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的分析经历
作者：Harry Guntrip
翻译：虞国钰
文献选自：(197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2:145-156
也许，这个“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达到的完整效果如何？”的问题，带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培训分析达到的完整效果如何？”分析师总被建议应该进行分析后的个人成长，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期待“一个分析”可以一次性做完“所有”的分析工作。如果我们要去评估初次分析的实际效果，我们必须知道分析后的发展。
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只参考我们自己病人的记录，因为它们往往是不完整的，只记录我们与病人所进行的分析，而且对于之后的情况也没有记载。这个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是出乎意料和迫切相关的，我急需找到答案；所以我在本文中，冒险提供我个人与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两人的分析经历，并以其后继效果为例：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对这两个杰出的分析家所做出的令人尊敬的贡献，及我对两位所承担的责任，提供一个现实图景的唯一方式。
“我们可能达到多完整的效果？”这一问题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与一个不寻常的因素相关；我长期为我在三岁半的时候所经历的严重创伤所困扰，我弟弟的死亡给我带来了严重失忆。两次分析均未能解决这个失忆，但在两次分析结束后，问题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解决，这当然要归功于分析“缓和”了重大的压抑。我希望本文既具有理论意义，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这个问题需要对于内心过于深刻的探索，以至于它很难被解决，但我没有选择，我不能忽视它，因此我把它变成了我的职业，并通过它帮助别人。
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都认为，如果不是这个创伤，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家。费尔贝恩有一次说，“如果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我无法想象什么动力可以驱使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成为心理治疗家。”他并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有一次跟我说，“一旦一个人的基本人格特质在早期童年中确定下来，就不可更改。新的体验可以把情绪从旧有模式中排走，但水总会流回到旧有的干枯河道中。”你不能给任何一个人一段不同的历史。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说，“你可以永远地分析下去，到不了任何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治疗的关键因素。科学只有科学性的价值，就像探索者们站在生活以外去观察这种分裂的价值，除此以外没有价值。它完全是工具性的，在一段时期内有效，然后你还得回去继续生活。”这是他对于“镜像分析师”的看法，一个不去建立连接而只是解释的观察者。所以他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释本身并不是治疗性的，它发生作用是因为它表达了人际关系中的真诚理解。我个人的看法是，科学并不一定是分裂的，但它是被实际可操作性所驱动的，并经常会变成分裂的，因为它可以为分裂的知识分子提供显著的退缩，任何心理治疗里面都没有它的位置。
我认为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并不完全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对于人际关系的真诚理解，我在还没听说过费尔贝恩之前，就在我的第一本书的这样写道。在1949年阅读了他的论文后，我去找他，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且我认为，没有实际思想上的歧见会影响分析。但建立一段人际关系的能力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的理论，不是所有人在建立人际关系上都有同样的能力，我们往往会与一些人更容易建立关系。
在寻找“自然匹配”的过程中，无法预计的因素会出现。因此，虽然费尔贝恩相信，他不具备温尼科特所拥有天然、自发的“人际交往”能力，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他以为的一个“技术性解释员”，这也超出了我的预期：但哪怕是技术性解释员也需要资质。我在1950年代去找他，当时他已经过了1940年代创作的巅峰时期，健康状况正在慢慢恶化。他告诉我，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他治疗过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和退行的患者，并取得了成功。这就是他在1940年代所进行的“理论修正”的原因。他觉得在临床证据出现之前，他发表自己的理论是一个错误。
从1927年到1935年，他是大学儿童心理诊所的精神病学家，为 N.S.P.C.C做了很多工作。一个人无法以不近人情的方式与孩子工作。他问一个被自己妈妈恶毒侮骂的孩子：“你想让我给你找一个新的善良妈妈吗？”她说：“不要，我要我自己的妈妈”，这个显示出孩子与坏客体的强烈连接动力。你认识的魔鬼比你不认识的魔鬼好，也比根本没有魔鬼好。
源于他与精神病患者、退行性患者和儿童患者的工作经历，他的理论修正慢慢得到了发展，基于亲子关系的质量，而不是生物的不同成长阶段，一种“人格理论”形成了，而不是缺乏人情的“能量控制理论”。他将其总结为“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父母未能让孩子感觉到，孩子只需要作为自己就可以被爱，一个有自己权利的人。”到了1950年代，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明智地拒绝严重退行的病人了。令我惊讶的是，当我觉得自己需要退回到婴儿早期的严重创伤阶段时，他却逐渐回归了“经典分析师”的“解释技巧”。
Stephen Morse(1972)在研究温尼科特和巴林特著作中的“结构”时，得出结论，他们发现了新的材料，但没有发展出能够解释这些材料的结构性理论；然而，他觉得这可以通过他所谓的“费尔贝恩-冈特瑞普比喻”来实现。在与这两位杰出的分析师进行了分析之后，我觉得情况要比这复杂一些。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很重要，也很有趣。从表面上看，他们在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使他们无法知道他们最终是多么的接近。他们都深深扎根于经典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治疗，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超越了它。费尔贝恩在智性上比温尼科特看得更清楚。
然而，在1950年代，费尔贝恩在临床实践中比温尼科特更为正统。在1950年代，我与费尔贝恩进行了1000多次咨询，1960年代与温尼科特进行了150多次咨询。为了我自己，我把与他们两人的每一次会面以及他们所有的回应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温尼科特说：“从来没有人能像你一样，准确地说出我上次说的话。”莫尔斯（Morse）去年的文章建议我重新研究我的这些记录，我很期待它们可以解答我的这个疑问，为何我的两个个人分析未能解决我因为三岁半时的创伤而带来的失忆，虽然两次分析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我准备好在分析后的个人发展中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得不重新问:“什么是分析治疗过程?”
总的来说，我发现费尔贝恩在实践中比他的理论更正统，而温尼科特在实践上比他的理论更具有革命性。他们俩是互补的对立面。萨瑟兰（Sutherland）在他的讣告中写道:
费尔贝恩身上带着一种略显正式的气质——显著的一种贵族气质，但在与他交谈时，我发现他一点也不正式，也不疏远。对他来说，艺术和宗教是人类需求的深刻表达，对此他感到深深的尊重，但他的兴趣揭示了他非同寻常的保守主义。
我发现，他在咨询中表现得很正式，智性的、准确的精神分析师，但在咨询结束后，我们会讨论理论，这时他就会放松下来，当我们这样当面交谈时，我就会看到费尔贝恩人性的一面。现实地说，在每次咨询后，他是总能理解我的好父亲；但在每次咨询的移情中，他是我专横控制的坏母亲，给我强加准确的解释。在他实验性的创造力爆发的1940年代之后，我觉得他的保守主义慢慢渗透到了他1950年代的工作中。1952年，他妻子的突然去世给他带来了明显的家庭问题。
1950年代初，他第一次患病毒性流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病也恶化了。在他妻子去世后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努力写他那篇优秀的论文，“歇斯底里状态的本质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hysterical states,Fairbairn, 1954)，这篇论文最终奠定了他的原创思想。他在另外两篇论文中阐明了自己对“精神分析与科学”的观点（Fairbairn, 1952b，1955）。但在他的下一篇论文“从施瑞伯案例产生的考虑”(consideration out of the Schreber case，Fairbairn, 1956)中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在这个文章里，他从他的“自我与客体关系”心理学中撤退，并解释一切都源于“原初场景”所带来的性欲兴奋和恐惧。最后，在他的最后一篇论文“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本质与目标”（On the nature and aims of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Fairbairn, 1958）中，他将重点全部放在基于广泛的俄狄浦斯情结所分析的“内部封闭系统”里，不是讨论本能，而是讨论内化的力比多和反力比多的坏客体关系。我去找他，是为了打破我因为弟弟去世这个创伤所导致的失忆，以及在我婴儿时期隐藏在背后的一切。我觉得，在这些东西里面，隐藏着我分裂性孤立和不真实感的模糊背景体验，我知道它们与我与母亲早期关系有关，尽管只是因为她给了我一些信息。
在我弟弟珀西（Percy）去世后，我与母亲进行了四年的积极斗争，强迫她与我建立“连接”，并在最后放弃，与母亲渐行渐远。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其称为俄狄浦斯期内化的坏客体关系时期：它贯穿于我的梦里面，但反复出现的、突然而清晰的分裂性体验会爆发，费尔贝恩稳定地将他们解释为从内化的坏客体关系中“逃离”出来的“撤退”。他反复将我拉回我“内心世界”里俄狄浦斯的三人力比多和反力比多冲突，在俄狄浦斯情力比多兴奋层面上所发生的克莱茵的“客体分裂”和费尔贝恩主义者们的“自我分裂”上。
1956年，我写信问他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看法，他回答说：“俄狄浦斯情结是治疗的核心，但不是理论的核心。”我回答说，我不能接受这一点：对我来说，理论就是治疗的理论，对理论来说是正确的东西，肯定也会对治疗是正确的。我在意识层面对他产生了双重阻抗，一部分觉得他是我的坏母亲，强迫我接受她的观点，另一部分又以真正的理由公开反对他。我开始坚持认为，我真正的问题不是珀西去世后与母亲糟糕的关系，而是母亲从一开始就“根本无法与我连接”。我说，我觉得俄狄浦斯情结分析让我原地踏步，让我将坏关系当作好关系使用，因为这样总比没有关系好，让它们在我的内心世界中起作用，作为对更深层次的分裂样问题的防御。他认为我这是一种“退缩”的防御性性格特征(费尔贝恩，1952a，第一章)。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对他封闭系统“内部世界中的坏客体关系”的防御。
但我与费尔贝恩的俄狄浦斯分析并没有浪费时间。防御必须被分析，这让我明白，我实际上压抑了珀西之死的创伤以及它背后的一切，通过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与母亲之间的坏客体关系的持续斗争的复杂经历，而反过来我也必须压抑这种经历的体验。这是我大量的梦的基础，也是间歇性产生转化症状的原因。费尔贝恩长期坚持认为，这是我精神病理症状的真正核心。他当然错了，但的确必须从根本上分析它，才能打开通往更深层次的道路。这发生了。
在我们的咨询中，我不断地呈现出退行和负性的分裂样现象，最后，他开始在理论上接受，他的健康让他无法再继续 工作。他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退行性自我”的概念，“退行性自我”从他的“力比多自我”中分裂出来并放弃，正如我放弃了希望得到母亲回应的挣扎。当我发表这个概念时，温尼科特写信问我：“你的退行性自我是退缩还是压抑？”我回答：“都有。先是退缩，然后继续在压抑状态中。”费尔贝恩写道：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我的，是你原创的，它解释了我的理论中从来没有解释过的，退行。与解释力比多和反力比多张力相比，你对自我虚弱的强调产生了更好的治疗效果。
1960年，我写了论文“自我虚弱，心理治疗的核心问题”，他写信跟我说：“如果我现在可以研究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要写的内容。”我知道我的理论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概念化了我还无法被分析的东西。费尔贝恩带着极大的勇气，接受了这个事实。
下面，我将通过描述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之间“人类类型”的差异，来完成对于他们作为分析师和人的区别的陈述，这是一个在治疗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咨询室的布置本身就创造了一种氛围，这个氛围对于治疗是有意义的。费尔贝恩住在乡下，在爱丁堡费尔贝恩古老家族的房子里接待病人。我走进他的房子时，一下子就看到由一间大客厅形成的候诊室，里面摆放着美丽珍贵的古董，然后再走进作为咨询室的书房， 这间也很大，一面墙的大部分都被一个大古董书柜占满。 费尔贝恩坐在一张大平顶桌子后面的高背豪华皮质扶手椅上，我过去常常觉得他的姿势很“庄重”。病人躺着的沙发的头朝着桌子的前面，有时我以为他能从桌子上伸过身来打我的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不相信“镜像分析师”理论的分析师来说，这种设置让我感到很奇怪。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我已经“选择”了那个沙发的位置，在他的桌子旁边还有一个靠背长椅，如果我愿意，我可以选择那个位置，而最终我的确坐到那里了。 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月的梦开始逐渐呈现，这种进入分析时所体会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设置，带来了一种无意识的移情。我必须说明，我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作为一名公开演说家，他口才出众。从1885年起，他建立并领导了一个布道厅，并发展成为一个至今仍存在的教堂。在我多年的梦中，他从来都是一个支持我的角色，特别是跟我母亲相比，事实上，母亲在他面前从不发脾气。我想让费尔贝恩在尊重中成为保护我的父亲，帮助我对抗我好斗的母亲，但不知不觉中我有了不同的感觉，因为我梦见:我在父亲的布道厅里。费尔贝恩站在讲台上，但他有妈妈那张严厉的脸。我被动地躺在大厅地上的沙发上，沙发的头朝着讲台的前面。他走下来说：“你知道门是开着的吗？”我说：“我没有开门啊。”并为自己可以反驳他而高兴。然后他回到讲台上。
梦里的讲台几乎不加掩饰呈现了费尔贝恩的咨询室，表明我希望他成为我支持性的父亲，但这个愿望被从我严厉专横母亲身上而来的明显负面移情所压倒。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费尔贝恩在“咨询”中的移情角色。他将其解释为“一方向上，另一方向下”的坏“跷跷板”式的亲子关系，它只能通过转换角色的方式来改变。我发现这很有启发性，包含了所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压抑的愤怒、抑制的自发性。这是我们咨询中占主导地位的移情关系。咨询后，费尔贝恩会在我们的理论和治疗的讨论中放松，变成那个具有人性的好父亲。
我觉得，他非常精确而智性的解释，助长了咨询中的这种负性移情。有一次，他解释道：“某种东西阻碍了你发展中的积极过程。”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则会说：“你母亲碾压了你天生活跃的自体。”但他准确地分析了珀西死后我的情感挣扎，我是如何强迫母亲像母亲一样照顾我，并展示了我是如何内化这个过程的。必须先完成这个解释，但他认为这个是俄狄浦斯核心问题，直到为时已晚的时候，他才肯接受这个问题实际上掩盖了更深层、更严重的问题。后来温尼科特两次提到：“你没有任何俄狄浦斯情结的迹象。”我的家庭模式不是俄狄浦斯式的。我的梦总是揭示这一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梦是这样的。
我被人胁迫并困扰。我坐在一个房间里和父亲讨论这件事。是母亲让我困扰的，我对他说：“你知道，我决不会向她屈服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永远不会投降”。他说，“是的，我知道。我会去告诉她”，然后他过去对她说，“你最好放弃，你永远也别想让他屈服”，然后她放弃了。
费尔贝恩坚持进行俄狄浦斯情结解释，而我拒绝接受这是核心的问题，并将专横母亲的角色安置到他身上。我们听说温尼科特和霍夫（Hoffer）认为，我之所以坚持他的理论，是因为这个理论不允许他分析我在移情中的攻击性。但他们没有看到我撞翻他的加座烟灰缸，也没有看到我“意外地”踢到他的玻璃门挡，正如他立即指出的那样，我们都知道这在咨询中意味着什么。他们也没有看到，有一次，我把他的一些书从那个巨大的书柜里扔出来，撒了一地，象征着“从母亲那里扯出一个回应”，然后再把它们整齐地放回去，像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说的那样进行一个补偿。但在咨询之后，我们会讨论，然后我可以看到隐藏在那个精确的解释性分析师背后的、自然的、热心肠的人。
通过与温尼科特的比较，我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温尼科特的咨询室很简单，色彩和家具都很宁静，不铺张，温尼科特太太告诉我，这是他们两人一起精心布置的，就是要让病人感到自在。我会敲门，然后走进去屋子，不一会儿，温尼科特就会手里端着一杯茶晃进来，他会愉快地说声“哈罗”，然后坐在沙发旁边的一把小木椅上。我可以侧身坐在沙发上，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躺下，根据自己的感觉或说话内容随意变换姿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手来和我友好地握手。在我与费尔贝恩的最后一次咨询结束时，当我要离开时，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从未握过一次手，而且他会让我就那样离开，而不会主动做出友好的姿势。我伸出手，他立刻伸手握住了我的手，我突然看到有几滴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我看到了这个心地善良、生性腼腆的人的温暖的心。每次我们去佩思郡看望我妻子的母亲时，他都会邀请我和妻子去喝茶。
若想说明我与费尔贝恩的分析结束的意义，我必须简要介绍一下我的家族史。我的母亲在结婚前是一个身负重担的“小母亲”，她是父母11个孩子里面的大女儿，目睹了四个弟弟妹妹的去世。她的母亲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漂亮女人，在我母亲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她把整个家交付给我母亲去管理。母亲在十二岁的时候离家出走，因为她觉得很不开心，但是被带回来了。她最好的性格特点是对守寡的母亲和三个年轻弟弟妹妹的强烈责任感，当他们一起加入父亲的布道厅时，母亲的这一特点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1898年结婚，但他不知道她已经受够了照顾孩子，不想再要自己的孩子。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她偶尔会信任我，告诉我一些重要的家族史，包括她母乳喂养我的原因是，她相信这样可以防止再次怀孕；她拒绝给珀西喂母乳，然后珀西去世了，在此之后，她拒绝与父亲的任何亲密接触。
我的父亲是一个高级教会和高层保守党家庭最小的儿子，这个家庭在政治上属于左翼，在宗教上也不属于圣公会；他还是反帝国主义者，由于拒绝签署支持布尔战争的请愿书，他几乎失去了在该市的地位。这种短暂的焦虑给了我母亲一个给我突然断奶的机会，她进而开始自己做生意。我一岁的时候我们搬家了。她选择了一个糟糕的地方经营她的生意，在接下来的7年里，她一直在持续亏钱。尽管通过第二次搬家，所有的损失都得到了挽回。但我人生的头7年，其中有6年是在第一家店度过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极度不安的。我由一个残疾的姑妈照顾，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珀西在我两岁时出生，在我三岁半时去世。妈妈告诉我，爸爸说如果她给他喂母乳，他就能活下来，她很生气。那是一段混乱的时期。她年老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她会说一些真心话，“我不应该结婚生子的。”
她告诉我，当我三岁半时，我走进一个房间，看见珀西光着身子、在她腿上，已经死了。我冲过去抓住他说：“别让他走。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她让我离开那个房间，然后我奇怪地病倒了，人们认为我快要死了。她的医生说：“他的弟弟的去世让他悲伤得要死。如果母亲的智慧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于是她把我送到一位结了婚的姨妈家，在那里我康复了。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都认为，要不是她把我从她身边送走，我那时就死了。所有的这些记忆都被完全压抑了，失忆症贯穿了我的余生和两次分析，直到3年前我70岁时才恢复记忆。但它仍然存活在我的心里，被相隔很久的类似事件所触发。
我26岁时在大学里，和一个同学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对我来说就像兄弟一样。
有一次，他离开我，我跟着回家度假。在妈妈身边，我病倒了，受困于一种神秘的疲劳症。但我一离开家回到大学，这种病就消失了。我当时不知道，大学对我而言，相当于儿时我康复的那个阿姨的家。
1938年，37岁的我成为利兹一家组织严密教会的牧师，每周日下午我要主持一个1000人的会议，还有一个800人的晚间礼拜，还要组织各种精心准备的教育、社交和休闲性活动。这个教会对一位牧师来说太大了，于是有另外一位同事跟我一起工作，他又成为了我的另外一个珀西替代者。
当二战的阴云密布时，这个同事离开教会，再一次，我突然又得了同样的神秘疲劳症。当时医生将我的症状归结于过度劳累，但那时我已经具有很多精神分析知识了，我一直在跟Flugel学习经典精神分析理论，阅读了一定文献，在John Macmurray教授的督导下书写我的硕士论文，寻求翻译弗洛伊德的心理生物学的机会，或者说为了丰富“个人关系”的理论寻求相关的临床数据，用了两年研究我自己的梦。所以当这个病给我带来以下这个大梦时，我一下就注意到了。
我向下走，来到一个坟墓，我看到一个被活埋的男人，他试图爬出来，但我用疾病要胁他，把他锁在里面，然后迅速的走了。
第二天我感觉好点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在珀西死后，我的疾病一次又一次的爆发，而且我一直生活在因此导致的抑郁中。这时我明白，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我被利兹大学的医学教授吸引到战时的心理治疗急诊领域，被任命为医学院的讲师，同时，我持续地研究自己的梦。
最近，我重读了自己当年的记录，发现当时只是在强迫式地进行一些教科书式的俄底浦斯情结解释。我有三种最主要的梦：（1）一个野蛮女人攻击我，（2）一个安静、坚定、友好的父亲角色支持我，和（3）一个神秘的死亡威胁的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于一段记忆，妈妈带着六岁的我走进残疾姑妈的卧室，她最终死于风湿热，在梦里，她浑身苍白、安静地躺着。在我的另一个梦里：我在楼下的办公桌前工作，突然间，一条看不见的能量带把我和楼上一个垂死的病人绑在一起，把我一步步地拖出了房间。我知道我会被吸到她身体里。我挣扎起来，突然间这个带断了，我知道我自由了。
在足够多的学习后，我猜测，这段对垂死姑妈的记忆，是压抑了的珀西去世的屏幕记忆，因为这个创伤，我的潜意识不断将我从生活中抽离出来，陷入崩溃和貌似死亡的状态。我知道总有一天我必须做一个分析。1946年，迪克斯教授任命我为新的精神病学院的第一名工作人员，并说根据我的视界，我必须阅读费尔贝恩的著作。我这样做了，并在1949年底向他寻求分析。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对我的由“内化坏客体关系”所形成的内部世界，进行了大量的俄狄浦斯情结分析，他的分析确实与我童年的一段真实时期相印证。
珀西死后，我从阿姨家回家之后，从三岁半至五岁，我努力地迫使母亲给我提供母性的照顾，我不断出现各种心身疾病，肚子疼、出热疹、食欲不振、便秘和戏剧性的突然高烧，以至于她把厨房的沙发改装成我的行军床，时不时从她经营的店铺里回来看我。她告诉我，我的医生说：“我再也不会去看那个孩子了。他总是半夜里突然发高烧，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完全好了，吓死我了。”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从五岁开始，我改变了策略。一所更大的新学校让我更加独立，妈妈这时会说：“你开始不听我的话了。”从我五岁到七岁期间，她总是暴跳如雷，还会打我。当她打坏一个藤条，还会派我去买一根新的。
七岁的时候，我进入了一所规模更大的学校，并慢慢地在家庭之外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我八岁那年，我们搬到了另一家商店去住，母亲在那里的生意非常成功。她变得不那么抑郁了，她为我提供了一切我需要的钱，用于我的爱好和户外活动，包括童子军活动、体育运动等，渐渐地，我忘记了一些生命前七年的糟糕记忆。
费尔贝恩的分析处理了我所有的恐惧、愤怒、罪恶感、暂时性的心身症状、不安的梦，帮我宣泄那些从三岁半到七岁间所有的冲突。在母亲年老时，她说：“你父亲和玛丽姑妈去世后，我一个人很孤独，我试着养一只狗，但我不得不放弃。我总是打它。”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所以我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内化的兴奋力比多形成的坏客体关系，费尔贝恩的激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分析开始了三四年之后，我开始相信，我滞留在与母亲所形成的坏客体关系组成的施受虐内心世界里，以此防御珀西去世前那段时期截然不同的问题。呈现更深问题的情况不断出现，1957年12月我又发生了一次危机，大学期间离开我的那个老朋友突然去世了。他在1927年离开我时，就引发了我类似珀西去世后的第一次症状爆发，现在我第三次身陷神秘的疲劳症。但我坚持不懈地工作，前往爱丁堡进行分析，感觉自己现在可以找到真相了。
然后，就在我觉得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时候，费尔贝恩得了严重的病毒性流感，差点去世，因此他休了六个月的假。我不得不恢复使用我的压抑机制，但立刻开始“理智化”我的问题，因为我无法与费尔贝恩面对面咨询，以解决它。这个过程不是有意识思考所导致纯粹的理智化，而是自发的领悟在任何时候以强迫的、高强度的方式涌现，我把它们记录下来。基于它们，我写了三篇论文；它们成为我的书《分裂现象，客体关系和自体》(1968）的基础：其中包括写于1960年的“虚弱自我，心理治疗的核心问题”（书的第六章），写于1961年的“分裂问题，退行和保存一个自我的挣扎”（书的第二章），和写于1962年的“从分裂过程来看躁狂抑郁问题”（书的第五章）。两年后，它们就已经把我带到了超越了费尔贝恩的位置。费尔贝恩慷慨地接受这一点，认为我的思考是他理论有效和必要的延伸。
当费尔贝恩在1959年重返工作时，我谈起了我朋友的死和他的病，他做出了一个关键的解释：“我想，自从我生病以来，我就不再是你的好父亲或坏母亲，而是你死去的弟弟。”我突然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眼光看待这种分析情境，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并没有将它寄出，至今还留着这封信。我知道这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压力，他在这种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下不能承受这种压力。
我突然发现，我永远无法与一位分析师一起解决我的问题。我写道：“我进退两难。我必须结束我的分析，这样我才能有机会完成它，但是这样我就没有你的帮助了。”一旦费尔贝恩在移情中成为我弟弟，无论我是以结束分析这种方式失去他，或是一直停留在与他的分析里直到他去世，这都代表了珀西的死亡，我将因这个创伤性事件而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创伤爆发，而且那时将没有人来帮助我。
费尔贝恩能帮我完成这个移情分析吗？他无法在那么虚弱的健康状况下进行这项工作，在那一年，我逐渐停止了我与他的分析。我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他，在他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依然陪在我身边，直到我领悟到那一关键的见解。我在1959-1962年间理论思索背后的驱动力是重新激活的珀西创伤，创伤引发了我一系列强烈的自发性思考。我可以控制它，并将它用于有建设意义的理论研究工作，部分原因是我逐渐放弃了费尔贝恩，部分原因是他接受了我想法的正确性，部分原因是我下定决心，在费尔贝恩去世前，就开始与温尼科特进行分析。
费尔贝恩一开始在1954年把我介绍给温尼科特，他让温尼科特寄给我一份他的论文：“精神分析设置中的退行”（1958年，温尼科特）。温尼科特寄了这个论文，令我颇为惊讶的是，他还同时写了一封信，写道：“我觉得你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弗洛伊德，这样你就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而不是通过费尔贝恩。费尔贝恩总想打倒弗洛伊德，结果毁了自己的好作品。”我们双方来回写了三封长信。我说，在我听说费尔贝恩之前，我就已经研究弗洛伊德很多年了，当时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Flugel指导下学习。我拒绝弗洛伊德的心理生物学的本能理论，但认可他在精神病理学上的重大发现。
看着我与他的往来信件，我发现我早在18年前，就用几乎是莫尔斯（1972）的原话来预计到他同样的结论：温尼科特的“真自体”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没有一席之地。它只能在本我中找到，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本我只是一种非人性的能量。事实上，我觉得温尼科特在心理治疗临床中远远将弗洛伊德抛在后面，就像费尔贝恩在理论上所做的那样。1961年，我给他寄了一本我的书《人格结构与人类互动》(Guntrip, 1961)，他回复说他已经买了一本。
当温尼科特的论文发表时，我正在阅读他的论文，费尔贝恩也在阅读他的论文，费尔贝恩说他“临床表现出色”。到1962年，我毫不怀疑他是我唯一可以寻求进一步帮助的人。那时，我只能每月去一次伦敦，与他进行几次面对面的分析，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获益匪浅。从1962年到1968年，我与他进行了150次分析，这些分析所产生的价值与其数量不成比例。温尼科特说，他感到惊讶，如此分散的分析竟能达成如此多的成就，我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费尔贝恩所做的所有初步清理工作，以及我能够在两次分析之间保持分析的活性；但最重要的是，温尼科特对我非常需要进入婴儿期的探索有着深刻的直觉洞察。
他帮助我获得了非常清晰的证据，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作为她的第一个孩子的头几个月里，我的母亲几乎肯定有过一段天然母性时期，直到她的性格问题夺走了我的“好母亲”。我几乎忘记了那封没有给费尔贝恩寄去的信里所提到的两难，一旦我的分析师在移情里变成珀西，我既无法结束分析，也无法继续进行分析。结束分析就等于珀西正在死去的过程，而我也找不到任何人来帮我收拾残局。如果我不结束分析，就等于我在用我的分析师来阻止创伤的爆发，因此得不到任何实质帮助，并冒着他在我们分析期间去世的风险。我对早期创伤的失忆症也没有被温尼科特的分析治好。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事实上，在不知不觉中，温尼科特改变了这个问题的整个性质，让我能够直接与一个终极的好母亲连接，并在移情中在他身上重新看到她。后来我发现，他帮助我面对我当年的双重创伤，珀西的死和让我失望的母亲。当我重新阅读我的记录时，我对温尼科特迅速地切入问题的核心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分析中，我提到了对珀西死亡创伤的失忆，及我与费尔贝恩进行过的深入分析，我们分析了我所建立的“内化的坏客体防御”，用以防御这个创伤，但我认为我与费尔贝恩并没有深入下去探索我所认为的我的基本问题，不是晚期童年中活跃的坏客体母亲，而是早期童年中母亲的彻底联接失败。分析快结束时，他说：“我目前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但如果我不说些什么话，你可能会开始觉得我不在这里。”在第二次分析中，他说：你认识我，但我现在对你而言，还不是一个人。你可能会离开分析后，感觉孤独，觉得我不真实。在珀西出生前，你肯定生过一场病，并觉得母亲离开了你，让你自己照顾自己。你接受了珀西是你的婴儿自体，需要被照顾。当他死时，你丧失了一切，并崩溃了。 这是一个完美的客体关系的解释，但它来自温尼科特，而不是费尔贝恩。过了很久，我说，我偶尔会感到“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静止的、不变的、毫无生气的状态，感觉自己动弹不得。”
温尼科特说：如果百分之百的你都觉得这样，你可能真的会动弹不得，必须有人唤醒你。珀西死后，你困惑并崩溃了，但你设法挽救了足够的自己，精力充沛的继续生活，同时把其余的你放在一个茧里，在潜意识里压抑着它。
我希望有更多机会以便详细地说明他的深刻见解，但我必须再举一个例子。我说，人们经常评论我永无休止的活动和精力，在分析中，我不喜欢片刻沉默，经常滔滔不绝。费尔贝恩对此现象提供的解释是，我试图从他的手中夺走分析，做他的工作；就好像在偷父亲的阴茎，是一种俄狄浦斯性的竞争。温尼科特用一种戏剧性的新视角来解释我的滔滔不绝。他说：
你的问题是，你的那种时而会崩溃的疾病从未得到解决。尽管如此，你还是得让自己活下去。你不能把自己的持续存在视为理所当然。你必须努力才能让自己存在。你害怕停止行动、停止说话或保持清醒。你觉得你可能会像珀西一样死在沉默的间隙里，因为万一你停止了行动，妈妈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她救不了珀西或你。你当然会担心我不能让你活下去，所以你用你的记录把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分析联系在一起，分析中间没有间隙。你无法感受到自己是我持续关心的对象，因为妈妈不能救你。你知道如何“不断行动”（being active），但不知道如何在睡眠中“只是成长，只是呼吸”(just growing, just breathing)，你必须要去做些事情。
然后慢慢地，我开始允许一些沉默的存在。有一次，我感到有点焦虑，这时我听到了温尼科特的动作，我松了一口气。我什么也没说，但他凭着不可思议的直觉，就直接说：
你刚才感觉到了害怕，担心我抛弃了你。你感觉沉默就是抛弃。沉默的间隙并不意味着你忘记了妈妈，而是妈妈忘记了你，现在你和我一起重温了这一切。你看到了一个更早的创伤，如果没有珀西的创伤重演，你可能永远无法看到这个创伤。你只能通过移情于我，才能重新想起妈妈对你的抛弃。
我很难准确传达我当时的强烈感受，就在此时，我发现温尼科特精准地切入了我内在的空虚，这是在我婴儿期间，母亲与我无法连接所形成的“客体关系情境”。
就在我的分析结束时期，我突然又在分析中恢复了滔滔不绝的说话。这次他进行了一番不同但又非比寻常的陈述。他说：
这就像你在我的帮助下生了个孩子。你向我说了半个小时的话，精神集中，内容丰富。我紧张地一边听，一边为你涵容这个情境。你肯定知道，我能忍受你对我恶言相向，而且不会被摧毁。我只能忍受这个过程，在你努力进行创造而不是破坏的时候，你生产了内容丰富的东西。你在谈论“客体连接”，“使用客体”，并发现你没有摧毁它。五年前我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解释。
之后他在美国发表了他的论文“客体的使用”（温尼科特，1971），并因此遭受了很多批评，我并不因此吃惊。只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具有那种洞察力。在我的潜意识深处，他变成了我婴儿式自体的好乳房妈妈，那时我真正的妈妈已经失去了母性，再也不能忍受我内在依然存在的婴儿了。后来我才清晰地意识到，他转化了我对珀西之死的创伤的全部理解，尤其是当他补充说：
你也有好乳房。你总是给予多于索取。我对你来说是好的，但你对我来说也是好的。与你进行分析几乎是我所经历的最让我安心的事情。你面前的这个家伙（译者注：温尼科特自己）让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好。你不需要为了我而对我好。我不需要这个好，没有它我也能应付，但事实上你对我很好。
在这里，我终于有了一位能珍惜孩子的母亲，这样我就能应付即将到来的一切。似乎不值得一提的是，我与温尼科特唯一意见有分岐的一点就是，当他偶尔谈论到，“接触你原始的施虐性，婴儿的冷酷和残忍，你的攻击性”，他的这种谈论方式更像是一种弗洛伊德和克莱因的“本能理论”、本我、天生的侵略性，而不是在说，我愤怒地攻击我冰冷的母亲，以求得到一个回应。我知道他拒绝“死本能”，当我去找他时，他已经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他曾对我说：“我们与弗洛伊德不同。他治疗症状，我们关心活着的人，整个活着的和爱着的人。”在1967年，他写了并送给了我一份论文文稿，“文化体验的位置”(The location of cultural experience， 温尼科特，1971年)，他在文中写道：“我发现自己身处费尔贝恩的领域：‘追求客体’（object-seeking），而不是‘追求满足’(satisfaction-seeking)”。从那时开始，我觉得温尼科特和费尔贝恩联手，一起消除我最早期的创伤。
然后发生了一件难以预计的事，我以此来完成本篇叙述。
温尼科特做了一个好母亲，让我自由地活着，有了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珀西之死的意义，使我能够解决那个创伤，以及如何结束分析这个困境。温尼科特在我的潜意识深处与我产生了连接，使我看到我的创伤不仅仅是珀西的去世，还有在那之后，我一个人留在没有能力让我存活的母亲身边，这导致了我的崩溃，并差点死去的状态。但凭借温尼科特深刻的直觉洞察力，我不再是一个人应对与母亲的无连接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69年7月。1970年2月，医生告诉我，我严重超负荷工作，如果我不退休，“自然规则会让我退休的”。以前我肯定是无意识感觉到了这个威胁，“大自然母亲”最终将压垮我活跃的自体。每当我休息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都有一种回到过去的强迫冲动，重现1938年我任牧师期间“兄弟角色”的同事离开的后果，即我得了那个神秘的疲劳症。
我很快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这促使我写下我的整个人生故事，好像我必须找出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到了10月，我得了肺炎，在医院住了5周。医院的顾问说：“放松。你过于活跃了”。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我是在与无意识的强迫性退行斗争。我从来没有把“退休”与我内心深处的恐惧联系在一起，我害怕在与母亲的战斗中失败，最终我无法再让活跃的自体继续活下去。经过漫长的冬季休养之后，在1971年的新年，我听说温尼科特得了流感。
不久之后，我向Masud Khan（马苏德·汗）询问温尼科特怎么样了，他回答说温尼科特快好了，希望听到朋友们的消息，所以我给他写了封信。过了一段时间，电话铃响了，那个熟悉的声音说：“嗨！谢谢你的来信。”我们聊了一会儿。大约两周后，电话又响了，他的秘书告诉我他去世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惊人的梦。我看到我的母亲，一个黑影，一动不动，盯着天空，完全无视我，我站在一旁盯着她，感觉自己僵住了，也变的一动不动：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梦中见到她。以前她总是攻击我。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失去了温尼科特，只剩下我和妈妈在一起，陷入抑郁，她无视忽略我。这是珀西去世时我的感受。”我想，我肯定把失去温尼科特重新体验为失去珀西带给我的创伤。
直到最近，我才搞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当我的大学朋友去世或我的牧师同事离开时，我没有这样梦到妈妈。然后我觉得不舒服，就像珀西死后一样。但这次情况大不相同。我开始连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的做梦，按时间顺序回到我曾经住过的每一栋房子，利兹，伊普斯维奇，大学，第二家达利奇店，最后是第一家店和我生命糟糕的头七年的房子。梦里也不断出现我所有的家庭成员，我的妻子、女儿、玛丽阿姨、父亲和母亲；父亲总是充满支持，母亲总是充满敌意，但没有珀西的影子。我试着留在珀西去世后和母亲的斗争期里。
两个月后，两个梦最终解决了我对珀西生命和死亡的失忆症。在第一个梦里，我惊讶地看到三岁的自己抱着一辆婴儿车，里面坐着我大约一岁的弟弟。我紧张极了，焦急地望着左边的母亲，想看看她是否会注意到我们。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远方，无视我们，就像在那一系列梦的第一个梦里一样。第二天晚上的梦更令人吃惊。
我和另一个男人站在一起，他好像是我的复制品，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们两人都伸手去拿一个死去的东西。突然间，另外那个男人瘫倒在地。梦里的场景立刻变成了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我在那里又见到了珀西。我知道这是他，他坐在一个没有脸、胳膊和乳房的女人的腿上。她只是一个可以坐的膝盖，而不是一个人。他看上去非常抑郁，嘴角朝下，于是我试图让他笑起来。
在梦中，我恢复了导致我崩溃的记忆，当时我看到他是已经死去，还伸手去抓他。
但其实我做了更多。事实上，我在两个梦里都回到了珀西去世前的时间，看到了那个“没有面孔的”失人格的母亲，那个黑色、抑郁的母亲，她完全无法与我们两人产生连接。温尼科特说：“你将珀西视为自己的婴儿自体，需要被照顾。当他死时，你失去了一切，然后崩溃了。”为何我会先梦见“崩溃”，然后又梦见回去照顾珀西？我的感觉是，我的崩溃是发现珀西死在母亲的膝上时的震惊、恐惧和绝望后的第一反应，但在那个姑妈家，我很快抓住了活下去的机会，找到了其他可以让我为之活下去的人。
这些系列梦使我重新拿出并研究我所有的分析记录，直到我意识到，虽然温尼科特的死让我想起了珀西的去世，但情况完全不同。这个令人吃惊的退行过程并不是从温尼科特的死开始的，而是从“退休”的威胁开始的，这就好像母亲最终还是毁了我。我梦见的不是温尼科特的死，而是珀西的死，及母亲与我们完全没有连接。说明温尼科特“不存在婴儿这种东西”观点（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个“母亲和婴儿”）的证据，还有什么比这个梦更好呢？；而对于费尔贝恩的观点，基本的精神现实是“个人的客体关系”，又能有什么更好的证据呢？是什么给了我潜意识深处的力量，让我可以再次面对这个基本创伤？这一定是因为温尼科特对我来说，并没有，也不可能死了，对其他许多人来说肯定也没有。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的父亲已经死了，他在我内心深处依然活着，帮助我抵抗母亲后期持续的瘫痪式抑制性影响（paralysing inhibiting influence）。现在，温尼科特已经和我先前失去的那部分有了鲜活的关系，因为母亲辜负了我，才导致我丧失了那部分并病倒。温尼科特取代了母亲的位置，使我有可能而且安全地在梦中回忆起她，并重温她那令人瘫痪的分裂性的情感淡漠。
我内心慢慢发展出坚定的信念，而我从自己那一系列自动退行的令人吃惊的如火山爆发一般的梦中恢复过来，感觉我终于得到了我在近二十年的分析中所寻求的结果。在所有充满细节的记忆、梦境、创伤事件的症状、人物和特定的情感张力都得到了修通之后，有一件问题仍然存在：构成我们家庭生活最初七年里人际关系的整体氛围质量。对我母亲来说，她总沉浸于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情绪中，这源于她在童年时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以至于她自己既不能成长出“真正的自体”，也不能帮助我成长出“真正的自体”。我不可能拥有另外一套不同的记忆。但通过我深入的分析，我发现，父亲在我内心成为一个安全的心理基地，支持我寻找并成长出“真实的自体”的努力，我与费尔贝恩解决了我对他的负性控制性母亲移情，直到他成为另一个信任我的好父亲，并最后通过温尼科特进入我缺乏连接的母亲所留下的空虚，这样我才可以安全地体验成为自己，这个过程抵销了前面的创伤。
我必须补充说明，如果没有我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我就不可能进行这些分析，或得出这个结果。什么是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在我看来，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解性的人际关系，可以真正接触到人内心里被深深压抑了的创伤孩童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形成是因为人格最早的形成期时遭遇了创伤、且这个创伤渗透到或爆发到意识里，但在治疗中，人们可以变得更加稳定，能够在一个新的、真实的安全关系里生活。
精神分析式心理疗法不是实验性科学里的一种“技术”，一种自动地发生作用的客观“内在之物”（objective 'thing-in-itself'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两个人形成了不同的变量，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一起工作，朝着自由而自发的成长而努力的过程。分析师和来访者一同成长。
如果分析师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处理这种充满动态的人际过程，那么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对我来说，在我父亲为我所做的基础上，费尔贝恩做了作为一名分析师能够做的工作，他帮助我详细地了解到，我从三岁半到七岁时间里，我为了独立而与母亲进行的斗争，我的性格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工作，我很可能会在老了之后就变成像母亲一样的别扭的人。拥有完全不同性格的温尼科特，理解并填补了我母亲缺席于我生命的最初三年半所留下的空虚。我需要他们两个人，并非常幸运地找到他们。
他们的差异性激发了我性格不同面向的成长。费尔贝恩的观点是用“精确的逻辑概念”阐明问题，温尼科特的想法是用“富有想象力的假设”来挑战分析者进一步探索自己； 例如，费尔贝恩作为心理结构理论的力比多、反力比多和核心自我概念，温尼科特通过对真实的人的混乱心理现实的观察，以其直觉性洞察所得出的“真自体和假自体”概念。也许没有一个分析师能够完成分析者所需求的全部工作，我们必须让患者尽可能多地使用我们。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有一个理论，就假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费尔贝恩曾说过：“从分析中，你会得到你所投入进去的东西”，我认为这对于分析师和分析者来说，都是正确的。我认为，清晰的意识层面的洞察力意味着在情感层面上，我们完全掌握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并可以进一步经历更多的情感张力、获得更多的情感成长。它不仅代表着意识层面的理解，也代表着内心核心“自我”力量的增强，“连接”能力的加强。
就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而言，梦表达了我们的内在心理结构。它是我们经历意识边缘地带的一种方式，它包括了我们的内在冲突，我们与我们的外界世界的原初斗争的记忆，然后这些冲突的记忆和幻想形成了我们的内在现实，保存了我们的“客体关系”，哪怕是些“坏的客体关系”，因为我们需要它们才能保存我们的“自我”。
我的经验是，随着梦的潮水越深地涌入我的潜意识，梦就越缓慢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醒来时的心境”。我发现我不是在幻想或思考，而只是在感觉，有意识地控制着的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开始意识到，我在很久以前就一直在意识里、及那时开始就在潜意识深处，处于：一种呆滞的机械式、毫无生气的心境，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沉默，自闭，以一种失去所有存在的意义的感觉去进行重复的生活。我接连几个早晨都在这种感觉的笼罩下，直到我开始注意到，这种感觉逐渐消失，恢复了一种对生活的正常兴趣：毕竟这才是每个人正常的状态。
每个人都有由他的生活背景所决定的独特状态，在其中，（1）我们可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2）解释可以是与之相关的，及可变化的。我们不能决定，而只能观察个人的发展过程。最后，关于理论来源的难题，似乎我们的理论必须植根于我们的精神心理结构。弗洛伊德勇敢的自我分析揭示了这一点，当时并没有什么理论提供给他。我们所思考出来的关于心理结构和人格功能的理论，不可能脱离我们自身的人格结构和功能，这已经自证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的理论过于死板，它很可能会根植于概念化我们的自我防御。如果我们的理论是灵活的和发展性的，它就有可能概念化我们正在进行的成长过程，揭示其他人的问题和治疗的可能性。从巴林特的“基本假设”（ 'basic fault' ）和温尼科特的“不交流的核心”（'incommunicado core'）可见，他们认为这些现象是普遍的，他们肯定是以这种方式“直觉地感知”到自己的基本现实，并因此认为其他人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费尔贝恩的精确定义的理论是在现存理论基础上，建构了符合逻辑的发展进程，他的理论打开了对于婴儿时期的深入探索的大门。在此之后，我们发现，无论婴儿所携带的遗传基因如何，母亲是否能够与婴儿“连接”的能力，是婴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 ）。如果缺乏这样的母婴连接，在一个分析师那里找到一个真正的“好客体”既是一种移情体验，也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
在分析中，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所有的关系都具有微妙的双重性。
我们在一生中，将那些促进和阻碍我们成长的好和坏的人物内化，在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也一样：这是两个真实的人，在所有复杂的可能性中的相遇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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