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站台上，一名女子正和两名男子站在距离轨道一两英尺的地方交谈。忽然，其中的一名男子推了女子一把，她脚步踉跄，朝身后的轨道倒去。另外那名男子赶忙伸手去拉，但他迟了一步，女子已经跌进了轨道。伸手的男子立刻做出反应，他一个转身，一拳击倒了推人的凶手。那是一记有力的摆拳，正中对方面部，打得那个坏家伙的脑袋向后一仰。见报复行动效果甚佳，打人的男子转过身来，犹豫片刻后，便跑去把女子拉到了安全的站台上。他安慰了她一下，接着再度转身去追那个匆匆逃离的坏蛋。整个事件历时20秒。
男子行动的那一刹那，由于事发突然，他根本来不及思考。支配他的是两股纯粹却互相冲突的情绪冲动：救人和报复，帮助和伤害。电光火石之间，他立即发动了脑中的两张神经网络，一是帮助同类，二是惩罚凶手。那么，身为灵长动物，哪个选择才是道德的呢？在这次事件中，由于火车还未驶近，女子的性命尚未受到威胁，他得以选择后者。救人是快乐的，但是报复同样快乐。
这段小插曲展示了我们道德本性的多重面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们的祖先在演化的环境中，常常需要同时解决几个问题：一方面，他们要善待那些帮助自己、家人和同类的生灵；另一方面，又要惩罚那些伤害自己、家人和同类的东西。为了证明这样的道德情绪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研究者对婴儿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去年出版的《善恶起源》（The Origin of Good and Evil）一书对这些实验做了很好的概括。书的作者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早在启蒙时代，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斐逊等思想家就主张人类具有天生的道德感，布卢姆为这个主张提供了实验证据，他证明人有几种“天然禀赋”，其中包括“道德感，以区分善行与暴行；共情（empathy）和同情，以感受他人的痛苦，并希望消除这些痛苦；基本的公平感，以支持资源的公平分配；还有基本的正义感，希望善行得到奖赏，恶行受到惩罚”。
在实验室里，布卢姆安排了一个1岁大的婴儿观看一场木偶扮演的道德剧。一个木偶把一只球滚向另一个木偶，后者接住了球再滚回来。然后，第一个木偶又把球滚给了另外一个木偶，后者接住了球却不传回，而是拿起来就跑。接着，布卢姆让婴儿在“友好”木偶和“顽皮”木偶间选出一个，撤销对其的奖赏。结果不出所料，婴儿撤销了对坏木偶的奖赏——参加实验的其他婴儿大多也这样选择。而且，光是撤销正面的反馈（奖赏），还不能满足这个小小的道德家。布卢姆回忆说：“那孩子弯下腰，在坏木偶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可见在他那幼稚的道德观念里，对坏木偶还应该施以惩罚。
这一研究范式还有好几个变种，比如当一个木偶要把球滚上一道斜坡时，请另一个木偶帮忙，或者设置障碍。一次次实验证明，对“是”与“非”的道德认识（即“赞成帮忙”与“反对设障”），在3到10个月大的婴儿心中就已经萌芽。婴儿还太小，因此这不能归结为教育和文化的影响。布卢姆由此总结：“道德中包含了特定的情感和动机，比如帮助落难者的渴望，对痛苦者的同情，对残暴者的愤怒，还有对自身善性的自豪或劣行的内疚。”这就可以解释我在本文开头描述的行为了。一个社会的法律和习俗当然可以使道德的标准升高或降低，但标准本身却是自然赋予的。正因为如此，各个国家的法律都应该建立在人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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