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贺的管理科学
亨特·克劳瑟海克
《穿越歧路花园》
司马贺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变化的感知，影响了他对管理科学及其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的认识。他与生活在20 世纪头30 年的许多人一样，深深地意识到旧事物的结束和新事物的诞生。现代世界与即使是一代人之前的世界之间似乎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新的体系已经形成，需要一个新的阶层（司马贺希望能影响其决策的管理阶层） ，来领导这个极为复杂、相互依赖的城市社会。
管理科学家声称自己有资格成为社会适应过程的领导者的主要理由是，他掌握了对主观行为的客观分析方法。他的行为主义方法、他的操作性定义的术语、他的逻辑，以及他测度迄今不能测度的东西的技能，都证明管理理论家是真正的科学家。
管理科学家不仅掌握了能保证客观性的方法，而且拥有理解主观性本身所必需的理论框架。在《管理行为》中，司马贺认为，主观行为只不过是“非理性矩阵”中的理性行为，因此，亦可提供科学的理性分析。他向人们表明，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和危险的，他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消除主观性，而是要教育和控制它。
奇怪的是，尽管对行为的主观方面有着强烈的兴趣，但司马贺在分析中并没有提到情感、热情和个性。与其说他不考虑情感，不如说是有意省略了，他想让读者来假定，比如说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爱，其实是对家庭组织的认同，或者对作为父母和爱人角色的一组行为的认同。
同样，正如司马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管理行为》中的个体似乎只是“组织写下其愿望的干净石板”。的确，在司马贺的分析中，个体似乎不过是其组织隶属关系的总和。也许，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独特性指的是许多集合的交集可能是一个唯一的点，而不是说一个个体的灵魂就是一个独特的整体。
如何理解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一问题使我们想到了相互依赖性的问题，进而想到了对任何社会科学而言可能最重要的问题：个人行为是像原子似的单位那样的行为，还是作为较大系统的组成成分那样的行为？?许多人相信，不仅是社会科学的未来，整个社会的未来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司马贺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将组织理解成创造决策环境的地方，自由选择在这个环境中发生并具有意义。虽然一些环境比另外一些环境更有约束力，但是没有限制是不可能作出选择的。如果没有边界，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如果不与更大的目的结构相结合，选择就没有意义。
选择与控制之综合的一个关键方面是相互依赖程度的观念。正如组织的层次结构和决策的层次结构分成等级一样，世界系统中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程度或层级。从长远来说，没有一个系统是完全封闭的，但是如果非常细心地划分边界，那么短期内所有重要的相互作用都能被捕捉到。其结果是，一个人可以根据组织（或顶头上司）规定的规则来执行日常任务，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决策将对远处的其他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最后，人们必然对这一习惯性决策的前提提出疑问，但是这种较大的问题可以留给那些处于层级结构上层的人或者层级结构以外的人（如管理科学家）。
总之，在《管理行为》中，司马贺实现了对科学哲学、心理理论和政治论证的可喜综合。通过将实证主义哲学和决策，心理学相结合，司马贺为管理科学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结构，为积极的（但是可以对其问责的）政府提供了新的存在依据门这一新结构的基石是将决策视为在备择方案中进行选择，一个基于事实和价值前提作出的选择。他的政治论证的关键，是有必要规划个人的"决策环境从而使其个人和社会理性行事。这些都是强有力的思想，它们成为一场更为广泛的知识一政治运动的重要部分，该运动推动了"管理型国家"和对于国家运行至关重要的"系统科学"的建立。但是，在司马贺（或其思想）被这个世界接受之前，他还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由此进入比市政改革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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