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治疗都力求让来访者看到希望，几乎所有的治疗师都努力提高病人的敏感性、开放性、责任感和目标意识( Jensen & Bergin,1988 )。但由于道德和文化的差异性，治疗师们也可能不尽相同，他们对不同的来访者也会采取不同的疗法( Kelly, 1990 )。
当治疗师和来访者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时，这些差异性就变得至关重要。比如，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治疗师大多表现出文化影响下的个人主义倾向（重视个人的需求和同一性）。而来自亚洲国家的来访者所受的教育是要多为别人着想，因此当治疗师要求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时，常使他们为难。这种差异性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少数民族的人不愿意接受心理健康治疗（Sue, 2006）。 由于许多心理治疗师认识到自己与病人之间可能在价值观、沟通方式和语言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许多治疗训练项目开始着手进行文化敏感度方面的训练，并招聘此来自没有代表性的文化群体中的成员。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埃利斯和伯金(Ellis & Bergin)-起编写了《心理治疗与行为改变手册》，书中举例说明了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天壤之别。埃利斯(1980)设想，“没有任何人是至高无上的”，应该鼓励“自我满意”，“明确的爱、承诺、奉献......对承诺的忠诚，特别是对婚姻的忠诚，将导致不良结果”。伯金(1980)设想的却相反“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因此谦卑、对神圣权威的信服都是美德”，“自我约束、对爱的承诺以及自我牺牲都应该得到鼓励”，“对承诺的不忠，尤其是对婚姻的不忠，将导致不良后果”。
可以看出，伯金和埃利斯的分歧很尖锐，并不是像其他治疗师所认为的只是哪个更健康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也有共同的观念：心理治疗师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会影响他们的实践。由于来访者有接受治疗师价值观影响的倾向( Worthington et al., 1996)， 所以伯金和埃利斯都认为治疗师应该更加开放地展示其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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