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于前天（2017年4月20日）去世，这对两岸三地学术界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先生享年八十有六，是为高寿。李先生生前是中研院院士，曾在台大和哈佛大学接受人类学训练，深得其师凌纯声先生和克拉克洪亲炙，在海外华人研究、汉社会文化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诸多领域卓有建树，许多论著脍炙人口，成为众多莘莘学子案头读物。许多人因读了他的书爱上了人类学，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李先生在国际学界名声遐迩，享有诸多殊荣。凡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间到台湾从事田野工作的英美人类学家大多接受过他的指导，无不尊他为师。
李先生在人类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学术成就之外，他为两岸人类学的交往牵线搭桥，亲力亲为，也为中国人类学的建设贡献良方，不辞辛劳地奔走于两岸之间，一直到身体状不允许他再如此奔忙之后，才渐渐停歇下来。
我从读本科时候起就就已听到李先生大名。后来，李先生的学生，时任职爱荷华州立大学的黄树民教授到厦门从事田野工作，同时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和台湾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从黄先生的口中，我对李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学校的台湾研究所已经有了不少港台书籍和刊物，我便将当时台湾所图书馆里所藏的李先生的著作借来阅读，深为李先生学术功底、见识和老辣的文字所吸引。到美国留学之后，我的指导教授郝瑞也曾对我谈过李先生，十分佩服李先生的分析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多方面的识见。在我快完成学位时，他有一天突然问我是否有兴趣到台湾工作，说是因为收到李先生来信，要他推荐学生到政治大学工作。我自然愿意，但是因为身份问题，我请我的老师务必将这一问题与李先生提及。李先生那头也行动起来，后来他颇为遗憾地告知，由于我的身份，去台湾就职可能有些麻烦。这件事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而且几乎忘记。李先生去世的噩耗使我回忆起与老人家往来的一些事，这件事才又进入了脑际。
后来，我到南京大学就职。刚到南京没几日，便收到了徐杰舜老师的来信，邀请我出席6月份在银川举行的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并告知李亦园教授和乔健也将出席。对此，我自然十分兴奋。到了银川之后，见到了李先生。他精神矍铄，十分随和。可能因为我也是闽南人，我与他之间仿佛马上就拉近了距离。我们还用闽南话交流了一会儿。我赞他身体很好，声若洪钟。在旁的乔先生微笑不语。我后来才知道，李先生说话嗓门大是因为耳背所致。离开银川前，我邀李、乔二位先生来南京大学访问。他们两都立刻答应。乔先生当年秋天便前来走访，但李先生因其他原因没来成。
次年二月，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在此之前，我写了信给李先生，邀请他出席为研究所成立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很快，我便收到了李先生的手复，告知因事情排满难以成行。他在信中说，他的老师是凌纯声先生，他有义务回馈南京大学。同时，南京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感到由衷的高兴。李先生还谈了一些设想，也表示迟早会到南京大学来。然而，在那之后，由于健康的关系，李先生极少到大陆来。我们失去了在南京相聚的机会。
从那时起，有关李先生的消息多来自时常联系的乔健教授。每见乔健教授，我都没忘请他把我的问候带给李先生。而李先生也会交代乔健教授问候我。有一次，南京大学高研院组团到台湾学术交流。在与李先生见面的座谈会上，李先生还专门问率团队出访的周宪教授，为什么我没随团来访。这是随团出访的周晓虹教授回来后告诉我的。事情虽小，却让人感到温馨，我从中感受到了老一辈学者对晚辈的关怀。
近些年来，李先生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太好。双眼视力下降，最后竟无法再像以往那样读书写作。这对一位毕生以学术为志业并视之为生命者的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生命，似乎对他已经失去了意义。2015年春夏之交，我到台湾史语所开会。会议之后特请赵树冈兄领我去拜见李先生。我们到李先生家时，他刚午休起来不久。人看来精神不错，声音依然洪亮，但耳更重了，而且反应迅捷的头脑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交谈起来没有什么障碍，但情况显然并不乐观。他询问了我和南京大学的一些情况之后，便静静地坐着。不一会儿，他忽然对我说，他原先已经被厦大录取，因为一些事情到台湾来一趟，结果这一来就回不去了，只好就读于台大。我说，您要是回到厦大，那将是另一种命运。他同意我的说法。但又陷入了若有所思的状况。李先生是有名的大孝子，他一定对亲人常年不得相见的痛楚深有体会。我相信，他突然告诉我这些，一定是又想起了他的高堂。
李先生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睿智的长者、卓越的学者。但他音容宛在，教泽长存。我们怀念他、纪念他，因为他对中国人类学有一种愿景，这种愿景来自他的强烈文化自信与自觉，因而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与学术感染。这种魅力与感染力超越了各种边界因而更具生命力。
谨以这篇小文代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的师生们祭拜李先生。
李亦园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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