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和自我效能知觉的概念常常互换使用，就好像他们代表相同的现象。事实上，它们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事物。自我效能知觉与对个人能力的判断有关，而自尊与自我价值的判断有关。在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信念和他是否喜欢自己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关系。个体可以判断自已在某一行动上效率很低。但没有遭受任何自尊的损害，因为他们没有赋予活动以自我价值。我承认我在舞厅中跳舞完全无能并不会使我经常发生自我贬低。相反，一人可以认为自己在某一活动上具有较高的效能但却并不以这一活动完成得好为骄傲。陷入困境的家族把房产抵押出去，熟练地取消抵押赎回权的人不可能因熟练地把此家族赶出他们的家而感到自豪。然而，人们确实会尝试培养能带给自己自我价值感的活动能力。如果经验性的分析仅限于人们赋以自我价值感的行动，这会夸大自我效能与自尊之间的相关，因为这种分析忽视了两个功能领域，一种是人们判断自己无用但却不能不在意；另一种是人们感受到较高的效能但因为它造成了对社会有害的结果。所以并没有因为很好地完成活动而感到自豪。
在某些活动中人们要获得出色的表现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水平的自尊。许多成功者对自己要求严格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不能轻易实现的标准，而另一些人由于对自己要求不高或者不是从个人成就而是从其他资源获得尊重，也能享有高水平的自尊。结果，自我欣赏并不一定导致成绩的提高。它们是辛苦的自我约束努力的产物。人们需要对他们效能的坚定信心以发动和保持成功所需的努力。因此，在正在处理的事务中，个人效能知觉可以预测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和他们获得的成绩，而自尊既不影响个人目标也不影响成绩。
将自尊不恰当地等同为自我效能知觉是方法学和概念上的原因造成的。一些设计用来测量自尊的工具不但包括对于自我价值的自我评价，也包括对个人效能的自我评价，这样一来，就将本来应该分开的因素混在一起（Coopersmith, 1967）。一些作者错误地将自尊作为自我效能知觉的概括形式。例如，哈特（Harter, 1990）将对自我价值和个人能力的判断看作是代表了同一现象中概括性的不同水平。自我价值被说成是整体性的，能力知觉则被说成是领域特殊性的。整体性的自我价值不仅仅被看作是领域特殊性的能力的总和的上位特性。对整体性的自我价值感的评定与在不同程度上对一个人的自豪感和自我厌烦感起作用的特定的功能领域相脱离。也就是说，询问人们他们多么喜爱或不喜爱自己，而不考虑什么是他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对于自我价值的非情境性测量和对能力知觉的领域特殊性的测量可能将一维观和多维观结合成自我评价的层次模型。
正如前面提到的，对自我价值和个人效能的判断代表不同的现象，而不是同一现象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且，自尊与效能知觉一样是多维的。人们从工作、家庭生活、社区和社会生活和娱乐活动中获得不同程度的自我价值感。例如，一些学生会因为学业成就感到骄傲，但对自己的社交能力评价不高。拼命工作的总经理对自己的职业追求评价很高，但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与领域相联系的自我价值的测量揭示了人类自尊的模式和自我贬低的易感性领域。不存在整体性地解释自我价值的概念性或经验性的理由。自尊也不是特殊的效能信念的一般体现。
以下是自尊或自我价值的几个来源（Bandura. 1986a）。自尊来自基于个人能力或拥有在文化上带有积极或消极价值的特质的自我评价。当人们从个人能力中获得自尊，他们会由于实现价值标准而感到骄傲。他们在工作圆满完成时会体验到自我满足，但在没能达到价值标准时会不愉快。提供获得有价值成就的方法的个人能力为自尊提供了真正的基础。自我评价的这种来源使人们通过发展从个人成功中带来自我满足的潜能对自己的自尊施加影响。
人们常常会表达反映出对他人所拥有的特质的喜好与否的评价争而不是根据他人的成就进行判断。在这些情况下，杜会评价是与个人特征杜会地位而不是与个人能力相联系的。例如，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会受到蔑视。在充满冲突的家庭中，父母会轻视拥有与他们不喜欢的配偶相似特质的子孙。社会评价会影响接受者如何评价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而且，当人们不能遵守他人强加于他们的观点和抱负标准时，常常会受到批评或反对。由于采取了苛刻的标准，他们不能达到，他们大多数成就将只能带给他们自我贬低。自尊发展过程中个人能力和社会评价所起的作用得到库柏史密斯（Coopersmith. 1967）所做研究的支持。他发现那些表现出高自尊的孩子的父母是接纳性的，为孩子提供的是明确的可达到的标准，他们为孩子提供相当多的支持和自由度以使孩子获得能为自己服务的能力。
文化性刻板印象是评价性社会判断标准影响自我价值感的另外一种方式。人们常常在种族、性别和身体特征的基础上被划分为有价值群体或无价值群体。然后，他们不是在真实个性的基础上而是根据社会刻板印象而受到不同的对待。在强调刻板印象的情况下，那些刻板印象的受害者遭受到自尊的损伤（Steele, 1996）。贬值性的社会实践常常穿着有正当的社会理由的外衣，挑剔不喜欢群体的缺点，为粗暴地对待他们进行辩护。有理由的贬低会比公认的反感对自我价值的判断产生更大的破坏作用。当过错的责任被有说服力地归咎于受贬低群体时，群体中的许多成员最终会相信他们自己具有丧失体面的特征（Hallie, 1971）。歧视性的社会实践会产生一些弱点，这些弱点可用来作为贬低的理由。因此，相对于不企图为自己进行辩护的非人道行为而言，对非人道行为的辩护更可能使受歧视群体出现自我贬低。那些具有受社会歧视的特征以及接受了来自他人的定型化消极评价的人不论自己的才能如何，对自己的尊重程度将会很低。
由于自尊有许多来源，不存在单一的治疗低自尊问题的办法。那些能力有限、自我评价标准严格以及具有受社会轻视特征的人最可能怀有普遍性的无价值感。自我贬低的不同来源要求不同的矫正性措施。无能力所导致的自我贬低需要培养能力以实现带来自我满足感的个人成就。判断自己不能达到过高标准而遭受自我贬低的人在得到帮助而采用更为现实的成就标准后变得较为自我接受和自我奖励（Jackson. 1972; Rehm, 1982）。由于低社会评价所导致的自我贬低需要他人肯定其自我价值的人道主义的对待。来源于对特征的歧视性贬低的自我贬低需要在这些特征上给予自豪感的示范和奖励。少数民族为自己灌输种族特征自豪感的努力（例如，“黑人漂亮”）就体现了这种倾向。当自我贬低由多种原因引起时，就需要多种矫正性措施；例如，培养对自己特征的自豪感。并培养能产生对个人成就的高水平的和有弹性的个人效能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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