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rner Bohleber教授演讲内容】
感谢施琪嘉教授为我做的介绍。我非常高兴受邀来到这里做这样一个讲座，来上海访问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体验，今晚演讲的主题是关于青春后期，当今年轻人的一些问题。报告之后，也非常期待大家就这个领域提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对讲座内容做一个简要介绍。
西方社会在过去的若干年发生了一些重大改变。无论是经济、技术还是社会各方面的变革，都为个体带来了巨大挑战。相应地，人们的职业也发生一些改变。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也试图去理解这些变革所带来的难题。因为我们身处变化当中，也是这些变化的一部分，因此就很难理解它。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变化对于青春期后期的年轻人会产生一些影响，也会提出了一些要求。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演讲的背景内容。
1. 近30年来更多近期发展性研究对青少年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
通过客体关系理论、自我心理学以及婴幼儿和成人发展的研究，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进步已经对精神分析中的经典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这种进步带来了新的范式，后来对青少年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下内容简要介绍了最显著的变化：
a)依恋理论研究表明，青少年脱离主要客体并不会以牺牲父母的依恋关系为代价。依恋理论认为，年轻人争取自主并未固定在依恋系统中; 相反，它代表了探索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它被激活，是与对父母的积极关系密切相关。因此，这个过程涉及的消解要少于依恋关系的转化。因此，必须在依恋过程和寻找自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认知成熟，尤其是获得形式逻辑思维，有助于这一过程，因为它使年轻人能够更普遍地思考依恋。他/她有能力以这种思维进行元认知操作，并且一旦他们的依恋系统被激活，就开始重构他们自己的精神状态。因而产生更多的认知和情绪自由，从而允许个人以更大的客观性评价作为依恋对象的父母（Allen 2008; Ammaniti＆Sergi 2003）。
b)有关青春期的范式操作只适用于年轻男性的青春期发展，这是精神分析长期以来备受批评的方面。据称，没有考虑到女性的发展，过分强调驱力控制问题、叛逆、超自我斗争以及青少年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依恋、亲密和关怀问题。此外，由于自我心理学的解释，其中自主性被列作发展的目标，这种说法也呈现了依恋作为儿童依赖和未成熟发育阶段残余的重要性。为了回应发展的概念，按照哪种最初的依赖-通过分离过程-被转化为自主性和建立心理上成熟关系的能力，就出现了对发展的新认识。在这个新的概念中，相关性是主旨，依恋被视为连续的（尽管是变化的），而不是被替代和终止（通过分离）。一般来说，自主和相关性不再代表对立的两极，两者都被认为是两性心理成熟发展的必要条件。
c)科胡特学派的观点强调，相互依赖是整个人生中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春期也不再被视为情绪动荡的阶段，在此期间，儿童为了成为独立的成年人而脱离婴儿式的依赖关系; 相反，它在理论上已经从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和混乱的阶段转移到了一个转变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依赖关系发展成为成长中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之间更加成熟和复杂的相互依赖。 Galatzer-Levy＆Cohler（1993）认为，分离和个体化的发展模式是基于教条式的假设，即失去客体是发展的必要催化剂。与这种假设相反，他们断言，通常青少年与父母分离并不意味着完全分解。团结而不是冲突，是成年后代之间关系的特征，而这种团结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青春期后期已经开始。
d)对成人发展进行的各种研究也使青春期在人类发展中的主要地位相对化。早些时候，广泛持有的观点认为，精神发展朝着精神成熟的最终目的前进，并且在青春期后期抵达最终目的地，这种观点现在被认为已经过时。青春期现在仅仅是一系列正在进行的过渡阶段之一。因此，在青春期后期，并未完全形成人格结构;它的发展更多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成年人的个性继续发生结构性变化（Emde 1985）。中期是另一个阶段，与其他阶段相比，也许自我的个体化经历了更复杂和更大的发展。
e)多年来，人类发展的线性模型和遗传连续性的假设形成了精神分析的领先范式。按照预先确定的发育路线依序渐进呈现直至终点。今天，发展被认为是更加开放的过程，其不同路径通往类似的终点。实证研究显示了儿童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内在复杂结构。研究还显示小的变化如何产生重大结果。由于系统混乱，随后在更复杂的层面进行重组，因此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戏剧性变化。结果是，当代发展研究更多地指的是不连续性而非连续性，因此线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非线性思维所取代。如果将人类发展理解为非线性动力系统，那么自组织理念就会转向前景，并强调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和创造性（Galatzer-Levy 2004; Rose＆Schulman 2016）。
f)在这些见解之后，青春期已经丧失了其对发展的一些特殊重要意义。同样，青春期不再被视为以特定压力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安娜弗洛伊德最初提出的理论认为，内心动荡对青少年的健康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同样，虽然自我认同（identity,同一性）发展继续具有特殊的发展性作用，但Erik Erikson关于同一性危机是青少年典型并且是正常或创造性发展所必需的论点，不再具有之前的力道。心理成熟不要求与父母强力分离。事实上，在青春期和进入到成年期，事情会相对顺利地进行（Offer＆Offer 1975; Szajnberg＆Massie 2003）。这一理论转向使人们以较高的分析敏锐度区分开青少年正常的发展与精神病性紊乱发展。估计后者中大约20％的人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亚群体。对于这一群青少年来说，经典的观念认为青春期是动荡的阶段，这种观点依然存在。
g)毫无疑问，这种新知识丰富了我们的人类发展理论和个体化过程。然而，这些使青春期“正常化”的新理论是有风险的：边缘化青春期的重要性及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潜在的特定冲突和危机。成功的青少年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行为。其他研究人员提出了保留青少年时期常态危机概念的重要性，我赞同他们的观点。
2.自我认同形成从青春期晚期向“新兴的成年期”的转变
随着发育理论中青春期状态的改变，对青年期阶段也有了不同的评估。经典概念确定10/11岁-20/21岁为青春期。后来的阶段被称为青春期后或年轻的成人期，但并没有因此将这一时期归为发展阶段的特征；因此它被理解为短期内向成人自主人格的转变。
但是，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迅猛加速。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导致了可供人们选择的个人行动方案大量增加，并导致早期引导自我认同的社会角色和图式被稀释甚至分解。
令人欣慰的是，固化的自我认同形成越来越多地被更开放，更具实验性和零碎的自我设计所取代。结果，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传统的性别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加灵活。人们有可能变得更加个性化，为追求自我实现和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的推动力。这些变化通常被理解为社会解放的过程。
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揭示了它所固有的矛盾和矛盾心理。人们可以感觉到“失去根基”（Giddens 1999），并从稳定的文化框架中被连根拔出。在现代个体化形式中，岌岌可危和矛盾是固有的特征：虽然外部机会和选择有所增加，但个人也有望获得更多，并且单独这样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孤立倾向（Honneth，2002）。
然而，这些现代体验的矛盾和模棱两可为青少年寻找自己的道路创造了空间，并为形成自我认同创造了个体化的解决方案。现代社会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各种亚文化，社会，文化和政治运动的竞争和冲突组成。这种社会运动可以通过提供榜样和理想来帮助青少年和年轻人追求自己的发展，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法来预测这些榜样和理想（Frosh，1991）。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检验现实，修改或拒绝它们。通过这种互动转化后，它们可以被个体重新内化。
作为这些社会发展的结果，出现了一种新的、年龄定义的人类，就其与社会环境其余部分的关系质量而言，没有历史先例：把他们分类为社会规范的青春期后期。青春期后并没有完全过渡到成年阶段；当他或她在社交、精神和性方面获得独立时，他或她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这个阶段通常延长到三十多岁。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对这种具有新结构的终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基于他对新发展阶段的研究，心理学家Jeffrey Arnett（2000）将其概念化为“新出现的成年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更大的个人自由，以及表现出大量异质性的社会和心理实验种类；这些特殊的特征使青少年后期到二十多岁是一个人最自主的时期。在年轻人中，成年人的形象不是成功完成教育和培训，不是规划职业或婚姻和成为父母，而是取决于具体的人物特性。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成为成年人意味着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独立作决定。自我认同的形成显然成为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因此，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是从青春晚期转移到年轻的成年期。
发展心理学家James Marcia（1966; 1993）彻底研究了Erik Erikson的同一性概念，并发现了四种不同的同一性：
- 获得同一性。同一性是最成熟和功能最复杂的状态。它涉及安全的自我认同，经过探索和承诺在内的搜索时期，保持现实的志向。
- 延期偿付。包括积极参与自我认同形成过程。尽管个人在考虑自我认同的替代选择时采取了自主、主动的步骤，但仍然只是带着模糊的承诺去进行探索。
- 拒斥。包括毫无疑问地接受对父母对价值如何定义，但是没有探索却依然保守承诺。但是，它也可能是更加自主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的初始阶段。相反，它可能与尊奉者和顺从有关，思想保守和刻板证明了这一点。
- 弥散。是指拒绝或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探索。
这些自我认同形式可操作并促进了对自我认同形成过程非常精确的实证研究。
Marcia提出的自我认同与埃里克森的概念不同，即，一旦拥有它就占有了它；自我认同是一种可以在各种形式之间摇摆的过程。一个理想的典型过程看起来像这样：自我认同形成的初始过程要么是以弥散为起点，重要的认同不如同一性形成那么至关重要，或这个过程始于拒斥状态，即试着认同重要他人。
然后，这些早期的尝试被延期偿付取代，它是测试自我认同的阶段，由此开始有能力承担义务和承诺，例如把自己的利益和才华与周围环境的专业意识形态规定合理地结合起来。由此获得的自我认同结构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因再次受到决定性事件的影响而不得不重新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认同是一个持续的、从未完成的生活工程。
2010年Marcia和同事发表了对124项实证研究的重要荟萃分析，研究设计基于他对自我认同的分类。结果非常有趣，与其他较理论性的假设相矛盾。而在十九岁年龄组中，仍有42％的人处于延期偿付状态，在大学毕业的二十二岁年龄组中，有34％获得了自我认同，即“获得了自我认同”状态。这个百分比一直继续增加，与受试者的年龄相关，而在36岁，这个百分比达到了47％。
这些结果不仅表明自我认同的形成是长期工程，而且还表明，成年期出现的阶段，至少对于相当大比例的个人而言，延伸到了30多岁，并且对他们来说，形成自我认同依然是核心任务。在这方面，Kroger（2000）强调自我认同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而且它也需要合适的环境条件。对于年轻人来说，后者对于自我发展来说是一个合适而令人鼓舞的挑战。然而，这个挑战不应该显得太大而且压倒一切，因为年轻人存在一种风险，即有可能陷入退行性自我认同状态。
我希望大家已经清楚这个新出现的成年阶段有哪些重要的心理发展意义。今天人们可能应该把这段时间延长到25-30岁。Arnett正确地指出现在只能对这段时光进行充分的检查，即，一度曾将其概念化为一个独特的阶段。
从较为社会的心理学角度讨论了自我认同形成的问题之后，我想现在把重点更多放在精神分析的方法上。
3.自我认同的精神分析概念
自我认同是一种边界概念，表明了心理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界限，虽然这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应该考虑综合的自我认同概念往往是可疑的。这里要处理的问题是，这些分析师大都把自己限制在自我和客体表征的概念、识别、外化和内化的过程中。然而，自我认同概念在概念上是必要的，以便在心理上为人类变得更真实做出解释，即他在现实中的自我实现。
鉴于发育理论的转变，将自我认同发展视为一种依序发展的任务，如Erikson所概述的，在青春期后期或年轻成年期结束时，将不再有效。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程。但是，它需要更广义的定义（Bohleber，1999），例如，自我认同不能通过特定角色或性格特征的假设来定性地定义。
相反，它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持续的精神建构过程，其中包含反思的比较过程。在比较自我中心心理表征与社会角色、行为、感受、叙述和梦想之间建立平衡。因此，自我在内部模板与想象的社会情形之间摆荡，以便确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感到自我认同。这最后一步是在更高的元认知水平上的精神操作。整个过程往往是隐含的而非明确的，程序性的而不是以口头陈述的形式陈述（Horowitz，2014）。
超我和自我理想也参与这种考试以及潜意识的想法和幻想。这种自我认同工作的结构与温尼科特的过渡空间概念有关，因为它采取了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间的中间立场，属于两者。
最后，自我认同形成关注的是将现实的一个方面融入自己的自我意象。这种整合为自我赋予了新的意义，是一种新兴整体的感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感觉被扩大了，从而赋予了中介、代理的感觉。在最好的情况下，它调节自我带来创新意识。
研究自我认同的学者将这种同一性形成过程称为“探索”，“承诺”必然紧随其后。简而言之，创造自我认同的心灵比较过程也必然导致现实中的行为，因为否则它会导致无谓的重复，这种情况被称为“反刍性探索”。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看，涉及到有关的个体虽然能够适应某种事物，但却回避承诺，这一不足原因在于无法与原初客体建立足够的内在分离。正是在这种年轻人的阈值情况下，几个心理问题丛开始表现出来，这使得精神整合的内部过程发生冲突或导致失败。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精神障碍和伴随症状首次出现。
这种发展冲突损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代理感（掌控感）”。后者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核心驱力功能。因此，我想就这一概念发表几点意见。
4. 作为精神演员的自我/自我的代理（掌控）机构的概念
安娜·弗洛伊德，埃瑞克·埃里克森和后来的Moses Laufer已经强调了内在活动意识的核心重要性以及选择青少年发展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可能性。
Laufer描述说，拥有一个性成熟的身体会迫使每个青少年做出潜意识的选择，在青春期结束时性身份已经不可逆转。青少年不得不将自己早期的各种意象与青春期结束时对自己的思维感受、愿望和行为感到负责的能力结合起来。正常的青少年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这个过程是积极整合的过程之一。
在出现病理性结局时，我们经常会发现发展性同一性拒斥，心理上有所放弃，接受活该的、不可逆的、带来满足的病态（Laufer＆Laufer 1984）。发展过程已经崩溃，内心活动几乎完全瘫痪。这种内在精神活动的能力已经通过“代理意识”的概念掌握地更加精准。在青春期后期和青年成年期间，此代理机构已成为掌握即将到来的精神任务的核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神经生物学方面，自我代理的能力构成高级认知和情感自我调节心理过程的一部分，并且引发行动。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它位于前额叶皮质，只有在21岁后才能完全成熟（Stortelder＆Ploegmakers-Burg 2010）。
Peter Fonagy和他的研究小组（2002）将他们的代理感概念建立在生物社会反馈理论的基础上。人们已经充分了解到婴儿有能力感知其身体反应与随后的刺激过程之间的伴随关系。婴儿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的偶然性敏感。例如通过移动手机来检测因果控制，证明对婴儿有正性激励作用。
然后，通过母亲对其情感表达的镜映，将偶然将这些与母亲的镜映和明显的反应联系起来。婴儿开始将他对父母镜像展示的控制与其情绪状态的改善联系起来。这最终导致体验到自我调节（Fonagy et al 2007）。通过这种方式，婴儿逐渐理解了自己与他人行为之间的物理和心理因果关系表征。
Fonagy等人把自我代理分为五级，发育中的人类婴儿表现为渐进式理解：自我是物理代理，社会代理，目的性代理，有意识的精神代理和表征性代理。 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可能会出现畸形的代理，此时自我行为与对方的反应之间的意外事件功能障碍模式，会导致意外事件检测功能扭曲。 剥夺个体发展这些结构的一些关键基石可能会破坏自我代理的正常发展（2002,249）。
5. 年轻人精神分析治疗的特点
在离开父母家时，年轻人容易产生矛盾情绪。离开家时意味着高兴地迎接欢乐的离开，自尊心增强，同时也代表了失去安全感，伴随自我怀疑和孤独感。
Manuela Fleming（2004）提到葡萄牙的一项研究，揭示了 “对成长的恐惧和欲望”之间的内心冲突。一股力量似乎在起作用，推动青少年走向分离和自主，同时动员出相反的力量，即保持依赖和避免分离。在这段时间里，独处的能力受到挑战。如果年轻人能够在真实世界和内心世界中获得胜任感，并为自己负责，那么这将增强内心分离的能力，并有能力自己做决定，从而进一步促进个体化（Colarusso 1995）。
然而，与父母的最终分离再次呈现了独立的问题，以及进入与伴侣的亲密关系方面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可能使他或她面临未被认识到的依赖和抑郁性情绪问题。
Erik Erikson将年轻人的核心冲突描述为“亲密与孤立”。由于恐惧失去自我，回避亲密和自我放弃的经历可能导致深深的孤立感。年轻年人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其中过去的自体性欲幻想目前在与伴侣的性亲密关系中得以满足，因此珍贵的内心个人幻想可以在两人关系中表达并因此可以交流。
Theodore Shapiro（2008）指出了这一步对于年轻人心理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种自体性欲幻想的社会化适应过程带来了自我稳定，影响深远；稳定的重要性不能被其他能力和社会适应所取代，也不能通过实现想法和计划而取代。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遇到一些患者，这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或者无法完成任务：认识到心理上和现实中自我的限定。Julia Fabricius（1993）研究了一组18至26岁的人，持续依恋前俄狄浦斯期母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患者没能力进入或保持性关系。除其他外，这些患者所经历的困难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童年早期未能安全地内化母亲，因此患者试图维持对具体母亲的依恋。
在我治疗的年轻人案例中（Bohleber，1987），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他们无法充分地摆脱受其内在母性客体的影响和控制。通常，这关系到前俄狄浦斯问题，被母亲控制，她感到受到孩子自主性发展的威胁。尽管她向孩子高度投注了自恋，但母亲只有部分能力，或完全不能理解孩子挣扎着要获得自主。进一步的原因可能是这一时期受到创伤或失去父亲。
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对母亲一贯的基本内在依赖，长期以来，可以通过夸大的自我表征和婴幼儿自我理想的优势观念来弥补。由于自我无法摆脱主要客体表征的影响范围，自我理想常仍然处于理想自我愿望实现的水平。自我限定与以现实为基础的自我理想之间的内在交流，对于停止发展而言非常重要；在此位置上，对自己未来的模糊幻想占主导，与任何真实自我表征无关。
案例片段：
患者男性，21岁，治疗由母亲安排，因焦虑状态而来到我的诊所。
他有广场恐惧症状。他不能乘坐地铁或飞机，只能在家的某个半径范围内驾车。他必须得到保证，如果他焦虑不安，他可以很快回家。他害怕晕眩，在火车或飞机上跌倒，或者焦虑。他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最近中学毕业，并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Abitur），但对下一步还不确定。他没有具体的职业计划，也没有对未来的任何其他想法。
母亲过度保护他。他不需对任何已经证明为困难的事情承担责任。他说，他持续生活在一个“被保护的笼子里”，尽管显然这似乎并没有令他痛苦。孩提时代他不确定自己是谁，经常抱怨肚子疼。当他这样做时，就没有去上学，母亲总是把他的症状解释为躯体状况。显然，她从来没有想到孩子害怕上学。
随着A先生长大，他在学校的麻烦不断增加；他经常不上学，因为“膝盖无力”或有“肚子疼”。进一步发展的症状包括中家里暴怒，父母对此感到无助。
在我与A先生的第一次谈话中，我注意到他无法解释自己的内在状态；他让母亲负责定义它们。他对恶心症状没有任何解释。然而，母亲认为幽闭恐惧症是她自己患病的病因。
在家里，他经常充满暴怒，最常见的是他感到被父亲批评或不被尊重。然而，他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父亲永远是对的。他说，他从不曾自我反思，但开始注意到已开始治疗。 A先生对未来也没有具体计划。他描述的是一个模糊而虚幻的幻想，他的独立性如下：他在家里长大，直到能力达到父母的水平；然后他过上了自己的生活，离开家，变得独立。
再举一个例子：
在这里，我介绍的案例是，20岁时独立，没有来治疗，但在下一个门槛，完成学业和开始职业生涯时来治疗。
B夫人29岁。她的母亲建立了治疗性联系。患者感到后悔没有在20岁时接受治疗。当时她离开家后开始在另一个城市接受高等教育时，出现抑郁。然而她莫名其妙地让自己振作起来，继续生活，设法或多或少完成学业。每个周末她仍然开车回到父母身边，还没有在工作的城市开始自己的生活。在与男友分手两年后，她被诱导着接受治疗。
她看上去依然很青春。她已经建立了自我意象：强大的、解放了自己的女人，她喜欢看到自己傲慢和不落俗套。然而，在与男友分手后她注意到，自己需要和依赖他人，这不符合她的自我意象。她压抑了这种自我认知。她说，她总是以此处理情绪。她把它们放在一个抽屉里：“远离它们”。
她把自己的主要问题表述如下：在她看来，自己好像坐在一个山洞里，走不出去。或者：她陷入死胡同。她的精神发展陷入僵局。她从未想到冒险展示自己，真实面对她认为重要的事物。这意味着触及他人的看法，并因此依赖他们 ，希望他们会认识并喜欢她：她发现自己难以忍受这种情况。
她谈到对生活没有真正的愿景，没有未来的前景。如果说她有点什么，那她只有模糊的概念。直到现在，她一直依据印象来生活：别人怎么看我？我应该怎样做才能被爱？
6. 一些治疗技术问题
如果人们认为青少年发展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让自己脱离内外主要客体的影响并为自己负责，那么这也是青少年患者的治疗目标。
一方面，青少年过程保持开放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移情的分析工作（Burgner，1988）。只有当分析性治疗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青少年进程，同时保持其发展运动并尝试避免停止或提前终止时，才证明治疗是成功的。同样，在治疗年轻人时，首先必须估计发展过程是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内部运动是否存在抑或中断。要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再一次使年轻人的自体表征面质内在主要客体。
为了实现他或她自己的想法，年轻人必须能够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捍卫自己。这是青少年治疗的中心区别之一，即青年人追求获得自我认同，必须设计一个具体的个人方案，尝试在想象和现实中运行它，然后再在现实中执行并塑造它。就这样，因此，自我认同的形成经历了相当大的进步。时间因素也具有新的意义。在寻求把某些内容具体执行时，年轻人制定计划时的时间观念会变得切合实际。
最后，我想谈谈年轻人治疗的具体特征问题。
我首先想介绍一下在斯德哥尔摩心理治疗研究所和Andrzej Werbart负责的前Karolinska研究所开展的年轻人心理治疗项目（YAPP）的前瞻性长期研究。该研究纳入了18至25岁的134例患者。这段时间正是Jeffrey Arnett指定“新兴成年人”的阶段，其中心任务是形成自我认同。患者的平均年龄是22岁;他们选择每周一到两个小时的个别治疗，或选择团体治疗。非临床对照组有23人，年龄与对照组相同。治疗师是精神分析师和精神动力学治疗师。平均而言，女性的个人治疗延长至23个月，而男性则平均为35个月。治疗前、治疗后和一年半后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该研究项目侧重于年轻人自我表征结构的变化。研究理念是基于西德尼布来特的心理发展路线。
布来特区分了自我定义的发展路线，它越来越多地导致了统一的、整合性的、个性化的和现实的自我意识 - 来自人际关系的另一发展路线，以及不断增强的亲密关系和人际互惠能力。就治疗组的参与者而言，对结果的评估显示，整合的自我表征增加以及朝着改善人际关系与自我定义之间平衡的方向发展。在非临床组中，没有表明这种发展路线。使用新兴成年人的概念，作者解释了这样的结果，即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激活了正常的成熟过程，而非临床组的变化提供了反映十字路口的对立面；要么成为更成熟的自我，或变得更加病态，对此作者追溯了发展过程的互惠性和生活中新出现的压力。
但是，除了这些结果之外，还有其他有趣的特征。
尽管患者的自我表征能够更好地整合，但在调查的各个阶段，其对主要客体的描述始终是负性的。由于反思能力的提高，只有父母的描述表明了更大的差异性，可以更好地认识和评估他们的感受和想法。作者将此解释为改善自体和客体表征的差异，有可能对年轻人进行这项治疗。对于作者来说，父母描述的消极情感效价可能证明了分离的困难。 “然而，持续的负性效价仍然可能镜映了年轻人心理治疗患者的父母形象的现实情况”（2011,110）。患者仍然处于与早期情感依恋对象分离的过程中。他们更多专注于发现自己和新的客体，远多于关注修复扭曲的父母内射物和父母表征。治疗师们讨论了这种情况，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他们“用新的客体关系而不是用移情描述了心理治疗有益于患者的方面”（2011,113）。
这些结果反映了青春期后期和年轻人治疗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大多数进行青少年精神分析研究的人都同意，治疗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目标是恢复受抑制或崩溃的发育过程。青少年和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完全的移情神经症或仅表现出移情反应的问题在有关该主题的文献中有争议（参见Escoll 1987）。
许多年轻人试图将分析师作为他们在这个发展阶段迫切需要的新客体。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希望卷入塑造移情表现形式以及重复过去的客体关系，因为精神分析治疗倾向于对青少年后期和年轻人产生强烈的退行性拉力，会被他/她理解为威胁内部的整合。他们的目光是向前而不是向后，尽管临床现象包含这是古老的、婴儿部分，还有新的方面。在这些方面之间做决定对分析师来说并非易事。例如，治疗中的技术问题之一是处理理想化移情。一方面，它可以防御攻击性的移情表现；但另一方面，它需要作为发展新步骤的立足点。因此，有必要准备好治疗技术策略。
在治疗青少年后期或年轻人时，分析师总是面临以下问题：最近出现的临床材料是否为发育和成熟服务，还是阻抗和防御某些移情表现？对于分析师来说，答案是他并不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二者择一”，而是“不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性的因素是解释临床资料的方式 - 是否应该追寻移情和阻抗，或者冲突材料是否集中于发展的潜能和日益增长的自我能力以进一步促进内心智力整合和自主。选择各自干预策略取决于对发展过程的阻滞或崩溃的诊断评估。
主持人施琪嘉教授：感谢精彩的分享。今天的演讲，其中一些观点符合我们中国的要求。第一个，分离个体化并不总是一个决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在分离的过程中回归家庭，团结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同一性自我认同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青春期的任务，可以延续到更老的时间，25岁—35岁；第三个，是要注意“新兴成年人”这个概念，因为青春期问题，可能会延续到成年人的问题；第四个，要注意处理去理想化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可以进行提问。
【晚间演讲答疑实录】
提问1：教授您好，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我们中国现在的大环境之下，很多的孩子是第三代。可能因为家人太忙，所以他们的教育都是由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来负责的，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之下，从整个的青春期，甚至于在俄狄浦斯前期部分，母亲和父亲角色的缺失，对于这样一个缺失，我们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应该如何给他进行一个弥补？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前我自己遇到过一个病人，就是通过精神分析的疗法提问的时候，我也希望他可以告诉我，他的脑海里面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他至少在那一刻，他其实都没办法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很具体的一个答复，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觉得非常迷茫，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跟他继续下去。 那个病人是30岁的妇女，因为我是妇产科医院的，其实是因为焦虑问题引起的。
答：可以说这种类似于你父母，外公外婆这一代，他们在儿童的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当然关于这方面的话，是有一些，像一些比较小的手册，好像会提到他们的功能，但是在理论上，好像跟我们的实际还不完全一样。你可以看到在教育，起到教育的作用，不光是有父母，外公外婆这一代也会起到一定作用。那么他们如何去做一个弥补，或者说这两代人跟孩子的教育上存在什么关系，其实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要具体讨论你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其实还需要更多的临床材料，才可能够加以详细地去讨论。
就您讲到的这些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情况，父母大多数时候都不在，然后祖父母或者外公外婆在这里，他们就好象是孙辈的父母一样，产生的结果，有可能是比较积极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让我们觉得有点矛盾的结果。但是真的是要因人而异，要根据你的具体个案具体来看。
第二个问题，一个30多岁的女性来访者，当你询问她的自我意象的时候，她说不出来，你怎么回应？具体怎么做，有几方面的可能性。第一种，她的精神状态可能不能心智化；第二种，这个来访者的自我或者说自己多少受到一些抑制，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能是按照别人对她的期望来行动或者思考的；第三种，是她的这种表现更多是在隐性的水平，治疗师要帮助她去思考或反思。如果说她30多岁了，她这么来告诉你们，你们要考虑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有精神病性或者病态？你把这一点要记在脑海中，怎么检验呢？你要看一下，她在治疗中表现出的是不是一个好病人，就是按照你所说的去做，还是相反的方向，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提问2：临床上确实有很多分离个体化的病人，我觉得在当代社会，成年人的分离个体化也是很困难的。要个体化就要先分离，我见过很多治疗师的方案，比如要与父辈分开住，或者认识上个体化，有很多叛逆行为的怎么怎么样。我对这个部分很感兴趣，就是怎么做到个体化？
答：欧洲有一项重要研究，对青春期晚期的人做的，每五年一次。上一次的研究结果之一就是，发现25岁的年轻人，他们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不会搬走。这样的现象有一个名称叫“旅馆母亲”，妈妈就是旅店。研究人员很奇怪，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负性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带来的这个问题，很难做出评估。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没有给那些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公寓，供他们去居住；也有人假设，跟父母住一起，是因为这些人不独立，或者说发展过程中独立的阶段被阻滞了。我认为这样看是不对的，还是应该针对具体个案具体去看。我认为应该听一听科胡特这些同事们所持有的观点，分离其实是一种内在转化过程，应注重的是内在分离。当然，为了实现内在分离，有时候有必要先有一个外在的分离。
年轻人要学会独处，认识到这一点以及做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而且很痛苦。他们可能就是需要在酒店妈妈家里住一段时间。
年轻人想要去单独居住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抑郁，可能还比较强。这是因为他们受不了孤独，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你也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母亲带孩子的时候，她就是要让这个孩子离家，或者说出去。
提问3：我的问题跟依恋理论有关。依恋在潜意识中会持续终身，因此在精神分析的移情的观念里面，来找我们的全部都是依恋出了毛病的，会不断重复。今天我们的讲座，年轻人在选择新的客体的时候，停留在老关系中，才能获得新的关系。这样看起来依恋关系就不适用。
答：青春期后期或者年轻人，他们能够搬出去独处，其实是寻找一些新的客体。这种依恋，是从对父母转移到新客体上，新的客体成为他们依恋的对象。
是的，依恋从来都不会停止的。人总有一些依恋性愿望，当然也会有依恋方面的问题，这要取决于个体建立起哪种类型的依恋。我想请大家记住，从父母这边分离并不是说你就不再依恋他们了，这么讲是错误的。只不过是依恋发生了转移，转移到你新认识的那些伴侣、朋友还有其他人上。总之，个体重要的人变成新的依恋对象。
提问4：我的问题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我们跟这种青少年做治疗的时候，怎么来处理移情？您演讲里很清楚，精神分析治疗里面有一个退行，去处理一些早期非常古老的部分，这有时候会阻碍到发展。然后又讲到治疗师要做一个移情对象，可能被理想化。理想化，一部分是需要我为他做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我的问题是治疗师怎么在这个里面被他利用，治疗师有的时候是旧的，有的时候是新的，怎么样来处理这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答：这种情况还是蛮多见的。治疗师首先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你要给他做每周3到4次的精神分析性治疗，还是每周1到2次的心理治疗？这取决于你要让他们经历一些退行性的发展，还是说只是想帮助他们在基础上获得些发展。
不管怎么样，治疗师要相信，每个人都有内在发展的力量。儿童分析师可能对此比较了解，但成人分析师治疗18岁、20岁、30岁病人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忘记了，每个人内心都有这种内在发展的力量。
刚才问到的第一点，古老和新的客体这部分怎么去工作？在正常情况下，处理这些青春期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是需要一个新客体给他起到作用，治疗师就承担起这一部分。处理来访者古老的、婴儿式的那部分，要慎重看待移情。在移情中，他可以把你当做他的妈妈，但治疗师要做他的一个新客体，不接纳这部分移情，这是一种工作方式。同样，你可以被他理想化，因为你被他理想化，是有助于他去应对在发展过程中所要需要完成的那些任务。
提问5：我的问题是，如果是你所说的新客体选择，那就不再是移情。因为移情是代表来自于过去关系的冲突，青少年选择新客体发展关系的时候，就不应该是移情关系，而是叫做经验的东西。
答：可以说是这样的。当我们跟他们做治疗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永远都是一个新客体，当然也可以是移情的客体。关于治疗师作为一个新客体的概念，在60年代由一位学者提出，但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也没有人愿意听到这个概念。精神分析界用了50年时间，才接纳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提问6：中国有这么一种极端现象。一部分青少年是被从小过度照顾的，他们心理上不成熟，按照您的理论他们30岁还不够成熟；另外一种是农村的留守儿童，这里边一部分大概就是3岁爸爸妈妈就不在家，甚至爷爷奶奶也不在，6、7岁的哥哥姐姐照顾3岁的弟弟妹妹。有这两个极端，您怎么看这两部分人，哪种自我认同发展好一点？
答：在欧洲也有这种现象。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一般来讲，这样的孩子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渡保护，也就是自恋上被他人高度灌注的状况，这会给他以后的生活带来问题。你将来有了伴侣，你要去知道对方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愿望，你也要照顾，也要接受。这种状况在所有伴侣身上都有，但对于独生子女的孩子来讲就特别困难。
不光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可以学到，从其他方面也可以学到，对一个人来讲最困难的是你要接纳这个世界是矛盾的，所有的关系都是矛盾的。要接受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过程，需要内在力量，而且是我们一生都必须要去学习的。独生子女学到这一点尤其困难。
大孩子照顾小孩子，这是中国蛮独特的一个问题的。这个状况不好，对两个孩子的心理发展都不好。在德国有日间托儿所，会帮助人们去照顾到这些孩子。对于两个孩子的心灵发展都更好，因为这个攻击性需要有人来解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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