渐能够区分内部和外部世界 (Muller,2016)。弗洛伊德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认同 (identification)，亦是如此：无论是在幻想中与他人或事物保持情欲关系，试图以假想客体来取代外部真实客体 (Freud, 1914)，还是通过将力比多持续过度地投注在与客体相关的记忆和期待上，使自我的一部分完成对这一客体的效仿与取代，从而在内部世界重新建立并拥有客体 (Freud, 1915)，抑或是儿童通过认同并内化父母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来获得自我理想和良心，从而在心灵内部形成超我 (Freud, 1923)，都存在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明确划分。与之类似，投射 (projection)这一概念意味着个体将自己难以接受的动机或观念 (如窥淫欲望 )“扔到”到他人身上，声称后者为他人所有，以此保持自身内部世界的“纯洁” (Blackman, 2004)。有鉴于此，拉康 (JacquesLacan)将弗洛伊德的观点描述为“一边是欲望主体，另一边是世界” (转引自 Muller,2016, p. 944)，斯托罗洛等人 (Orange et al., 1997; Stolorow &Atwood, 1992)则将其批判为笛卡尔式的“孤立心灵” (isolated mind)。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温尼科特的潜在空间 (potential space)①的启发下，许多主体间分析师开始关注双人“之间”的区域——一个既不属于婴儿 /来访者，也不属于母亲 /分析师，而是由他们共同创造出的部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巴朗格夫妇、费罗 (Antonino Ferro)、本杰明和奥格登。在巴朗格夫妇那里，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互动共同创造出一个“双人场” (bi-personal field)。这个作为整体的双人场决定了参与者的行为、思想、情感和主体性。在其中，双人潜意识幻想 (bi-personal phantasy)的影响尤为重要：它根植于双方各自的个体潜意识 (包括个人史和人格的重要区域等部分 )，却又不同于后者，也并非后者的简单结合或总和，而是由情境本身创造的一系列原始的幻想 (Baranger,2012; Baranger & Baranger, 2008)。费罗借鉴了巴朗格的工作，将分析治疗视为两个“主观场” (subjective fields)的聚集，并认为这种互动会产生一种新的实体。之后，双人场这一概念逐渐被主体间场取代 (Bohleber, 2013)。在本杰明那里，互动双方可以创造出一个主体间的心理空间——“第三方” (the third)。它类似温尼科特的潜在空间，在这里，双方能够容纳共性和差异，实现更好的双向交流，从而摆脱服从与抵抗、赞同与反对的简单互补关系。换言之，个体能够顺其自然，接受他者的视角，并以此视角来理解事物 (Benjamin, 2016, 2018)。此外，她还区分了第三方的诸多形式 (Benjamin, 2018)，如“共享第三方” (the sharedthird)、“分化第三方” (the differentiating third)、“节奏第三方” (the rhythmic third)、“道德第三方” (the moral third)、“观察第三方” (the observing third)和“象征第三方” (the symbolic third)。与之类似，在奥格登看来，互动双方会创造出的第三种主体性，一个主体间事件的独立动力单元，即分析第三方 (the analytic third)。它是一种具体背景下的主体间混合物 (intersubjective mixture)，产生自互动双方又反过来塑造双方；它限制双方作为独立个体思考的能力，又促进双方的相互联结。分析第三方主要是潜意识互动的产物，它涉及分析师和来访者在情绪、幻想、躯体感觉等范围的变化，其表现形式可能有念头、感情、感觉、幻想和行为等 (Ogden, 1994)。因此，分析师应当留意自己的遐想经验，保持开放性，容忍分析会话中无方向和无目的的体验 (Ogden, 2004)。
其次，从“主体—客体” (subject-object)关系到“主体—主体” (subject-subject)关系 (Muller, 2016)。回顾之前的精神分析运动，可以看到“主体 —客体”关系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古典精神分析的构想中，分析师被视为一个父亲式的角色 (Mitchell, 2000)，需要令来访者受挫，以促成分析中的领悟 (米切尔 ,布莱克 , 2007)；在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中，分析师扮演着一个母亲式的角色，发挥抱持、容纳和共情等功能 (Mitchell, 2000)，为来访者发展中受到抑制的部分提供“养料”，促进其再次“生长” (米切尔 , 2016)。尽管如许多分析师 (Schwartz， 2012; Stern, 2005; Foresti, 2018)所言，主体间维度一直隐含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然而，这之前只是一种“未言明”的实践活动，缺乏理论层面的清晰化。总体上来说，分析师 (及照料者 )基本作为一个功能性角色而存在，是从满足或不满足来访者 (和婴儿 )的需要的意义上讨论的，没有触及到真正的主体间互动。这在主体间理论中才得以真正实现 ①。例如，在本杰明那里，儿童与母亲 (来访者与分析师 )需要实现相互承认，才能在关系矩阵中获得真正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Benjamin, 2016, 2018)。乔多罗 (Nancy Chodorow)也表达了一种类似的观点，即儿童 (和来访者 )认识到母亲 (和分析师 )的自主权并与之认同十分关键 (Mitchell, 2000)。同样，在斯托罗洛等人 (Orange et al., 1997; Stolorow &Atwood, 1992)、奥格登 (Ogden, 1994, 2004)、 BCPSG(2014)、毕比和拉赫曼 (Beebe & Lachmann, 2002)那里，一种平等 (但不对称 )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被明确提出，并在临床实践中加以贯彻。换言之，分析师需要引导来访者进入一种“主体—主体”关系，从而促成平等对话、相遇和相互承认的局面。
再次，从顿悟到行动。在古典精神分析那里，治愈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促进潜意识的意识化。在其中，分析师通过对来访者的自由联想、梦、移情和阻抗等材料进行解释，引导来访者解除潜意识层面的压抑，从而实现顿悟 (Muller,2016)。而在许多主体间分析师那里，互动超越解释，成为治疗中优先关注的部分。换言之，治疗不是基于谈话实现顿悟，而是基于行动②进行实践。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 Delgado等人 (2015)的说法上：“心理治疗师的行动胜于言语” (p. 166)。在这种视角下，分析师与来访者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间系统。在移情—反移情的扮演 (enactment)中，双方进行的是一种联合行动：其中一方做出行动，另一方以行动进行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来访者一部分“非适应性的”互动模式可以直接在互动层面改变，如 BCPSG(2014)所说的在“相遇时刻”中改变内隐关系知晓、毕比和拉赫曼 (Beebe & Lachmann, 2002)描述的在互动调节 (尤其是通过非言语交流 )中改变预期。另一部分互动模式则涉及到对扮演的进一步处理，如斯托罗洛等人 (Orange et al., 1997; Stolorow & Atwood, 1992)所说的对来访者的前反思潜意识 (prereflective unconscious)或组织原则 (organizing principle)进行探讨，斯特恩 (Donnel B. Stern)所说的对未阐述成形的经验 (unformulated experience)进行语言描述 (Stern, 2019)。在这里，解离 (dissociation)取代压抑 (repression)的基石地位，成为诸多主体间分析师的关注点，尤其体现在布隆伯格和斯特恩的理论中 (Spezzano,2012)。
最后，从基础主义、实在论或实证主义的视角，到朝向诠释学和建构主义的取向 (Muller, 2016)。古典精神分析包含一种“考古学隐喻”，即分析师可以像考古学家一样，通过层层发掘，最终找到来访者早期经历的真相 (米切尔 ,2016)。这与弗洛伊德设想的潜意识具有“无时间性” (timelessness)这一特点 (Noel-Smith, 2016)密切相关。在这种构想中，来访者在治疗中呈现的各种材料是对过去的完全“复制”，不会被当下的经验“污染”。米切尔 (2016)将之概括为“现在就是过去，过去一再重演” (p. 108)。与之对应，分析师必须保持中立、客观，节制自己不去满足来访者的需要，也不能给出建议。有鉴于此，斯托罗洛等人 (Jaenicke, 2008; Stolorow &Atwood, 1997)将之批判为“中立性的神话” (the myth of neutrality)。相比之下，在主体间视角下，来访者的经验是一个充满困惑和不连贯的文本，它并不具备一个现成的、固定的意义，而是需要在分析师的参与中不断澄清 (Muller,2016)。分析师具有不可还原的主观性，不可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或“空白屏幕”，而是无可避免地与来访者产生双向影响。根据不同的情况，分析师还可能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暴露 (Delgado et al., 2015; Renik & Spillius, 2004)。 Levine和 Friedman(2000)甚至直言，“如果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没有激烈和热情的接触，就不会出现真诚的治疗相遇” (p. 89)。在咨访双方带着自身历史和主观性的具体时空背景下，来访者的经验会被重新描述、界定、解释和创造 (Muller,2016)。一言蔽之，现在并非过去的重演，而总是包含“此时此地”的维度；分析过程不是去发现早期的真相，而是建构经验的意义。
4世界范围内的主体间转向
那么，真如上述某些研究者所言，整个精神分析领域都发生了一种主体间转向吗？事实上，对于主体间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精神分析运动，分析师们存在着一些分歧。要解决这个疑问，需要将目光进一步扩大。放眼整个世界，精神分析研究者主要分布于北美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因而，精神分析的主体间转向是否发生，需要更为详细地审视各个区域的情况。
4.1北美地区
放眼世界范围之内，主体间性在北美地区尤为盛行 (Bohleber,2013; Schwartz, 2012)，因而也更为学界熟知。 20世纪 60年代，自我心理学在北美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说此时是单人心理学的“地盘”。然而，随着格林伯格和米切尔工作的展开 (Greenberg& Mitchell, 1983;米切尔 , 2016)，英国客体关系理论逐渐进入北美精神分析领域的视野，加之以美国本土的人际精神分析和自体心理学的“响应”，“人际互动”“关系”等主题得到广泛的接纳和重视，浩浩荡荡的关系运动开始萌芽。除此之外，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许多婴儿研究家 (如特雷沃森、斯特恩、毕比和拉赫曼 )在母婴互动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强调婴儿出生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开始了与照料者的互动 (Schwartz, 2012; Seligman, 2018)。同一时期，斯托罗洛和阿特伍德等人将主体间性作为方法概念引入美国精神分析学界 (Atwood & Stolorow,2014; Stolorow et al., 1978)。这一工作被视为主体间取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得到了阿隆的高度重视 (Aron, 1996)，随后在美国精神分析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Tessier甚至将斯托罗洛称为主体间性的“术语使用之父” (Kirshner,2017)。于是，在诸多主体间研究者的“合围”下，自我心理学的霸权地位被撼动，逐渐败下阵来 (Kirshner, 2017; Schwartz, 2012)。
如果以精神分析流派背景为依据，可以将当前北美地区的主体间分析师划分为 3大群体 (Harris et al., 2019)。第 1个群体主要由自体心理学发展而来，以斯托罗洛、阿特伍德和奥林奇等人为代表 (Benjamin, 2016; Kirshner,2017)。他们持一种激进的态度，认为主体间视角带来的是一种元心理学 (metapsychology)层面的转变，主张抛弃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诸多具体化的结构概念 (如本我、自我和超我等 )，以更接近现象学的方式 (如使用前反思潜意识、组织原则等术语 )对经验进行描述 (Atwood & Stolorow,2014)。在他们看来，弗洛伊德沿用的是笛卡儿式的“孤立心灵”，某些双人心理学取向也没有摆脱这一桎梏，只是将主间体性设想为两个孤立心灵的“相互碰撞” (Orange et al., 1997)。事实上，主体间场是主体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缺少发生的主体间环境，心理现象无法得到理解” (Stolorow et al.,1987 , p. 64)。相应地，精神分析是一门“主体间的科学” (a science of the intersubjective)，应当关注不同主观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Atwood & Stolorow,2014)。精神分析治疗即是来访者的主观世界逐渐展开、揭露，然后获得解释，最终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主要通过“共情—内省探究” (empathic-introspective inquiry)来实现 (Jaenicke, 2008)。换言之，在斯托罗洛等人那里，尽管主体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事实上已经被消解到主体间场之中，并不能不独立于后者而存在 (Bohleber,2013)。用 Frederickson(2005)和 Bohleber(2010)的话来说，即是“没有主体的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without a subject)。
第 2个群体是主要从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中发展出来的主体间性，包括本杰明、阿隆、奥格登、布隆伯格、毕比和拉赫曼等人 (参见 Benjamin, 2016)，还可以将 BCPSG囊括在内。在这种视角下，主体间性通常与人际、关系或双人的含义类似，与单人心理学重视的内心维度形成对照。更具体而言， Harris等人 (2019)总结出它在关系视角中的几种含义，本文在此进行更详细的解读： (1)个体经验的社会维度，这意味着人际互动在个体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2)双人场，涵盖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层面，此即人际交流和相互塑造的多重路径； (3)人际或集体的共享经验，这强调不同主体之间不可分割与相互交织的部分； (4)在一个融合、情境化的背景中，个体、二联体 (dyadic)或多重体 (multiple)涌现出独特的体验，即意味着人际互动中的“创造性”； (5)他者的“他性” (otherness)侵入到个体之中。这个他者的范围广袤，可以大到国家，也可以小到共享状态的变化。这是在强调主体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6)主体间性的临床意义，如扮演。此即前文提到的咨访双方以行动做出回应。
第 3个群体则可以视为一种混合的整合取向，即将主体间性与更偏向古典精神分析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如北美主体间自我心理学、北美后克莱因学派和后拜昂学派中的主体间性 (Harris et al., 2019)。在北美主体间自我心理学中，乔多罗和波兰 (Warren Poland)比较具有代表性，前者甚至将这一取向称为美国的独特贡献。这些研究者一方面关注诸如内心冲突、妥协形成和幻想等“内部事件”，另一方面也探讨人际和文化等“外部环境”对心灵的塑造。然而，在他们看来，个体的独特性和个性不会因为处于关系中而被消解。相应地，对治疗中移情—反移情互动的探索也并非治疗的主要目标，而是服务于来访者的个性 (Chodorow, 2016)。用 Harris等人 (2019)的话来说，即是同时采纳了自我心理学和主体间性两种观点，也修改了每一种观点。在北美后克莱因学派和后拜昂学派中，格罗特斯坦 (James Grotstein)和布朗 (Lawrence Brown)是主体间取向的代表人物。格罗特斯坦基于拜昂及部分拉丁美洲和意大利研究者的观点，发展出了一种主体间性的整合观点。在他那里，主体内 (intra-subjective)、主体间和跨主体 (trans-subjective)等概念既根植于“他者”的他异性 (alterity)，也基于潜意识和初级过程，并在现象学层面进行临床观察、呈现和体验 (Grotstein, 2005)。布朗则结合了弗洛伊德、克莱因和拜昂的理论，探索咨访双方共同创造的潜意识构型的叙事，以作为探索来访者创伤和个人史的工具。在他那里，主体间性是一个互动双方潜意识交流、接收和意义制造的过程，它将独特的意义带到双方共享的情感场之中 (Brown, 2011)。
如果将上面的论述视为第 1种分类方式，还可以尝试进行另外 3种分类。在第 2种分类方式下，一部分研究者持激进的态度，主张主体间理论与传统理论是不兼容的，主要关注人际维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内心维度。这主要包括第 1个群体，以及第 2个群体中的部分研究者，可以视为 Wallerstein(1998)所说的在两个维度上采用“析取” (either/or)的立场。另一类研究者持更保守的态度，主张在理论上与传统理论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因而在重视主体间维度的同时，兼顾内心维度。这主要包括第 2个群体的部分研究者和第 3个群体，也即 Wallerstein(1998)所说的在两个维度上采用“合取” (both/and)的立场。在第 3种分类方式中，一部分研究者主张主体间性带来的是元心理学层面的转变，即精神分析范式上的变化，这可以涵盖第 1个群体和第 2个群体中的许多分析师。另一类研究者则认为，主体间性并不意味着元心理学的转变，而是格林意义上的对精神分析运动的“矫正” (Green, 2000)，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精神分析的概念。这以第 3个群体为代表。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第 4种分类：上述 3个群体中的部分研究者都在理论层面对主体间性做了审视。然而，大多数分析师不具备哲学背景，也很少追溯主体间性概念的历史 (Frie & Reis, 2001;Thompson,2005)，因而只是在临床实践上应用主体间性 (Schwartz, 2012)，缺乏理论层面的反思。换言之，对他们而言，主体间性只意味着临床技术的改进和发展。
4.2欧洲地区
与北美地区类似，欧洲精神分析也发生了从单人心理学向双人心理学的转变。不同之处在于，北美地区的关系模式与自我心理学模式形成了对立，而欧洲的关系模式与传统理论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精神分析学界的传统理论一开始就受到本土关系思维 (如费伦茨、鲍尔比和英国客体关系理论 )的影响 (Harris et al., 2019; Marzi et al., 2006)。尽管其关系理论的发展并不如北美关系运动那样充分，但仍然为孕育出主体间理论提供了温床。
欧洲精神分析的主体间性泛指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专注于分析二联体中的交流，同时忽视驱力和内心动力学。从总体上来看，其关于主体间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移情与投射性认同中的主体间性，强调咨访双方在互动中的相互影响和塑造； (2)婴儿研究中的主体间性，这与北美地区类似； (3)场论，以费罗为代表 (具体观点见前文 )； (4)主体化 (subjectivation)和主体间化 (intersubjectivation)。在这里，主体间性被视为一个随着时间而发生的过程。“主体化”即成为主体的过程，其在本质上是主体间的，因为他人一开始就发挥了关键作用。近年来，成为一个主体、主体化和主体间化等术语流行起来，取代了先前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中更常见的对自体发展的描述； (5)对主体与人 (person)的概念区分 (参见 Harris et al., 2019)。
从更具体的区域上来看，“首当其冲”的是英国。自 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之后，英国精神分析阵营出现分裂。随着 1941—1945年“弗洛伊德—克莱因论战”的爆发，英国精神分析呈现出三“组”鼎立的局面：即以克莱因为首的“克莱因学派”、以安娜为首的“维也纳学派”，以及以温尼科特、费尔贝恩和巴林特为代表的“独立学派” (王礼军等 , 2017)。这三个团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分歧。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相互交流带来了群体内部更大的异质性，也导致了群体之间更大的趋同性——尤其是在独立学派的引领下，将分析治疗视为一种主体间的过程。当前，独立学派已经显著地从“客体关系”转向“主体关系” (Raphael-Leff, 2012)。克莱因的后继者逐渐发展出后克莱因学派和后拜昂学派，其核心概念 (投射性认同、反移情、容纳和被容纳 )即重点关注主体间的交流，尤其是潜意识层面的双向互动以及相互塑造 (Spillius, 2012)。就连最靠近古典精神分析的维也纳学派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很少使用主体间性这一术语，但“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分析师对婴儿研究的成果 (如婴儿自出生即存在的社会性、母婴之间的语言和非言语交流 )颇感兴趣 (Salo, 2012)。福纳吉 (Peter Fonagy)和塔吉特 (MaryTarget)更是成为心智化理论的关键人物。在福纳吉等人那里，个体对自己及他人心理状态的察觉成为重点 (艾伦等 , 2016;福纳吉 , 2018; Fonagy et al., 2002)。因而可以说，英国精神分析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向主体间理论发展。
相比之下，由于翻译的滞后，欧洲大陆地区的主体间理论近年来才为学界知晓。事实上，在现象学运动的影响下，欧陆地区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便逐渐关注主体之间的互动。 20世纪 50年代，宾斯万格 (Ludwing Binswanger)和魏茨泽克 (Viktor vonWeizsäcker)将哲学领域的相遇概念引入精神分析治疗。在宾斯万格那里，布伯 (Martin Buber)的“之间”、海德格尔的与他人“共在” (being-with)和“共同在此” (being-there-with)都成为其思想的重要来源。此后，相遇在德国精神分析领域中流行开来。到了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的诠释学成了精神分析的一种重要理论资源，其“问—答”的对话结构为许多分析师带来了启发。例如，阿格兰德 (HermannArgelander)所说的“场景理解” (scenic understanding)即是咨访双方通过互动来敞开自身，促进彼此的相互理解 (Bohleber,2010, 2013)。
在整个欧陆地区中，法国是后弗洛伊德时期的主要理论和临床输出地，其情况更为复杂。总体而言，法国精神分析对美国的主体间理论持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但受到了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巨大影响。结果是，法国形成了 3种对待主体间性的不同态度：第一，以拉康 ①的学说为基础，提倡“回到弗洛伊德”，普遍拒绝精神分析中的关系取向。对这部分研究者而言，弗洛伊德 (及拉康 )对潜意识的探索导致了主体性概念的全面瓦解 (Lazar, 2001)，而关系取向遗漏了潜意识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原始幻想 (如阉割焦虑和俄狄浦斯情结 )。此外，还有批评者对关系范式提出了更全面的质疑：例如，关系取向的分析师对情感过于关注，这与中立性原则相悖，可能使分析过程变成用爱治愈来访者，更无助于分析驱力对个体的刺激过程；关系范式用诠释学、社会建构主义和叙事方法取代元心理学，这不能解释潜意识衍生物的特征，其导致的多元主义和折衷主义也让人难以接受 (Harris et al.,2019)。
第二，基于拉普朗什 (Jean Laplanche)的广义诱惑理论 (generalized seduction theory)，肯定性欲潜意识 (sexual unconscious)形成的人际本质，形成一种类似主体间理论的元心理学取向。尽管拉普朗什并不愿意使用诸如主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等术语，但他扩展了拉康关于“实在创伤” (traumatic real)的观点，使之延伸到主体间领域。他保留了诸多元心理学的概念，并在坚持幼儿性行为在心灵 (尤其是性欲潜意识和自我 )形成中的核心地位之时，强调他人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Harris et al., 2019)。在拉普朗什看来，成人同时通过语言和非言语信息与儿童交流。然而，儿童受限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只能部分地解读它们，因而这部分内容保留 着高度的神秘性，如同谜题一般。这些“不可翻译”的信息构成了儿童潜意识的内容 (Bohleber, 2010)。换言之，拉普朗什在理论中用“翻译”取代了弗洛伊德的“压抑”。
第三，接受格林、鲁西永 (René Roussillon)和其他“融合论者”的观点，即维系主体间维度和内心维度之间的辩证张力。在格林看来，美国的关系范式将精神分析简化为纯粹的相互关系，从而将其转化为一种“认知行为疗法”。相反，他更赞同温尼科特和拜昂的工作，强调基于驱力和客体关系的相互耦合来描绘主体间性。具体而言，在内心维度上，潜意识由寻求释放途径的驱力衍生物构成。这部分内容是从未被符号化的东西 (即“原始压抑”的内容 )，或“去符号化的”东西 (即它与符号网络的联系被破坏了，是被二次压抑的内容 )，主要以扮演和躯体化的形式来表达 (Harris et al., 2019)。在主体间维度上，一个主体唯有在与另一个他者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主体：“一个足够相似的他人，使得认同成为可能，因而在个体孤立无援之时成为援助” (Green, 2000, p. 19)。在鲁西永那里，主体间性涉及到主体的潜意识维度。他将主体间性定义为一个被驱力驱动并拥有潜意识生命的主体与另一个相似主体之间的相遇。在他看来，驱力是一种信息，它通过语言、情感和行为指向客体，而后者对这种信息的回答是精神分析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组分。主体间性的核心则是探索咨访双方的潜意识意向性。另一些“融合论者”也表达了相似的立场。例如， Brusset认为，不要把客体关系理论与驱力理论对立起来，二者的结合有助于以新的方式揭示符号化和“主观化” (subjectivization)。在 Golse看来，主体间性可以用于理解两个不同心理空间之间的铰接及其承认。 Widlöcher则指出，主体间性不应该视为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的简单互动，但其有助于分析师摆脱中立观察者的地位，承认主观经验的重要性。他称之为咨访双方的“共同思考” (co-thinking)(Harris et al., 2019)。 4.3拉丁美洲地区
拉丁美洲的精神分析学主要源于欧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弗洛伊德、克莱因、温尼科特和拉康于 20世纪 40年代至 60年代先后在拉丁美洲“创立”了精神分析学。当前，拉康学说的影响力超越了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传统，在拉丁美洲 (尤其是在学术界 )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 (Harris et al., 2019)。然而，拉丁美洲的精神分析并非欧美地区的“翻版”，而是与当地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融合，造就了诸如皮洪—里维埃 (Enrique Pichon-Rivière)、巴朗格夫妇、布莱格 (José Bleger)和克里斯汀娜 (María Cristina)等人的观点，尤其是他们关于联系 (vínculo/link)的探索 (Bernardi & de Leon De Bernardi, 2012; Gabbard, 2012)。这逐渐形成了拉丁美洲主体间取向的一个重要分支——联系视角。
就理论观点而言，拉丁美洲主体间取向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关系视角，其与联系视角存在诸多异同。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将移情视为一个重复但包含新颖性的事件，都将个体生命中的“机会”和“事件”看作重要的心理动力。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参见 Harris et al., 2019)：第一，从思想渊源上来看，联系视角基于英国拜昂学派以及后拉康的法国精神分析的观点，目前在拉丁美洲的精神分析学会中广受欢迎。相比之下，关系视角源于英国独立学派等研究者，也受到了北美关系—主体间取向的巨大影响。这一视角在智利和秘鲁被广泛采纳，在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影响力也稳步提升。第二，就心理活动的动机而言，联系视角并没有脱离弗洛伊德的基本假设，即将个体的性欲或驱力视为基本动机；关系视角在考虑俄狄浦斯情结的同时，也重视其他更广泛的动机，如依恋和相互承认等。这涉及到范围广袤的心理调节、探索、游戏和社会参照等过程。第三，在心理治疗层面上，联系视角被应用于团体、伴侣和家庭治疗 (Berenstein, 2012)，但不涉及到理论范式的变化。关系视角则植根于精神分析的范式转变。相应地，分析师并非驱力和防御的解释者，而是咨访关系的促进者。因此，治疗过程会涉及到对来访者移情的“重新编辑”，并在关系场域中产生新的经验。
从临床实践上来看，尽管拉康的学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许多接受更多元化理论思路的分析师与主体间取向更接近。原因在于，拉丁美洲分析师的社会经济范围很广，既涵盖独立的专业人士，也不乏医疗保险公司的员工。在其中，收入不高和不稳定的分析师不得不经常“走出咨询室”，寻求其他收入来源，因而与更现实的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结果是，即便这些分析师没有参考主体间分析师的著作和论文，但在接触背景多样的来访者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在临床实践中将自身的理论观点“悬置”起来，变得更加注重语境，找到与自身契合的治疗经验。此外，他们还倾向于关注来访者的主观经验，注重共情的参与态度，于是逐渐成为主体间实践的行家 (Harris et al.,2019)。
综上所述，主体间精神分析遍布世界范围之内，以多种方式影响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对于这一取向，分析师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态度： (1)主张主体间理论带来的是精神分析的范式转变，实现了元心理学的变革，甚至可以完全替代传统理论； (2)认为主体间取向对人际维度的重视很具有启发性，但不足以完全取代传统理论，二者可以形成互补的关系； (3)应用主体间视角带来的临床技术，但缺乏理论层面的反思； (4)很少使用主体间理论的术语，但以主体间的方式从事临床实践； (5)对主体间理论持质疑和批评的态度，选择拥护更传统的理论。其中，前 4类分析师占据着更大的比例，尤其是在北美地区。因此， Bohleber(2013)等人的说法基本是准确的，即精神分析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一种主体间转向。
5结语
精神分析的主体间转向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其他学科领域（如哲学、婴儿研究和神经科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源于诸多分析师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当先前的理论和技术不足以应对来访者的问题之时，一些分析师会在实践中“另谋出路”，甚至“更新”理论。换言之，当理论与临床资料发生冲突之时，关键在于调整理论构想，使之与临床资料相融贯 (参见米切尔 , 2016)。这也意味着，在面对精神分析先前的理论之时，合理的做法并不是像先前的某些分析师所做的那样，为了保持一种“忠诚”或“正统”，对理论的“更新”进行限制。这种做法就像是“将祖先遗留下的一套珍贵瓷器存放在玻璃柜中，怕它经不起洗碗机的折腾” (奎诺多 , 2016 , p. 506)。为了维系精神分析的生命力，更合适的做法是保持一种开放性，进行持续的对话：与先前的理论对话，与临床资料对话，以及与其他学科领域对话。同样，在主体间理论获得如此巨大影响之际，也应当看到，它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存在许多内部分歧、受到更传统的分析师的批评。这更增加了对话的必要性。如果将目光放到精神分析的运动史之上，“回顾精神分析在美国心理健康领域的兴盛与衰落 ①，就会明白，精神分析需要加强与其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绝不能与后者相脱离，走上一条故步自封的道路” ②(张巍 , 2019, p. 92)。
参考文献
http://psych.chinaxiv.org/user/download.htm?id=3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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