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文化概念是指文化群体经历理解和沟通，痛苦、行为问题或困扰的想法和情绪的方式。需要区分三种主要类型的文化概念。文化综合征是一组症状和归因，它倾向于共同出现在特定的文化群体、社区，或背景的个体中，被当地人认为是一种一致的体验模式。痛苦的文化习语是表达痛苦的方式，它不一定涉及特定的症状和综合征，但提供了集体的、共享的、体验和讨论关于个人或社会担忧的方式。例如，每天所讨论的“神经”或“抑郁”可能是指不同形式的痛苦，而没有涉及到一系列具体的症状、综合征或障碍。文化的解释或感受到的原因是标签、归因或一种解释模型的特征，它表明文化上被承认的症状、疾病或痛苦的含义或病因。
这三个概念——综合征、习语和解释—比旧概念文化依存综合征更与临床实践相关。具体而言，术语文化依存综合征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临床上非常重要的文化差别是对痛苦的体验和解释，而不是文化上独特的症状构成。而且，术语文化依存综合征过分强调当地的特殊性和痛苦的文化概念的有限分布。目前的概念化认为所有形式的痛苦都受当地的影响，包括DSM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DSM的诊断被理解为操作的原型，它开始被作为文化综合征，然后由于其临床和研究的实用性而被广泛接受。跨群体在症状方面，在讨论痛苦的方式方面，在当地感受到的原因方面仍然保持着文化模式的不同，它转而与应对策略和寻求帮助的模式有关。
- 文化概念源自当地的民俗或职业的对精神和情绪痛苦的诊断系统，它们也反映了生物医学概念的影响。相对于DSM-5的疾病分类，文化概念有四个关键特征:
- 很少有与DSM诊断一一对应的任何文化概念;在这两个方向上，对应更可能是对多的。那些被DSM-5分类为数种障碍的症状和行为可能被包含在单一的民俗概念中，以及那些被DSM-5作为单一障碍变异型的不同表现，可能被当地诊断系统分成几个独特的概念。
- 文化概念可适用于范围广泛的严重程度，包括不符合DSM任何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临床表现。例如，有急性悲痛或社会困境的个体可能使用相同的痛苦习语，或与有更严重的精神病理的其他个体表现出相同的文化综合征。
- 常见的用法是相同的文化术语经常被注解为一种以上的文化概念。一个常见的例子可能是“抑郁”，它可能用来描述综合征(例如，重性抑郁障碍)，痛苦的习语(例如，作为常见的表达“我感到抑郁”)，或感受到的原因(类似于“应激”)。
- 如同文化和DSM本身，文化概念作为对当地和全球的影响的反应随着时间而变化。
文化概念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是重要的，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 为了避免误诊:在与这些文化概念有关的症状和解释模型方面的文化变异可能导致临床工作者误判问题的严重程度或给予错误的诊断(例如，不熟悉的精神的解释可能被误解为精神病)。为了获得有用的临床信息:症状与归因方面的文化变异可能与风险、韧性和结果的特定特征有关。
- 为了改善临床关系和参与度:“使用患者的语言”，在他的语言、主要的概念和隐喻方面，可带来更好的沟通和满意度，促进治疗协商，并导致更高的复诊率和依从性。
- 为了改进治疗效果:文化影响障得的心理机制，它需要被理解和讨论以改进临床疗效。例如，对于文化特定的灾难性认知可导致症状加剧至惊恐发作。
- 为了指导临床研究:当地感受到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关系，可能帮助确认共病的模式和基础的生物机制。
- 为了澄清文化流行病学:痛苦的文化概念在特定的文化中并不一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不同的综合征、习语和解释提供了研究跨场所、地区和随着时间的疾病的文化特征分布的方法。它也提示在临床和社区中，关于风险、病程和结果的文化决定因素的问题，以提高文化研究的实证基础。
DSM-5依次包含了在文化概念方面的信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临床评估的综合性。表现为这些文化概念的个体的临床评估应该决定它们是否符合特定的障碍或其他特定的或未特定的障碍的DSM-5诊断标准。一旦该障碍被诊断，文化术语和解释应被包括在案例的概念化中;它们可能有助于澄清症状和病因的归因，否则可能引起混淆。症状不符合任何特定精神障碍的DSM-5诊断标准的个体可能仍然期待和需要治疗;它们应该根据情况逐一评估。除了CFI及其补充模块，在临床实践中，当整合文化信息时，DSM-5包含的下列信息和工具可能是有用的。
特定障碍的DSM-5诊断标准和正文的资料:正文中包含了在患病率，症状学，与文化概念有关的和其他临床方面的文化变异的信息。重要的是强调，在DSM障碍和文化概念之间，在分类层面上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个体的鉴别诊断必须整合来自于CFI的文化变异信息。
可能成为临床关注焦点的其他状况:一些CFI确定的临床担忧可能对应V代码或Z代码，例如，文化适应问题，亲子关系问题，或宗教或精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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