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中的理论位置:教师、督导和理论作为内在客体和地图

精神分析中的理论位置:教师、督导和理论作为内在客体和地图
Alexandra Billinghurst

很荣幸我能够在今天精神分析世界的前沿阵地之一与大家相会,大会的主题是精神分析的传承与创新,这让我思考的是让我们与病人坐在一起的时候,精神分析理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精神分析历史之初,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革命性的,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非常不安的。一百多年之后,我认为精神分析理论仍然可以被视为是革命的,与此同时许多精神分析的术语已经被整合了主流文化的语言之中。

如今,精神分析理论可以被描述为一张地图,其出处源于自弗洛伊德理论的发展,从描述心理的地形模型到结构模型。它们也被称为第一地形模型和第二地形模型,随后的理论发展从这里起步。精神分析的思想也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沿着七个字的轨迹发展。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北美地区的精神分析师都用一种怀疑和质疑的眼光来审视克莱因学派,而如今大家开始对克莱茵与比昂的理论感兴趣,因此也产生了新的对话。在美国,一些对比昂感兴趣的同行是受到了意大利同行的启发。于是我们精神分析的所有疆域中,精神分析思想在不同学派和地区之间相互影响。我很期待亚太地区能够在这一精神分析理论的地图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谈到这里,请允许我提及IPA主席所开创的一个IPA项目,即精神分析百科全书。在成为精神分析师或者是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师的过程中,我们都希望能够不仅学习到精神分析最初的根源,也能学习到不止一种理论学派。理论塑造着我们的思维,看我自己受训期间所分析的案例,我能够很容易就分辨出那段时期我所学习的理论是什么,尽管当我去学习它们的时候,我并没有真的察觉到它对我有多大的影响,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而是说我的确认为让自己觉察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精神分析的理论在不断发展变迁,作为精神分析师或者是精神动力学派的心理治疗师,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理论和临床的思考一直处于活跃的状态之中,不要只是固化于某一个观点。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对基础理论有透彻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很遗憾的是,目前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存在一种通过鄙视旧的文本而对知识进行的贬低,这种观点认为所研读的文本都不应该超过10年之久。当然不断跟上最新的理论和思考的脚步是重要的,但若不去理解其所基于的理论,以及目前的作者所对话的是什么,那么你就并不可能恰当地去理解理论。在我看来,没有一种精神分析的理论可以称之为真理,理论是一种理解人类心智和我们病人的工具。

在我所在的协会,我们会用一种“编织思维”的方法来讨论临床材料。小组由大约八个成员组成,再加上一个主持人和一个案例报告者。案例报告者会呈现两个详细的会谈,仅告知小组病人的年龄、性别以及该案例会谈所进行的次数。报告案例的分析师在其回到座位之后先读第一次会谈的情况,小组随即开始分享他们对案例材料产生的想法和反应。主持人的功能保证参与者不仅提出问题或者直接对案例报告或者讲话。首先我们发现的是,在仅仅两次会谈中,治疗的过程和病人的历史便能得到诸多呈现。不过在我呈报案例的时候,同样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大家所给出的解释和我自己曾经给出的解释一样有效。

之所以提到这一个方法,我想以此阐述的观点是,弗洛伊德的后继者对其观点做了不同的阐述,尽管精神分析的理论的某些方面会将这些阐述统和在一起,但这些阐述仍然是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心理现象和叙事。

在这里我想强调“编织思维”这一方法的另一方面,即不给出病人的背景资料。比昂曾说过没有记忆和渴望,对这一观点可以做诸多阐释,不过这一观点的核心是,不要陷入一种对病人所带来的材料和预期之中,以至于让这种预期阻碍了心理师对会谈中的材料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是和她有关分裂偏执心位以及抑郁心位。如果我们被告知了病人的背景,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一系列的意向,这些意向会引导我们的思维,并阻碍新的理解的产生。在我看来,这同样适用于描述当我们和病人坐在一起时,我们的头脑会一系列的理论场景。正如大家听到的那样,当我在阐述重要的不要是将理论视为真理,而是视为一种工具的同时,我也正在使用这一理论来讲述理论。

如果我想要界定我自己的话,我很可能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客体关系学派的学者,同时深受比昂学派的影响。我常常发现自己使用分裂-偏执或抑郁心位状态的理论观点来思考。但是我头脑中会出现哪一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病人以及病人当下所处的过程有关的。有些时候,温尼科特的理论会为我和病人的相遇带来更多的启发。有时则是弗洛伊德对于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的描述给我更多的启发。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大约在同时和两个被分析者开始了分析。其中病人A来访时有强烈的原始焦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理论和临床思考都更多围绕着分裂-偏执现象演进,像是偏执焦虑、部分客体、理想化和将世界分割为黑百两面。而对于病人B来说,尽管来访时也带着很强的焦虑,但我的思绪更多围绕着自我和超我的冲突和焦虑。随着与病人B分析过程的推进,我们越来越深地触及多他心里更为原始的方面,到这个时候在我头脑中有关分裂-偏执现象和焦虑的思绪则更多浮现出来。因此可以说两个病人在他们的分析进程以及我所用来思考他们的理论工具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反的历程。

正如我已经谈到的那样,精神分析理论在不断演化,而且它的演化是通过我们的临床经验,以及通过和我们的同行讨论临床现象和做出理论上的思考来完成的。采取一个立场并且对此加以界定仍是一家深对其的思考,由此能对它进行更好界定的方法。你会听到著名的痛恨者力辩护他们的理论,并且对其他人展开猛烈攻击,声称自己的视角才是真理。讨论的重要性是一回事,把理论当作战争中的工具来使用则是另一回事。另外一个关于理论之战的例子是你在研读不同作者的文章时发现,其中一些人很显然受到了某位同行的影响,但对这位同行的名字只字不提。所幸另一些作者在谈到他们理论取向使会更加谦逊,对那些曾经启发过的会感到感激。

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我会大量使用反移情来理解在病人身上,以及在我和病人之间正发生什么。请让我在这里对反移情这个话题讲两句。弗洛伊德将反移情视为一种分析师没有经过足够的被分析过程的标志。对他来说,有感受这件事是需要在他进行处理的事情。上个世纪50年代,Paula在1950年写下了她著名的文章《论反移情》,这件文章中她展现了反移情能够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信息。为了能够使用在你身上所产生的感受,你当然需要接受过一段非常好的分析或者心理治疗。

反移情的概念就好像我们是某个乐器,如果你在小提琴边上演奏其他的乐器,小提琴的琴身就会和同在它身边的演奏的曲调产生共鸣,这就是反移情的观点。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内在的意向和感受来拾取这些。一定有某些事情让这些在此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些事情能够为在病人身上正在发生的情况提供信息。当然,如果我在那天对每个病人都感到恼火,很可能是和我这天早上与丈夫吵架有关的。但这个恼火只在与其中一个病人相处时出现,那么这种反思很可能就会为此时的过程和病人的内在生活提供信息。

为了进一步地阐述反移情,请让我和大家进一个在瑞士所做的名为“医生的脸孔”的实验。在瑞士,他们使用微镜头拍摄技术来拍摄面孔以研究不同的现象。在这个特定的研究中,研究者想知道是否有可能预测一个曾经尝试自杀人是否可以再次尝试自杀。他们请一位精神科医生来访谈刚尝试过自杀的病人,并同时对病人的精神科医生的脸孔进行拍摄。在访谈结束后,他们会让精神科医生填写一些问卷并做出知觉的预测。一年后他们回过头看接受访谈的有哪些做出了新的自杀尝试,他们分析了病人的面部表情,但是病人的面部表情并无法做出任何的预测。随后他们分析了精神科医生的面部表情,这一次他们得到了有效的结果,即她的表情能够预测这位病人是非会再次自杀,也就是说她在潜意识层面拾取了某些病人的信息,尽管她在意识层面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但却陷入在自己的表情中。

我认为之所以说使用反移情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你做出的一个解释是部分基于在你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相比你使用理论思考来做出解释,你就更有可能能够和病人的感情协调一致。仅仅基于理论所做出的解释可能完全是正确的,甚至也会被病人所接受,但其具有的风险使它成为一种理智化,而非在情感上对病人做出理解。

讲到这里我已经给大家呈现出了一幅我是如何看待反移情的图景,现在让我转向和内心督导或老师的关系这个话题上。

作为超我或对话伙伴的内在的督导。所以说,当我们坐在分析师或者心理治疗师的座位上时,我们期待能够带着一个开放的头脑来结识病人,准备好去倾听病人在今天会带来的材料,并对在表面潜在的材料做出反思。

在我作为一名受训分析师时,我三位督导中的一位是有人格魅力的分析师。针对我的病人,我们会进行生动有趣的督导。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当我坐在病人的椅子上时,我开始感觉到我什么都想不到,我感觉在上一次的督导中谈论的材料十分有趣,但此外我无法和病人建立联系,而且想到我的督导师也让我感到自卑,就好像我只是在我的督导师和病人之间的一个中间人一般。我的确感到我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在尝试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意识到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实际上是和我的病人小时候的角色处于一个平行进程之中。

如果我陷入了我与我的督导之间的关系的焦虑之中,那么就可以尝试使用他在督导时所建议使用的解释中的某一个。这当然可能是一个正确的解释,但存在的风险是即便当我做出解释,在表面它是正确的,但这并非是病人在此刻处于的情感位置。在上面的那个例子中,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这样的解释就可以成为理智化。

上面这个小的片断说明了在使用反移情作为一种工具时可能会涉及到你在会谈时想到你的督导师的情况,也说明了做到不去理解和消极能力的重要性。作为人类我们很倾向于迅速将事物分类,而且我们有强烈的渴望去理解和解释事情,通过理解他们来帮助我们的病人来理解他们自己当然是心理治疗的目标。我的观点是,过快地做出理解和无法忍受不理解是存在风险的。此时我们同理论以及同在内督导师和同事的关系就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过快地抓住某种理论理解,并将其应用在病人身上,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和病人在一起。我们说的冒风险是将病人塑造成一个理论模型,而非相反。若我们内在的督导师或内在的同事扮演一个超我而非一个对话伙伴的角色,那这个风险也就更大。因此我们如果对自己不去理解,让我们处于焦虑的状况中,那么就有机会发现新的联系,发现新的模式。

要找一个督导帮助我们采取第三者的位置,不仅仅是在督导过程中,也在我们自己与病人相处的过程中,不过这需要内在督导不具有破坏性或理想化的特点。精神分析的理论并不像是自然科学或数学那样,所提出的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解答。我在之前说过,精神分析理论是基于临床经验和观察的。它们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看到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发现描述。阅读文本,讨论文本,对它们进行思考,将它们反复把玩。将一位作者对某个观点的描述用另一位作者的话语讲述出来。我想说的是,当你和病人坐在一起时,不要将理论当作是理所当然正确的,而是带者一种开放的头脑对其进行思考。

精神分析师普遍都在持续不断学习,我建议大家寻求督导,即便在你完成督导之后,也需要专业的督导进行同时督导。我让自己保持活跃的方式是从事教学,这会激发我在理论和临床上的思考。我认为重要的是记住,让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人活着。作为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我认为我们也需要通过演奏或者玩乐,来保持乐器处于活跃状态。去参加不同的文化活动,享受大自然,拥有丰富的社交生活。在这方面,我可以和大家讲很多,但是此刻我还是就此打住吧,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也请不要忘记尽情演奏你的人生之歌。谢谢大家。

提问:老师好,最大的感受是听讲解的过程中,觉得很有共鸣感。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在众多的精神分析流派理论差异中,如何在临床和理论中寻找一种平衡,谢谢。

Alexandra Billinghurst:就像我说过的,要让理论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但是很重要的是,不要只是仅仅一个理论,而是要不断学习不同理论,学习不同理论之间的对话。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这可能会使你和什么样的病人,以及你和病人所处的进程是什么有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要说到做到平衡,至少你要能够去觉察到自己理论的取向,以及你自己头脑当中各种不同的视角。

提问2:老师我想问,你刚才有说督导在我们内心的督导,是作为伙伴的角色,不要让他有理想化和迫害性,对这个迫害性我不是很理解,督导怎么会是迫害性的,因为他是帮助我们专业成长的。怎么样平衡它,是伙伴,而不是迫害性的角色。谢谢老师。

Alexandra Billinghurst:如果你去倾听你自己的思绪,当你和你的病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你想和督导见面,我们都会有超我式的思维,你要做什么或者不要做什么。我们的督导成为要向他卑躬屈膝的权威,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一定要这么做,或者一定要有这样的表现,这个时候督导就成了迫害者的特点。而不是你和你的督导之间会有内在对话,你可以去批评或者有不同意督导的意见,你可以质疑他的意见,这就是更理想的情况。所谓的迫害者,你的内在督导成为告诉你必须这么做的人,而你无法去排斥或者拒绝他这样的建议,当内在督导成为这样人的时候就会具有迫害的特点。

提问3:请老师深一点说小组构成,就是八个人,主持人和案例分享者那个,谢谢。

Alexandra Billinghurst:“编织思维”这种方法可以利用在任何小组中,我们的演讲者会提供案例报告,而其他同道则会提供反馈。重要的是说,其他成员不要提问题,也不要直接跟案例呈报者讲话,这就是主持人的功能,团体成员要自发提出感受和想法,甚至不要接着别人的话来讲。大家都在做自由联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团体就可以开始理解,开始浮现出一幅画面去理解病人。自由联想以后,小组会讨论,这个时候案例呈报者也可以开始回答问题或者讲出他们的假设。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不做任何回答的时候,只是看团体呈现出这些思绪,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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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ra Billinghur 作者:Alexandra Billinghur / 342次阅读
时间:2017年4月21日
来源: 大学糖
标签: 第五届精神分析大会 内在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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