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衡量标准与政策
作者: mints 编译 / 1092次阅读 时间: 2018年12月12日
来源: Carol Graham Science 标签: 环境 经济 幸福 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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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衡量标准与政策
By Carol Graham, Kate Laffan, and Sergio Pinto
DOI:10.1126/science.aau5234
mints 编译

幸福指标为经济环境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关键的启示。

本世纪的发展充满了悖论,经济的空前发展,人均寿命的延长,健康的改善和识字率的提高,伴随着气候变化,最贫穷国家的持续贫困,收入不均的扩大,以及富人的不快乐。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衡量经济增长的传统做法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GDP不足以保证具有包容性的政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大规模的问卷和调查获得的幸福指标凸显了(决定个人幸福的)收入的和非收入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因素为我们了解发生在人们身边一些事情提供了另一番景象,这些指标可以为人类的未来福利提供政策上的启示。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但是由于自杀、毒品和酒精中毒的原因,该国的预期寿命持续走低。这些因素对那些得不到大学教育的白种人的影响更甚。这一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多——15%的男性在他们的全盛时期(25至54岁)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贫困的白种人与那些面临着更多客观劣势的贫困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相比,他们对未来更加悲观,有更多的压力(1)。有毒的组合导致了福利和潜在生产力的丧失,以及本国优先主义的复活,以及对承诺回到过去的反社会民粹主义者的支持(2)。

中国也许是现代历史上经济增长和减贫速度最快的成功典范。人均GDP从1990~2005年间增加了四倍,预期寿命从67岁增加到73.5岁。可是,生活满意度大幅下降、自杀增加,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3)。最不幸福的人是受过教育在私营企业工作的群体,他们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但饱受长时间工作之苦,缺乏睡眠和闲暇时间。近年来最成功的经济故事身在印度。我们根据盖勒普的数据(4)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印度2006~2017年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10%。同样,不幸福、恶劣环境的指标与经济成功相一致。

许多研究表明,与标准的经济模型假设相比,道德、期望、和耻辱这些非收入因素是人类福祉更重要的因素。

例如,晋升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要比加薪的影响更持久(5),当失业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的不幸福感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体验到的羞耻感会更少(6)。更高层次的幸福乐观会给人们带来更好的未来,包括收入、健康和友谊的成果(7)。相关的研究强调了幸福的遗传因素(如智力的和免疫系统的一些方面)与(确定的、具有长期收益和健康结果的)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8)。

实验研究表明,引发乐观的想法——例如回忆个人的骄傲时刻,或给穷人提供能够带来希望的资产(如一头牛)会促进个人在工作、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从而导致更好的未来(9,10)。幸福、生产力和健康之间的这些联系对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

现有最佳的幸福问卷调查,就幸福感的三个不同维度达成了共识,它们是:享乐,评估和幸福论。享乐指标录得了个体的情感状态——如享受,压力,或愤怒——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些指标评估了日常的生活质量,例如各种健康状况的影响,并评估了从事诸如吸烟或运动之类活动的影响。评估指标评估的是个人一生中最通常的生活满意度,包括他们是否可以选择他们想要引领的生活。幸福论指标询问个人在生活中是否有目的或意义。收入与评估指标的关系比与享乐指标的关系更密切,因为贫困对所有福祉都不利,但是超过某一点之后,更多的钱不会改善情绪、友谊或通勤状况。

大群体和随时间推移的反应分布共同模式,以及幸福感的心理测量值的验证,都支持了幸福感测量值的内在一致性。被调查者不会被问及某些事情是否让他们快乐,而是直接问他们与幸福有关的问题,例如,“一般来说,你对整个生活的满意度是多少?”接着是一系列有关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生活满意度有关。在控制这些变量后,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的情况,比如不平等、上下班时间、志愿服务、自由和学习,以及对工作的态度(见下图)的影响。

全世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因素

数据基于2009到2012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16)

世界各地的个人生活满意度与收入、健康、就业和教育以及积极情绪、自由和对工作成果的信念的相关性。

 

幸福指标有局限性。他们只能在追踪相同的受访者时,或在干预后追踪因果关系。否则,往往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快乐的人更可能彼此结婚,交朋友,以及从这些关系中获得利益。另一个问题是量表的解释:我们不能假设一个8分的生活满意度相当于一个4分的两倍。逆来顺受的情况也为调查带来了困难。人们能够适应很多不同的生活经验(好与坏)。当一个生活在恶劣条件下的穷人说他们“相当幸福”时,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学会了忍受无法克服的条件。一个解决方案是比较受访者日常生活问题上的得分和生活满意度的得分。处于妥协状态的人可能对前者有着积极的反应,但是后者的得分往往较低,因为他们缺乏选择自己想过哪种生活的手段。此外,我们可以使用简短的描绘,让被调查者为替代的情景打分,比如,巧妙的获得女性所认为的、在她们的所处的情境中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而不是她们的实际感受,以考虑不同文化、种族和性别之间的规模差异。

幸福质保有助于各个领域政策的设计、监测和评估。例如,大多数经济模型假设通货膨胀和失业同等程度严重影响了福利,然而失业对福利的负面影响更大。公共卫生、教育和福利体系较好的地方和人民,其幸福水平更高。然而,标准经济模型并不包含这些因素。

幸福指数可以为社会问题提供信息。年龄与生活满意度(控制了健康与收入变量后)之间存在着一致的“U”型关系,大多数不满意(和压力)发生在中年(40至54岁)(11)。对于政策来说,这不是一个边际问题;例如,美国人口中,药物服用过量和自杀率最高的年龄阶段就是中年期。幸福指数提供的另一个是信息是性别权利。虽然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幸福(除非她们的权利受到损害),但是当权利平等时,她们可能体验到幸福的损失,因为社会规范的转变可能会导致家庭内部冲突,以及政策的设计缺乏对其他负面结果的考虑(12)。

仅基于以收入为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政策可能无法捕捉重要的副作用。例如,从预算角度来看,关闭农村邮局是有意义的;到达农村邮局的费用很昂贵,而且邮递量不多。但是,英国的福利调查显示,邮政人员每天造访与世隔绝的居民,尤其是老年人,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了解诸如此类各种的幸福面向可以避免政策所具有的不可预见的副作用。

幸福指标也可以影响环境的可持续性。机场噪音和空气污染,以及诸如洪水和干旱等短暂的状况,都会给生活满意度带来巨大的成本。此外,居住植被更多城市,以及沿海地区的人们报告了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少的精神痛苦。像回收废旧物资这种亲环境行为利益的政策计算需要考虑时间和金钱成本。这些与幸福感正相关的行为可能会改变政策的计算(13)。

许多学者认为,幸福应该是政策的首要目标,并指出经济增长指标的极限。的确,Easterlin等人发现几十年的增长并没有提高国民平均幸福感(14)。关于这个悖论的准确性存在广泛的争论,这取决于国家样本,因为对于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可以获得更大的幸福感,这也取决于分析期的时间跨度。

支持让幸福成为政策中心目标提案的人们引用了全世界人民幸福的共同驱动因素,这反过来又允许评估相关社会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幸福指标是“民主的”,因为它们基于每个个体的反应,而不是学者所认为的影响幸福的因素。这些指标还确定了患病和精神疾病的重要性,而且代价昂贵。

怀疑论者认为,幸福指标和基于幸福指标的研究是政策制定的宝贵投入,但不应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它们允许学者评估各种条件或制度安排的相对重要性,并且可以补充基于经济学的福利评估。此外,将幸福作为政策目标也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人们幸福观念的差异、适应性、影响个人评价的变革期望、以及通过优选信息操纵政治。

这不是一个假设性的辩论。2008,不丹制定的国民幸福总值是官方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英国政府不赞同这一战略,但从2012年以来,在其年度人口调查中就包括了福利问题。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统计幸福指数的指导方针,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小组就政策幸福指数提出了建议(15)。

衡量幸福,为政策提供信息的本地努力也很多。例如,英国评估贫困社区干预措施福祉效果的《什么是良好的福利方案》,美国圣莫尼卡市利用幸福指数指导更好的市政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种自然的延伸,因为这些努力评估了干预措施的财务与福利效益和成本,例如更多绿地、志愿服务机会和通勤安排。

幸福指标可以作为警示灯;它们指出了特定地方或人群的脆弱性,并指出了可以提供更广泛教训的积极趋势。GDP和福利指标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共存,以便在公共和政策辩论中发挥作用。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1. C. Graham, S. Pinto, J. Popul. Econ. 31, 1 (2018).

2. S. Monnat, D. Brown, J. Rural Stud. 55, 227 (2017).

3. C. Graham et al., World Dev. 96, 231 (2017).

4. J. Lall, Gallup.Com, July 1 (2018); https://news.gallup. com/opinion/gallup/236357/indians-life-satisfaction- goes-bust-economy-booms.aspx.

5. R. DiTella et al., J. Econ. Behav. Organ. 76, 834 (2010).

6. A. Clark, A. Oswald, Econ. J. 104, 648 (1994).

7. C. Graham et al., J. Econ. Behav. Organ. 55, 319 (2004).

8. J. E. De Neve, A. Oswald,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9, 19953 (2012).

9. C. C. Hall et al., Psychol. Sci. 25, 619 (2014).

10. J. Haushofer, E. Fehr, Science 344, 862 (2014).

11. D. Blanchflower, A. Oswald, Soc. Sci. Med. 66, 1733 (2008).

12. R. Lalive, A. Stutzer, J. Polit. Econ. 92, 933 (2010).

13. T. Kasser, Phil. Trans. R Soc. A 375, 2095 (2017).

14. R. A. Easterlin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7, 22463 (2010).

15. A. Stone, C. Mackie, Eds., Subjective Well-Being: Measuring Happiness, Suffering, and Other Dimensions of Human Experience (The National Academies, 2013).

16. C. Graham, M. Nikolova, World Dev. 68, 16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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