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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真正的新世界

王浩威 2017-4-17
《沉思的旅步》

寻找真正的新世界
《沉思的旅步:王浩威的心靈遊記》 

1

在入冬的南京,我带领一个需要两天课程的工作坊。工作结束后,终于有一个白天可以四处走走。我先去了钟山,从明孝陵、中山陵、一直到美龄宫,一个早上就这么结束了。朋友问我还想去哪里,我这一次前来以为只是工作而已,因此没有做任何的功课,也就没太多想法。朋友说了几个地方,但看我的反应都不是十分有兴致。他忽然想起说:「要不要去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呢?」

我曾经看过这个地方的相关报导。这个博物馆是在一九八五年,由来到南京的邓小平,题名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有点心动,但还正犹豫着。另一位也是外地来的朋友问在地的朋友说:「你们觉得这个纪念馆怎么样?」南京的朋友说了一些十分推崇的话,包括它的设计、它的美感、它的壮观、还有它的历史意义等等,最后还说:「如果你们去了,一定会十分震撼,内心必定充满了恨。」

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我就决定不去了。或者说,我就知道自己是不敢去的。

我喜欢旅行,喜欢在旅行途中参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即便是行程紧凑也不会觉得浪费时间。然而,有几个博物馆或纪念地,是我一定会拒绝的,因为涌上来的感觉虽然是如此饱满,但却也是如此沉重,几乎是宁可死去算了。

这样的拒绝,在我的旅程里曾经出现过两次。

2

一次是到柬埔寨的吴哥窟。那一回是我第三次到这一个值得再三拜访的古迹胜地,只是当时航空公司有纠纷,只好从首都金边转机。去的时候,班机顺利衔接转机,但回程因为没有恰当的班机,我们因此在金边过了一夜。

我们下榻在洲际大饭店,一个还不错的五星级旅馆。

那一趟是四个人的自助旅行。不知怎么的,除了我以外的三个人全都生病了,不是上吐下泻就是发烧肚子痛。在我这个受医学科学训练的人来看,他们的症状应该归咎于肠胃型感冒,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这三位好朋友恰恰都是身心灵相关论述的信徒,一直认为是吴哥窟的阴气太盛,使得自己的灵体沾上了一些晦气所导致。他们甚至觉得来到金边之后,阴气更盛,索性就不出门,只想留在旅馆里好好静养。

唯一得以幸存的我,却是不相信这一套的。傍晚住进了旅馆后,立刻去按摩,还在旅馆附近四处逛逛。第二天一早,觉得这样大好的白天太可惜了,还是决定一个人出去,善尽一个观光客应有的责任,到城里的名胜古迹走走。

我在洲际大饭店的门口就看到了一群摩托车,准备供这饭店的旅客出门雇用。一位年轻人主动走过来,看起来还算面善,我也就直接和他谈好价钱和行程。我期待的旅程,包括昔日的皇宫、传统建筑改建的国家博物馆、和五花八门专门贩卖给观光客各种货品的中央市场。

国家博物馆是我最主要的目标。吴哥窟文明所发现的相关文物,除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和泰国的国家博物馆,就是这里收藏最丰富了。在吴哥窟几天的文化旅行,能够以这里作为终点会是个完美的结束。

只是这些行程结束了以后,想要做更多生意的摩托车司机一直问我,既然有时间,为什么不再去一两个地方呢?我问他何处值得一去。他立刻说起一个每位欧美游客都会去的地方,也就是好莱坞曾经改拍成电影《杀戮战场》的现场。我知道那里,这个一般直接称为「杀戮战场」的地点,也就是吐斯廉屠杀博物馆(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我立即的反应就是:不!

去过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太悲惨了!」他说,也许他们去的那天正好是凄风苦雨吧!也或许当天抵达已是傍晚时刻,整个博物馆只有他们两个人。但后来我看了一些数据,知道这个博物馆只是充满了控诉和血腥的纪录。这样的博物馆,同样是让我心情可以沉重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不是不能承受这样的悲剧,我甚至痛恨那些遗忘这一切惨痛历史的人。只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是,在这么多年以后,直到现在还继续纠缠着表面的情绪:恨、悲惨、控诉。被害者的声音是凄厉的,只是在这永无止境的高度张力背后,除了让每一个人都精疲力尽以外,也同时将每一个人都困住了。

3

恨是一个不容易离开的情绪,甚至是教人容易上瘾的。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最先是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设计,就是以「生与死」、「痛与恨」为主题。即便到了一九九五年,纪念馆的二期工程建设改由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主持设计,以「战争、杀戮、和平」三个概念来发展和构思,有了悼念广场、大型雕塑「古城的灾难」、刻有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间的十字形标志碑、遇难同胞名单墙、纪念馆大门「残破的城门」等等;然而,泪水和怨恨还是流窜在这广大空间中,扮演着最最主要的情绪。

这样的恨,没有经过转换的原初情绪,能带给我们什么呢?除了绵绵不绝而缦缦奈何的仇恨,以及背后以被害者身份衬托的永无止境的厚重低音?

然而,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仇恨还不嫌多吗?

在南京的那几天刚好是台湾总统选举的日子,国民党可能在这一战就要走入历史了。大陆的朋友除了好奇我为何没有留在台湾投票以外,更加关心会是谁赢了总统的宝座。这些年来,我对政党形式的民主开始感到困惑;特别是在激情中完成的投票制度,更让我不知如何看待。然而这一场选举是不同的,投票的结果早已在选战还没结束的许久以前就知晓了,不会有太多惊奇;唯一可能有意思的是,新成立的这些小党,究竟可以得到多少支持。

比起总统或立委的选举结果,我其实更关心:没有国民党以后的台湾,是否已经从过去的漫长悲情里,完成了足够的转换,一个真正的新的世界可以因此而创造完成?

南京这一趟旅程的一个月后,我又到了重庆接洽公务。这次的行程更加匆忙,只能在落脚的旅店附近走一走。为了工作方便,朋友帮忙安排的旅馆就在目前重庆最热闹的观音桥。三四个人吃完晚餐后,也就在朋友的建议下,到附近的方所书店买书。

这里陈列的书很合我的喜好,而且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不用担心行李,不禁贪心地多买了几本。其中有一本就是意大利小说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小说《若非此时,何时?》 。

在台湾翻译成普利摩.利瓦伊的小说家,恐怕是二次大战后,第一位发表自己在纳粹集中营悲惨经历的作家。在台湾,他的作品翻译出版的有短篇故事集《元素周期表》 和散文集《灭顶与生还》 。

《灭顶与生还》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第二年他就从自家三楼的阳台,朝公寓内的天井纵身一跳,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本书里,他又再一次回顾了集中营的经验。

4

对于历史,的确,是不能忘记的。而且,更恐怖的是周边的人都急着要你快快遗忘。所以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如果这项伤害尚未在我们身上或周围留下实质的痕迹或永久的空虚时,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愚勇,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很乐意遗忘已经痊愈的严重病痛。」

只是,「我们同样惯于简化历史。但历史事件的排列并不一定只有单一明确的模式。但或许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因此强烈地需要划分『我们』与『他们』,也就使朋友卅敌人这种二分法远远凌驾其它历史分析模式之上。」

而且这样的情形在生活中无所不在,「这也许就是许多观赏比赛,如足球、棒球与拳赛等,广受欢迎的原因。场中对抗的是两个立场截然划分、清晰可辨的队伍,而比赛最后则会产生胜利者与被征服者。如比赛结果平手,观众难免会觉得失望,被骗。」所以,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不断地遇见。

他说:「特权的崛起,其实不只在集中营里,在所有人类群居社会里,都是一种带来痛苦却永恒存在的现象,只有在乌托邦里才可能缺席。」「在所有环境,所有关系中,都存在牺牲者卅刽子手的相对动力,这种动力表现的清晰程度不一定,而且通常都存在于下意识层面。」

在这样的竞争世界,就像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是必须踩着别人的尸体前进,才能活下来的。我们现今乍看是自由的生活,同样如此。而且,「做这种工作,要不是第一天就发疯,就是会逐渐习惯。」「当然我可以自杀或让自己被杀,但我想活下去,我想要报酬,而且活著作证。不要把我们当成野兽,我们就跟你们一样,只是比你们不快乐许多。」

利瓦伊引用同样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女医师兼作家埃拉.林耕丝(夫姓雷奈)(Ella Lingens-Reiner) 的作品,认为她《恐惧的囚犯》中的有一段话「表达的最坦白」:「我怎么能在奥斯威辛生存?我的原则是,首先考虑是我,第二考虑是我,第三考虑是我,再来是什么都不管,再来还是我,然后才是其它人。」

只要有感觉,任何幸福的人都应该知道,是因为别人的不幸福,自己才得以幸福的。这是利瓦伊想要告诉世人的:不只是在集中营里,在当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还是如此。

他说起最最深处的感觉:「或许感到羞愧,是因为自己取代了别人而生还?尤其是取代了比你慷慨、体贴、有用、聪明,比你更值得生还的人?你无法阻挡这种感觉,你检视你自己,检讨自己的记忆,希望找回所有记忆,希望没有任何记忆被掩盖或被扭曲。不,你找不到自己任何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任何人,你没有接受任何职位,你没有窃取任何人的面包;然而你还是无法排出这类可能。这不只是一种假设,而是如阴影一般笼罩的嫌疑:每个人都是杀了自己兄弟的该隐,每个人都篡夺了邻人的位置,取代他而活下来。这是一种假设,但他啃噬着我们。」

5

杜林(Torino),这个位于昔日伦巴底王国的城市,如今是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游客们有许多古迹可以选择,从安托内利尖塔到卡里尼亚诺宫。当然,你也可以来看一看争议不休的杜林裹尸布(Shroud of Turin)。这一块布一直被供奉着,忠诚的信徒坚持认为这就是耶稣的裹尸布,如今是保存在杜林主教座堂(又名施洗约翰大教堂)的萨伏伊王室皇家礼拜堂内。

我原本是有机会可以参访普利摩.利瓦伊在杜林的家。

二〇〇〇年刚刚入春的季节,阿尔卑斯山还是白雪皑皑。已经在瑞士山区像背包客一般旅行了半个月的我,离开了瑞士和法国边界的霞慕尼,原本打算穿过白朗峰隧道通往杜林。没想到,在霞慕尼游客中心时,我才知道前一年的三月,因为油罐车爆炸而受损的隧道,其实几年内暂时不可能通车了。我当时还记得这则新闻,在台湾电视台曾经有过惊悚的画面。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新闻,没想到现在还是无法疏通。

当年的我还年轻,也就十分机动地从另外的路转进意大利,自然也就错过杜林这个城市了。

三、四年后,又有一次机会。几个朋友一起到意大利玩,最主要的目的地是靠近法国边界的五乡地(Cinque Terre)渔港。不幸的是,我们事先没做好功课,不知道五乡地其实不适合开车前往。我们为了迁就这车子,必须在上上下下的蜿蜓山路上紧张前进,也因此超出了原来预期的时间。就这样,又一次错过了杜林。

这样的执着却又永远不可得,像薛西佛斯推动的石头一再滚落到山谷里的神话一样,究竟又有怎么样的吸引力?

利瓦伊的自杀,引起当时世界各地知识分子的震惊。同样是住在杜林的著名哲学家,也是生前好友的波比攸(Norberto Bobbio) 说:「直到他死亡以前,我一直深深相信着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沉稳而安详的人。」

但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一般的看法,是过去记忆的折磨。同一时代、同样是犹太人的意大利最伟大的女性小说家娜塔莉亚•金兹堡(Natalia Ginzburg) 则说:「在奥斯威辛这些年来,他必然有可怕的记忆:他永远只能极其坚毅地携带着的伤痛,但其中的残酷和痛苦是一点也不能少的。我想是那些年的记忆,驱使他走向死亡。」

然而,我对甘培塔(Diego Gambetta) 的一段话却是特别印象深刻。

甘培塔是杜林的一位社会理论家。他说:「利瓦伊是被那些文章激怒了,他在报章杂志和访谈中不断地反撃。这些事件似乎增加利瓦伊的罪恶感,这么多人死掉以后他依然幸存多年的罪恶感。普利摩.利瓦伊在六十八岁时结束生命。他觉得自己关于大屠杀的写作,想要揭发事实的努力,全都失败了,而且徒劳无功。这样地活着充满罪恶感,没有为逝去的人做到任何事情,这就是心理专有名词所指的『幸存者的罪恶感』。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在别人皆死亡的创伤事件中活下来是一种错误时,必然会有的感受。」

活下来,不是只有控诉而已。活下来,是希望这个世界因为真正的理解而开始有深层的改变。

6

奥斯威辛(Auschwitz-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这样的纳粹集中营,是我这些年来的旅程中有好几次机会经过,却又刻意避开的。

在最表浅的感官层面,我的神经似乎太脆弱了,受不了这样强烈而持续的高度情绪。然而,在内心深处呢?

《若非此时,何时?》是普利摩.利瓦伊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是《灭顶与生还》出版的前一年,也就是他自杀的前两年书出版的。

利瓦伊在小说里建构了一个沼泽共和国,这是由纳粹恐怖的城市里逃出来的犹太人在沼泽地所建立的营地,生活危如累卵。两个掉队的士兵,门德尔和列昂尼德意外发现这里,此地一方面宛如绿洲一般的轻松,纵使他们的内心明知绝无可能;一方面却得随时进入战争,充满激烈而兴奋的武装行动。就在这样的虚构世界里,利瓦伊又回到了那些未曾谋面却已经殉难的犹太兄弟姐妹之中。

究竟怎么一回事,在享有盛名的现实世界里并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归属感,只好不知不觉地退回到了昔日的战场?

普利摩.利瓦伊曾经相信,这世界一定有善的。

在最早的作品《如果这是一个人》 ,他提到了一位名叫沛若诺(Lorenzo Perrone)的人。他是「一位意大利民工,每天带给我一片面包还有配额的剩余物,整整六个月。⋯⋯他做这些东西完全没有要求或接受任何的回馈,完全只是因为他自然而单纯的善良,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公平的世界,在那里还是依然单纯而完整的,没有腐败,没有野蛮,与所有的仇恨或恐惧完全不相关。这是很难去界定的,一个关于善良的遥远的可能性,为了这一点就值得活下去了⋯⋯。但沛若诺只是一个人,他的人性是单纯而未曾污染的,他是在这个否定世界之外的。感谢沛若诺,我因此决定不要忘记自己还是一个人。」

沛若诺是一位确实存在的人,他是犹太人,和利瓦伊同样是化学家。因为这样的身分,他被征召到集中营旁边的工厂,研究合成橡胶。

但是,同样是从集中营幸存以后,即便是利瓦伊在这第一本关于集中营的书里,公开地肯定他所有的一切作为,沛若诺还是依然不顾自己的肺结核病情,继续过着酗酒的流浪日子。有好几次,醉倒在路旁或是出事了,利瓦伊总是搭着火车去将他保释出来。

一九五二年,沛若诺还是去世了。没有人知道他内心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恐怕连利瓦伊也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对台湾的读者并不陌生。

同样是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台湾,曾经有许多政治受难者在监狱里被刑求和,长期监禁。直到民主抗争开始,台湾的党外运动逐渐风起云涌。在台面上,这些幸存者开始被记起,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只是,离开了舞台,回到了真实的生活中,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沛若诺这样的悲剧不只发生在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身上,也发生在台湾的这些所谓的英雄们身上。小说家施明正是如此,画家吴耀忠也是如此,还有许多较不为人知的幸存者恐怕也是如此。他们也许没有像利瓦伊那样直接往空中一跃结束生命,他们却像沛若诺那般用酒精放弃了生存的感觉。

7

在金边的一日游之后,我回到了洲际大饭店,和三位稍微康复的伙伴会合,一起搭出租车前往国际机场,准备要回台北。

一位朋友说,这真是一场十分沉重的旅程呀!一路都是挥之不去的阴森森气息。其它人也跟着搭腔起来,各自分享着自己在这一趟旅程所感受到的特殊体验。就在这样的热闹气氛中,我忽然发现这位柬埔寨的出租车司机,眼神也跟着闪烁起来,似乎听得懂我们所交谈的中文。

我用中文开口问说,你是华侨吗?

他十分客气的笑笑,同时也点点头。

当听到他从小是在金边长大时,我们忍不住问他,红色高棉时代又是怎么一回事?

红色高棉(Khmer Rouge)是指柬埔寨共产党及其追随者。一九七五年柬共与原本被逼退位的施亚努亲王在中国扶植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合力下,推翻了美国资助的高棉共和国。但没多久,施亚努被赤柬软禁后,柬埔寨共产党波布开始进行他的思想革命。,波布自称奉行毛主义,实际比毛主义还要极端。他趁中国文革的狂热气氛,推行所谓「纯粹共产主义」的政策,包含婚姻、家庭关系等都遭到解体,意识形态是极端的左倾。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红色高棉大屠杀开始被世人所知,柬共迫于形势而宣布自行解散。在红色高棉管治的这段期间,仅仅三年零八个月,估计有一百多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是历史上二十世纪最血腥暴力的人为大灾难之一。

在这样惨绝人寰的过程里,我们好奇,同车的这位华侨司机又是如何度过的。

他一边开着车子,一边娓娓地说着关于赤柬执政以后的经历。

他说,那一年他还年轻,一开始是被征召去建筑机场。机场完工以后回到金边城的家里,家人却早已不见,原来都被下放到乡村去改革了。整个景平变成了一个鬼城,所有的人忽然都消失了。他听说下放的地点是按照街道分配的,同一个家族可能只是因为住在街道的两边,却被分配到两个极其遥远的不同村庄。他十分着急,且找不到任何人询问。没多久,他也被下放到乡下的村庄了。

这个情形我曾经在报纸读过,波布将人民分成新国民和旧国民。所有的律师、医师、老师等等都是旧国民,一律都送到集中营处决。至于一般老百姓,只要你是住在城市的,就是要加以劳改的新国民。

他说,没错,他们家是城市里的劳动家庭,只是拥有一个小摊贩,也就没有被抓起来。

到了乡村以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寻找家人。

在村子里,村长拥有唯一的权力,可以随时将他们判刑并且加以处决。后来,波布政权开始动摇了,许多被迫劳改的年轻人纷纷逃离乡村。当时的政府于是强迫人民被安排结婚,将互不相识的男女配对立刻成亲。他自己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另一位完全不相识的金边女孩结婚。

等到波布政权终于垮台以后,大家纷纷回到自己的城市故乡,寻找失散的家人。而匆促成立的婚姻,也就匆促结束了。

他说,他们两人当时同行回到金边,在路上说好这段婚姻是不成立的。没想到,回到金边许久,他还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家人;而这位所谓的妻子,只等到她的一位姐姐。就这样,两个人继续作伴,直到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

这位发鬓有些斑白的司机,诉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始终以轻轻的声音缓慢地说着。只有那么一点的转折,在车子的照后镜可以瞥见他眼角的一丝涙光,但又快速消失。

他是那么的淡定,而故事却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我们四个人都无言以对了。

我们坐在车子里,一直沉默着,到了机场、甚至上了飞机,都不知道此时有什么话是适合开口说出的。

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时代悲剧,这样的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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