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幸福的积极心理学
Douglas Heaven 文
mints 编译
在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资助下,寻求快乐几乎成了公民强制性的义务。Douglas Heaven揭开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产业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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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已经成为一种竭力不断补充的商品。为了幸福,我们想要得作些什么,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幸福呢?答案是,立刻!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已经成为了别人的事业。教育心理学家Edgar Cabanas和社会心理学家Eva Illouz在《制造幸福的公民》一书中写道:“为了幸福,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最先受益的,就是那些声称坚持真理的人。”
Cabanas和Illouz解释了幸福如何成为一种商品,以及我们社会又是如何让追求幸福成为了公民必需的任务——快乐的人是更好的公民。这是一本非常有远见的书,作者批判了当前资本主义对幸福的痴迷态度,同时也批判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学科——幸福心理学让善意的理想如此轻易地被政府和公司颠覆。
令人惊讶的是,幸福(至少,正如我们今天所知)起源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初的推动者是行为学家和认知科学家马丁·塞利格曼。1998年,他当选为美国最大的心理学专业机构——美国心理协会(APA)主席。他开始认为只关注病理的心理学太消极了,因此需要改变。塞利格曼想让幸福成为关注的中心:幸福是什么?我们如何实现幸福?
这是真正的使命。塞利格曼和契克森米哈赖于2000年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发表了题为《积极心理学:导论》的论文,他们写道:“积极心理学对我的召唤就像燃烧的灌木对摩西的召唤。”
不过,根据Cabanas和Illouz的说法,“积极心理学给人们的印象,正如其被人们针砭的一样——在就职宣言中呈现积极心理学画面令人茫然。” 他们认为塞利格曼从其自认为与人类状况有关的学科中筛选了一些观念,包括演化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哲学。
不过,塞利格曼确实明确了一件事:幸福研究不应该成为心理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新的领域。
自尊运动,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文主义心理学,以及至少150年前基督教科学推动的思想自我认识观念。
Cabanas和Illouz认为幸福心理学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积极心理学听起来更像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如果不投入更多的钱,企业可能会一败涂地。Cabanas和Illou引用塞利格曼的话称,来自“匿名基金会”的“身着灰色外套头发灰白的律师们”打电话给他,让他在纽约的高档建筑里讲学,向他询问“积极心理学是什么?”,并要求“用十分钟解释三页纸的内容”。
在塞利格曼发表论文的随后两年,这一领域吸引了3700万美元的资金。约翰·邓普顿基金会给了塞利曼220万美元,建立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积极心理学中心。邓普顿在2002年出版的《积极心理学手册》的序言中宣布了该领域的独立性。
Cabanas和Illouz写道:“很明显,他对个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思想、掌握自己的环境,以及塑造世界特别感兴趣,因此这个项目让他感到非常的兴奋。”
积极心理学的观念通过会议、专题讨论会、教科书和期刊广为传播,并得到了新闻界的支持。在其宏大的承诺中,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还有更多的机构支付奖学金和奖品。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和现在被称为国家补充和综合健康中心的机构都资助了这项研究。可口可乐等公司也为此投资,希望找到减轻员工压力和提高生产力的方法。目前最大的一笔拨款来自美国陆军,陆军通过这个1.45亿美元的士兵综合健康项目与塞利格曼及其中心进行了密切合作。
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吗?Cabanas和Illouz的行文很小心。因为扳倒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重振了心理学系,又获得了巨大成功的领域是一件很难的事。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批评家对积极心理学进行了批评,无论是其简单的理论,还是方法学上的缺陷。Cabanas和Illouz写道:“该领域的特点就是:其受欢迎程度与其智力上的缺陷一样多,同样,科学成就也不足。”
尽管其科学影响值得怀疑,但是积极心理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重塑了对幸福的态度;改变了公司对员工的看法;改变了政府对公民的看法以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它为数十亿美元的健康产业提供了动力。至少有些人会因此而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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