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时间是闵可夫斯基吸收了以柏格森为主的生命哲学思想而在现象学精神病理学领域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用以描述忧郁症和躁狂症患者在时间感上表现出的停滞或破碎等病理现象。受到存在主义启发的宾斯旺格则在海德格尔“存在于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存在于躁狂之世”的崭新说法，对闵可夫斯基关于躁狂症患者的生命时间变异的描述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通过构建生命时间这一现象学概念的精神病理学模型，不仅能为传统精神病学家理解精神病症状提供一种崭新的思路，也能为现象学家描述人类的存在境况提供一种精神病理学模型的观照。
关键词：闵可夫斯基；宾斯旺格；生命时间；忧郁症；躁狂症；现象学精神病理学
中图分类号：B089；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7）050-0010-08
时间性问题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始终关切的基本命题。胡塞尔区分了客观时间、主观时间和内在时间，并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对作为一种内时间意识的内在时间进行了细致考察。海德格尔则直接用时间性问题阐释此在，认为时间是一种存在问题的超越境域。而早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前，柏格森就已经以“绵延”（durée）为论题，在一种朴素的现象学层面上对时间性问题进行过充分讨论。这三位哲学巨匠在时间性问题上的志趣相投并非偶然，毋宁说是一种出自于对人类存在问题的共同关注的必然结果。
而在精神病学的日常实践中，对病人时间感的检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法国现象学精神病学的先驱尤金·闵可夫斯基（Eugène Minkowski）提出了“生命时间”（le temps vécu）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忧郁症患者在临床中表现出的时间感停滞等病理现象。而后冯·葛布萨特尔（von Gebsattel）和斯特劳斯（Straus）等现象学精神病学家也分别在闵可夫斯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扩大了这一概念的解释效力。同时代的另一名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则充分吸收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将“生命时间”的概念应用到躁狂症患者的临床解释中，并在海德格尔“存在于世” （être au monde）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存在于躁狂之世”（être au monde maniaque）这一崭新说法。正是由于闵可夫斯基和宾斯旺格等现象学精神病学家的不懈努力，现象学的精神病学不再仅仅停留在雅斯贝尔斯意义上的那种对精神病理现象和临床材料的静态现象学描述，而成为一种真正现象学化了的精致的精神病学理论体系。
一、 生命时间的哲学源流
虽然柏格森主义是一种完整的生命哲学形态，其对时间问题的探索也充分体现在对“绵延”一词的描述中，但他却从未明确提出过“生命时间”这一概念，甚至只在《论意识的直接予料》（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一书的后半部分才将“生命”（vécu）一词作为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来使用。真正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法国著名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家闵可夫斯基，正是由于他在精神病理学领域对柏格森主义生命哲学以及舍勒主义现象学的积极实践，才使得精神病学从雅斯贝尔斯的那种朴素的现象学描述中挣脱出来，转变成为一种以人性存在而非以症状为中心的精神病学取向。然而在此之前，我们无法忽视闵可夫斯基精神病理学思想中浓郁的柏格森主义的生命哲学气息。
需强调的是，闵可夫斯基对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借鉴并非全方位的，毋宁说是一种剔除了形而上学而被还原为意识的纯粹材料的柏格森主义。参见Hebert Spiegelberg， Phenomenology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36.这种哲学品味上的偏好并非偶然。在闵可夫斯基生活的那个时代，胡塞尔的现象学尚未发展为一场浩荡的哲学运动，因此，与其说他受到了现象学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出自于一种与柏格森类似的先天的现象学直觉——绵延的概念就是胡塞尔现象学时间的内部意识中的构成性时间的原型。这种现象学直觉就决定了闵可夫斯基对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予料》和舍勒（Max Scheler）的《情感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 des Sentiments de Sympathie）这样的书更感兴趣，而非《物质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那样的形而上学论著。参见Eugène Minkowski， Traité de Psychopathologie， Paris： Empécheurs de Penser Rond， 1999， p. 553. 以及参阅Eugène Minkowski， crits Cliniques， Paris： rès， 2002， pp. 100101.
直接予料（données immédiates）的概念直接标记了柏格森主义生命哲学中的现象学品性。对柏格森来说，一个实在的东西一定是一种直接显现的予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予料的直接显现并非纯粹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物本身”（retour aux choses mêmes），而是一种“回到事实”（retour aux faits），确切来说，回到一种心理事实。这种心理事实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纯粹的意识现象，一种异质多样却前后相续的意识状态。柏格森将这种在时间当中直接显现的予料命名为“绵延”，亦即一种意识的绵延、世界的绵延、宇宙的绵延。参见莫伟民等：《二十世纪法国哲学》，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34页。绵延的这种流动不居的状态反映了柏格森生命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差异。详细来说，胡塞尔所谓的本质虽然是一种直观显现的现象，但在根本上仍从属于理念的范畴，因而必须在意向性分析这把“手术刀”的解剖下才能展现其逻辑的、观念的共相本质。这样一来，胡塞尔现象学就必须具有一个“我思”的结构，才能进行意向性分析的活动，这就重新掉入了康德“物自体”的不可知论。同时，胡塞尔現象学这种抽象的逻辑共相也就意味着它本质上是一种位于空间中的静止僵化的现象，不具有时间的结构。这一点正是柏格森与狭义现象学运动的根本区分。因为柏格森要回到的不是抽象静止的事物，而是一种流动不居的心理现实，一种纯粹的绵延。对柏格森来说，绵延在现象中直接显现，因而其生命哲学在广义上来说仍属于现象学，并且是一种原始野性的现象学，带有强烈活力论印记的生命现象学。endprint
绵延的流动不居决定了其具有时间的结构而非空间的结构。柏格森区分了两种时间。其一是科学和常识的时间，亦即钟表上的那种可量度的、可分割的时间。这种时间在柏格森看来本质上并非真正的时间，而是一种空间，“不过是空间的幽灵在思索意识上作怪而已”⑤Henri Bergson， oeuvres， Paris： Puf， 1959， p. 66； p. 70.。而真正的时间是作为绵延的时间，是一种连续的、不可切割的流，一种纯粹的、充盈的、鲜活的存在。用柏格森的话来讲，它是“一种连续体，其性质在不断的变化中相互融合渗透，彼此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与数量之间也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是一种纯粹的绵延，具有纯粹的异质性”⑤。这种没有缝隙和界限的时间是一种“活的永恒”（éternité vécu）。这两种时间的区分表明，传统时间观上那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在柏格森看来不过是一种虚假命题，其本质是割裂了时间的流动性。
这些观点为我们理解精神病理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如果我们将过去看作生活经验在当下的滞留，将未来视为生活经验在当下的欲望或筹划，不难想见，在那些忧郁症或躁狂症患者身上，正是由于这种生命时间的变异才造成了病人生活经验的紊乱。详细来说，主体的时间性不再是一种流动不居的状态，而被病人人为地分割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断裂的维度，然而又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将它们摆放在合适的位置。结果就是，要么由于过去和现在的杂交而产生忧郁症，要么由于现在和未来的杂交而产生躁狂症。闵可夫斯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和时间观点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汲取和借鉴，并将之应用于对忧郁症等临床症状的现象学解释当中，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生命时间观点。
二、 生命时间的忧郁症模型
在对生命时间的精神病理学模型进行论述之前，有两点必须澄清。首先，生命时间是闵可夫斯基首创的概念而非独创的概念。事实上，其同时代或后继的现象学精神病学家，例如宾斯旺格、冯·葛布萨特尔以及斯特劳斯等都在闵可夫斯基工作的基础上极大地扩展了生命时间这一概念的临床版图。其次，虽然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生命时间正如常识所期待的那樣，采用的是柏格森对时间的第二种定义，亦即作为一种绵延而存在的真正的时间，但并不意味着精神病理学的时间观完全等同于柏格森的时间观。事实上，闵可夫斯基在生命时间之外还特意强调了另一种时间的存在，即觉知的时间（temps gnosiqueGnosique的名词形式gnosie源自希腊文gnsis，意为通过个人经验所获得的一种知识或意识。在该词中，知识特指一种真正的知识，且兼有感知的意思。因此权且将该词译为“觉知”，既有知识之义，又有感知之义。）或遭受的时间（temps éprouvé）。对这两类时间的差异性的澄清将是我们论述生命时间的忧郁症模型的起点。
觉知的时间或遭受的时间与生命时间不同，它是一种意识的时间。也就是说，这种时间感在病人的有意注意的范围之内，病人完全能够觉知到时间的存在；相应地，当时间的节律被打破时，病人同样会遭受时间感的紊乱。如果将这种时间观放置到精神病理学模型当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觉知的时间或遭受的时间的紊乱主要体现在神经症当中。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无论是强迫型神经症、焦虑型神经症或恐怖型神经症，都是一种时间感的遭受。在强迫型神经症中，患者的时间被分割成某一不断重复、不断经历的片段，并在当下以强迫洗手等仪式试图消除不断重复的生活经验。在焦虑型神经症中，患者的时间，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被杂乱无章地挤压、扭结到一块，因此生活经验对于他们来说就表现为一种混沌无序的状态。在恐怖型神经症中，患者的时间感与生命时间的变异类似，表现为一种停滞的状态，进而唤起外在空间的死寂感。在这种死寂感当中，广场恐惧症患者遭受到的是主体感在当前空间中被无限拉伸，而密集恐惧症患者遭受到的则是主体感在当前空间中被无限挤压。
与觉知的时间或遭受的时间不同，闵可夫斯基重点讨论的生命时间的变异主要体现在忧郁症当中。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厘清忧郁症（mélancolie）和抑郁症（dépression）的差异。广义层面上的抑郁一般不作神经症性和精神病性的区分，而通指伴随有心境低落、负性思维、精力下降、行动迟缓等临床症状的抑郁障碍（depressive disorders）。这也是当下精神疾病分类学的主流做法，即在对抑郁障碍进行大类鉴别后，再根据临床的多样表现或严重程度进一步区分亚型。但事实上，由于临床表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DSM-IV开始，为了避免症状分类的歧义，已经不再强调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别，而改以轻度、中度和重度的程度层级区分亚型。但在实际临床治疗中，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分有着更为内核性的差异，因而神经症性抑郁和精神病性抑郁仍然是一种常见的分类标准。在这种分类标准下应对抑郁进行狭义理解，亦即特指一种神经症性抑郁症。
当抑郁症作为一种神经症时，患者的主体感和自我感仍然是统合的，换言之，患者具有一定的现实检验能力。这就决定了患者对时间感的觉知仍然是有意识的，生活时间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种有意识的遭受体验。只是与其他神经症患者不同，患者的生命时间始终停留在了过去，生活经验对他而言是一种对过去不断的哀悼。但由于主体感和自我感的相对统合和完整，这种哀悼往往针对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体验，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忧郁症则不同，它在根本上属于精神病的范畴，特指精神病性的抑郁症。这一类抑郁状态伴随着沉重的道德负罪感以及心理功能和心理运动的减缓和抑制，亦可能伴随与躁狂症的交相发作。参阅Henri Ey， Bernard P.， and Brisset C.， Manuel de Psychiatrie， Paris： Elsevier Masson， 2010， p.172.在弗洛伊德看来，忧郁症最突出的特征是极端痛苦的沮丧，对外在世界丧失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抑制一切活动，并且自我评价降低，以至于通过自我批评、自我谴责等形式付诸行动，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甚至会虚妄地期待受到惩罚。参阅S. Freud， Deuil et mélancolie， Paris： Payot， 2011.亨利·伊（Henri Ey）在其经典精神病学专著《精神病学研究》（tudes psychiatriques）中特意强调，这种伴随着忧郁症的自罪感当中含有妄想（délire）的成分。参阅Henri Ey， tudes psychiatriques， tome 3： Structure des Psychoses Agus et Déstructuration de la Conscience，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54， p. 153.妄想发作是精神病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其出现表明患者的心理现实已经与外部世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因而，在这种精神病性的忧郁症中，病人的主体感不再统合，自我感也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总之，精神病性的忧郁是一种伴随有强烈自罪感（autoaccusation）的极端的抑郁形式，是一种普遍弥散的抑郁状态。参阅S. Tribolet， and M. Shahidi， Nouveau Précis de Sémiologie des Troubles Psychiques， Paris： Heures de France， 2005， p. 142.endprint
在厘清神经症性抑郁症和精神病性忧郁症的差异后，我们不难发现，精神病性忧郁症患者遭受的不再是觉知的时间的变异，而是生命时间的根本变异。相较于柏格森时间观上的那种形而上学直觉，闵可夫斯基更加强调关于时间的个人经验。因此，他很少谈及柏格森语境中的那种“纯粹的绵延”（durée pure），而采用“纯粹的时间”（temps pur）这样一个更具象的概念。同时，他也将柏格森的“生命冲动”（élan vitale）一词修改为“个人冲动”（élan personnel）。参阅Eugène Minkowski， Le Temps Vécu， Paris： Puf， 1995， p. 39.这些术语上的修改表明，虽然现象学已然是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直觉哲学，但精神病学的现象学毫无疑问比哲学现象学在这种思想进路当中行进得更远更彻底。
精神病症状的出现来自于生命时间的变异。这种生命时间是一种真正的现象学时间，是个人的、构成的时间，是主体自身的筹划，也是自身辨别过去和未来的能力。对这种现象学时间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人类如何无意识地建构其与时间性的关系。通常来说，一个时间结构完整的正常人能够主动调整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并根据内在时间的模态，使现在对他人开放或关闭。相反，在精神病性忧郁症中，这种构成性时间受到了影响，本应开放向他人和未来的内在时间被阻塞，以至于世界在场和未来关系同时断裂，主体再也无法与任何简单事实机缘相遇。因此，在忧郁症中，主体朝向未来的欲望被活生生阻断，而只能负荷着所有沉重的过去，并且这种过去对他来说成为一种债务，从而形成朝向自身的罪疚感。在这种生存境遇下，主体就无法忍受周遭世界的变化，因为外部时间的流动变化恰好反映了其内在时间的停滞。
同时，这种生命时间的变异不仅表现为内在时间性的停滞，还表现为当下空间性的空白（vide）。忧郁症患者的自我被冻结在自身身体当中，丧失了在世界中筹劃自我的可能性，因此主体寓居的空间只能呈现为一片虚无。这种空间性上的空白具体表现为患者主体的去人格化（dépersonnalisation）和去现实化（déréalisation）。Arthur Tatossian， La Phénoménologie des Psychoses， Paris： Le Cercle Hérméneutique， 2002， p. 94.在生活中，患者与周遭世界保持着一种不自觉的疏离感，情感淡漠，不知喜悲。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妮·多伊奇（Helene Deutsch）描述的“仿佛”（comme si）人格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观照这种去人格化和去现实化的疏离状态：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病态行为，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完全正常的，有时智力和理解能力甚至优于常人。然而这类个体缺乏创造性，且任何与之接触并试图理解其感受和生活方式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仿佛”的印象。似乎存在一种莫名的事物介于这类人与他人之间。参阅Helene Deutsch，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the Self， and Female Psychology，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p. 193.从表面上看，患者似乎保持着敏锐的情感能力和完整的情感生活，但却缺乏行动的创造性。尽管他们常常表现出强烈的热情，似乎能够充分地展现爱、友谊和同理心，但他们所有的情感关系都缺乏一种真实的温暖迹象，且时常以同一种方式去表达情感。他们如同一个不走心的演员，只是纯粹地将情感表演出来，而缺乏真实的内部感受和生活体验。
这种空间性的空白还往往体现在感知运动障碍中。患者丧失了对事物深度和起伏的体察，也无法衡量事物和运动的距离，更无法将注意力聚焦到某一点，有时还伴有悬浮感以及坠落感。在忧郁症患者身上，与事物的存在临近性丧失了，因而器具性（Zuhandenheit）也丧失了。事物对他们来说是分离的，不再对总体性有意向性指涉（renvoi intentionnel）。Arthur Tatossian， La Phénoménologie des Psychoses， Paris： Le Cercle Hérméneutique， 2002， p. 96.他们与事物保持着疏远的距离（存在意义上，而非度量意义上），这种疏远感被体验为空间深度感的丧失：事物是平坦的，没有起伏的，仿佛一切都远离意义，静止不动。事物无法被融合进“风景”（paysage）中，它们只是占据了孤立的“位置”（place），却无法覆盖完整的“区域”（région）。另一方面，在场的空间性也呈现为一片静寂，患者感觉自己悬浮在空中，与事物相孤立。这是一种与感官世界脱离了生命联系的在场。对主体来说，世界不再是一个宽广的延展，而是一片虚空。身体对患者来说则成为一种简单的二维表层，只能对外界刺激产生简单的生物性反应。
三、 生命时间的躁狂症模型
相较于在忧郁症问题上的广泛兴趣，闵可夫斯基等现象学精神病学先驱并未对躁狂症给予同样的关注，而只是在论及忧郁症的同时，将躁狂症作为一种相对应的症状进行过有限的讨论。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启发，在1933年发表的《论思维奔逸》（ber Ideenflucht）一书中，宾斯旺格对以思维奔逸这一典型症状为首的躁狂症问题进行了存在主义现象学解读，从而完成了现象学精神病学对躁郁症问题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
传统精神病学对躁狂症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情感性问题上，即将其理解为一种与抑郁症相对的心境障碍，一种易激惹的应激性反应。在闵可夫斯基看来，这种理解显然不够充分，对躁狂症的本质理解应该集中在患者生命时间的变异问题上。如果说对抑郁症患者来说，现在（présent）被过分扩大，未来不可触及，那么对躁狂症患者来说，现在就成了每一个提前到来的瞬时（instantané）。参阅Eugène Minkowski， Au-delà du Rationalisme Morbide， Paris： Harmattan， 1997， p. 129.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一个个孤立断裂的瞬时组成的链条当中。虽然与忧郁症一样，躁狂症患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仍然是断裂的，但这三个时间性维度已经不是被切割的块状，而是被粉碎的颗粒。详细来说，过去被弃置于深不可测的无意识当中，只在日常生活中神秘地指示着躁狂症状的发作；现在被粉碎成一个个活跃跳动的瞬时，它们以一种极度渴求的方式憧憬着未来，但却无法如正常人的生命时间一样鲜活且有条不紊地流动，而只能盲目、慌乱、野性且不知所措地挣扎在拥挤的通往未来的道路上。endprint
作为与闵可夫斯基同时代的现象学精神病学家，宾斯旺格在躁狂症问题上的讨论更为深入细致。他不仅仅论及时间性的紊乱问题，还对躁狂症患者的世界与正常人世界的差异性进行了根本区分。同时，他对躁狂症的描述不仅仅停留在时间性上，还涉及空间、色彩、心境、他者以及此在本身。宾斯旺格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观点经历了两大重要转变。在早期，宾斯旺格沉醉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学说，认为意向分析能够显现主观行动和意向客体之间的联系，以有效连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壑。而这种沟壑正是心理学和哲学的“顽疾”。Hebert Spiegelberg， Phenomenology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02.然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出版打破了宾斯旺格的意向性迷梦，使他意识到应该对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结构进行重点考察，而不是纠结于主体和客体间的意向性关系，因为意向客体本身就存在于整个世界当中，是一种在世之在。因此，宾斯旺格将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精神病理学层面的此在分析，由对梦与存在的关系考察入手，进而研究忧郁症和躁狂症的本体论结构，完成了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存在主义转变。然而从1960年开始，宾斯旺格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进路逐渐由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再次回到胡塞尔，确切来说是回到晚期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因为他开始意识到，在海德格尔的“烦”（Sorge）之外还存在“爱”（Lieben），后者才是此在的本真状态。同时，他还认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描述仍然属于一种个人的孤立的存在，一种“自身之在”（Jemeinigkeit），而他的目的则是发展一种真正的人类学，因此更强调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而晚期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正好能够帮助他实现这种精神病理学的真正突破。因为在研究躁郁症和妄想狂时，宾斯旺格发现患者的世界是一种被动发生的现象，他们的意识综合活动不再涉及自我的参与，而只依赖于联想和习惯。晚期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强调先验和构成的维度，其对连同现前（Apprsentation）和自我论（Egologie）等关键概念的描述，正好能够描述躁狂症和抑郁症患者世界中那种松散的世界结构和虚弱的纯粹自我。这为宾斯旺格的精神病理研究再次提供了一种现象学依据。
在宾斯旺格看来，躁狂症和忧郁症患者的世界都呈现为一种松散的结构，无法如正常人世界那样被有机地构成。所不同的是，忧郁症的时间结构是一种倒置的构成，因此患者被痛苦和罪疚感所控制，其世界的主题也被压缩至一个不完整的自我当中。躁狂症则不同，患者世界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通向他人，并且这种与他者的连接在本质上是一种他我（alter ego）构成的失败。换言之，对躁狂症患者来说，他者不是一个完全构成的结构，而仅仅是一个物。进一步来讲，无论躁狂症还是抑郁症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纯粹自我的障碍，因为他们都不具备一个正常的构成结构，并由此产生不同病状：在忧郁症中意味着焦虑和痛苦，在躁狂症中则意味着跳脱自我控制。总之，在躁狂症和抑郁症中都存在纯粹自我的虚弱和连同现前的消失等现象。虽然遗憾的是宾斯旺格并未进一步指出这些病理现象的发生机制，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这种自我论和构成论的精神病理学描述不仅可以在晚期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中找到根据，也符合后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的基本立场。
宾斯旺格进一步指出，忧郁症和躁狂症患者不仅遭受着生命时间的变异，还都丧失了身体性在世界当中的筹划。当然，二者筹划的丧失源自于不同的动机：抑郁症患者由于拒绝与他人接触而无法遇见他者；而躁狂症患者则由于迷失在过多的方向中而丧失与他者相遇的机会。宾斯旺格借鉴了海德格尔关于此在“存在于世”的说法，认为躁狂症患者是一种特殊的此在，并进一步将他们的这种生存境遇形容为“存在于躁狂之世”。和闵可夫斯基类似，宾斯旺格同样反对传统精神病学将躁狂视为一种心境障碍的观点，并试图通过思维奔逸这一典型的躁狂症症状去理解世界之于躁狂症患者是如何被筹划的，以使得躁狂之于人类存在成为可能。对宾斯旺格来说，躁狂是一种纯粹的现在——闵可夫斯基将之命名为“瞬时”，也是一种去人格化的且不具有时间结构的非本真的存在。患者主体困顿于这种纯粹的现在当中，没有一个坚实的过去作为奠基，亦无法找到一个筹划未来的进路。法国现象学精神病学家亚瑟·塔多西昂（Arthur Tatossian）认为宾斯旺格所描述的这种“存在于躁狂之世”实际上是一种游戏的存在。为了避免“游戲”一词所隐含的伦理学意味，他进而指出，这种游戏是一种盛大的节日，在这个节日中，未来被假定先行，此在活在当下却误认为未来，他迷醉于这种朝向未来的欲望，脱离了个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狂欢。
四、 结语
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它隶属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又大量挪用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概念和术语框架。尽管在很多时候这种对现象学概念的借鉴是一种“建设性的误读”（produktives Missverstndnis）参阅Hans Kunz， “Die Bedeutung der Daseinsanalytik Matin Herdeggers für die Psychologie und die Philosophie Anthropologie，” in： Hans Kunz， Matin Heidegger und Ludwig Klages： Daseinsanalytik und Metaphysik， Münich： Kindler， 1976， S. 932.，但却不仅为哲学现象学提供了丰富的直接予料，还为精神病学对此前完全不可理解的精神病提供了一种突破性的解读工具参阅Hebert Spiegelberg， Phenomenology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24.。同时我们必须指出，虽然胡塞尔对自己早期所坚持的心理主义进行了著名的清算，但他所摒弃的更多是作为一种观念论的主观相对主义，而非将心灵作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本身。这样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同样秉持一种严格科学主义取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心理动力论的心理学模态，应该是一种“貌离神合”的关系：从表面上看，现象学研究的是作为一种直接予料的纯粹意识，而精神分析则将无意识作为一种探寻本真欲望的研究材料，并认为意识不过是非理性力量的副产品，二者互不兼容。但事实上，精神分析临床所进行的释义工作正是一个让无意识进入意识的过程。尽管弗洛伊德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而在表述时有意对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个层级做了较为明显的拓扑学区分，但作为连接无意识通往意识的桥梁的前意识这一概念的引入无疑是一种淡化无意识和意识边界的折衷之举。endprint
精神分析最初作为一种理解心理症状的理论形态，为我们带来了诸多将无意识曝光于意识之下的有效临床技术，从而在精神病理学的层面上提供了一种理解此在本真状态的进路。我们也无需担忧这种被“精神分析”后的精神病人的无意识是否能够代表一种普遍人类的存在状态，因为在弗洛伊德之后，无论是将自我放置于本我之上的自我心理学，还是对无意识重新进行结构语言学解读的拉康学派，其工作对象都大大超越了弗洛伊德那种专为维多利亚时代神经症而设的古典精神分析受众，而成为一种描述“症状人”的普适性学科。但悖论的是，伴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形态的日益多样化，当一门面向症状本身的临床技术为自身铺盖了一座座高屋建瓴的理论大厦后，本应作为治疗主体的症状本身反而被捕获进理论的想象界当中，成了绝对异质性的他者。这种境况不仅是当代精神分析亟待应对的挑战，更是整个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挥舞手中理论武器时必须澄清的迷思。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在精神病理学领域中引入的现象学或许是一把能够突破心理学理论迷障的奥卡姆剃刀，它回到现象本身的思路放置到繁复的临床症状当中即转变为了直面症状本身。这些症状的呈现应该是一个自然自明的过程，而不是理论魔方上被有意剥离的一角。
通过对生命时间这一现象学概念的精神病理学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将现象学视角置于精神病学之上的做法不仅为传统精神病学家理解精神病症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也为人类非本真的存在境况提供了一种精神病模型的观照。但是我们必须警惕两种误区，即将精神病学的现象学简单化和片面化：要么出于对精神疾病症状的聚焦而将现象学还原为一种朴素的“朝向事实本身”的现象学描述方法，从而忽略了现象学的先验维度和发生论视角；要么出于对精神病患者主体的聚焦而将现象学局限于一种狭隘的存在主义视角，从而模糊了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的界限。事实上，经过闵可夫斯基和宾斯旺格等人的努力，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已经形成了一套颇为系统的理论架构。它运用发生构造学的方法假设在个体意识状态中有一个基础的统合，并且试图通过一个“公分母”，即一个发生学因子，去理解和重建其他剩余的部分。同时，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还注重对时间性、空间性、因果性以及物质性这四个范畴的统合分析，将主体置于现象学四维坐标模型当中进行综合考察。参阅Rollo May， Existence： 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8， p. 97.这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能够表明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不仅仅是一种临床视角，更是一套成熟的精神病学理论体系。同时，“生命时间”和“自然明证性”等概念的提出也足以表明，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不仅丰富了哲学现象学的理论概念，還为其提供了一种相互观照的精神病理学模型。
Lived Time and Its Alienation：
A Phenomenological Psychopathological Model
CHEN Jin-xiao
School of Psychoanalysis， Paris Diderot University， Paris 75205， France
Lived time is a new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pathology proposed by Minkowski， who was inspired by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dvocated by Bergson. It is used to describe pathological phenomenons such as stagnation or fragmentation manifested in time sensation of melancholiac and maniac. Inspired by existentialism， Binswanger proposed the proposition of being in the manic world based on being in the world by Heidegger， to give a more detailed and meticulous discuss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lived time of the maniacs compared with that of Minkowski. By constructing the psychopathological model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 of lived time， not only a new approach was available for traditional psychiatrists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tic symptoms， but also a new psychopath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phenomenologists to describe the existential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s.
Minkowski；Binswanger；lived time；melancholia；mania；phenomenological psychopathology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