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发展的地图—精神分析的新位置
精神分析发展的地图—精神分析的新位置
Maria Teresa Hooke
大学糖
 

精神分析的历史一直被迁徙、演变,错位所标记,但是新土地上尝试、主创和探索的热情也在为其标注。中国的精神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要说的是,受到邀请在武汉的第五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呈现国际新小组的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与中国精神分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08年,当时作为成员,我才刚参与新成立的IPA中国委员会的工作。那些难忘的岁月,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并且将我与这个国家、这些人,以及这些候选人连在一起。我们在北京设立了首个培训项目,并且在中国授予了首批IPA直接会员资格。林涛博士、王倩博士、杨教授。现在我尤其高兴的是,童俊教授也进来了。这些先锋将形成中国研究小组的基础,发展为首个IPA中国精神分析协会。

其中的联系是,中国委员会作为新地区的发展成就,是国际新小组体系的一部分。那么我现在要回到ING的更为普遍的情况上来。

今天,大家所熟悉和知晓的IPA的地图延伸到了传统地区之外,即精神分析的衍生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犹太人迁徙之后精神分析发展的地方,分析师被迫从维也纳、柏林和布达佩斯迁移到论文、美国、拉丁美洲,甚至远至南非和澳大利亚。当我们大量地听说精神分析在西方遭遇到的困难,我们很少说这些新疆域的情况,开放的态势以及东方和欧洲中部、拉丁美洲、亚洲、南非地区中还有东部地区国家新生代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兴趣的激增。

给大家一个粗略的概念,IPA在全世界的成就,有哪些的分类呢?我们从最初开始,这是培训机构,黄色是学习小组、研究小组,然后是附属中心,然后是学会,然后是最主要的学会。所以它们不仅仅是做培训的,也和精神分析协会相连,或者与精神分析治疗相连。这是我们遍布的机构,可以看到在印度、日本、台湾地区和南朝鲜韩国,在北京和上海还有培训机构。这是欧洲,1998年在欧盟的学会组建之前。这是2013年,我们在西欧的工作,有不同的小组,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建立精神分析协会了。这是附属中心,这是研究小组,在土耳其有一个,两个俄罗斯,在塞尔维亚有一个,在保加利亚有一个,在南非,还有拉丁美洲。这些并不是和我们现状完全符合的,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城市,我们有小组。玻利维亚、墨西哥,这是在亚太地区,这是韩国的学习小组,他们是最早的学习小组。所以对于时间的把握,要能够去建立这样的小组,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的工作小组,是在2004年开始的,中国发展委员会2007年开始。然后是中国附属中心2004年建立,这是当下中国委员会的成员,中国有主任委员。这是昨天我们刚刚拍的照片,这是所有候选人中的一小部分,正好他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其实还有更多的昨天没有拍到照片。这是台湾地区的学习小组和附属中心,他们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重新回到文章。之前给大家感受和基本的感觉,初次相遇是什么呢?我们的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呢?国际新小组和第一位开拓者的第一次相遇,这是一个很小的分析师的小组,一个兴趣、一个好奇、一场探索。我们和大众经常会有误解,IPA和ING去到一些新区域是为了殖民,就像殖民主义,而且这看法着实难以消除。弗洛伊德关于促进精神分析在遥远过度发展的构想有时候会被搁置,也许是因为新运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我们已知的分析和培训的价值而言被视为危险。而现实则完全不同,ING是一种要求,我们对于呼吁予以回应,我相信一种复杂的需要,在个人与机构层面需要帮助的混合物,个体化的可能性和个人自由的曙光,对于认同还有心理工作方式的探寻,容纳和理解个人痛苦的可能性。IPA的观念在这里发挥重要作用,IPA被视为“多样化的容器”,差异在其中能够共存,并不意味着没有挣扎,但这是一个提供尊严、归属、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场所。我们知道,这些看法的复杂性而且有时候会造成困难,IPA可能会被看作是殖民势力,而被欣赏和理想化的西方也被视为当地文化和价值观的污染物。所以这些作为相遇的一部分,总是存在着矛盾情感的暗液。

小组有着不同的起点,先锋具有重要性,这些创始之父(母)在海外接受训练并将精神分析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IPA的成员冒险到新的国家发表演讲,开展督导,讲授课程,为未来的发展种下种子。

两种文化的相遇,当地文化和提案者传播的IPA的文化是场充满情绪的相遇,双方怀着期待、好奇、希望、需要、恐惧和焦虑。但也是对于精神分析及其在发起者一方的传播的投入,小组的情感点燃了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发起者,他们通过新小组的热情和对于学习的渴望得以再次经验他们第一次与精神分析相遇时的希望和热情。强烈的连结发展起来,偶尔会出现情感风暴,这也许是这些项目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动力。

这是一场改变双方的相遇,ING要带来的不是封闭教条的精神分析,它不仅是为了介绍弗洛伊德和我们伟大思想者们,更是一分析性思考方式,和精神分析及其自身基本普遍价值的人性化潜质的认识。在这相遇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倒易性,作为分析师我们在不同文化、历史、社会和教育实践的影响下几乎是被迫要去重新思考,反思我们习惯于想当然地是什么,我们的基本的精神分析原则。但是文化和IPA的机构经验也在传播,同样还有管理上的民主制度。两种文化间的张力总是存在的,具有创造性还是破坏性则取决于群体动力,还有发起者在这样充满情绪的氛围里,容纳、处理、调解、商议以及能够保持分析性态度所发挥的作用。这也关乎Javier Garcia所说的“裸露/裸体”。在进入新领域的时候,拆解秘藏在我们起源机构中的运作模式,从而开放地面向“精神分析地创造性与差异性”。

经验告诉了我们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每个小组的开端对其未来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这是相遇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那些精神分析学经历第二波发展的地区思考,东欧、拉丁美洲、东亚、中国、台湾、韩国、黎巴嫩、南非,这些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创伤和政治暴力,我们就能理解新小组和发起者面对的工作的复杂性。一方面,我们开放聆听了这么多人间悲苦,另一方面是历史在群体中造成的反响,包括掩藏(和未隐藏)的伦理议题。代际间的冲突、权力斗争,发起者们和ING对群体动力所投入的关注,已经成为了我们与新小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不在这个阶段处理,这些议题将会继续折磨这些群体,并在未来造成分歧和分裂。

创伤的作用,我们谈论精神分析开端的时候,不能不谈及创伤。如果我们去看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就会经常发现对心理的兴趣在于创伤的中激增。一战后的战争创伤,当时医生正在倾听遭受创伤的士兵和患弹震症的老兵的证言,二战后再次出现战争创伤,成群的罹患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为比昂的诺斯菲德尔试验加了油。最近关于创伤的代际传递,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儿童虐待、大屠杀幸存者的精神分析工作,帮助我们理解了新地区的创伤。在这些新地区,历史和社会创伤对当前大家的精神分析的兴趣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什么点燃了火焰?

Paolo Fonda(2011)的观点是个体深层的幸存焦虑(survival anxieties)。而这些个体正在寻求容纳和帮助。依照他的看法,这种情况为个体化和精神分析开辟了一个空间。我们正在注视着一个新现象,个体从“包围”的群体中,浮现的图景让人们想起比昂对于雕塑的描绘,他已经在岩石中了,分析师作为助手允许它显露出来。

复杂的场景。今天ING在一种复杂也微妙的情况中运作,我们面临着不稳定且不可预测的情景局势,影响着当地小组和精神分析。并且并不总是容易评估。

IPA成员提供的在线分析和心理治疗训练,依然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场景,而且影响仍然尚未得到全面评估。新地区的专业人员已经对于治疗饥饿多年,并且发现他们自己在被提供的而且并不容易辨别的培训课程中迷失了。在同一时间,多个培训或者在两个理论取向和伦理准则各不相同的机构工作的情况不是寻常的。这种相互纠缠和相互关联的场景是常态。往往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发现当地正在发生什么。理解不推群体之间的关系,当地大企业创建者的影响,还有IPA成员在这些地区的作用。这也是今天的文化的一部分,心理治疗的传播已经获得了解放,但也让人糊涂,但这就是候选人、新小组成员和发起者们必须承认的现实:去为精神分析寻得一个处所,同时找到一种方式,成为这种新文化的一部分。

结论

1914年弗洛伊德在关于技术的论文中所建议的,也是比昂在其名为《记忆与欲望笔记》的文章中回荡的,对于今天在咨询室中同病人相遇的我们,与另一种文化相遇中的我们而言,仍然是当代的:一种开放的接纳的心理状态。没有预期倾向或者评判……弗洛伊德和比昂都建议分析师面对未知保持开放,但是他们也都理解对未知的恐惧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对分析师和病人都是,对于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情况同样也是。我们开放的心态也意味着精神分析就其基本假设的普适性,和在每一个不同文化背景下找到一个家的可能性进行反思的能力。

ING的作用不仅仅是行政,我们尝试作一个多向性的容器,未知恐惧的调节器,一个可以分享共同经验的开放对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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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Teresa Hooke 作者:Maria Teresa Hooke / 449次阅读
时间:2017年4月29日
来源: 大学糖
标签: 第五届精神分析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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