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就像双面人，作为心理系统指向外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一定程度上仍是无意识的。此观点本应已确保它在临床干预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历史和经验也印证不了这一点。有人提出，分析变化过程的核心部分在于自我功能发生改变，这使得我们很有必要去仔细考虑自我在临床技术中的地位。我们描述了大量的临床案例来介绍这样做的方式和意义。
她提出，正是言语，让沉思更有力量，避开“无名的恐惧感”，以及缓解压抑的负担。最终，是言语通过让我们跳出自身去诉说它，而让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的存在。[J. Darnton, 纽约时报关于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托尼·莫里森的获奖感言]
Morrison简洁的描述，捕捉到了我所相信的在分析中出现的两个重大变化：恐惧感的调整，以及跳出自身的存在去理解它的能力。我不认为仅仅是言语导致了这些变化，而是思考核心冲突的能力的根本改变，其特征是与核心冲突有关的恐惧感减少，以及“跳出其中”而用新的角度理解核心冲突的能力的根本改变。这些变化反应了自我中的结构性改变，从而比普遍认为的更强调了在分析干预中要更多地考虑自我的重要性。
最近在全国会议上向研究组报告的一个临床互动，将会作为本文的临床起点。在一个病人的第一次分析会谈中，他一开始就抱怨每周做五次的精神分析，他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他继续描述了最近他刚度假归来，在假期里，妻子一件事接一件事地抱怨他的表现。当他尝试去感受她的需要时，她发火了，她觉得他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当他尝试去处理事情，她又感到她自己的需要没有被考虑到。他的处境似乎是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能取悦妻子。然后分析家对这个病人说，“这些感觉一定跟你开始分析的感觉有关。”
我经常听到这种类型的干预（即，分析家指出病人刚刚所说的内容，并随之说这一定跟对分析或分析家的想法或感受有关），因此可假设这是一项通用的技术策略。如果我是对的，关于分析技术的情形和自我在其中的角色，这种干预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许多方面，这种干预的基本方式为大多数分析家所熟知。分析家倾听病人的联想，在移情中工作，把材料带入与分析家的关系中。分析过程的两个典型的要素被使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以及在移情中工作。假设分析家对病人的联想的评估是正确的，似乎没有考虑到的是被分析者有效地整合解释的能力。基于哪一点，被分析者可以知道并接受，当他描述跟妻子共度的周末时，他“真正”在说的是他对开始分析的感受。与另一个人一起谈论他们互动时的感觉，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分析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并同时确信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这些想法足够接近意识，以致于分析家需要做的有用的干预就是指出它们的存在，那为什么病人不能够直接谈论这些感受呢？此外，分析家没有去说明他是怎么从病人说的话中得到他的解释，或者甚至是识别“这些感觉”是什么。我们知道病人意识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他觉得每周来做5次分析有困难，以及他感觉到他无法取悦妻子，这两种感觉被分析家连接起来了，但是并没有给出这样连接的理由。如果病人接受了这个解释，这是基于把分析家作为一个权威，而病人被置于婴儿的位置。谈到的所有事情都会被关联到移情，这种干预背后的公式化的特点，总是令天真的被分析者感到困惑。对于我们的搭档－被分析者，这样的干预促使他们因暗含的理智上的理解而封闭自己，并被动的接受分析进程中的特定观点（即在分析中关注移情），然而在干预和促成干预的材料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认知或情感的连接。
在分析家的干预中所缺少的是尝试让被分析者理解他的解释是基于被分析者谈论到的某些东西。被分析者可能正好会问,“我刚刚说了什么，导致分析家认为我正在谈论分析的开始？”被绕开了是病人的心智需要为推理、思考和整合他的内在和外在世界负责，也就是，特定的自我功能。此外，根据Friedman提醒我们的，情境对意义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给被分析者一个他能配合分析家的干预的情境，它的意义一定是被动地或者是在理智化层面上被接受，而此时，某些关键的自我功能一定是以退行的方式被关闭了。总之，我们在治疗中最重要的伙伴，病人的自我，被邀请用退行的立场开始分析工作。这是Gray (1982) 在他经典的“发展性滞后”论文中首次强调的趋势的延续。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并越来越多地出现(Apfelbaum and Gill, 1989; Gray, 1986, 1990a, 1992, 1994; Pray, 1994; Busch, 1992, 1993, 1994, 1995a,b,c,d)。接下来我将要论证的是：自我是，并且一直是，我们可以实现分析治愈的唯一的工具，自我在分析进程中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分析过程中，仔细地留意自我是绝对有必要的。Gray的开创性工作系统地描述了，在阻抗分析中考虑自我是多么重要，而我试图把这个研究扩展成其他的方式：自我需要被看成是分析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近60年(Busch, 1995c)广为人知的观点，但并没有很好地被整合到临床的技术中。
“如果在上面给出的临床实例中的同一点，以考虑自我的方式将会如何进行干预呢？”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另一方面来说，考虑到这是分析过程的开始，我可能会用病人的联想作为这个过程的示范。如我在其它文章中所述(1995b)，我相信Gray(1994)的观点是，为病人全面介绍这个过程，会帮助病人成为一个更加合作的参与者，它是可能的和可取的，这一点比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必要。除了作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被动的角色，我们所认为的参与分析过程会如何帮助到病人，这也是文献中很少涉及的一个话题。
因此我可能开始会提醒病人，我们谈论自由联想的方法和如何使用它（见前面）。然后，我会对他说明，从他的联想中，他可能会对开始分析有一些感受，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很难去了解的。然后我跟他提到他的一些联想，他在开始分析的时候提起由于其他的一些必须要做的事，进行一周五次会面对他有困难，然后他继续描述他感到他不能取悦妻子的各种事件。考虑到这两个想法之间的联系，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他是否感觉安排会谈时间上存在困难，因为他也在担心他不能在分析中做得很好。在之后的治疗中，我可能没有介绍就做了一些类似的解释。因此我习惯强调病人通常最能意识到的（即，他所说的），来作为理解冲突的线索，而不会滥用被分析者的轻信。从另一个角度，我在阐明，分析家留给被分析者去填充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使病人尽快地成为一个参与者。分析的材料是病人的联想。干预应该从联想中产生，这种方式对病人而言，是可以清楚地理解的。因此，从一开始，我认为邀请病人使用特定的自我功能去学习和评估这些材料，是非常重要的，而我是根据这些材料得出了相应的干预。在一个分析性立场的发展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强调自我分析。一个被动的自我跟这样的立场是正好相反的。
很明显，在上面给出的会谈中仍然有许多东西是未知的，我个人偏向于等等看还有什么内容病人可能会告诉我们。一周来五次的困难是什么呢？被分析者会说更多的细节吗？这个问题是否有现实的部分？为什么不能取悦他的妻子？他做了什么让她对他感到失望？这些就是我对这个材料会有的疑问。然而我对于联想的态度跟前面的叙述保持一致。
自我和分析工作
精神分析工作的某些方面似乎是特别地精神分析的。即，此过程的某些维度不会出现在其他形式的治疗中。简单来说，当使用自由联想，特别是对无意识阻抗和幻想持续而详细的描述，伴随着此时此地充满情感的移情，这些修通的过程，带来更大的思想自由和更好的自我分析的能力。如同我将在这篇论文中用多种方式反复重申的那样，其结果不在于被分析者冲突的改变，而在于他思考冲突的方式的调整。跟冲突相关的恐惧变得没有那么可怕。用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话来说，被分析者不再背负着躲避那些无名恐惧的包袱，从而被释放出来，得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自己和目标。他希望看到的分析，是更大的思想自由(Kris, 1982)，以及反思这些思想的能力不断地成长。简言之，是自我运作能力的扩展。病人不再如此受限于阻抗，转变不仅仅在于被分析者能够允许自己去思考，而且思考这些事情的方式有了显著的变化。这是为什么要重视被分析者对我们的干预能够理解的能力，同时确保我们没有鼓励病人的自我在整合理解上退行。否则，将使我们的主要同盟无法从分析中获益。病人的恐惧（在阻抗之下的）能被分析到何种程度，在心理治疗中这一点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有帮助的关系中，病人最常见的改变来自支持自我的措施（即，用心理教育的方式，邀请他克服阻抗）。这在分析中也曾有发生。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感，没有对分析家足够好意图的信念，我不能想象如何有一个完整的分析。然而，分析所能提供的，除了有意义的客体关系之外，是理解和思考冲突的方式改变了，而前提就是发现了觉知想法和情感的阻碍，发现了引起这些阻碍存在的调适行为，也发现了既是阻碍的一部分、也同时被阻碍所保护的那些无意识幻想。
当着眼于独特的精神分析性，下面就是自我处于核心地位的主要原因：（1）与治疗中的改善对比，精神分析性的改善主要是由于自我中的改变；（2）由于精神结构，没有其他地方可进行分析工作。
在弗洛伊德(1923)的结构模型中，自我在心理系统的角色就像双面人，一部分指向内部世界的某一部分，另一部分直接指向外在世界。为了和指向内部世界的那一部分自我（即，无意识阻抗和幻想的混合物）进行连接，我们必须修通指向理解外部世界的那一部分自我（如，知觉、思维、逻辑等）。正如安娜弗洛伊德(1936)在60年以前指出的，“我们观察的合适领域总是自我，可以说，它是我们试图去搞清楚其他两部分结构的媒介。”所有的冲突都是通过自我来调解的，而对这些冲突的新的理解必然来自于自我。例如，就像Gary (1994)之前经常提到的，呈现无意识阻抗存在的一个最有力的方式，是指出在病人的联想中的某个特定地方，他思想的火车是如何停下来，开始转向，或者转到它相反的方向。利用观察自我的力量，我们可提供证据去验证，无意识的冲突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即，它在病人的思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此与基于缺失（如，当病人不报告任何感觉的时候，解释病人正在防御对分析家的渴望）而更抽象地推测无意识阻抗的方法进行比较。此处更多的是病人被邀请去观察分析家的自我。
正如Friedman (1989)简洁地捕捉到的，自我是我们内心的总督。在分析过程中，它是我们最有用的工具。总之，“精神分析治疗就做了自我做的事情”。可是，正如任何工具，只有当它的用途和工作的方式被理解之后，它对被分析者和分析家才是有用的。没有识别特征或者使用说明的话，一个便携式的螺丝刀就变成一个低效的钉钉子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分析家要义不容辞地让这个过程，以及每个参与者在里面的角色尽可能地清晰，而不使病人承受过于理智化的解释。如果我们不把它变得清晰明了，我们也不能期望病人对这个过程有一个必须的理解力。从观察一直到弗里德曼（1989）所说的“传统因果关系的，解释性的，关联性的，理性的智慧”（546页），在这诸多方法中，经常被忽视的是，在分析中我们如何依靠自我思考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曾经强调退行在分析中的必要性。没有清晰看到的是，自我已经在冲突的区域退行了，有疗效的进程是依赖于特定高水平的自我功能的发展并用以承受冲突。例如，当进入分析，在竞争愿望中有冲突的病人，他的反应就像一个5岁心智的人那样，他仍然相信如果挑战了父亲，他的父亲会割下他的阴茎。无意识威胁的强度，支撑威胁的素材，以及为适应威胁--愿望而采用防御，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一个5岁孩子特有的思考世界方式的要素（例如，无法看出逻辑上的矛盾，或重建推理的链路）。当分析家非常强调被分析者需要退行，使其觉察到情感的强度，但实际上，退行只有为更成熟的自我服务时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类退行反映出被分析者不单纯依靠僵化的防御的能力，这种防御能力是为避免极大的威胁所激发的原始的思考方式。换句话说，当被分析者清楚分析家不是他的父亲，他没有处在阴茎被割掉的危险中时，被分析者才仅仅快要觉察到他的竞争、愤怒和恐惧的程度和强度。因此，我们依靠被分析者思考方式上的改变，来帮助他同时体验并获得与冲突之间的适当距离。
精神分析的技术发展最初很少考虑观察性自我的角色，大部分的早期方法论鼓励被动、退行的自我。我们有着相当大的困难，去把自己从这些技术根基中解放出来。(Busch, 1992, 1994; Gray, 1982)Gray作为现代精神分析学者第一个指出分析自我功能的必要性并提供了工作方法，当时他指了过往成功的分析必须依靠更高水平的自我功能。事实上，我们在分析中有数不胜数的方式来鼓励前行或者退行的自我功能。此时我将只提到很少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这篇论文中的大部分实例都在说这同一个问题。
以一个常见的临床情境开始，处理的方式从表面来上看，可能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充分说明了分析家是如何看待分析的工作，以及自我的参与。一个病人在进入分析一段时间后说溜了嘴，“纠正”它，之后继续说话，仿佛这个口误没有出现过。分析家并不鲜见的干预可能是，“你怎么看待刚才的口误？”而从自我的角度，干预可能是，“当你“纠正”口误的时候，你似乎注意到了它，但是你继续说话而没有进一步解释它。“纠正”而不是解释这个口误，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吗？”在第一个干预里，阻抗被忽略了。被忽略的是，某些正在进行的事情导致病人没有去探究这个口误。病人希望事情看起来就像口误没有出现过一样，从分析家的立场，隐含的意思是他对此没什么兴趣。病人希望事情看起来就像口误没有出现过一样，这一点是不重要的。病人怎么想这个口误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潜在的内容，这正是分析家需要听到里面潜在的含义。总之，自我在这个过程中的参与是无关紧要的。在第二个干预里，分析家注意到，把口误看作对某个内在冲突的有意义的表达上有阻抗。随后这就成了分析家的主要兴趣所在。病人在口误中感受到了危险吗？这个过程由于某些原因（如，对它的敌意）而被忽略了吗？不管是哪种情况，需要留意到是，被分析者不太情愿提及口误。否则就是忽视自我在精神功能中的具体作用，其隐含的假设是，自我的参与是一个分析过程的发展中的不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解释复杂的内部冲突的主要盟友－被分析者的自我，为了要满足分析家的自我而被绕开了。分析家传达的是，如果仅仅考虑伴随出现的材料，他能够为病人的口误所做的，最终比病人为他的口误所做的更有意义。总之，病人的自我被打发到次要的，被动的角色。
从分析的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可以使这个过程不那么神秘和专制，同时鼓励病人的自我参与其中(Busch, 1995b)。因此我从阐释的“基本规则”入手，也包含了对阻抗（即，“会有这样的时候，你摒弃一个想法是因为它似乎是不相关的，愚蠢的或者尴尬的”）的介绍，同时表明，我们也会感兴趣，为什么这些想法需要保持沉默（即，压抑的出现也暗示着冲突。）我同样介绍了这个理念：这些想法，以及病人对这些想法的处理，都将是分析的材料。
[在工作中，]我试图努力地紧贴病人的联想，用它们作为我解释的基础。尽可能地，少调查，少询问病人，少用动力学和发展学的“特殊”知识做解释[Busch, 1995b]。
在日常实践中，解释的过程吸引自我更理性的方面，并使其不那么神秘，更少地退行，并鼓励被分析者有更好的合作，这样的临床案例比比皆是。例如，一个病人在一次会谈的开始，谈到他对他所教班的学生非常生气，他得到了负面的评价，这使他的工作陷入危机。他描述了他是如何兴奋地教这门课，这是一个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但学生反应淡漠，他担心可能是因为他准备得不够好。然而，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主题，所以他花在这个班的时间比其他班还要多。
在这篇文章说到的各种理由中，首先需要提到的是，我们解释的基础是病人的想法。我们不能假设，病人明白我们解释的依据是什么，他对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解释是匹配的。因此，对上述材料的解释可能会像下面这样：
在表达了你对愤怒的担忧之后，你谈到了你对教这门课的兴趣。 然后你谈到觉得学生反应淡漠，感觉这是因为你没有为课堂做好准备。 反思后你觉得你的准备时间是足够的，这表明你觉得你做了别的什么，使得学生缺乏热情。由此，可以看到，当你对内容感到兴趣而学生们对你的讲课并没有表现出热情的时候，你的感觉很糟，你的愤怒是对这种感觉的回应。看起来，当你对某些事情感到兴奋的时候，而别人没有同样的反应，这会让你很容易感到糟透了。
用这种方式分析家示范了这个过程， 邀请来访者加入。我们在陈述这些材料，并说，“你刚才介绍了这个材料，从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此这般。”我们表明了，观察的材料是病人的想法，从这里我们获得对以前无法解释的行为和想法的重要洞察。同时我们把病人的想法具体化，作为分析中促进自我反思的一种方式，以及分析中自我发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类似于记笔记，当对被分析者在很长时间内的材料感到困惑不解时，许多分析家发现这是有用的。在翻阅笔记时，我们通过把自己从当时的体验中移开，来获得一些跟材料之间的距离。直觉上，我们认识到这有助于我们观察我们或病人正在做什么，而这些可能正干扰了理解的过程。它类似于督导的过程，没有卷入移情 - 反移情的经验中的督导师，能够更容易地识别会谈内和会谈之间的一致性主题。正如大多数督导师所知，跟来自我们自己的病人的材料相比，来自被督导者的材料更容易得到一致的理解。在督导环境中，我们的想法在我们的体验自我和我们反思体验的能力之间，流动得更加一致。可以从思想过程发展的方式中，找到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见Busch，1995a）。
总之，观察自己的思维过程的能力是在生命中较晚期发展的，而正陷入冲突中的病人不太容易获得这种能力。通过把病人呈现的联想作为我们得出某些结论的材料，我们试图促进具体化某个主要体验的过程，从而有助于启动对他的思维过程的思考。重要的是要简要地指出，随着自我在分析过程中的发展，对材料具体化的需要可能变得不太重要。然而，这绝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始终取决于退行的强度。
在可行的情况下，我还试图证明如何理解病人对自由联想方法的独特看法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因此，在早期的咨询阶段会谈中，病人的想法被呈现为一系列短小的故事。这些是她生命流转的重现，但似乎是没有间隙的和非自发的。与这些内容有关的是，她自己需要多少时间，以及她如何感受到被工作和家庭的需求所控制。 我提醒过病人我们曾谈到如何使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但在咨询中我之所感是她之所想，这是高度组织化的，每个主题都有一个开始，中间和结束。病人完全同意，并继续说到每当我提到自由联想这个词，她是多么地害怕。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有一些危险的感觉。她的联想然后转向她感到失控的情况（例如，对她妹妹的愤怒，她在初次约会时产生的皮疹等）。然后我会向她指出，会谈中的主题，对外部控制的不满，可能是某个内部问题，以及她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并由此需要做到自控，是这些问题的外化的外化。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有用的是，不仅要去看她在说什么，而且还要去看她是怎么在说的。 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病人以她的说话方式展示了她正在经历的冲突，而这些话本身提供了主题，以及对查看内在冲突的防御。
在刚刚引用的个案中最切题的是，那些冲突及其解决方案可以以病人容易观察到的方式展示出来。这允许我们邀请病人的自我参与这个过程。因此，我们试图表明，分析是一种倾听自己的方法，是一种自我的任务，而不依赖于那些只有分析家才能理解的秘密知识。分析家对病人的无意识的睿智洞察不太容易被病人使用，除非它可以与自我领悟的过程的某一部分连接起来。被分析者可以理解我们的洞察，但那对自我的成熟没有任何作用，而我们希望把自我的成熟作为治愈过程的一部分。正如六十年前的Searl（1936）所说，“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够向病人传授对他的生活和心理的知识到何种程度，而是我们可以为病人扫清通往生活与心理之路上的障碍，并让他的心灵自由抵达意识到何种程度”（第487页）。
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另一种方式可证明上面提出的观点。在分析家休假之前，病人对分析家之外的某人表达恼怒之后开始沉默，面对这样一个情景，一个较典型的干预是，分析家说，“我觉得你对我即将休假真的感到很生气”（例如： 参见Greenson，1967pp.299-300）。这里有对自我的暗中破坏。我们正在对病人说，“你觉得你被某个人激怒了，但这么想是不对的。你完全是被其他的某些事情所激怒。这些事情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甚至不知道你曾经告诉过我。”Gray和他的同事们（Gray，1986,1990a，1992,1994; Davison，Bristol和Pray，1986年; Pray，1994）提出了一个更有用的干预措施，可能会注意到，在表达愤怒之后，沉默是如何立即发生的，这表明有一些东西威胁着病人的愤怒，这让他感到有必要停下来。这里，我们已经在两个人都可观察到某些事情上（即，愤怒之后的沉默）使用了病人的自我。这与第一种解释形成对比，第一种是鼓励病人参与是主要作为分析家整个自我的信息提供者，以及作为对分析家的自我功能的响应者。这一部分是在地形模型中从自由联想的方法发展而来的遗产（Busch，1994）。
最终，针对Arlow（1985）对精神生活中无意识幻想范例的解释，我不赞成的核心内容是分析过程中自我的重要性的不同态度。它对于一个人如何看待临床材料，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材料具有重要的影响。在Arlow的例子中，一只蜜蜂飞入他的咨询室，这使他描述患者对这种事件可能有的多种反应;防御性幽默（“我猜你在瓶子里养了很多只蜜蜂，这只在和我会谈的期间从瓶子放出去了，”第531页）;偏执的反应（“病人可能坚信分析家事实上放了一只蜜蜂是为了蜇他”，第531页）。Arlow把这些反应之间的区别看作是基于无意识幻想的力量，这些无意识幻想是以消极的愿望为核心的，使得“希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如此强烈，推翻了理性和判断”（第531页）。Arlow所遗漏的是不同的被分析者的自我跟无意识幻想保持距离的能力差异，而这些无意识幻想是基于，如，现实创伤。创伤越早，病人区别幻想与现实的难度就可能越大，尤其是在围绕在创伤周围发展出来的冲突领域。病人从被侵入的感觉中获得一些距离，这种自我能力的差异，可能部分因为患者的身体完整性被诸如外科手术或其他侵入性医疗过程，灌肠剂或正发生着在进行的漠视孩子自主权方式的侵入程度。
所有上述情况都可能极大地影响成年人对自己能够阻挡侵入并感到安全的能力，即便这些侵入是基于他自己的幻想。因此，不单单是幻想的力量，还有病人感到的外部威胁共同决定了病人是如何对深刻的愿望-恐惧作出反应的。人们还必须考虑自我跟愿望-恐惧保持距离的能力，因为这对于解释什么以及如何解释的不同观点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处理面对退行中的自我时，我会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进行解释（Busch，1995a）。有一种观点认为，愿望的强度（àla Arlow）是被分析者的反应的主要决定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分析家几乎没有选择，除了尽快驱除幻想 –——这是地形学的观点，所有的问题都用地形学视角观点进行自我分析（Gray，1982; Busch，1992）。
安娜 · 弗洛伊德(1936)对自我的精神分析视角的评论，在今天听起来依然适用。
在精神分析科学的发展中曾有一些时期，个人自我的理论研究明显不受欢迎 。
不知道为什么，许多分析家设想了这样的想法，在分析中，所做的科学和治疗工作的价值与工作所聚焦的心理层级的深度直接成比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兴趣从更深层转移到更浅层的心理层次，那就是说，一旦研究从本我转向自我 –这就被认为是开始背离整个精神分析 [p. 3]。
自我中的结构性改变
我所认为的成功的分析中出现的重大变化，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到。对病人来讲很常见的就是，一旦病人感到足够安全去表达一定程度的强烈情绪时，只要看到分析家在候诊室迎接他们，就能确信他是生气的、或悲伤的、或任何一种可能有助于某个愿望-阻抗的感受。在这些时候，病人会相信他们的感知的正确性，如果分析家错误地试图提出关于这个观察的准确性的问题，它将会被怀疑。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后，同样的病人在看到分析家时将有类似的强烈反应。然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将能够考虑某种可能性：他们的观察可能更多与他们自己的感觉有关，即使他们仍然认为观察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准确性。
以上可看到精神分析改变过程的核心部分。被分析者以前被某种情感卷入，而现在有能力退后一步并考虑它的意义。这是自我分析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第一是对情感有了更好的耐受力，第二是在分析中，把感觉和伴随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思想的产物，而不是受外部世界刺激而产生出来。出现的这两个变化都是在自我中。一方面，患者看到他或她的情感并不是那么可怕，因此对它们有更大的开放性。用自我的专业术语来说，由于某种感知到自我的危险而启动的对某种情感的阻抗，不再需要被唤起。这不是因为情感本身的强度发生了改变，也不是潜在的无意识幻想改变了。而是，自我发生了改变，因为自我不再感受到危险，而不再需要特定的阻抗。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自我开始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研究的对象。简而言之，自我的结构改变导致了对感觉和想法的更大的开放性，同时患者思考自己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我相信这是Loewald（1971）所建议的精神分析中的具体的治愈过程，凭此，这些在以前被压抑的体验（以及我会加入情感），现在受到更高级自我功能的影响。可通过发展的视角去看待和思考，从而理解这个过程。
被Piaget（Piaget和Inhelder，1959年）捕获到的更年幼孩子的思维特征，在描述上很接近于在初期病人那里看到的思维过程。 如Flavell（1963）所述，在前运算思维影响下的人：
既不会为向他人证明他的推理感到后悔，也不会去寻求他的逻辑中可能的矛盾。 例如，他无法重建他刚刚通过的一系列推理; 他在思考但他不能去思考他的想法[第156页]。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分析开始时个体的相似性，个体相信他的移情观察的情感真实性。那些想法被看作“仅仅是现象的，眼前的现实”（Flavell，1963p。203）。在认知发展的后期阶段，根据Flavell（1963）所说，个体 “不再完全冷静地专注于稳定和组织那些直接获得的感觉-”，但显示出“想象所有的可能性 - 非常明显同时又非常微妙，从而更好地保证所有的发现是在那里”（Flavell，1963p。205）。当我们看到被分析者观察他的观察的能力得到发展，以及被分析者思考他或她自己的能力改变的时候，这会在分析的后期阶段观察到。正如Schlessinger和Robbins（1983）对成功的分析的追踪工作中所报道的，主要特征不是移情结构的改变，而是识别它和思考它的能力。因此，我们在分析中看到的转变主要基于思维的质变，这个质变是指被分析者如何思考自己，特别是在冲突的区域。
没有充分重视的是，就核心的无意识幻想而言，它助长了被分析者的冲突，但变化的是被分析者思考的方式而不是他们思考的内容。核心的无意识幻想在分析中不会改变，并且继续作为核心的精神力量运作于一个人的一生。变化在于，当冲突的元素在运作时，特别是感知到潜在的危险或威胁导致压抑或自我惩罚行为的时候，个体能够自由识别冲突的元素的能力。有阴茎裸露愿望冲突的个体，有被女人欣赏他力量的无意识幻想，在精神分析中不会放弃这个幻想。对某个可怕的女人的防御导致幻想中的被动，以及将一个害羞的女人变成一个阴茎崇拜者的渴望，当这两者在幻想中变得更清晰，他会期望那些愿望中适应性的、压抑的部分能够以更积极的方式被跟进。
当恐惧被识别出，然后被理解为对早期的反应，恐惧也变得不那么可怕。其行为是对威胁的妥协性适应被更加清晰地理解，行为就可以被思考而不是付诸行动。付诸行动的冲动是思想陷入冲突的特征。这是弗洛伊德（1914）首次描述的强迫性重复的真正意义（Busch，1989）。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被分析者在分析中感觉足够舒服去表达他或她的冲突的全部内容，就不可避免地采取行动的方式。然而，随着恐惧的情感，无意识的幻想和适应逐渐变得更清晰，从早期（固着或退行的结果）来的更原始的思维方式立刻让位给更高层次的思考。付诸行动的必然性已经让位于反思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孩子在如何思考周围世界方面受到限制一样，冲突中的成年人在思考上也有类似的限制。分析的核心成就，从对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对冲突的思考变化中可以观察到。
还有其他方式帮助病人有能力去思考他们的想法这可以变得与想法的内容一样重要。正如A.-M. 桑德勒（Sandler，1975）指出，被分析者不仅带着控制他们生活的无意识的幻想进入治疗，而且也带着思考他们自己以及生活的无意识的方式，这些无意识方式在他们的困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详尽的方式中，阻抗限制了思考并反思了解决方法促成了症状，这些方式需要非常仔细地被说出来，就像潜在的无意识幻想仔细地帮助将这些阻抗保持在适当位置那样。
这可以在一个40岁的男人身上看到，他在一次会谈中抱怨他记不起我们上次会谈中讨论的内容。他对此感到难过，因为他依稀感到我们谈论的内容是重要的。他想知道这是否与一个来自小镇外的朋友的周末拜访有关，他感觉在拜访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描述了打扫房子和采购食物的计划，如果接待皇族，他描述他的疲惫和感觉，一段时间后，他只是在等待拜访结束，即使他曾期待看到他的朋友。在谈了对他的母亲和她的多任丈夫的想法后，他联想到一些他感到被忽略的某些情景。他们会像租来的车一样来来去去。她使用了他们几年，和他们交易。他特别依恋鲍勃，她的第三个丈夫。他们一起去打棒球和篮球比赛。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家，而鲍勃走了。他不能和他的母亲谈论这件事，因为每当他试着去提这件事的时候，她就会转换话题。鲍勃偶尔会寄来一张卡片，但后来他消失了。
我提醒他刚进来时谈到他记不得昨天的会谈，并指出他对鲍勃的记忆可能指向为什么他记不得的一个因素。成长过程中，他有重要人物消失的体验。他可能不得不处理丧失感的一种方式是将它反转。在那些重要的东西离开或失去之前，先摆脱它。这似乎是他对昨天会谈的内容所做的处理，如同他处理一些其他的对他来说有潜在意义的事情（即，他的过往里有很多次的突然的离开一些地方和人，这是他来做治疗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提醒他，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关于人和地方的模式出现很多次，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模式也出现在对待对他有意义的想法上。这帮助解释了他的职业生活一个重要部分，即他长期存在的对保留信息的关注。在另一个时间，如果情感是不同的，我可能会解释为对母亲的认同，她甩掉生活中让她不高兴的男人。
在上述所有内容中，我重点关注了这个过程中自我的态度，它既是他症状的重要原因，也是使用自我分析态度的一个重要阻抗。如果不去分析这种思考自己和他的世界的无意识方式，很难看到病人如何可以在这些领域得到帮助。
日常临床实践中的自我
当对自我的关注成为分析工作的核心时，可以有无数的工作方式。在上述观点所强调的方面，通常涉及了细微而重要的转变。下面是一些例子。
一个女人在她将搬到富裕社区里一个更大的房子的前一天进入治疗。她对自己感到沮丧，因为当她的女儿们对搬家发牢骚的时候她生了她们的气。她们想要的是和朋友在同一个社区，然而她认为这次搬家给了她们去更好学校的机会，并将拥有他们曾经抱怨过的缺乏的个人空间。然后病人猜测她感到沮丧是因为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家庭搬过很多次家。她带着某种情感描述了搬家是多么地痛苦。她稍作停顿，然后用她最好的Betty Cleaver的嗓音说：“好啦，我知道事情将会得到最好的解决。”充分地描述的孩子们的大好机会。分析家指出，病人的沮丧不仅是由于多次的搬家，而且也可能是在其中一次搬家期间，病人去露营了。事实上，当她回到新家时，她的父亲失踪了，这让她迷惑和沮丧。
分析家的干预是用额外的历史发展材料的形式。即使它是正确的，它添加了什么，它又遗漏了什么？分析家的干预可能会让病人对她的痛苦的历史因素有更多的思想上的洞察，但这是以牺牲她的自我为代价的。为了回应患者尝试在历史的线索去理解这些材料，分析家实际上在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你忘记了另一部分，而我当然记得。”而为什么患者可能已经忘记，这一点被忽略了。此外，分析家错过了机会，去指出病人的自我需要防御某些在会谈中明显显现的感觉，似乎让病人不能容忍其他人有类似的感觉。因此，在会谈中，病人谈到一些对搬家的感受，然后突然需要丢掉那种感受, 换成一种事情都将解决的很阳光的感觉。对她自己童年期搬家的抱怨和痛苦有关的适应性防御，使得孩子们的自由抱怨具有了危险性，因为它威胁到了她对适应性的反向形成的依赖。她与每个人和睦相处的能力是很强的。因此，她对孩子们公开抱怨搬家的愤怒是基于对基本防御状态的威胁。患者最不安的是，她对孩子的愤怒，主要可以从对自我防御的威胁的角度来理解。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当以前的多次搬家让自我需要在表情阳光的同时埋葬痛苦的感觉时，才会是重要的。因此，这是一种自我的态度，回应来自过去的威胁，而不是过去本身，这导致病人对孩子们的愤怒。
在这个例子中，病人的多次搬家只是对问题的最开始的解释，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她不得不假装所有事情都能得到最好的处理这个结论。在这个例子中，导致她愤怒的防御的微小细节也似乎是病人最想听到的，即她为自己对孩子们生气感到沮丧。
被分析者对分析家感到越来越愤怒，因为她开始意识到，当分析家不在身边时她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在分析家休假的前一个星期，病人进入会谈，对她昨天晚上的行为感到惊讶。她的丈夫休完假回到家里，初见的欢喜之后，她发现自己对他的敌意在增加。随后她的想法转移到她是多么怨恨一个人去做那些她通常都胜任的家务和照顾孩子们的事情。这让她想起来，在他们的婚姻早期，她常常找丈夫帮忙处理她办公室的个人的麻烦。他总是能帮得上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要让她感觉到渺小和愚蠢。分析家提到他的假期即将到来，想知道她带来的想法和感觉是否与之相关。病人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告诉分析家，她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她很生气，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她觉得她在其他时候曾经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并想知道为什么分析家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她在会谈的剩余时间保持沉默。因此，在这次会谈中，分析家发表的这个评论，我听到许多分析家都这么说过。他们对某些未明确的感觉提出了一个一般的问题，并问病人，这些感觉是否跟移情有关。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干预被证明是有用的。它通常反映分析家正在思考病人的想法跟某些移情问题有关，但分析家对它完全不清楚。他希望，通过关注这个问题让患者可以透露更多。然而，如果病人很清楚她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她要通过描述一些替代性的事件来防御自己去说这些事呢。
分析家没有抓住被分析者带给他的那点重要的觉察，以及她准备好了去做什么。
一旦理解到这点，当他提出她对他的移情感受时，就可以帮助解释她对他的恼怒。病人很清楚其中的矛盾，即她初见丈夫的开心，与随之而来不满。这个观察对病人的自我来说，似乎可以忍受，接下来的联想跟依靠某个人（即她的丈夫）有关，结果是她感到被他贬低。因此，我们在被分析者见到丈夫先高兴后生气的行为之间有一个联系。她的联想大概表明了，她把对某人的好的感觉跟自己被弄得感受很糟 连接了起来。因此，不愿去感受，更不用说进入她对分析家离别的感觉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让病人开始去观察她对矛盾情感的觉知。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之前她已经外化了她对丈夫的愤怒的原因。然后她联想到这可能是关于什么的一些端倪。此时，她正在提示为什么可能难以与对分析家的移情工作。被分析者引入了她并不知道的正在谈论的东西（即移情），用分析家所指出的置换绕开了对移情的防御，这就会破坏自我开始观察的能力。
在我早年的临床训练中，关于解释的基本理念，可能最好的总结是“少即多”。因此，我在很多情况下都被告知，分析家不应该对病人作出很长的解释。转述一位督导的话，“如果你不能在一句话中说出来，那就不值得一说。”对这种观点的解释是，它刺激了病人的进一步思考，同时避免了过于理智化。在这里可以看到地形模型和弗洛伊德最初的焦虑理论（即焦虑是由于力比多被抑制）是潜在的基础，重点是病人“跳出”自己的思考。
分析家关注的是刺激进一步的思考，而并不考虑自我去理解和整合分析家的言论的能力。 然而，我的经验是，正是“神秘”的解释导致了理智化。
有了这些类型的解释，我们迫使被分析者填补他们的思考和我们的思考之间的许多间隙。 病人通常只能以理智化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充其量是基于直觉的飞跃，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精明的投机”型解释。对于过早解释移情，也可以这么说。这里错失的是邀请病人的自我和我们一起参与这个过程，以及神经症中对自我以详尽的方式运作缺乏关注。
一个被分析者在分析的第三年，开始谈论他在一个小长假期的体验。在周末的开始，他觉察到丧失的感觉，或者若有所失。他不断地发现自己在思索他是如何地迫不及待地想在星期一来告诉我。然后他记起来，因为假期的原因，我们在星期一没有预约，而后他意识到这是他对丧失感的联想。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忆起父母的离婚，意识到这种丧失的感觉一定就是当年他感受到的那样。让他惊讶的是他意识到，他当时有很多想法和一些轻微的不安，但没有其他的感觉。他感觉不到任何悲伤，也没有哭泣。事实上，他不记得他最后一次感到悲伤或哭泣是什么时候。之后，病人用“他开始觉得自己很傻”，中断了这一连串的想法。他想知道“如果我现在哭泣，或者当我的父母离婚时我哭的话，那会有什么不同？”然后他引用了这个国家最新的离婚统计数据，来表明这也不是多大的一件事。我注意到他对他刚刚出现的想法在感觉上有了的转变。起初，他似乎相信他的想法很重要，然后它们变得很愚蠢。我问他是否知道可能是什么事情导致了这种转变。在联想中，他记起，有一次在整个周末，他开始疯狂地做事，清理他的公寓，商店，做了他堆积如山的事情。此时，从这次会谈最开始的感觉是戏剧性变化的。他更加努力地思考，经常陷入沉默，现在专注于即将到来的任务和工作的最后期限。他的声音失去了弹性，紧张而紧绷。我向他建议，他现在思考事情的方式似乎反映了他是如何度过周末的，专注于任务和工作，而不是想法和感觉。在会谈中，这是在他对想法、丧失、现在和过去的感觉感到愚蠢之后出现的。然后，他记起总是被告知自己似乎并没有被离婚影响到，以及他妈妈最喜欢的一句话：“不要为溢出的牛奶哭泣。”她总是主张，一个人必须坚强，不要被事情影响情绪。她从来没有表现出很多的情感。当然，他记得，她有溃疡，高血压，和各种各样的成瘾。我指出，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想法，我们如何去看到悲伤和哭泣的感觉使他觉得愚蠢的。在会谈中，以及会谈之外，这让他成为一个对自己的想法或情感没有觉察的实干者。他让我们知道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被教导不应该感到悲伤或哭泣。然而，他亲眼看到这种原则对他母亲的破坏性影响。他现在面临的困境是，虽然他看到觉察情感的价值，甚至在这个觉察上获得一些快乐，但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一直没有意识到）仍然觉得这些情感是不可接受的。
在上面的案例中，如果没有我给出广泛的说明，当阻抗在我们面前出现，并作为在周末发生的事情的重复时，我很难看到如何能帮助病人明白阻抗的意义所在。这是对觉察情感的核心阻抗，而这种情感对病人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对自我对悲伤情感带来的危险如何应对进行详细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系列特定的想法，触发了那些令他困扰的行为。类似的任务不是一句简单的干预话语就可以完成的。
综上所述，这些案例展示了分析自我的一些方法，在有利于试图帮助病人明白一些东西（如记忆、移情等）的地形学驱动的方法上，这些分析自我的方法往往倾向于被忽略，。然而，在这些案例中似乎可明显看到，对无意识阻抗的详细分析，以及保持自我去整合被分析者的想法和来自我们思维前缘的解释的能力，都例证了在我们理解分析过程时，对自我的角色需要被作为一个非常必要的部分来考虑。
一个技术上的难题
所有的精神分析都不是病人用话语去沟通，和分析家用话语去理解。病人们借助行动作为一种交流形式有不同的程度，以及行动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所有这些都对技术有启示（Busch，1995a）。它在精神分析中最精细，最常见的呈现被弗洛伊德（1914）发现，并表述在对强迫性重复行为的最初定义中，“例如，病人没有说他记得他曾经藐视和批判父母的权威，然而他以这种方式对待医生” （第150页）。Loewald的（1971）的语句，“言语化的行动”（第366页），简要地捕捉了当被分析者在讲梦的时候，他是如何在用讲梦的方式说，“我不相信梦的含义”。当然，病人可以用他们交往的方式，去烦扰，勾引或惹恼分析家。正如其他文章所述（Busch，1995a），我们对以行动进行交流的精神分析工作几乎只关注内容，很少关心正用行动中对我们“说话”的病人的自我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自己的意见是，行动思维是一种早期的思维形式，它代表面对威胁时的自我退行，或者是早年开始的适应性思维形式的重复。
行动对自我的心理工作方法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因为如何去邀请患者的自我参与进来并不总是那么明显。这是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对病人的交谈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诸多感觉是基于主观信号。例如，当我们发现自己开始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想法朝着似乎特殊的方向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读到病人的语调和情感。我自己的经验是，病人越借助行动，我就越多地使用后面的两个信号来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当主要的材料是分析家自己的经验时，问题变成了我们如何邀请病人的自我去理解发生了什么的多种方式之一。分析家分享他自己对病人行动的体验是很难达到预期的，因为这对病人的自我来说不是“可知”的材料，除非是基于对分析的信任――一个更被动的、婴儿化的位置。
病人凭借行动作为交流的方式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有些人甚至会在他们行动化的过程中用话语交流关于行动的一些事情，这让分析家将他的主观想法和感觉与来自病人的客观事实连接起来，这将让自我更好地参与进来。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治疗联盟一词的意义。因此，病人可能使分析家感到无聊是因为要防御使他兴奋的愿望，她可能用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正在谈论对工作缺乏兴趣，或者表现出对分析方法热情减弱。在这里，人们试图对最能观察到的内容进行工作，因此是最容易被病人知道的。对于行动在治疗中非常普遍的病人，以及我们诸多的理解可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感受或者来自于看起来似乎是特定想法的病人，尽管没有基本上的不同，但是任务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必须试图以一种非行动化的方式具体化被分析者的行为，让病人更高水平的自我功能参与进来（Loewald，1971,1975）。有时这不是特别容易做到的。例如，一个对抗的病人防御对分析家的消极渴望，会很容易不知不觉地看到分析家试图把病人的对抗具体化为一种攻击的演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它是阻抗-愿望表达的一部分，是病人心理特征的核心，因此需要阐释。当患者进入更加退行的状态时，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对该过程的具体化，以期望邀请更高水平功能的自我参与进来。过于频繁地对紊乱较严重的病人工作，往往通过谈论原始的冲动和感觉会鼓励婴儿化和原始行为方式，而忽略了自我。
最后，似乎适合以N. M.Searl的一篇引文作为结尾，她关于自我在临床技术中的作用的文章（Searl，1936），是最早、最好却最被忽视的论文之一（Busch，1995c）。Searl对自我的看法使她对治疗的处理，即使在今天也可作为一个范例。正如Searl所说，“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够向病人传授对他的生活和心理的知识到何种程度，而是我们可以为病人扫清通往生活与心理之路上的障碍，并让他的心灵自由抵达意识到何种程度”（第487页）。使用这个观点使得对行为的解释遵循了一个复杂但必要的模型，这表明坚持把自我作为解释方法的核心的有效性。因此，在理解患者的行为时，需要询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被分析者通过行动来交流？”这跟那些只把行动当成另一种形式的材料的分析家形成对比。相反地，Searl提出了基于自我心理学方法的问题，并且仍然是适时的。
理所当然地，分析家像病人一样，从行动中学到了很多，忍受和表达其他的东西; 但我们最关心是，行动阻止了他更多地用话语表达。如果我们以任何方式将重要性从有限且非常困难的、分析所要求的技术中转移出来，那么我们将剥夺病人能接受且合理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强调分析工作得以开展的条件，那么我们就是在鼓励病人相信与分析条件无关的魔法。如何坚持这一点，但又不严苛或僵化，这确实是分析家的一个难题，但却又很必要[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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