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成功与否部分取决于患者的动机
自杀未遂之后,这名女孩对贵妇的爱恋更是有增无减,绝望无助的父母只得求助于弗洛伊德。然而,女孩却表现得不太主动,似乎接受治疗更多地是为了让父母高兴,而非出于自愿。于是,弗洛伊德一开始就从总体上讨论了精神分析治疗成功的必备条件。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患者必须切身感到接受精神分析师救助的需要,且由于备受病症折磨而希望克服这些困难。针对同性恋患者,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师需要借助患者内心足够强大的异性恋倾向,来对抗同性恋倾向的冲击,这对男性和女性而言都是如此。
这名女孩的父母将她带来接受咨询,因为他们担心她爱上了一位生活作风有问题的“贵妇”。“贵妇”年长这位女孩10岁,与一位已婚妇女一起生活,而且还和数名男性关系暧昧。女孩不顾父母的反对,依然追求这名“贵妇”,而后者对她的不懈努力漠然视之。一天,当女孩挽着“贵妇”胳膊的时候,恰巧碰上自己的父亲,看到父亲满面怒色,她便跳入火车轨。在从异性恋到同性恋
记忆。不过,女孩回忆说,自己在13—14岁的时候,非常渴望做母亲并有个孩子。弗洛伊德由此推断,她已经度过女性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此后不久,这名少女便开始被成年女性所吸引。从分析来看,女孩的这种同性恋倾向似乎出现在母亲再度怀孕的时候,此后女孩的三弟出生。对此,弗洛伊德解释如下:在她16岁那年母亲怀孕时,女孩就有意识地明确表达了想有个孩子的愿望,这与她在无意识层面想为父亲生个孩子的愿望相对应,而且最好是个男孩:“但是,重要的并非她没有孩子,而是在无意识中她所仇恨的竞争对手:母亲。在愤怒和苦闷驱使之下,她躲开父亲和其他所有男性。在首次经过如此深重的挫折之后,她便弃绝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开始为自己的力比多寻求替身。”
接着,弗洛伊德试图重构这位女孩自童年以来的力比多发展路线,然而童年没有给女孩留下太多在弗洛伊德所提到的多种可能变化之中,这个女孩的无意识选择指向了男性认同:“她自己变成了男性,并像父亲那样将母亲当作性爱对象”;接着,她将柔情献给了这位“贵妇”所代表的替身。当女孩发现自己对这位“贵妇”心存爱慕而遭父亲谴责时,这种姿态反而得到强化。此后,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位“贵妇”时,“她明白了如何去中伤并报复父亲,而她现在正是以同性恋的姿态来挑衅自己的父亲”。最后,弗洛伊德还补充说,这个女孩被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所吸引,这其实是满足了她的双性恋倾向:“她最终选择的对象不仅符合她的女性理想,而且也符合她的男性理想,因为这个对象同时满足了她愿望中的同性恋和异性恋倾向。”
男性认同与抑郁性认同
随着分析的深入进行,弗洛伊德在这位女孩针对“贵妇”表现的男性认同(她像男人那样去追求这位“贵妇”)和某些男性(选择生活不端的女性)的特殊对象选择类型(Freud,1910h)之间建立了联系。其实,弗洛伊德发现,这名女患者有将“贵妇”从不端生活作风之中“挽救”出来的愿望,与男性意欲从“水深火热之中‘挽救’心爱之人”的愿望类似。
针对女孩自杀的动机,弗洛伊德首先将其视为绝望的表现,因为她认为父亲逼迫自己放弃了心爱之人。然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自杀企图既代表了惩罚的实现(自我惩罚),也代表了愿望的实现。弗洛伊德解释说:“从后一个观点来看,它代表了愿望的胜利,因为她在愿望落空变为同性恋之后,就认识到了为父亲生个孩子的愿望,而她现在‘摔倒’也都是因为父亲的错。”(“德文词语‘niederkommen’,其字面意思为‘落下’,它同时有‘摔倒’和‘分娩’及‘产下’的意思。”)至于将自杀企图视为自我惩罚,弗洛伊德做了如下解释:“针对自我惩罚,女孩的行为明确告诉我们,她已在无意识层面形成了针对双亲的死亡愿望。这或许是对父亲破坏自己爱情的报复,或许更可能是对母亲的报复,且这种仇恨自从母亲怀了弟弟那天起就已产生。”最后,在诸多自杀动机之中,弗洛伊德从这名女孩身上也发现了他之前所描述的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机制:“其实,精神分析已经为这种自杀之谜提供了解释。可能这时个人的精神能量只能以自杀为出路,因为一方面个体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杀死他所认同的对象,另一方面他无法收回自己针对另一个人形成的死亡愿望。”
这里,我顺便附带几句阐述。在类似这位女孩的女性同性恋案例中,女性同性恋的羡嫉和仇恨都定向于父母身上,即定向于生殖期的母亲和生殖期的父亲身上。于是,当女性同性恋确定自己“爱女人”的时候,患者并不爱生殖期的母亲,而是爱前生殖期的母亲。同时,她希望除掉生殖期的父亲,以便占有他的阴茎并与前生殖期的这个部分客体发生认同。
患者对弗洛伊德表现出的敌对转移:报复父亲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