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罪疚感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ense of Guilt(1958)
温尼科特 文 / mints 译
罪疚(guilt)
罪疚感(Sense of Guilt, guilt-sense)
罪疚的情绪感受(guilt-feeling, guilt feeling)
我在这篇演讲中所触及的内容不会比Burke的陈述更深刻，他在200年前就写道：罪疚驻留在意图之中。其直觉灵光闪烁，然而，即便是诗人与哲学家的精心建构，也缺乏临床适用性；精神分析已经为社会和个体的罪疚治疗提供了更多适用性，在此之前，罪疚被锁定在Burke这样的话语之中。
精神分析师把人的罪疚归结为一种从成长的角度、个人的进化的角度、作为一个人的个体的角度、以及与环境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习惯。罪疚感的研究，意味着分析师要研究个体的情绪成长。通常认为罪疚的情绪感受是宗教或道德教化的一些东西。我在这里试图研究的罪疚情绪感受，不是要被灌输的东西，而是人类个体发展的一个面向。文化的各种影响显然是重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些文化影响本身可以被看作是无数个人模式的重叠（共业）。也就是说，社会和群体心理的线索来自于个体的心理。那些认为道德需要反复灌输的人相应的以此教导孩子，他们放弃了看着道德在孩子身上自然发展的乐趣，这些孩子以个人的和独特的方式在良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我不会检验各种章法(constitution)。我们确实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那些没有精神缺陷的人在本质上(constitutionally)无法发展道德感。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在道德感发展中找到了各种程度的成功与失败。我将试图解释这些变化，毫无疑问，儿童和成人的罪疚感都有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与智力和行为能力没有明确的联系。
我要调查的问题将会简化成三个主要部分，
1）那些已经发展并建立了罪疚情绪感受能力之人的罪疚感；
2）罪疚感在个体的情绪发展中的原点；
3）某些个体罪疚感的明显缺乏。
最后我会提到罪疚感能力的丧失与恢复。
1、假定的罪疚感能力
罪疚的概念是如何出现的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呢？我认为这么说是对的——可以理所当然的认为，弗洛伊德在这一领域的早期工作中，与那些有罪疚能力之人工作的时候，必须和罪疚感的多样性工作。因此，我将谈谈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罪疚在健康中的意义，以及罪疚感的心理病理学。
弗洛伊德的工作展现了真实的罪疚如何驻留于意图中、驻留于无意识中。真实的犯罪不是罪疚情绪感受的原因；更确切的说，犯罪是罪疚的结果——罪疚隶属于犯罪意图。只有法律上的罪疚才是犯罪，道德的罪疚指的是内在的现实。弗洛伊德有能力清楚的讲述这一悖论。在他早期理论构想中，他关谈及了本我——本能驱力，以及自我——与环境有关的整体的自我部分。自我修饰环境，以满足本我，而且，它抑制(curbs)本我的冲动，以便环境可提供的东西可以再次最好有利于本我的满足。后来，弗洛伊德（1923）用“超我”这个词来命名被自我接受的，用于控制本我的部分。
在这里，弗洛伊德用经济学观点处理人性，并故意简化了该问题，目的是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构想。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有一个内隐的宿命论(determinism)，这个假设认为，人性，可以客观检验，并且可以适用于已知的物理学规律。在自我-本我术语中的罪疚感只不过是有着特殊品质的焦虑，焦虑感是因为爱恨之间的冲突。罪疚感意味着对矛盾情绪的容忍。
个人冲突源自于爱恨的交加，接受罪疚与个人冲突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不困难。但是，弗洛伊德能够追溯这种冲突的根源，并表明这些情绪感受该与本能生活有关。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在成年人（神经症而非精神病）的分析中发现他惯常地回到病人的童年，回到了无法忍受的焦虑、以及爱与恨的冲突之中。在最简单的俄狄浦斯情景之中，一个健康的男孩和他的母亲达成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涉及了本能，在这种关系的梦境中涵容了和他的恋爱关系。这导致了父亲死亡的梦，进而又导致了对父亲的恐惧，而且害怕父亲会毁掉孩子本能的潜力。这被称为阉割情结。与此同时，这里有男孩对父亲的爱以及对他的尊重。男孩本性中憎恨父亲并想伤害他父亲的一面与他爱父亲的另一面之间的冲突，涉及了男孩的罪疚感。罪疚意味着这个男孩可以忍受并掌握该冲动，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在的冲突，属于健康的生活。
这一切都相当的简单，只有通过弗洛伊德才能认识到，在健康方面，焦虑与罪疚的高潮会在某一天显现；也就是说，有一个重要的装置——有着生物决定性本能的小孩子生活在家庭之中，而且正在经验着人生的第一个三角关系。这一陈述故意简单化了，而且，我既不打算在此提到手足关系的俄狄浦斯情结，也不想陈述由父母或一个机构抚养大的儿童的等价俄狄浦斯情结。
早期的精神分析论述很少提到爱之冲动的破坏性目标、也很少提到只有在健康中的攻击性驱力才能变得完全融合在性爱之中。所有这些最终都将纳入到罪疚滥觞的理论之中，我将在后面研究如此的发展。最初的论述认为，罪疚源于爱与恨的冲突，如果爱包含了属于它的本能元素的话，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原型在学步期已经成为了现实。
所有精神分析师都熟悉工作中的置换。通过过更为正常的发展，罪疚的感受、以及对幻想内容的觉知与接受度的提高，让罪疚感变得合乎逻辑。罪恶感受是多么的不合逻辑啊！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解剖》勾勒了很多荒谬的罪疚情绪感受的案例 。病人 在长期深入的 分析中，对任何事情都深感罪疚，甚至对早期环境中我们可以轻易辨认为偶然现象的不利因素都感到罪疚。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八岁的男孩变得越来越焦虑，最终逃学。分析师发现他饱受一种无法忍受的罪疚感的折磨，这是因为他手足的死亡，这件事发生在他出生前几年。他最近听说了这件事，父母也不知道他会因为这件事而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男孩没有必要接受长时间的分析。在几次治疗性的访谈中，他发现，对这个死亡感到跛足的罪疚感是一种俄狄浦斯情结的置换。他是一个相当正常的男孩，在这么多的帮助下，他回到了学校，其他症状也消除了。
2、超我
超我（1923）概念的引入是精神分析元心理学缓慢演化中不可避免的一大步。弗洛伊德首当其冲亲自完成了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他着手描述的儿童本能生活扰动了整个世界。渐渐地，其他的工作者在运用该技术的时候获得了经验。很多弗洛伊德的同事运用了弗洛伊德的新术语——超我。弗洛依指出，自我在应对本我的时候，采用了某些值得称道的力量。孩子逐渐获得了控制力。在过于简化的俄狄浦斯情结中，男孩内摄了对父亲的尊敬和恐惧，因此，基于对父亲的感觉和感受，孩子随身携带着控制力。这种内摄的父亲形象具有高度的主体性，而且受到了孩子对父亲形象体验的影响，而不是真实的父亲形象或家庭文化模式的父亲形象所着色。（内摄这个词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精神和情绪上的接纳，而且这个术语避免了词语合并的功能性意义）。因此罪疚感意味着自我即将与超我达成协议。焦虑已经成熟为罪疚。
在超我这个概念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命题，罪疚的起源是内在现实的问题，或者说，罪疚驻留于意图之中。这也是与自慰和手淫活动相关的罪疚情绪感受的最深层的原因。手淫本身并不是犯罪，但是，在手淫的整体幻想中，所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意图都聚集在一起。
精神分析可以从这个男孩的非常简单的心理学陈述着手研究和检验男孩和女孩的超我发展，以及男性和女性在超我的形成过程中、在意识的模型中、在罪疚情绪感受能力的发展中必定存在的差异。精神分析在超我概念之外有了长足的发展。内摄父亲形象的观念已经变得过于简单。每个个体之中的超我都有一段早期的历史：内摄可能变得人性化或类父亲化，但是早期阶段的超我内摄，对本我冲动和本我产物利用，是类人性的，而且，实际上，在任何程度上都是原始的。我们在每一个婴儿和儿童研究中都有发现这种罪疚感，它是由对某些未经加工事物的恐惧发展而来，最终与一位受人尊敬的、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人建立了关系。（有人指出，在犹太人早期历史中，儿童个体的超我成熟与一神论的发展有着平行的关系。）
一直以来我们在概念化罪疚感之构成过程的同时，我也牢记了罪疚感的事实。即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甚至是在非理性的情况下，这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情绪成长、自我的健康和希望。
3、罪疚感的心理病理学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担负着罪疚感的人，而且罪疚感确实限制了他们。他们像朝圣的基督徒一样扛着这些负重。我们知道，这些人有着建设性努力的潜力。有时候，当他们找到合适的建设性时机时，罪疚感就不再妨碍他们了，而且他们做得特别好。但是机会的失败可能会导致罪疚的情绪感受、无法忍受和莫名其妙感受的回归。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超我的异常状况。在成功分析了那些被罪恶感压迫的病人之后，我们发现，病人这方面的负担在慢慢减轻。在罪疚情绪感受逐渐减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压抑的减少，或者是病人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接近，以及接受了与此有关的爱与恨的责任。这并不意味着病人丧失了罪疚感的能力（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存在着一种虚假的超我，这个超我的发展，是基于早期环境中非常强大的权威影响的侵入这种异常的方式发展而成的）。
我们可以研究那些比正常罪疚情绪感受更严重的个体，他们确实可能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之一。然而，从疾病的角度来考虑会更容易一些，而且必须考虑的两种疾病是忧郁症和强迫症。这两种疾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而且我们发现病人交替出现这两种症状。
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总是纠正一些事情；但是所有观察者都很清楚他们的行为。或许对病人来说，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知道，麦克白夫人无法通过洗手来抹去过去并远离她的邪恶意图。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我们有时会遇到一种仪式，就像宗教的漫画一样，似乎宗教上帝已经死亡或暂时无法获得。强迫性思维可能的特征就是——另一个想法总会宣告每一次的尝试是无效的，而非成功的。整个过程的背后是一种混乱，患者能够做的任何改变都不会替代这种混乱，因为这是一种维持；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维持，只为了隐藏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某些患者不知道的特定环境中，恨比爱更强大。
我要引用一个无法去海边女孩的例子，因为她看到有人在海浪中喊救命。无法忍受的罪疚让她在警觉和安排救援的思维中胡思乱想。她甚至无法忍受看到印着海滩的明信片，这一事实证明了该症状的荒谬。如果她偶然在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了这样的照片，她大概会找到那个拍摄照片的人，因为她可能看到了有人溺水，她也会组织救援，尽管在事实上，她非常清楚地知道照片是在数月甚至数年前拍摄的。这位病得很重的女孩终于能过上一种相当正常的生活了，更不用说非理智的罪疚的情绪感受，但是，治疗的时间必然会长一些。
忧郁症(Melancholia)是一种有组织的抑郁情绪，几乎所有人都会有抑郁的倾向。忧郁的病人可能会因为罪疚感而而瘫痪，他们认为正是他/她自己引发了世界大战，以此来谴责自己，常年静坐不起。当分析这种情况变得可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治疗中，这种聚集在自我之中的、对世界上所有人的罪疚，让位于病人的恐惧，即，害怕仇恨比爱更强大。这种疾病是尝试着做那些不可能的事。病人荒谬地声称要对普世的灾难负责，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避免触及他/她个人的破坏性。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对她父亲的非正常的死亡深感抑郁。父亲当时买了一辆汽车，而这个女孩，正处在对父亲爱恨交加的阶段。事实上，她曾梦见他死了，而且当他提出开车旅行的时候，她恳求他不要去。他坚持要去，因为孩子们应该对这些噩梦负责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家人出去兜风，又碰巧除出了车祸；翻了车，小女孩是唯一一个没有受伤的人。她走到躺在路边的父亲身边，踢他父亲，想叫醒他，但是他已经死了。我能够看到这位陷入严重抑郁疾患孩子绝对的冷漠无情。有几个小时，她站在我的房间里，什么也没发生。有一天，她非常温柔地用那只踢她死去父亲的脚踢墙。我能够说出她希望唤醒她所爱父亲的愿望，尽管在踢他的时候，她也表达了愤怒。从她踢墙的那一刻开始，她逐渐恢复了生机，大约一年后，她能够重返校园，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有可能在精神分析之外也可以直观地了解无法解释的罪疚以及强迫症和忧郁症。然而，这可能是真的——只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及其衍生工具才能让我们能够帮助那些被负罪感重压的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本性中找到负罪感真正的起源。以这种方式来看，罪疚的情绪感受是一种与矛盾心理、或者与爱恨交织有关的特殊焦虑形式。但个人的矛盾心理，以及对其的宽容意味着相当大程度的成长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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