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仇剑崟:各位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晚间演讲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人非常多,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讲现场。因为人比较多,天气也比较炎热,希望大家保持安静,把手机调成震动状态。今天晚上我们演讲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Marianne Leuzinger-Bohleber教授来给我们进行精彩的演讲。大家知道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跟我们的这个项目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就像在开幕式上肖泽萍教授所回忆的。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的大部分老师,都是来自法兰克福研究所。包括Bohleber教授,之前她虽然没来到我们这个项目,但是对我们这个培训一直非常支持。而且这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希望邀请她能够来到这里,参与我们的教学和演讲。但是之前Bohleber教授非常的繁忙,所以这次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家从我们这个推送的晚间演讲的宣传资料当中可以看到,Bohleber教授长期担任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所长,同时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德国精神分析协会等很多学术组织当中担任要职。她也是塞尔大学的教授,担任多本杂志的编辑,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包括Mary S. Sigourney 奖。Bohleber教授她的研究涉及广泛,包括精神分析的发展,儿童青少年早期的家境,难民家庭早期的家境等。这些年她做了很多研究包括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的连接。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Bohleber教授来给我们演讲。接下来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Bohleber教授。
【Bohleber教授演讲内容】
1. 介绍:预防科学
Robert Emde (2014, p.3ff.),“早期预防的伟大巨匠”之一,他认为早期发展、障碍预防和健康的科学已经获得了显著进展(参见综述Rutter 2011, Shonsoff 2012)。“新的知识和方法促成了新的思维方式。相应地,对被忽略的早期风险因素所带来的痛苦、负面影响及其内在科学性的深刻觉察共同产生了预防干预。这些工作将知识转化为实践,是跨学科合作的,并将带来可喜的机遇和挑战。”(Emde, 2014, p.3)。我们能够区分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以及三级预防。“初级预防是指针对预防疾病或障碍发生的预防干预,二级预防是指针对障碍的早期识别和治疗的干预(特别是指症状出现之前),三级预防是指在障碍被识别后立即通过治疗来进行干预以最小化功能障碍。” (Emde, 2014 p.4)。我们也区分了普遍的、靶向的以及明确的预防。普遍预防目的在于广泛地影响整个社区,例如教育大众孕期吸烟和饮酒的负面作用以及鼓励母乳喂养。 靶向预防旨在识别处于风险因素的群体,例如对风险家庭的家访项目(例如创伤的难民、移民)。 明确预防是针对筛查中已发现问题的个体(例如涉嫌对自己孩子家暴的未成年母亲)。
早期预防的一个焦点是由于社会情绪、病理心理行为所致的暴力。社会情绪风险因素已成为西方社会的重要话题,因为社会分裂、暴力以及教育的重大失败是个体以及家庭的巨大痛苦的主要来源,也是教育系统以及社会的的关注和损失(参见本卷介绍)。15-20% 的幼儿园孩子并没有能够发展出充分的社会情绪技能(Wadepohl, Koglin, Vonderlin & Petermann, 2011, p.219)。这些作者这样定义“社会情绪能力”:“总体而言,术语‘社会情绪能力’包括为了觉知、洞察、表达、调节以及评估情绪并在互动中对其进行处理的所有必要能力 (Koglin & Petermann, 2006; Peterman & Wiedebusch, 2008)。情绪组份聚焦于内在精神和心理过程 (Petermann & Kulik) ,社会组份包括行为方面,例如解决问题的能力,交互的过程或可变行为的选择。各种理论模型都与情绪、社会及情感能力有关(Halberstadt, Denham & Dunsmüre, 2001; Saami, 2002; Petermann & Wiedebusch, 2002),包括其核心中的四个不同领域:对自己敏感性的注意,共情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以及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激烈的、或社交性困难的关系的能力… 亲社会行为功能…作为一种保护因素。长程研究清晰地显示:与存在潜在破坏性及攻击性倾向的较少亲社会的儿童相比,亲社会儿童较少发生行为问题。(Wadepohl, Koglin, Vonderlin & Petermann, 2011, p.291/220)” (translation: Rebecca Tovar).
婴儿起着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他自己的发展(参见 Sameroff, 1989; Stern, 1985; Sodian & Ziegenhain, 2012)。因此发展总是被认为是生物-遗传因素和社会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目前实证发展研究的最前沿作者认为个体早期开始认知、情绪及社会性发展就紧密联系。许多研究者都赞同“发展的相互作用的理解”,意思是个体的发展总是基于人际或非人际性环境的互动过程。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我今天想讨论的是,精神分析能够对这样跨学科的对话增加一些具体的观点,关于社会-情绪发展过程中可能的早期风险以及保护性因子的来源,因为这些实证性的发现主要来源于依恋和心智化的研究。尽管我们赞同Weinert & Weinert (2006)以及教育科学界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应该避免戴着病理心理学的眼镜来看待社会情绪行为的发展,而应考虑到儿童自身的优势和资源,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对该领域中跨学科对话的具体贡献可能是将对严重社会情绪紊乱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进行心理治疗时所收集到的临床知识运用到非临床群体。对心智化能力发展感兴趣的婴儿及依恋研究者业已实证性地调查了许多儿童的临床观察以及青少年心理治疗,并对社会-情绪发展的概念化以及知识的增长做出了贡献,这可能也是我们跨学科的伙伴们共同的兴趣。
青春期出现严重的心理社会问题并加入了德国的暴力右翼团体。当他在近三十岁开始接受分析时,他处于极度孤独痛苦的精神状态,伴随着重度抑郁和其它心身疾病。精神分析中 我们了解到一些复杂的交互因素最终导致抑郁的“死亡-终点”。“如果我能在幼儿园时就得到帮助,要省去多少努力和痛苦啊...”治疗结束时A先生说,由此形成了对早期预防的强有力论点。
在对心智化、依恋以及创伤的研究进行总结之前(3),让我先通过一个精神分析的案例来说明此篇论文,该患者在2. 简短临床案例描述了早期预防的重要性
A先生28岁,拥有运动员般的健美体格,来自阿拉伯国家,无业,完全社交隔离,罹患重度抑郁以及广泛的心身症状,他来到我在法兰克福的私人执业点来寻求帮助。他说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对他来说是个困难。“总是这样,当某人试图靠近我时,某人,例如一份临时的工作,或是一名女性,都会激发我内心的恐慌——我会内心产生一种强迫性的冲动去到最近的机场,买上最近的机票,飞往任何地方…”我们也指出治疗性关系中可能存在的这种恐惧:“…我能够自然地尝试很多方法来缓解这些恐惧”,我指出,紧接着一个即时的想法,“但是我不能搬着我的躺椅跟着你进入随后的那架飞机…”对于这个想象,我们都笑了,且没有因此而感到被冒犯或导致距离感,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无意识交流的指征,能够促进我们之间关系的发展。
在前两次评估访谈中,我并没有能够了解到很多他的个人史,仅仅得知A先生出生于一段双重文化背景的婚姻,一个是伊朗难民的工程师,另一名是德国秘书,他认为这是一段长期不愉快的关系。双方都有酒精滥用的问题。父亲现在躯体疾病非常严重,曾在快餐吧工作过一小段时间。母亲拥有一家濒临破产的地毯清洗店。他有三个手足——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两个哥哥都有毒品使用问题,曾反复卷入暴力冲突中且失业多年。妹妹仍然在读书,肥胖。他自己也有“发作性暴食”的问题,以及严重胃绞痛和失眠。
完成汽车修理培训后, A先生在夜校完成了高中学习——尽管有注意力集中的问题,并获得了文凭——尽管非常困难——两年后又在美国获得了学士学位。他返回德国试图拯救母亲的小店,但没有成功。
我必须要提到治疗第二年中的一次核心危机,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去深入的了解早期多重创伤对患者的长期影响。A先生在躺椅上沉默了数周。他情感上越来越不可及,治疗中绝望和重度抑郁弥散在空气中。反移情中我很担心A会自杀。他曾经多年有严重自杀观念。最终——几周后,我内心妥协了,我向他面质这个想法,他最终打破了沉默:“刚才我看见母亲躺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僵硬的,沉默的——我可能7岁左右。她已经有很多年都不能为我们准备温热的食物…” “是否——无意识的——你把我放在了抑郁的、无助的母亲角色上,或者你认为我不会关心你,你是否来治疗对我而言无关紧要,因为你反正也无法获得任何非常必要或有营养的东西?”
在接下来的治疗小节中越发清晰地显示出之前的沉默是他无意识现实的呈现,主要客体不能够共情他的绝望和所存在的危险处境并将其从精神恐惧中解脱出来。与爱的客体的亲密感再次显著激活了这样一个原始的对被爱和被理解的渴望,以致于他感到彻底被这样的情绪所淹没,并产生强烈的丧失自主性和自我的恐惧感。与此相联的是一种信念,认为在向自己爱的客体靠近的过程中,他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攻击性以及破坏性的冲动,从而在心理层面或现实层面摧毁该客体。伴随着我们最终发现了共同一致的理解,这些无意识的幻想和信念与早期抑郁的主要客体所造成的情感忽视以及后来的累积性创伤有关,如过早分离,父亲的自杀企图等。
他的母亲罹患重度产后抑郁并曾服用数月抗抑郁剂治疗。当他2岁时,由于其母亲住院治疗,A先生经历了与母亲的六周分离。在日间护理中心,他的多动和不能专注的行为表现显而易见,他总是被发现与其他孩子有攻击性冲突。4岁时他在儿童之家住了近半年,因为他的母亲再次抑郁发作且感到无法应对。而且在整个小学期间,她的母亲经常连续躺在床上数日,正如前述。他不得不自己照顾妹妹。精神分析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与孩子的亲密接触触动了他内心强烈的孤独感,因此对其意义重大。当他在青春期前期,约10岁左右,当妹妹坐在他腿上,他勃起了,于是他非常害怕,担心对自己的性冲动失去控制:自那以后,他拒绝照看妹妹并将注意力转向一群男孩,和他们一起玩足球。
当他11岁时,他发现父亲吞噬药片企图自杀,他拨打了救护车,救了父亲。这次深刻的体验后,他放弃了足球俱乐部的所有活动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学校。期间一名白痴的德语老师在班上当众朗读了他的作文,并添加了羞辱性的评论,这让他很难堪,对他而言这是另一个灾难:他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在外部现实生活中获得可认同的“好的、共情性客体”,从而形成“好的内在客体”的印迹。于是他对上学不再感兴趣,在右翼暴力帮派的影响下他越来越频繁地逃课。
精神分析过程中,他关于和父亲肢体冲突的记忆成为一个主要场景:在一个酒吧里,他的父亲当着他朋友的面打他。他记得自己内心想要回击的恐惧,就像他的一个朋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这个少年在醉酒的父亲殴打母亲时保护了她。后来他自己撞向散热片,不幸的是由此造成的严重头部损伤导致了他的死亡。酒吧中的一幕后,父母不再允许A和他们一起生活:大约半年的时间他生活在街道上,小型犯罪帮助他度日,他加入了暴力的右翼组织,吸毒且有严重自杀倾向。对我们而言看似有些神奇的是,一次他邂逅了一个小学同学,而且该同学将其带回家。他被友好地接纳了,并且爱上了同学的妹妹。在这个家庭的帮助下,他得以从暴力帮派中解脱出来,并开始了,正如前述的的汽车修理工的培训。
精神分析过程逐渐使A走出了社交隔离及无业状态,并使他能够维持紧密稳定的爱的关系。同时他的心身症状也得到了充分地缓解(Leuzinger-Bohleber, 2009)。然而,一个长程、密集的精神分析治疗是必要的。“如果我能在幼儿园时就得到帮助,要省去多少努力和痛苦啊...”治疗结束时A先生说。我赞同他的观点:这准确表述了他话语的主要信息:对A这样的创伤化的儿童而言早期预防可能是多么重要。
3. 自我、依恋、心智化能力的发展和创伤:风险儿童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a) 自我及依恋的早期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间,实证性婴儿观察、依恋以及心智化的研究通过特别的临床及实验的方法业已证实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证研究结果,也刺激了关于社会-情绪发展过程的新的概念化形成(see Stern, 1985; Leuzinger-Bohleber, 2009)。许多研究探索了与主要照料者的情感、反思及共振性交流,并显示出遗传、神经生物学以及社会因素的交互过程(see Ammaniti, 2012; Mayes, 2012)。Gergely & Unoka (2008)将早期情感调节定义为一个社会生物反馈过程。这些高度脆弱的过程是社会-情绪能力早期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静止面部实验”令人印象深刻,它展示了母亲的面部表情持续僵住3分钟后婴儿的激惹性水平升高(see Nathanson, 1986; Beebe & Lachmann, 2010)。产后抑郁(正如A的案例)对早期母婴互动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全面的研究。
实证性依恋研究的结果在许多方面补充了婴儿研究。例如,Bowlby (1969) 描述的依恋和探索行为中的对抗性也揭示了对社会-情绪学习过程的高度潜在解释:动机系统不能被同时激活。当孩子感到安全,就能激活他的探索系统并探索周围环境。当孩子觉察到危险恐惧感被激活,于是依恋行为就会被激活。孩子就会中断探索行为而转向照料者寻求安全感。
Bowlby的模型在近几十年间被强化(by Main et al.,1985; Crittenden, 1990, Scroufe, 1996; Bretherton,1985; shaver and Cassidy,2008; Fonagy & Luyten, 2011 and others)。于是发展各种测试来检测依恋行为就变得非常必要。最初Bowlby的同事做了很多相应的工作。通过“陌生情境测试”我们可以评估1岁至2岁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品质,这是一个标准化的观察情境(Leuzinger-Bohleber, 2009, p.110)。至今,大量关于依恋行为评估的研究已经得以开展。Ainsworth的Baltimore研究显示68%孩子是安全型依恋, 20%回避型,12%矛盾型(D型并未显示)。还存在非常有趣的文化差异: A型在美国、西欧比以色列和日本更常见,而那里C型的比例比其它西方国家更高。在荟萃分析中, Van Ijzendoorn (1990) 比较了许多不同国家的研究。在一个非临床人群中,他检测到以下比例: 55%的安全型依恋,22% 的回避型,8% 的矛盾型以及15%的紊乱型依恋儿童。
这些依恋类型被看作是出生一年里早期依恋经历的作用。儿童已经发展出“内部工作模式”,这在主要照料者身上已证明是成功的。由于母亲的敏感性,安全依恋类型(B)的孩子体验到与母亲建立安全关系的机会,在该过程中,与其它人类交流过程中的所有可能感受被觉察、体验并表达。回避型依恋(A)的孩子,一方面感受到如果没有强烈情绪的话,母亲是最让人舒服的,同时又会对母亲有控制和距离感。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间,矛盾依恋的孩子感受到母亲部分是适当的,部分是拒绝或专横的;简言之:不一致。因此,母亲的行为不能被孩子预测。由于紊乱型依恋(D)的孩子的母亲经历着严重的创伤痛苦(例如核心依恋形象的重大丧失),根据相应的理论假设,孩子不能获得稳定的内部工作模式。母亲在心理上被自己的创伤所占据,以致于她们几乎不能与自己的婴儿建立一致的依恋关系。
许多研究显示依恋类型是社会-情感行为的核心早期形式。因此安全依恋类型是儿童发展的保护因子(also see Fonagy, 2008)。该评估承载着所有形式的早期及最早期预防的重大意义。正如通常所知,母亲的敏感性——儿童发展安全依恋行为过程中最有价值的工具——是最脆弱的。只要母亲被应激及压力影响,她所具有的与婴儿内在状态相关的共情能力就会受损,极端情况中,如急性创伤情形下,甚至不再存在(see 4)。这是一个解释来说明许多这样的研究结果,即紧张家庭氛围中儿童社会-情绪发展呈负性结果 (see meta-analysis by Mc Leod and Nelson, 2000; Summary in Reichle and Gloger-Tippelt, 2007, p.204)。父母之间的张力影响了他们对待孩子,特别是婴儿的方式,即“溢出”效应,“有时导致情感的不可及,拒绝、攻击及敌意…” (Reichle and Gloger-Tippelt, 2007, p.204)。于是早期预防是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降低父母及家庭的应激因子。 (see section 4.).
b) 心智化能力
许多作者假定在进化过程中只有人类发展出了特殊的推论及表征系统来了解心理状态(参见所谓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ToM) 或读心; see Baron-Cohen, 1995; Dennett, 1978, 1987; Fodor, 1992; Leslie, 1994; Liebermann, 2007; Gergely u. Unoka, 2008)。由于这种认知适应性,人类能够在竞争及合作中预测、解释并从而操纵他人的行为。他们能够识别意向性心理状态(如希望、意向及信念),这似乎激励了他人对其进行解码和诠释。这已被证明是进化过程中重要的生存优势 (see also Tomasello, 2012)。因此心智化能力被证明是发展出充分社会行为的核心假设之一。它也与早期的道德发展相关(see e.g. ,Tellings, 1999; Emde, 2011, Oppenheim, Emde, Hasson, Warren, 1997)。正如案例中所呈现的:心智化能力缺乏的儿童和青少年往往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经常在教育上失败,发展出病理心理症状,并经常卷入暴力及不法行为。
客体关系中介的情感“发现”。因此我们聚焦于“情感调节”的概念,这在发展的理论以及病理心理学的很多领域都非常重要。 ( p. 372).
通过各种研究, Peter Fonagy, Mary Target, George Moran, Miriam 以及 Howard Steel, Anna Higgitt, György Gergely, Efrain Bleiberg和 Elliot Jurist 发现健康的心智化能力的发展与依恋系统紧密相关,然而它们并不等同。儿童早期对母亲的依恋的可靠度并非开始于孕期,而是由母亲通过自己父母的精神状态来理解自己的孩子—父母关系的能力所决定的,换言之,她自己的心智化能力(Fonagy and Target, 2003 / 2006, p.364)。这种能力并非生物决定性的,而是逐渐通过与重要依恋对象的交往互动而得来的。作者也并不认为这种能力是单纯认知方面的:它的根源在于经由主要创伤性体验被界定为性质上的“过多”,照料者和婴儿都失去了调节自己情感的能力。举一个例子:虐待对于婴儿往往意味着创伤性体验,会导致孩子从虐待的照料者那里退缩,且不再愿意共情性地理解他人的情感,虐待和其它创伤影响了心智化及反思能力的发展。同样对儿童的虐待也会导致复原力的丧失,这与个体理解人际处境的能力相关。
根据 Fonagy和Target的观点,心智化和安全依恋来源于早期社会化期间的成功抱持,尽管它们并不相同。能够心智化通常见于共情的、安全依恋的母亲,也可见于经过成功心理治疗或早期预防的创伤母亲,正如我们研究团队在过去两年间在第一到达机构中与创伤难民母亲的研究工作中所发现的。(see Leuzinger-Bohleber et al, 2016, in press).
让我用一个简短的例子来解释我们对难民的预防工作:
一名库尔德籍父亲与其伊朗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在一次恐怖组织的夜袭后逃走,这次恐怖袭击已经绑架了他的父亲和兄弟(可能是ISIS)。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描述了自己在穿越地中海以到达欧洲时的恐惧,因为他看到过那张著名的照片,2015年一个三岁男童溺水后被海浪冲至土耳其海岸。因此他选择了穿越保加利亚的巴尔干路线。和家人一起,他们在夜间步行了14小时穿越边境,怀里抱着孩子,孩子可能是聋子。为了防止孩子哭泣,他们喂他吃糖。整个家庭受到严重的睡眠问题困扰。当我和他父母交流时 ,仍然不确定这个小男孩令人痛苦的行为——时常表现出来的情绪——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所经历的创伤和/或失聪引起的。非常重要的是要讨论他们自己养育的矛盾性:在飞行期间极大地投入照顾孩子,一方面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另一方面这让他们耗竭且过度疲劳。我试图帮助他们去理解到,在经历了所有这些创伤后,有时感到愤怒和绝望,且需要一些帮助和支持来重新获得父母技能,这是“正常的”。
在心理治疗或早期干预中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养育困境或自身紊乱的依恋模式的能力,可以促使父母发展出一种“获得性的安全依恋”并打破将自身依恋模式传递给孩子的代际传递循环。
c) 对创伤的研究
早期创伤对心智化能力发展的影响甚至远远大于依恋的影响。Fonagy (2007) 描述了在监狱中接受访谈和治疗的经历重大创伤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暴力行为也是受到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心智化能力的现实的影响,因此不能共情受害者的躯体及心理状况。他称此为“暴力依恋”或“依恋创伤”。
他指出,许多研究显示大多数罹患任何形式创伤的人的心智化能力是受到抑制的。创伤的儿童无法获得表达情绪的词汇(Beeghly & Cicchetti, 1994),创伤的成年人对理解面部表情传递的意图会有困难。内部和外部等式是第二重要方面。面临创伤时,心智化能力的崩塌是由于对内在关系以及外部现实的觉察能力的丧失。大多数情况下,创伤幸存者拒绝回忆既往经历,因为想起意味着再现。
“Stuart这样描述自己在11岁时被送往寄养家庭时的情绪:我试图让他们理解我很不安,于是我开始乱扔东西,我把床扔出窗外,我打破了房间里的每一扇窗户。这是唯一的方式来告诉他们我不想走。” 不仅仅是Stuart这样创伤化的儿童发现躯体方式的表达比言语的方式更具有说服力——在假装模式中言语也被体验为毫无意义。创伤后我们都需要对安全感的躯体性再确认。 (Fonagy, 2007, p.6)
3. 社会-情感发展模式及其紊乱
导致高危儿童严重紊乱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保护性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及缠结关系可通过以下图2(Fonagy and Luyten, 2011 (p. 920).)模式来进行讨论。我们参考的是刚才提及的依恋以及心智化研究的结果:
总体而言:脆弱性因子 (I),作为易患因素的风险因子(例如:情感虐待,创伤以及一个非心智化的社会系统)以及释放因子(例如关系中的压力,感到被拒绝,病理性关系)是三个主要的交互源。
具体而言:关于脆弱性因子 (I) 我们可以区分遗传易感性 (A) 与早期依恋环境(B)。不充分的注意控制(a) 最主要可能是由于遗传因素。不充分的情感调节(b) 可能是主要照料者对婴儿不充分包容及保持的结果,最常与脆弱的人际理解相关(c)。这些不同因子之间的复杂交互以及作为易患素质的风险因素(II) 可能导致由于创伤和应激引起的紊乱型依恋系统(C)。与释放因子交互 (III) 发展出一个高度活跃的依恋系统,这意味着依恋系统被持续激活,阻止了探索和学习。这样高反应性的依恋系统可能导致社会认知的抑制和否认(1)以及主体前心智化模式的重复再现 (2)
处于这样心智状态的儿童和青少年几乎无法进行稳定的情感调节。他们无法独处,他们感到关系是应激而负担的,在关系中他们不断地害怕被再次拒绝或遭到伤害。由于“内部紊乱的工作模式”,他们会反应特别强烈地来处理风险及社会脆弱因素,例如疾病、躯体损伤、发展的风险(例如,与青春期相连),情感虐待,创伤或总言之非心智化社会系统。往往无法控制的破坏性情绪爆发会在躯体及社会压力下以及一些边界情形下被激发,由于前-心智化模式的再现以及缺乏充分的社会认知。
该模型使得遗传-神经生物学易感性与社会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更敏感清晰,我们也应该主动思考早期及最早期预防的可能性 (见第4节)。正如复原力研究所示,由于精神和大脑强大的可塑性,改变早期依恋体验,支持早期心智化能力,从而为强化保护性因素创建了充满希望的可能性,即使是对面临多重社会风险因素的儿童. (see Hauser, Allen & Golden, 2006).
4. 社会-情绪发展领域的预防
I. 最早期预防来阻止情感虐待及非-心智化社会系统的创伤 (见图2中 II) : 例如: No child left behind, Cierpka, Scholter, Frey & Köhler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