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科学和控制科学 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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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科学控制科学
亨特·克劳瑟海克
《穿越歧路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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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贺而言,这方面的探索始于“社会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原子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中最基本的便是“选择”这种重要行为。如果人们能够发现,人类社会的原子怎样以及为什么选择做一件事情而不是另一件事情——遗传、个性、教育和环境等力量怎样结合起来,促使一个人决定“向左转或向右转”——如果人们能够认识个人作出的选择,那么人们或许就可以组建一门真正的人类行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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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司马贺确立这一目标的时候,有两种有影响力的、普遍的而且显然是相互对立的看待选择问题的方式。两种方式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的方式是通往大综合的正道,并试图把另一种方式的要素纳入自己的体系,但通常都不成功。一种方法强调每一个体的社会原子的选择自由,认为个体是理性的选择者,其目的是要使自身的价值最大化。这种认识人类行为的进路被不断涌现的数理经济学的先驱,特别是芝加哥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们所服膺。这种观点重点以物理学和工程学作为思想和灵感的源泉,而且效率是其核心概念之一。它体现于博弈论、新古典主义效用理论和统计决策论,这些都属于选择科学(sciences ofchoice) 。心理学空间:T4@$hp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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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看待人类行为的基本进路认为,人是可塑的造物,受到其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大部分社会科学拥戴这种观点,包括行为主义的实验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统称为控制科学( sciences of control) 。生物学,尤其是实验生理学,是控制科学的典型学科,而适应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种进路体现在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和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 关于宣传与权力的心理学研究、沃森(John B. Watson) 的激进行为主义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的结构一功能社会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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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Vkvcsr/k\'a3V0尽管每一种进路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的方法是通往统一的行为科学的最佳路径,但司马贺认为,这两种进路各自都缺少一些只有另一种路径方能提供的基本的东西。例如,帕森斯把自己的社会理论称为社会行为的“唯意志”理论,但按照结构一功能主义,似乎没有给个人选择留下什么空间。对于一个相信生活中“唯一真实的确定性”是必须承受“个人伦理抉择的负担”的人来说,这是极不相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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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 Allen Newell  & Herbert Simon, pione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imon's office at Carnegie-Mellon Institute. May 01, 1986 Li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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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按照选择科学,似乎每个角色在生命棋局中的每一步都是自己选择的,就好像他们是有充分的知识和完美的理性似的。司马贺认为,这些不过都是“极好的”假设正如他给一位同事的信中所写的,“我们需要一个不那么全知全能而比较世俗的选择者。”这个世界对于人们来说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趋近这样的极为理性的行为。心理学空间a/T}Z~)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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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通过这两种相异的人类行为模型创造出一门统一的学科?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道路不是笔直的。不过,司马贺最终通过不懈的努力,把他各方面的工作协调起来,提出了一种整体的世界观,把控制科学和选择科学都纳入了关于科学、人性和自然的一个嵌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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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马贺并非从职业生涯伊始便着于创造这种统一的多层面的图式。相反,他最早是从几个基本假设开始的,并努力将这些假设精致化、具体化和形式化。首先,他坚信自然界是有秩序的,人性(人类之天性)也是如此。第二,他认为这种秩序是普适的,也就是说,复杂性和地域性总是简单性和全球普适性的表现。第三,他认为这种秩序是人类通过观察和推理能够了解的,而不会主动显示给人类看。第四,他从未怀疑过人类诉诸理性的能力既有限但又意义重大。心理学空间AM O:Q Y+@Tm)e4|

-RJ2KhK:X5J0在由这些假设构成的大框架内,司马贺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的具体方面的专门理论,尤其是涉及组织决策方面的理论。这些研究促使他对原来的假设进行重新审视、细致化和形式化。这些更加精致的假设后来构成了他将各领域的研究相互联系起来的基础。因此,司马贺早期的研究项目之相互联系,主要是靠它们与选择问题的关系以及必然存在某种联系的直觉,而他后来的工作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且清晰的联系。他的众多研究项目都是一个全面计划的组成部分,而且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后,他每前进一步,都会将这个全面计划的发展牢记心头。心理学空间$fT G4KW1{`B]Hl

0TO5O-^ ll?}0这个全面计划,这一嵌套模型,代表了司马贺的层级世界观(bureaucratic worldview) 。我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司马贺逐渐地将人脑与机器、生物体与组织、个人与机构都定义为非常特化且高度一体化的层级系统,每一系统尽管各自的能力有限,但都在不懈地努力,尽可能地去适应周围的环境。对司马贺而言,人脑和计算机是典型的层级系统,一套层级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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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讲,司马贺这种层级世界观表现为多个层次。它涉及以下内容:把世界重新定义为复杂的层级系统;把各个学科重新定义为对该系统的各子系统的研究;把人之科学重新定义为对于其特征为有意识的自适应行为的那类复杂系统的研究。在遵循这种科学模型的过程中,司马贺把选择科学和控制科学重新界定为这种新的、更高层次的自适应系统之科学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科学的目的是构建人类行为的形式模型,其方法是开发一些程序,使得一种复杂系统(如计算机)可以模拟另一种系统(如人脑)的行为。因此“逻辑理论家”不仅是一个新的计算机程序,而且是关于科学和人脑如何工作的理论。心理学空间4wV(wnt%sm&D

@$O~O9|H0系统和有限理性的思想是这种新观点的支柱。对司马贺而言,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系统。经济、家庭、个别生物体、细胞和原子都是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说它们是系统,意味着它们的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说它们是层级式的,意味着它们具有树状结构,因而可以分解成子系统、子系统的子系统,等等。说它们复杂,意味着层级结构中某一层次上的系统行为很难根据对于更低层次上的元素的性质之认知来推测。心理学空间LR'c1H7|Dw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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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世界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的思路对于司马贺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把世界看作系统,使得司马贺关注系统的性质,例如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组织方式、子系统间相互沟通的方式、系统如何维持平衡,以及整个系统通过怎样的方式适应环境等。心理学空间f8x @6|*Q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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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世界看作系统有助于行为功能分析模式。在司马贺看来,只有通过个体行为才能了解个体,而只有通过个体行为对个体所属系统的其他要素所产生的影响,才能了解和识别个体行为。对于人和物来说都是如此:对司马贺而言,即使是质量这种似乎属于自然属性、个体属性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存在于一个特定系统中的一个物体的性质,而不是物体本身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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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c-p0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都是基于系统的视角的产物,两者注重的都是系统要素的关联性质,而不是个体的本征性质,这使得对现象的分析大大简化。一个发挥某种功能的个体要比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特性的个体容易理解得多,而且只有当个体是系统的组成部分时,才能分析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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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3ud3H%b3U0第三,把世界看作系统有助于数学上的形式化。它并非必然导致数学分析(看看帕森斯的例子) ,但确实使得发展一门数学性的社会科学成为理所当然的下一个步骤。对司马贺而言,毋庸置疑,整改后的行为科学是与数学有关的,因为数学是科学中必不可少的“发现的语言”。司马贺喜欢引用傅立叶( Fourier) 的颂歌来赞美数学数学:“就像自然本身一样无所不在;它界定了所有能够觉察到的关系,测度了时间、空间、力……它主要的优点是明确;它没有表达混乱概念的符号。它汇聚了最广泛的现象,并且发现了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潜在的类比关系。它似乎是人类精神的功能,目的是要弥补生命的短暂和感官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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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司马贺认为,适用于复杂自适应系统(如人类以及人类所创造的世界)建模的数学形式主义将不同于表征着以往的科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新的形式主义不是经典物理学中的微分方程系统或者量子力学中的随机方程系统。相反,专门用于描述复杂的自适应系统行为的形式主义必须反映这些系统的层级结构,同时还要能描述一连串的行为。能够做到这些的形式就是程序(program)。司马贺并没有发明程序这个概念,但他是以下观点的主要倡导者:程序是研究自适应系统之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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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层级世界观的第二个概念的基在是司马贺著名的有限理性原则。司马贺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些界限不是由激情或无意识决定的,而是由人类这个生物体作为信息处理者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简而言之,“人脑形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相对于问题的大小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要解决问题就需要面对现实世界的客观的理性行为。”因此,人类行为者必须“构建出现实情形的简化模型才能解决问题”。人类根据这些简化模型作出理性的行为,但这些行为离客观的理性相距甚远。理性的选择是存在的,而且是有意义的,但却是严重受限的。心理学空间)hqze'K5})D

u:]!v-lj7HK\n8c0单凭自身的力量,我们就做不到了解足够的知识,或足够快地作出选择,因此就达不到理性的要求。我们需要帮助,而这种帮助要靠我们所属的组织来提供: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单位、我们所属的政治团体等。事实上,司马贺认为,简化解决问题的过程正是我们当初创建组织的主要原因。简而言之,“我们称之为组织的这种行为模式……对于广义上实现人类理性是很必要的。理性的个体是(而且必须是)组织化、制度化了的个体。”因此,组织加于理性的制约并不是韦伯( Weber) 所谓的官僚控制的“铁笼”。相反,正是它们使理性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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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有限理性原则是司马贺一切思想——从公共管理到经济学再到人工智能的基本构件。通过看似简单的概念,它对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例如,在经济学领域,它削弱了新经典经济学派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概念所体现的利润最大化理性的这一支配性假设。类似地,反抗严格的行为主义的有限理性概念在实验心理学“认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假设人脑是建构世界模型的活跃的主体。心理学空间+^{']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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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也对司马贺的科学哲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因为有限理性意味着,这类简化模型的构建和测试是所有思想的精髓,科学思想也不例外。司马贺赋予模型(模式)和建模的重要性可以从他的一些著作的题目中看出来:《人之模型》(Models of Man) 、《思想、模型》 (Models of Thought) 、《发现的模型) (Models of Discovery) 以及《有限理性的模型》 (Models ofBounded Rationality) 。他甚至把他的自传命名为《我的生命模式》 (Models of My Life) 。心理学空间k1^Oo y(f(\Z \(y%k:W

$n wOG`L'K,K0有限理性也对司马贺关于科学事业应该如何组织的看法产生了影响。例如,它导致司马贺提倡跨学科研究,因为学科的划分以有害的方式限制了理性。尽管他确实是支持专业化研究的发展的,像学科这样的社会组织是理性地解决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但他认为,这类研究必须加以协调和整合,否则就会丧失生命力。因此,司马贺努力把他的研究工作基地——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建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并且有意识地对跨学科研究的人员和项目给与支持。心理学空间8u ?8K%GY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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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克劳瑟海克 作者:亨特·克劳瑟海克 / 1164次阅读
时间:2017年4月15日
来源: 穿越歧路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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