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来势汹汹,各类型的信息铺天盖地,引起民众恐慌。各级政府广泛关注疫情和民众心理状况,各个心理行业协会、各大专院、各大医院纷纷行动起来,做了大量危机干预相关工作。致道中和积极响应这种需求,推出危机干预系列万人公益大讲堂,我们邀请到第二批专业大咖——童俊、赵旭东、刘天君、徐凯文、仇剑崟五位重量级嘉宾,为同行们讲述他们自己与危机相处的故事。
2020年4月11日,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童俊教授为我们讲述武汉的伤与痛,以及为未来创伤干预的警示。以下内容根据本次大讲堂课程整理,希望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限于篇幅,无法完全还原精彩的现场内容,请关注后续的视频分享。
讲师:童俊
整理人:叶海鲲
开场:讲师与嘉宾室阵容介绍
方新: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致道中和系列公益大讲堂之八现在开始。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特别的讲者。说她特别,是因为她是武汉人,同时她是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前任业务院长。从武汉封城到武汉解封,一共1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可能都很想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位讲者也是我特别钦佩的一位女性,因为她非常的美丽、优雅。她集临床、教学、培训、管理于一身,同时她的讲话非常具有文化和国际的视野。当然,大家也可以从今天晚上嘉宾室的阵容看到我们这位讲者的分量,她就是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前任业务院长童俊老师——我们欢迎童老师!
精神分析专委会的主任委员,同时也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定医院的教授;李晓驷老师是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的前任业务院长;还有曾奇峰老师和孟馥老师。孟馥老师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党委书记,也和赵旭东老师等是中德班家庭治疗的领军人物之一。今天我则是代表中德班行为治疗方面。所以我们中德班三大流派都在今天晚上齐聚,一起来聆听童老师的分享。
接下来,我还要隆重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嘉宾室的这些重量级的嘉宾们。首先介绍杨蕴萍老师,她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前任童俊教授分享
童俊:首先非常感谢方新老师对我的邀请,而且还邀请了这么隆重的嘉宾阵容,我真的是被温暖到了。感谢杨蕴萍教授、孟馥教授、李晓驷教授,还有曾奇峰,我的老朋友——你们也都是我的老朋友,不过他是我的老乡。我今天要是哭了一定是被感动的,没有其它意思。
精神病院里出现了护士和病人的感染。这个情景对我来说是一个刺激,让我回到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也把我拉回到过去,回到了公元2020年的开始。我今天在不断发E-mail,不断查询寄出去的口罩到哪个地方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回想从开始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我想把它捋一遍,却发现很难捋清楚。我的脑袋里像断片了一样。我想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朋友同行此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扳机,它点燃了我院早期发生医护感染的体验;另外我想要整理“发生什么了”这个过程也是蛮痛苦的。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今天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即使不是我身边发生的,也是可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上见到的。这样一个还原“真实“的过程,即使对我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我今天会努力地做到这一点。
在做了半个多月的灾后心理干预、调查以及工作规划后,我昨天晚上才回家。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了一位美国同行的E-mail,在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一、公元2020年伊始
心理治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创伤激活的过程,首先你要去回顾,把过去碎片一样的东西去倾听、澄清、面质和解析。这些常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创伤激活的过程。不管你做什么,其实最难面对的就是创伤事实,因为它痛,所以我们就有很多防御机制让我们不去看这个事实。实际上,近半个多月以来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朋友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感觉还是有很多信息在争论白的、黑的、左的、右的,撕裂得很严重。实际上你站在一个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创伤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心理创伤类的反应,就在那里撕裂,就在那里搏命——真的是搏命的感觉,还有扬言要杀要砍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心理创伤暴露(exposure)的开始。
1.第一阶段:“谣言”还是“真相”
我记得在元旦的那天凌晨,李文亮医生朋友圈报SARS病毒这个信息就发到我的微信上了,当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一愣,但是接着心里就想:这是造谣的吧,不会是这个样子吧?这其实就是一个自自然然的心理反应,为什么呢?其实人是本能地趋利避害的,不容易去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坏消息的,特别是新年的时候。
12月30号前后,一个红会医院的神经内科的医生在科室群里发了两条消息:“1、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确诊一例冠状病毒肺炎,洗手、口罩、 手套;2、SARS 已基本确定,护士妹妹们别出去晃了。”这信息不是发给我的,是在《人物》三月刊上发表过的,上面写得很清楚。其实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是在造谣的吧?同时,我今天在整理信息的时候也在想:假使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从我们医院里出来,我会不会告诉你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呢?我想我一定会告诉的。我会发给你们——我的朋友们,因为我会下意识的要你们去防护,因为你们是我比较关心的人。
在当时我就接到了关于这个SARS病毒的信息,所以我这段时间内心就有一些对自己的责怪。我责怪自己是因为好像别人都非常敏感,而我怎么那么不敏感,好像那个时期也没有做什么防护。我就责怪自己说:我是一个精神分析师啊!一个精神分析师天生的能力加上经过专业培训,应该是会非常敏感的,但是我就是感觉我没做什么。实际上,我从元月三日开始就在通过相关领域里的朋友追踪此事。元月三日我问朋友:“到底什么病啊?我近两天有点感冒都不敢出去见人了?” 元月四日、元月十日我都在问,朋友的回答跟公开的信息没有什么不同,我也没有感觉对方在故意隐瞒,元月十日后,我也不想朋友为难,就没再询问。而这个期间有两个时间段也没有通报.......直到元月二十二日,我再与对方联系时就在互道保重了。
事实上,这个期间我还是取消了几项家里和工作上的重大活动的,包括今年四月下旬的中美培训项目。我后来想到,我的这种内疚感可能就跟幸存者的内疚感有关系,就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2.第二阶段:精神病医院的隔离病房
元月中上旬,就像那个媒体上报道过的,我们医院的一个病区有了发烧的病人,接着又有医护人员在发烧了。这时候医院就警惕起来了,也找了疾控的人来做了核酸检测,但是那时候的检测是没办法做的,或者说检测技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行的。我听到的最终消息说不是SARS,当时得到消息的我觉得总算放心了,甚至有一点放松的感觉。
元月15号,我得到一个很确切的消息就是某一个医院的某个主任,她家的先生呼吸道感染,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要转金银潭医院,但是金银潭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我当时觉得这个消息太震惊了。
元月17号,我们医院里精神科的ICU就做成了隔离病房。所以那个时候的武汉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人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感染了,大家想一个精神病医院的ICU都做成了隔离病房,当一个精神病院都被变成了战场的时候,你想想其他的综合医院是什么状况?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3.第三阶段:“人传人”
元月20号,钟南山院士在电视上宣布了人传人。我当时看这个新闻,看到他流泪,但是我还反应不过来——人传人就人传人,为什么要哭啊?说武汉市是个英雄的城市,武汉市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我很诧异!为什么要哭呢?我想当时的我很多防御都在里面,还有自己对这个病毒的不了解,没想到它有那么严重,所以很诧异。我接受信息的时候,总是一种很淡定的样子。我自己做这么多年的分析我知道这是种非常理智化的防御,我的焦虑总会延迟才出来,所以我表现得比较淡定。但是在我经历了封城的后来几天,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哭了。
元月22号是星期三,是我的门诊。我的心理门诊有很多外地来的人,他们要挂上我的号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会在医院附近的酒店里等着挂号。当天我还给一个一个星期没有进食并且自残的外地病人开了最后一个住院证,收到我们心理医院这边的抑郁病房,这样可以通过输液给他能量,可以救命!就在23号封城之后,因为医院里有感染,所以这种轻症病人(因为他不是精神病)都是让他们出院的。但是此时已经封了城,他们出去了以后会去哪里呢?这可能是让我内疚的一个原因吧,我没办法去问他们。他们可能就成了流落在武汉的外地人。
那时我有两个多月没有发过朋友圈,而那天晚上我发了我停止更新两个多月的第一个微信朋友圈信息,我就把这种焦虑甚至带一点愤怒的事情说出来了。其实我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就是那种情境让我想把它通过这个朋友圈转发出去。
4.第四阶段: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