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逻辑
达尔文的理论告诉我们，生命为什么具有现在的特质——不仅是机体的特质，还有决定其行为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动机。《物种起源》出版150年之后，自然选择论在实验室和野外得到大量证实，并有来自数学和科学新领域的思想所充实，形成了对生命世界的一套系统的新理解。这些领域包括基因学，它揭示了使自然选择成为可能的基因复制机理；还包括博弈论，它勾画出在一个存在其他智能主体的世界里，各有追求的单个主体的命运。
为什么演化竟然允许一个生命寻求伤害其他生命? 答案并非如“适者生存”所说的那样简单。《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 Gene) 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显然认为，人们对司空见惯的生命世界往往缺乏反身性思维，他力图通过结合了基因学和博弈论的现代进化生物学，帮助他的读者增加对生命世界的理解。他要读者将动物想象成按照他们的基因设计的“生存机器”(基因是在演化进程中唯一不断地复制自己的主体)，然后推想这些生存机器会如何演化。
对一个生存机器而言，其他(非子女和近亲) 的生存机器只是环境的部分，就像一块岩石、一条河流、一口食物、一种障碍，或者某种能被开发利用的物件。但其他这些生存机器与岩石河流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它是能够回击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生存机器，具备同样的追求未来的基因，为了保存自己而无所不用其极。那些受到自然选择青睐的基因，总是能够控制生存机器，最有效地利用环境，包括最有效地利用同物种和不同物种的其他生存机器。
任何人，只要见过鹰撕碎欧椋鸟，成群的蚊虫叮在一匹马身上，或者艾滋病毒渐渐地吞噬一个男子的性命，他就对生存机器冷酷地利用其他生存机器的方式有了第一手的观察。在大部分生命世界里，暴力是默认选项，是某种不需要解释的存在。当受害者属于其他物种时，我们将进攻的一方称为捕食者或者寄生虫，但受害者也可以是同一物种。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都有杀婴、手足相残、同类相食、强奸、致命伤害这样的记录。
道金斯还措辞谨慎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界不存在大规模的血腥杀戮。首先，动物不倾向伤害自己的近亲，因为任何促使动物伤害亲族的基因，都极有可能伤害亲族体内所携带的自己的基因副本，所以自然选择过程淘汰有自伤害倾向的基因。更重要的是，道金斯指出，与岩石和河流不同，生物倾向于反击。任何一个演化出暴力倾向的生物体，其所属物种中的其他成员也必然(在平均水平上) 演化出同等的暴力能力。如果你攻击你的同类，你的对手可以和你一样强壮、一样好斗，而且装备了同样的武器和防卫手段。攻击同类会伤及自身，是一种极有力的选择压力，它排斥了不加选择的进攻和消耗，也排除了暴力的“压力”释放说和大多数的民间暴力理论，比如嗜血、死亡愿望、杀手本能，以及对毁灭的渴望、索求和冲动。进化中的暴力选择永远是策略性的。物竞天择的结果是，生物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暴力。智能物种特别具有辨识力，他们巨大的脑容量不仅让他们能够计算进化全过程的平均胜算，而且能够精确计算特定情况下的成本收益。
当同一智能物种的成员间关系进入暴力逻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霍布斯的自然世界。《利维坦》(1651) 中有一段名言，霍布斯用了不足百字，分析了暴力的动机。他的分析至今无人能超越:
所以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发现存在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人们攻击他人的第一个原因是求利，第二个原因是求安全，第三种原因是求名誉。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奴役他人、他人的妻子儿女和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第三种情形下，则是由于一些琐事，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轻视他们的迹象，无论是直接指向他们本人，或是针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誉。
霍布斯认为，竞争是能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今天认为竞争是进化过程固有的组成。谁能够将竞争者逐离有限的资源，比如食物、水和生存空间的生存机器，谁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机会繁衍滋生，在数量上超过竞争者；谁能够适应这一竞争，谁就能在这个世界生存。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妻子们”也是男人们应该竞争的一种资源。在大多数的动物中，雌性动物在后代身上的投资都大于雄性。对哺乳动物而言，这一点更加显著，母亲在体内孕育后代，并在生育后哺育幼子。一个雄性可以和数个雌性交配，增加繁衍后代的数量一一同时可能让其他雄性没有后代，而雌性即使和多个雄性交配，也无法增加生育的数量。因此，在许多物种中，包括人类，雌性的生育能力就是稀缺资源，成为雄性竞争的对象。但所有这些都不等于说，人是由基因控制的机器，强奸和攻击在道德上是可以原谅的，妇女只是被动的性感战利品，人都是试图尽可能多地生养孩子；并且也不等于说，人不受文化的制约。这些观点都是对性选择论的误解。
争斗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自信。在霍布斯的时代，缺乏自信意味着“恐惧”，而不是“羞怯”。第二个原因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竞争产生恐惧。如果你有理由怀疑你的邻居，感觉他蓄意将你从竞争中铲除，就是说，要杀死你，那你自然会想到要先发制人，抢先干掉邻居，保护自己。即使你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人，只要你不想放弃，不想被杀，你就会感到要去杀人的诱惑。悲剧在于，你的竞争者也完全可能因同样的计算而忧心如焚，尽管他也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善良之辈。事实上，就算他知道你本来无意冒犯，他还是有正当的理由忧虑，他会认为，你满心疑窦，担心他将要伤害你，因此准备消灭他；而你也有同样先下手为强的动机。以此类推，无限循环。政治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Schelling) 做过一个类比，持枪的屋主和持枪的窃贼，为避免自己被射杀，都有先开火的动机。这一悖论有时被称为“霍布斯陷阱”，在国际关系领域，则被称作“安全困境”。
智能主体怎样才能让自己摆脱霍布斯陷阱? 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威慑政策: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准备充分，挺住初次打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项可靠的威慑政策会打消竞争对手出于谋利而进行侵犯的动机，因为回击产生的成本可以抵消进攻的全部预期收益。同样，因为你承诺不会率先动手，对手失去了出于恐惧进行侵犯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因为威慑消除了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动机，也就减少了对先发制人的需要。威慑政策的关键在于威胁报复的可信度。如果你的对手认为第一次打击就足以消灭你，他当然没有理由担忧报复。如果对手认为，一旦发生攻击，你有可能理性地克制报复行动，那他就会利用你的理性攻击你且不受惩罚。你只有持守承诺，不暴露软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锱铢必较，唯此威慑政策才会有效。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些许小事一一一个字眼儿、一声冷笑或任何一点点轻蔑的迹象，都能够引发争端。霍布斯称此为“光荣”，常用的说法是“荣誉”，而最准确的用词应该是“信誉”。
威慑政策也被称为“恐怖均衡”，在冷战时期，也叫作“相互确保毁灭”(MAD)。威慑不过就是用暴力威胁来遏制暴力，这一政策能够确保的和平是非常脆弱的。各方必须对任何失敬的信号，哪怕是非暴力的轻蔑，做出宣示实力的暴力反应，因此，一次暴力引出又一次暴力，进入无休无止的复仇循环。我们将在第8章中看到，自利偏差是人性的一项主要设计特征，这一特征让各方相信自己的暴力行动是正当还击，而对方的暴力都是无端挑衅。
霍布斯的分析适合无政府状态的生命。他的著述的标题，则指示了逃脱困境的途径：利维坦，即君主制或者其他体现民意并垄断武力使用权的政府权威。利维坦通过处罚侵犯行为，抑制了侵犯的动力，从而化解了先发制人的焦虑，也打消了每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而时刻准备出手的紧张感。因为利维坦是一个利益无关的第三方，它不至于被盲目的排他性所蒙蔽，这种排他性让各方都认为对手阴险恶毒，而自己则如冰雪般清澈纯洁。
利维坦的逻辑，可以用下面这个三角形来概括(图2-1)。在每一个暴力行为中，都有三个利害关系人: 侵犯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三方都有暴力动机：侵犯者要捕获受害者，受害者要进行报复，而旁观者要尽量减少另外两方争斗产生的连带伤害。两个参战者之间的暴力可以称为战争，旁观者压制参战者的暴力可以称为法律。简而言之，利维坦理论就是法律好过战争。我们可以检测一下根据霍布斯理论对暴力历史所做的预期。利维坦第一次出现是在人类大戏的尾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无政府状态，大约5000年前才开始进入文明，定居的农民第一次聚居为城和邦，建立了第一个政府。如果霍布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变迁应该带来第一次暴力大下降。在文明降临之前，世界上没有“一个让人们慑服的共同权威”，人们的生活应该是比文明之后更混乱、更残暴、更短命，直到某一天一个武装权威实现了和平，情况才开始改善。我将这个发展称为“平靖过程”。霍布斯坚信，美洲很多地方仍有未开化的人生活在无政府的暴力状态，但他没有说明他所指的具体是哪些人。
因为没有资料，人们可以随意揣测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当然很快也会有人提出相反的理论。霍布斯的对手是瑞士出生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他的观点是:“没有什么(人) 能够比处于原始状态更温和了……野蛮人的例子……似乎确证了人类本来应永远停留在这一状态，以后所有的种种改进……都是指向物种的衰败。”
虽然霍布斯和卢梭的哲学远比“混乱残暴短命”和“高贵的野蛮人”深奥精妙，但他们对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所怀有的这点儿成见，煽动起长久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白板》一书中，我讨论过一个议题如何通过日积月累，成为人类情感、道德和政治的沉重包袱。在20世纪下半叶，出于对早期种族主义“土著”观的反感，以及相信卢梭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描述更加积极乐观，卢梭的浪漫理论成为政治正确的人性论。许多人类学家相信，如果霍布斯是正确的，那么战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是必要的，因此，任何支持和平的人都必须坚持霍布斯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批“和平派人类学家”在学术界内相当富有进攻性，动物行为学家约翰.范德尔登嫩(Johan van der Dennen) 将他们称为“和平与和谐黑手党”。他们一直坚称，人类和动物自身是绝对排斥同类相残的，战争是后天的产物，在土著人与欧洲殖民者遭遇之前，他们之间的打斗是仪式性的、无害的。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以生物理论解释暴力导致宿命论，而浪漫人性论则对人类充满乐观，这两种观点都是本末倒置。但这不是本章要论述的问题。论及史前人类的暴力，霍布斯和卢梭两位都是在做空论：他们对文明前的人类生活一无所知。今天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本章就是要回顾人类最原初阶段的暴力行径。故事要从我们成为人类之前开始，通过观察我们那些灵长类表兄弟们所展示的侵犯性，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化谱系中，暴力是如何出现的。待说到我们人类自己的时候，首先，我将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觅食群组和部落，与生活在有某种政府形式的定居者进行对比；其次，我们要了解觅食者的争斗和他们争斗的对象。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战火连绵的无政府部落比生活在定居点的人的破坏性更大还是更小? 我们要求答案既有描述，又有数据，并尽可能地估算出在利维坦和在无政府两种状态下的人均暴力死亡率。最后，我们再来审视文明化生活的优势和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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