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强烈的情绪并非缘于风景、蜘蛛、蟑螂或沙漠，而是缘于其他人。一些情感，如生气，让我们想伤害别人；另一些情感，如爱、同情和感激，却让我们想帮助别人。若要理解这些情感，首先要理解为什么生物体该被设计为相互帮助或者相互伤害。
看过一些大自然纪录片后，你可能会相信，狼吃掉衰老孱弱的鹿会保持整个鹿群的健康，旅鼠自杀是为了整个群体免于饿死，或者雄鹿彼此冲撞争夺繁殖权是为了让最健硕的雄鹿将种群持久延续下去。这种假设——动物的行为是为了生态系统整体或整个物种的利益，似乎遵循了达尔文的理论。如果曾有10种旅鼠，其中9种因滥食而使得整个种群最终因饥饿而灭绝，还剩最后一种旅鼠，它们中的一些个体会牺牲自己以使其他旅鼠存活下来，那么第10种旅鼠便会幸存下来，因此，如今的旅鼠便愿意做出终极牺牲。这种信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每个曾探讨过社会情感的心理学家都曾论述过其对整个群体的好处。
当人们说动物的行为是为了群体的利益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假设实际上严重背离了达尔文主义，而且几乎肯定是错的。达尔文写道：“自然选择绝不会在一个生物体中产生任何一种对该生物体有害而不是有利的结构，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只是根据并且为了每个个体的利益。”只有在每个群体都能履行一个协议并保证其所有成员都保持无私的条件下，自然选择才会选择这个具有无私成员的群体。但如果没有相关协议的执行，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一个变异或者外来的旅鼠作如是想：“去他的吧！我会让所有其他旅鼠都去跳悬崖，然后独自享用它们剩下的食物。”这只自私的旅鼠会收获其他旅鼠无私的回报，而自己无须支付任何成本。凭借这一优势，它的后裔会迅速占据整个群体，尽管整个群体的利益在不断恶化。这就是任何自我牺牲者的最终命运。自然选择是不同复制体相对成功的累积性效应。这意味着，它选择了可以最好地复制自身的复制体，也就是，自私的复制体。
自然选择适应使复制体受益，这一无可避免的事实最初由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提出，后来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几乎所有的演化生物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尽管对其他一些问题尚有争议。群体之间进行选择在纸面上是可能的，但绝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怀疑，那种使其得以发生的特殊环境在真实世界中能否被找到。在生命之树的分支之间进行选择是可能的，但那与生物体是否被设计为无私的毫无干系。动物个体绝不会在乎自己的群体、物种或生态系统发生了什么。狼捉住年老衰弱的鹿是因为它们是最容易被捉住的。饥饿的旅鼠出发去寻找更好的觅食区域时会碰巧跌落或淹死，并非自杀。雄鹿彼此冲撞是因为各自都想产仔，但当失败不可避免时会有一只主动撤退，这或许只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在应对采取同样策略的对手时一般都会奏效。彼此争斗的雄性对于群体来说是一种浪费——确实，当雄性构成了种群的一半时，它们通常都是浪费，因为仅有少量的种马就可以繁殖下一代而无须吃掉一半的食物。
生物学家常常将这种行为描述成自利的，但导致这种行为的是脑的活动，特别是负责情绪和其他情感的脑回路的活动。动物表现得自私是因为它们的情绪回路就是如此连接与设定的。我饱胀的胃、我的温暖、我的性高潮，对我来说要比对你来说感觉更好，我想要我的快乐，我也会去寻求我的快乐，而不是你的。当然，一个动物不能直接感受到另一个动物的胃，但它可以通过观察后者的行为而间接地感受到。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事实：动物通常不会将其他动物可观察到的幸福作为它们自己的愉悦。而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是，它们有时也会那样。
之前我说过，自然选择选中的是自私的复制体，因此如果生物体是复制体，那么所有的生物体都应当是自私的。但生物体并没有得到复制。当你的父母拥有你时，他们并没有复制自身，因为你和你的父母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完全相同。构成你的草图——你的基因组，与构成他们的草图并不相同。他们的基因是在被搅乱之后，随机抽样制成了精子和卵子，然后在受精时彼此组合，从而创造出不同于他们的新的基因组合和新的生物体。实际上唯一被复制的东西是基因和基因片断，它们的复制生成了你，而你又会将它们中的一部分再传递给你的孩子，以此类推。事实上，即使你的母亲克隆了自己，她也不能得以复制，而只是她的基因被复制了。那是因为，她生命中所经历的任何变化——断了的手指，文了的文身，穿刺了的鼻翼等都没有传递给你。你所能继承的唯一变化是长成了你的卵子中的一个基因的变异。基因，而非身体，得以被复制，这就意味着，基因，而非身体，才应当是自私的。
当然，DNA是没有感觉的：“自私”意味着“行为方式使得自己的复制更加有可能”。基因在一个有脑的动物中所做的就是连线设定其大脑，这样，这个动物所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能使它的行为方式导致更多的基因复制。这常常意味着，动物会享受那种能令它生存和繁衍的状态。饱腹的肚子令动物满足，因为饱腹的肚子能使动物继续活着、移动和繁殖，这带来了更多的基因复制，而更多的基因复制构建了对饱腹的肚子感到满足的大脑。
通过构建一个觉得“吃”有意思的脑，基因有助于传播自己埋藏在动物性腺的复制体。当然，真正有助于构建大脑的DNA并不是自己传递到卵子或精子里的，只不过是性腺内的基因复制体传递了过去。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动物性腺里的基因并不是构建大脑的基因唯一存在的复制体，它们只是帮助构建大脑的基因进行复制的最便利的复制体。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能够进行复制的复制体本身就是合理的目标，只要它能够被识别出来并能够采取步骤帮助自己复制。努力复制位于其他动物性腺中的自己的复制体的基因所做的，可以和努力复制位于自己性腺中的自己的复制体的基因所做的完全相同。就基因而言，复制体就是复制体，而与它究竟位于哪个动物体中并无关系。对于构建大脑的基因，动物性腺唯一特别的地方只是基因的复制体将确定能在哪些性腺中被找到（这种确定性源于动物体内的细胞是基因的克隆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构建大脑的基因会令动物如此之享受它们自己的幸福的原因。如果基因能够构建一个可以分辨出自己的复制体是否位于其他动物体的性腺中的大脑，那么它会令大脑体享受其他动物的幸福，并使其行为方式增加其他动物的利益福祉。
何时一个动物中的基因复制体同时也位于另一个动物体中呢？当动物们彼此相关时。在绝大多数动物中，一方父母的所有基因会有一个复制体位于其后代体内这有一半的概率，因为子女从每方父母中均得到一半的基因。还有一半的概率，一个基因会位于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体中，因为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从同样的父母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基因。还有1/8的概率一个基因会位于一个一级堂表亲的体内，以此类推。如果一个基因能够建造出一种头脑，让拥有这种头脑的人会对自己的亲戚们伸出援手，那么它就等同于在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帮助了自己。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指出，如果对亲戚的益处乘以基因共享的概率超过了该动物付出的成本，基因就会在总体内得到传播扩散。汉密尔顿发展了一个观点并将之加以理论形式化，这个观点之前也曾被其他一些生物学家用作戏谑之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生物学家J.B.S.哈丁（J.B.S.Haldane）的俏皮话了。当有人问哈丁是否愿意为了他的一个兄弟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时，他回答说：“不。但为了两个兄弟或者8个姑表亲或姨表亲就可以。”
当动物的行为以自己受损为代价而使另一个动物受益时，生物学家便将这称作利他行为。当利他行为得以演化，因为利他者与受益者相关，从而使导致利他行为的基因令自己受益时，生物学家称之为亲属选择。但当我们认真研究动物如此行为的心理后，我们可以给这种现象另起一个名字：爱。
爱的本质是为他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为他人受伤而感到痛苦。这些感受激发了使被爱者受益的行为，如抚育、喂养和保护。我们现在理解了为什么许多动物（包括人）爱他们的孩子、父母、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女）、兄弟姐妹、姑姑阿姨、叔伯舅舅、侄子外甥、侄女外甥女和姑（姨）表兄弟姐妹：人们帮助亲戚等同于在基因上帮助自己。为爱做出的牺牲是由相关程度来控制的：人们为孩子会比为他们的侄子侄女做出更多的牺牲。这种牺牲还由受益人的预期繁殖生命来调节：父母为子女比子女为父母牺牲得更多，因为子女还有更长的预期生命。他们还由受益人自己对爱的感受来调整。人们爱他们的祖母不是因为预期他们的祖母会生育，而是因为他们的祖母爱他们，爱其他的家庭成员。也就是说，你帮助那些喜欢帮助你和帮助你的亲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会坠入爱河的原因。我的孩子的另一位父母和我具有同样对孩子的遗传利害关系，所以对其有好处的对我也有好处。
许多人认为自私的基因这一理论说的是“动物努力传播它们的基因”。这既不符合事实，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也是错的。动物，包括绝大多数人，对遗传学一无所知，也不关心。人们爱自己的孩子不是因为他们想传播自己的基因（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而是因为他们禁不住这样做。这种爱使他们努力为孩子提供温暖、养育和安全。自私不是人的真实动机，而是构建人的基因的隐喻化动机。基因通过设定动物的大脑来“努力”传播扩散自己，所以动物爱它们的亲属，努力为它们提供温暖、养育和安全。
这种混淆是由于将人的基因当作他们真实的自我，把基因的动机当作人最深刻、最真实的无意识动机造成的。这样就很容易得出愤世嫉俗且不正确的道德观，认为所有的爱都是虚伪的。这混淆了人的真实动机和基因的隐喻化动机。基因不是木偶大师。它们设置完大脑和身体，然后就撒手不管了。它们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却不相干的宇宙中，散布于躯体之间，沿用着它们自己的规律与进程。
大多数对利他主义生物学的讨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与利他主义的生物学有关。我们很容易就会明白，为什么自然纪录片出于值得称道的动物保护主义的道德标准，大力宣传动物行为是从其种群的利益出发，其潜台词就是：别痛恨刚刚吃了小鹿班比的狼，它的行为只是出于更高层次的善。另一个潜台词是，保护环境自有大自然的方式，我们人类改善好自己的行为就行了。与此相反的自私的基因理论受到严厉抨击是出于一种恐惧，即害怕这个理论会证明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投资家高登·盖克的哲学——贪婪好、贪婪管用，贪婪是正当合理的。于是，又有一些人相信自私的基因理论，但敦促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特蕾莎修女打心底里是自私的。
我认为，道德科学对道德并不好，对科学也很糟糕。无论生物学学术期刊上刊登了什么，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铺上水泥路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高登·盖克是坏人，特蕾莎修女是好人。但我估计只有人类在知道自己由什么构成时，才会感到战栗。因此，我这里提出一个对自私基因更积极的诠释方式。
身体是同理心最终的障碍。我怎么也不能像你一样感受到你牙疼时的那种痛感。但基因并没有被囚禁在身体内，相同的基因同时生活在许多家庭成员的身体里。分散的基因副本借助情绪控制身体并彼此相互联系。爱、热情和同理心是连接不同身体内基因的无形纤维。这些情感是我们对他人牙疼最接近的感受。当父母希望他们能代替自己的孩子做手术时，使他具有如此最无私的情感的不是他所属的物种、群体或他的身体，而是他自私的基因。
动物们并不只是对它们的亲戚好。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根据乔治·威廉姆斯提出的另一种利他主义如何演化的观点，又发展出了一种理论（这里，利他主义仍被定义为使另一个生物体受益，却令施予者受损的行为）。道金斯用一个假想的例子进行了解释。设想有一种鸟为一种携带疾病的扁虱所苦，必须要花费很多时间用自己的喙来清除扁虱。它的喙可以触及全身各处，除了头顶。如果每只鸟都为其他鸟清理头顶的扁虱，那么所有鸟都会受益。如果群体中所有的鸟一看到别的鸟把头伸过来，就会去帮助清理扁虱，那么整个鸟群就会繁荣发展。但如果有一只变异的鸟把头伸出去享受别的鸟的帮助，但从来不帮其他的鸟清理，那会怎样呢？这种搭便车者身上会没有扁虱，而且可以节省给别的鸟找扁虱的时间来寻找食物。有了这个优势，它们最终将占整个鸟群的大多数，但这会使得整个群体更易于灭绝。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解释道：“人们可以想象到一个可悲的结局——所有的鸟都将头伸出去指望别的鸟帮它找扁虱，却没有一只会帮忙。”
但假使一只不同的、记仇的变异鸟出现了，这只变异鸟为陌生鸟找扁虱、为过去曾给它找过扁虱的鸟清理羽毛，却不给那些曾拒绝给它找扁虱的鸟清理。一旦一些这样的鸟获得了一定的基础后，这些记仇的鸟就会快速繁殖，因为它们会相互清理扁虱，但不给欺骗者清理。一旦它们确立了地位，那么无论是不经鉴别的扁虱清理者还是欺骗者都无法将它们驱逐出去，尽管在某些情形下，欺骗者可能作为少数派潜伏下来。
这是一个假想的例子，说明了非亲属关系间的利他行为——特里弗斯称之为互惠利他主义。人们很容易将假想实验和真实观察混淆起来，布朗讲到：“当我在教学中用这个例子时，有些学生在考试时会在答卷上答成真实的鸟，往往是‘斯金纳的鸽子’，也有时是黑头鸥，还有一次是知更鸟。”实际上，有些动物种群确实会实行互惠利他行为，但并不多见，因为这种行为的演化只会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动物必须能以对自己很小的成本来换得其他动物很大的收益，这种方式的逆转也必须很普遍。这些动物必须将大脑的一部分用来将彼此识别为独特的个体（见第2章），如果自己示好后回报会随之而来的话，一部分大脑还要记住谁帮助了它们以及谁拒绝了它们，并决定如何据此相应地施与和不施与其友善行为。
人类当然是一个大脑很发达的物种，血缘无关的人们彼此帮助的事件在动物学上也颇为罕见（见第3章）。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心智特别适应对互惠利他主义的需求。人类有食物、工具、帮助和信息可以相互交换。有了语言，信息就成为理想的交易物品，因为它对于给予者的成本与接受者的成本相比而言是微乎其微的，给予者的成本仅为几秒钟的呼吸。人类痴迷于独特的个体，还记得第2章中的布里克双胞胎吗——其中一个咬了警察，但两人谁都不会被惩罚，因为两人都得益于合理怀疑原则的推断：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人干的。人类的心智配备了目标设定的小人，会根据利害关系管理施予；对于亲属指向的利他主义，互惠利他主义是行为主义者对一整套思想和情绪的缩写。特里弗斯和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说明了对互惠利他主义的需求是如何成为许多人类情绪的来源的。它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道德感的一大组成部分。
最基本的设备是欺骗者监测器，而记住卑劣的欺骗者并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会更加有帮助。卑劣的欺骗者就是那个拒绝相互回报或是回报太少而无法补偿利他者最初施与的成员。在第5章中考斯迈德斯已经证明，人们对欺骗者的推断能力确实非同一般的好。但真正的诡计来自特里弗斯的观察：还有一种更为狡诡的欺骗方式。狡猾的欺骗者会相互回报，但回报的程度仅仅够得上利他者的耗费，却比自己所能提供的回报要少，或者少于如果情况逆转利他者将会做出的施与。这将利他者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他被欺骗了。但如果他坚持要平等的话，狡猾的欺骗者会与之彻底断绝关系。既然半块面包总比没有强，利他者就陷入了困境。当然他还有一种选择：如果群体中还有其他不欺骗的交易伙伴，或是虽然狡猾但不至于太吝啬的成员，他就可以转而与这些成员合作。
游戏变得愈加复杂。当利他者没有发现欺骗者或是即使发现欺骗行为仍坚持自己的利他主义时，选择就会优先倾向于欺骗。这会催生出更好的欺骗者监测器，然后又催生出更巧妙的欺骗，接着会导致应对更巧妙欺骗的监测器，再导致侥幸逃脱更巧妙欺骗监测器监测的更加巧妙的欺骗策略，如此类推。每个监测器都会引发一个情绪小人来确立适当的目标——继续互惠利他、断绝关系等等。
下面是特里夫斯如何将道德情感反向工程作为互惠游戏中的策略的。他对每种情绪的原因和结果的假设都得到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文献和对其他文化研究结果的支持，尽管这些无甚必要，因为会有大量实际生活的例子涌入脑海。
“喜欢”是一种启动和维持利他伙伴关系的情绪。大致而言，它就是一种希望帮助别人的意愿，而帮助的对象是指向那些似乎也愿意回报帮助的人。我们喜欢对我们好的人，我们也对我们喜欢的人好。
“生气”保护了那些因为自己的善意被欺骗而易于受到伤害的人。当发现自己被利用时，人们将这种欺骗行为视为不公平，体验到愤怒的感受，并想要做出正义的回击：把断绝关系作为惩罚，有时甚至去伤害欺骗者。许多心理学家强调，这种生气有着道义上的暗示作用，几乎所有的气愤都是正义的气愤。愤怒的人觉得受了委屈，必须对这种不公做出弥补。
“感谢”是一种能够根据当初行为所付出的成本和收到的回报来调整与对方进行互惠行为动机强弱的情绪。我们会对那些给我们施以大力帮助而这种帮助对他们来说成本高昂的人深怀感激。
“同情”是一种想帮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的愿望，或许是为赢得感激的一种情感。如果人们在最需要援手时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感激，那么需要帮助的人就为利他行为提供了最佳机会。
“负疚感”会使身处被发现险境的欺骗者饱受折磨。H.L.门肯将良知定义为“一种警示我们他人可能在看着我们的内心的声音”。如果受害者的回应是断绝未来所有的援助，那么欺骗者将会支付昂贵代价。他有利益动机来通过掩盖错误行为并不再欺骗他人从而避免这种关系破裂。人们对私下的罪过心怀负疚，因为这些罪过可能会公之于众；在被发现前就承认一项罪过是真诚的表现，这给了受害者将关系保持下去的理由。羞愧是在罪过被发现后的反应，引发的是公开展示的悔悟，毫无疑问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莉莉·汤姆林说：“我试着去愤世嫉俗，但很难保持下去。”特里夫斯指出，一旦这些情绪已然演化而来，人们就有一种诱因去模仿这些情绪，从而利用他人对真实情感的反应。伪装的慷慨和友谊可以诱使真实的利他回报。在并未发生真正欺骗时而伪装出来的正义的愤怒可能依然会赢来补偿。伪装的负疚可以使对方相信，欺骗者已经改过自新，即使欺骗者其实还会再犯。假装水深火热可以引发真实的同情。看上去似乎会提供帮助的假装同情会诱发真实的感激。假装感激会使利他者错误地以为他的帮助会得到回报。特里夫斯指出，这些伪善行为并不必然是有意识的，确实，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在无意识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
下一轮的演化竞争，当然就是发展出一种能力，来区分真实情感和伪装情感。我们了解了信任和不信任的演化。当我们看出某人是在假装慷慨、同情或感激，并没有表现出真实的情感时，我们将不愿意去合作。例如，一个骗子会调整精心设计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出于可信的负疚，当情况允许他侥幸逃脱时，他还会再次欺骗。对信赖度符号的搜寻使我们成为读心者，会对任何与某种伪装情绪相违背的瞬间感觉或不符之处保持警觉。既然在人们交换看法时，虚伪最容易被揭露，对信赖度符号的搜寻就使我们酷爱传播和接收小道消息。因此，我们的声誉成为我们最有价值的财产，我们有充分的动机去炫耀展示我们的慷慨、同情和正直，从而捍卫（甚至吹嘘）自己的名声，并在声誉受到指摘时表达内心的愤慨。
你明白了吗？伪装情感的能力可以反过来作为抵御真实情感的武器。人们可以将错误的动机归咎于他人，从而维护自己的欺骗行为——比方说一个人不是真的委屈、友善、感激、内疚，但那人的情感其实是真实的。难怪特里夫斯是第一个提出人脑的扩张是由认知军备竞赛所驱动的人，而竞赛的动力就是用来约束互惠利他行为的情感。
和亲缘选择一样，互惠利他主义一直被判定为一幅绘画，甚至说法再宽松一些，是一幅关于人类动机的黯淡图画。同情仅仅是收买感激的廉价方式吗？善意只是一种经营策略吗？当然不是。你尽可以从最坏的角度想象伪装情感，但人之所以能感受到真实情绪的原因不在于，指望这些情绪会对感受者有所帮助；而在于它们实际上是帮助了感受者的祖先。不仅不应该因为父亲的罪过而惩罚孩子，而是父亲一开始就没有犯错。最初感到同情和感激的变异之所以繁荣发展，不是因为人们精心计算，而是因为这种感受使得他们的邻居认为值得与他们进行合作。每一代人对情绪本身的感受应该都是真情实意的；确实，一旦伪装情感监测器演化出来后，它们只有在善意和真诚时才会最有效率。当然，从隐喻上讲，基因赋予人们仁慈情感其实是出于自私，但谁会在乎脱氧核糖核酸的道德价值观呢？
许多人仍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对道德情感的设计是为了使个体长期利益最大化，从而最终有利于他们的基因。如果我们每个人在对群体最好时都感觉享受，难道不是更好吗？公司不会污染环境，工会不会罢工，公民都回收旧瓶子并乘坐公共汽车而不是自驾车，精力旺盛的少年不会开着马达轰鸣的摩托车毁掉人们一个安静的周六午后。
我想再度重申，将心智如何工作与心智应当如何工作混为一谈是不明智的。但或许可以采取一些安抚之举来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或许我们应当为人类情绪不是为群体最优而设计的感到高兴才对。令某个群体受益的最佳方式往往是取代、征服或消灭邻近的群体。一个群落中的蚂蚁彼此密切相关，每一只都是无私的完美典范。这就是为什么蚂蚁是少数几种进行战争并役使奴隶的动物之一。当人类领导者操纵或胁迫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淹没于所在群体的利益中时，其结果就是历史上一些最为凶残的暴行。在电影《爱与死》（Love and Death）中，伍迪·艾伦笔下的绥靖主义者角色被敦促去服兵役来保卫沙皇和祖国俄国时，意外地获知如果沦为法国统治，他将不得不蘸着浓酱吃牛角面包和油腻食物。人们渴望自己、家人和朋友能过上舒适生活的愿望可以抑制许多帝王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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