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就像双面人,作为心理系统指向外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一定程度上仍是无意识的。此观点本应已确保它在临床干预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历史和经验也印证不了这一点。有人提出,分析变化过程的核心部分在于自我功能发生改变,这使得我们很有必要去仔细考虑自我在临床技术中的地位。我们描述了大量的临床案例来介绍这样做的方式和意义。
她提出,正是言语,让沉思更有力量,避开“无名的恐惧感”,以及缓解压抑的负担。最终,是言语通过让我们跳出自身去诉说它,而让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的存在。[J. Darnton, 纽约时报关于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托尼·莫里森的获奖感言]
Morrison简洁的描述,捕捉到了我所相信的在分析中出现的两个重大变化:恐惧感的调整,以及跳出自身的存在去理解它的能力。我不认为仅仅是言语导致了这些变化,而是思考核心冲突的能力的根本改变,其特征是与核心冲突有关的恐惧感减少,以及“跳出其中”而用新的角度理解核心冲突的能力的根本改变。这些变化反应了自我中的结构性改变,从而比普遍认为的更强调了在分析干预中要更多地考虑自我的重要性。
最近在全国会议上向研究组报告的一个临床互动,将会作为本文的临床起点。在一个病人的第一次分析会谈中,他一开始就抱怨每周做五次的精神分析,他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他继续描述了最近他刚度假归来,在假期里,妻子一件事接一件事地抱怨他的表现。当他尝试去感受她的需要时,她发火了,她觉得他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当他尝试去处理事情,她又感到她自己的需要没有被考虑到。他的处境似乎是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能取悦妻子。然后分析家对这个病人说,“这些感觉一定跟你开始分析的感觉有关。”
我经常听到这种类型的干预(即,分析家指出病人刚刚所说的内容,并随之说这一定跟对分析或分析家的想法或感受有关),因此可假设这是一项通用的技术策略。如果我是对的,关于分析技术的情形和自我在其中的角色,这种干预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许多方面,这种干预的基本方式为大多数分析家所熟知。分析家倾听病人的联想,在移情中工作,把材料带入与分析家的关系中。分析过程的两个典型的要素被使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以及在移情中工作。假设分析家对病人的联想的评估是正确的,似乎没有考虑到的是被分析者有效地整合解释的能力。基于哪一点,被分析者可以知道并接受,当他描述跟妻子共度的周末时,他“真正”在说的是他对开始分析的感受。与另一个人一起谈论他们互动时的感觉,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分析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并同时确信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这些想法足够接近意识,以致于分析家需要做的有用的干预就是指出它们的存在,那为什么病人不能够直接谈论这些感受呢?此外,分析家没有去说明他是怎么从病人说的话中得到他的解释,或者甚至是识别“这些感觉”是什么。我们知道病人意识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他觉得每周来做5次分析有困难,以及他感觉到他无法取悦妻子,这两种感觉被分析家连接起来了,但是并没有给出这样连接的理由。如果病人接受了这个解释,这是基于把分析家作为一个权威,而病人被置于婴儿的位置。谈到的所有事情都会被关联到移情,这种干预背后的公式化的特点,总是令天真的被分析者感到困惑。对于我们的搭档-被分析者,这样的干预促使他们因暗含的理智上的理解而封闭自己,并被动的接受分析进程中的特定观点(即在分析中关注移情),然而在干预和促成干预的材料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认知或情感的连接。
在分析家的干预中所缺少的是尝试让被分析者理解他的解释是基于被分析者谈论到的某些东西。被分析者可能正好会问,“我刚刚说了什么,导致分析家认为我正在谈论分析的开始?”被绕开了是病人的心智需要为推理、思考和整合他的内在和外在世界负责,也就是,特定的自我功能。此外,根据Friedman提醒我们的,情境对意义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给被分析者一个他能配合分析家的干预的情境,它的意义一定是被动地或者是在理智化层面上被接受,而此时,某些关键的自我功能一定是以退行的方式被关闭了。总之,我们在治疗中最重要的伙伴,病人的自我,被邀请用退行的立场开始分析工作。这是Gray (1982) 在他经典的“发展性滞后”论文中首次强调的趋势的延续。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并越来越多地出现(Apfelbaum and Gill, 1989; Gray, 1986, 1990a, 1992, 1994; Pray, 1994; Busch, 1992, 1993, 1994, 1995a,b,c,d)。接下来我将要论证的是:自我是,并且一直是,我们可以实现分析治愈的唯一的工具,自我在分析进程中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分析过程中,仔细地留意自我是绝对有必要的。Gray的开创性工作系统地描述了,在阻抗分析中考虑自我是多么重要,而我试图把这个研究扩展成其他的方式:自我需要被看成是分析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近60年(Busch, 1995c)广为人知的观点,但并没有很好地被整合到临床的技术中。
“如果在上面给出的临床实例中的同一点,以考虑自我的方式将会如何进行干预呢?”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另一方面来说,考虑到这是分析过程的开始,我可能会用病人的联想作为这个过程的示范。如我在其它文章中所述(1995b),我相信Gray(1994)的观点是,为病人全面介绍这个过程,会帮助病人成为一个更加合作的参与者,它是可能的和可取的,这一点比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必要。除了作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被动的角色,我们所认为的参与分析过程会如何帮助到病人,这也是文献中很少涉及的一个话题。
因此我可能开始会提醒病人,我们谈论自由联想的方法和如何使用它(见前面)。然后,我会对他说明,从他的联想中,他可能会对开始分析有一些感受,这对他来说可能是很难去了解的。然后我跟他提到他的一些联想,他在开始分析的时候提起由于其他的一些必须要做的事,进行一周五次会面对他有困难,然后他继续描述他感到他不能取悦妻子的各种事件。考虑到这两个想法之间的联系,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他是否感觉安排会谈时间上存在困难,因为他也在担心他不能在分析中做得很好。在之后的治疗中,我可能没有介绍就做了一些类似的解释。因此我习惯强调病人通常最能意识到的(即,他所说的),来作为理解冲突的线索,而不会滥用被分析者的轻信。从另一个角度,我在阐明,分析家留给被分析者去填充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使病人尽快地成为一个参与者。分析的材料是病人的联想。干预应该从联想中产生,这种方式对病人而言,是可以清楚地理解的。因此,从一开始,我认为邀请病人使用特定的自我功能去学习和评估这些材料,是非常重要的,而我是根据这些材料得出了相应的干预。在一个分析性立场的发展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强调自我分析。一个被动的自我跟这样的立场是正好相反的。
很明显,在上面给出的会谈中仍然有许多东西是未知的,我个人偏向于等等看还有什么内容病人可能会告诉我们。一周来五次的困难是什么呢?被分析者会说更多的细节吗?这个问题是否有现实的部分?为什么不能取悦他的妻子?他做了什么让她对他感到失望?这些就是我对这个材料会有的疑问。然而我对于联想的态度跟前面的叙述保持一致。
自我和分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