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论的心理学探索 简版

阴谋论心理学探索 *
白 洁 郭永玉** 徐步霄 杨沈龙
心理科学2017,40(2):505-511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70238

【摘要】阴谋论最初非心理学术语,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渐进入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在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下,阴谋论被视为个体对将重大事件解释为有组织的密谋行动这类说法的接受与相信。研究者开发了阴谋论的测量工具,包括具体和一般层面的阴谋论问卷。对于阴谋论影响因素的探讨发现阴谋论与随和性、开放性、直觉思维秩序需求人格认知、动机因素密切相关。且大量研究还探讨了阴谋论的影响后效,发现其会对个体在政治、健康、环保等层面的行为产生影响。未来研究者应加强对阴谋论的实验研究;且应逐步在国内开展研究,以探讨中国人阴谋论倾向的特殊成因;最后应积极探索阴谋论的干预策略,这将会给培养国民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带来启示。

【关键词】 阴谋论 大五人格 直觉思维 秩序需求

1969年被誉为人类历史上“一大步”的阿波罗登月计划(Apollo-era moon missions)是真实的吗?英国Diana王妃的车祸遭遇只是一次意外吗?近现代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被蒙上了阴谋论的阴影(Swami et al., 2013),进入21世纪后,阴谋论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比如有传言HIV是用于种族灭绝和人口控制的人造病毒、美国政府掩盖了外星人造访地球的事实。尤其是在网络迅速发展的影响下,阴谋论常常短时间即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这从此类主题的畅销书所受到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中可见一斑(Knight-Jadczyk & Quinn, 2006; Thomas, 2013)[1]。那么种种阴谋论究竟是荒诞无稽之谈,还是揭露了“不为人知”的事实?也许这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较为关注的。心理学家则更为关心阴谋论与哪些心理因素有关;其会对公众的心理与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此关注视角,心理学家展开了大量的探索。

[1]在一些文献中也会使用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conspiracy beliefs, conspiracy ideation等词组表达阴谋论,表面上可以直译为阴谋论信念或阴谋信念,但本文整体上统一翻译为阴谋论这一较为通用的表达(在介绍具体研究工具时对于有些问卷中出现的词汇会直译成阴谋信念)。

1 阴谋论的概念与测量

1.1 阴谋论的概念

阴谋论最初非心理学术语,早先在一些权威词典、政治或历史学书籍中就出现了对其概念的阐释。在《美国传统英语词典》中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被定义为有组织的密谋行动而非个人行动的理论。美国历史学家Hofstadter(1966)认为阴谋论是对重大政治(或社会)事件作出的未经证实的、不太合乎情理的说法,该说法宣称事件是权力群体或组织秘密联合策划的行动。而自1994年Goertzel发表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一文后,阴谋论渐渐进入心理学学者的视野。心理学学者多将阴谋论表述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信念:认为有权力组织秘密联合、协商,旨在达到不为人知、不正当目的(Swami et al., 2011; van Prooijen & Acker, 2015; van Prooijen & Jostman, 2013)①。当然,阴谋论绝非西方社会特有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深藏着阴谋论的元素。如先秦纵横家代表著作《鬼谷子.摩篇》有言:“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又如稗官野史过去一直认为,清朝雍正皇帝可能是通过窜改遗诏而谋夺皇位的。此类阴谋论在中国历代层出不穷。综合以上表述,笔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下,阴谋论是一种将某些历史或当代事件视为有权力组织(个人)暗中蓄意预谋以达成其预定目的解释倾向。

1.2 阴谋论的测量

对于阴谋论的测量,研究者通常会根据关注事件的不同而编制相应的测量工具。其中较为流行的是Darwin, Neave和Holmes (2011)编制的阴谋论问卷(Conspiracy Theory Questionnaire, 简称CTQ)和Swami及其同事(2010)编制的阴谋信念问卷(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Inventory, 简称BCTI)。他们都是广泛选取世界范围内典型的阴谋论作为问卷项目,要求被试评定对这些项目的同意程度。阴谋论问卷包含38则阴谋论,例题如:有些专门的政府机构试图使UFO目击者沉默。问卷是9点计分(1表示极其不可能;9表示非常肯定)。阴谋信念问卷包含15则阴谋论,例题如:Kennedy总统的遇刺是一起精密策划的密谋行动;问卷是9点计分(1表示完全错误;9表示完全正确),且问卷已在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区广泛被使用(Swami et al., 2011; Swami, 2012)。

上述两种阴谋论问卷均是单维结构且存在一些缺陷:第一,除alpha系数之外,问卷无法给出其他重要的心理测量学指标;第二,即使是关于同一事件的阴谋论,在不同的问卷中表述的不同会造成被试作答反应的偏差。第三,跨文化适用性问题。一些问卷涉及到的阴谋论,不是所有文化背景下的群体都十分熟悉。例如阴谋信念问卷中提到的“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阴谋论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十分陌生。Swami等(2011)也曾指出自己过去的研究(Swami et al., 2010)中的不足,即研究使用英国样本调查其对“美国911事件阴谋论”的态度,这显然会影响到结论的推广。

而后来研究者编制的一般阴谋论量表似乎能够弥补上述不足,其中,Imhoff和Bruder(2014)编制了阴谋心态量表(Conspiracy Mentality Scale),共12道题,且为单因素结构,量表中没有提及任何阴谋组织或团体,而是采用一般性表述,如“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为公众所知”,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2.90, GFI=.98, TLI=.98,CFI=.99, RMSEA=.07),15天、1年后的重测信度分别是.88,.67。Brotherton, French和Pickering (2013)编制了一般阴谋主义信念量表(Generic Conspiracist Beliefs Scale, 简称GCB),共15道题。目前,无论是一般阴谋主义信念量表还是阴谋心态量表都还只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使用。而Bruder, Haffke, Neave, Nouripanah 和Imhoff(2013)编制的阴谋心态问卷(Conspiracy Mentality Questionnaire, 简称CMQ)在最初英文版本的基础上,随后又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德语,该问卷共包含5道题。研究者使用问卷对3个国家的7766名被试施测,发现该问卷在三种语言版本中都是单维结构。

2 阴谋论的影响因素

在概念界定、研究工具编制的基础上,研究者继续探讨了阴谋论的影响因素,包括人格、认知、动机、社会因素这几个层面。

2.1 人格因素

一直以来,大五人格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研究发现在五个人格维度中,与阴谋论较为相关的分别是随和性与开放性,其中随和性与阴谋论负相关,这反映出阴谋论者较难与他人建立和睦、相互协作的关系(Swami et al., 2010, 2011; Swami & Furham, 2012)。而另一个大五维度——开放性与阴谋论之间的正相关反映出阴谋论者更易于接受一些新奇的观点(Bruder et al., 2013; Swami et al., 2010, 2011)。然而,大五人格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论。Brotherton等(2013)的研究对没有得到随和性、开放性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反而发现尽责性与阴谋论呈负相关。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低尽责的个体不太严谨、细心的性格特征,会使得其在面对大量信息时很难进行全面地考虑、判断,进而会盲目地相信阴谋论。也有研究发现神经质与阴谋论呈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高神经质的个体常常有不安全感,偏好穷思竭虑,进而更倾向于相信阴谋的存在(Swami et al., 2013)。因此,从目前来看阴谋论和大五人格的关系究竟如何,可能还需更进一步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阴谋论者也具有偏执倾向。偏执人格(paranoia)的主要特征是经常怀疑他人,对他人的意图、行为妄加猜测,认为他人(甚至是朋友、家人)对其有敌意,包括身体的威胁、不忠、欺骗、利用等等(Freeman, 2007)。以大学生、成年人等不同群体为考察对象的调查研究均发现了偏执与阴谋论的正相关关系(Brotherton & Eser, 2015; Darwin et al., 2011)。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生活中高偏执的个体会对敌意信号更敏感;倾向于将一些中性的社会互动解释为攻击性的。这种过分的敌意归因偏见会使他们感知到周围存在充满敌意的阴谋。

2.2 认知因素

有关阴谋论认知因素的探讨发现了阴谋论与直觉思维、认知闭合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者(Swami, Voracek, Stieger, Tran, & Furnham, 2014)对990名英国成人被试进行调查,发现阴谋信念与理性思维(rational thinking)呈负相关;与直觉思维(intuitive thinking)呈正相关。这表明阴谋论者在面对大量有关事件的信息时,会更多地基于自身的直觉、经验进行判断,而不是凭借缜密的逻辑推理及对证据的评估。这一点在有关阴谋论与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揭示。Leman和Cinnirella(2013)向被试呈现了一起飞机坠毁事件的新闻报道及随后的调查证据,这些证据对事件起因的说法不一。结果发现认知闭合需求更高的被试会更迫切想要知道事实的真相,致使对证据的审视较为疏忽而倾向于对事件的发生作出阴谋判断。

除直觉思维、认知闭合需求之外,阴谋论还与敏感性动因觉察、合取谬误等认知偏差密切相关。敏感性动因觉察(hypersensitive agency detection)是指将不存在目的、动因的人或事物赋予目的、动因的倾向(Barnes & Gibson, 2013)。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过度目的论(inferences of intentionality)都属于典型的敏感性动因觉察。一些研究以大学生、工薪阶层等不同群体为调查对象,均发现阴谋论与拟人论呈正相关(Brotherton & French, 2015; Douglas, Sutton, Callan, Dawtry, & Harvey, 2016; Imhoff & Bruder, 2014)。Douglas等(2016)使用情境实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实验要求被试观看一段时长1分30秒的视频,视频中不同的几何图形在方盒上方自由地移动,结果发现,阴谋论者倾向于将几何图形的移动描绘为有生命的人类活动,比如认为其展现了“三角恋”、“江湖恩怨”。Brotherton和French(2015)则通过实验研究考察了阴谋论者的过度目的论倾向,研究向被试描述了12个模棱两可的场景,场景中只包括简单的人物与动作,如“一名男子放火烧了房子”。随后要求被试根据这些简单的场景进行自由联想,结果发现阴谋论者会过分夸大场景中暗藏的行为目的,如将男子的放火行为想象成一场复仇行动。

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是一种在概率判断中常出现的认知偏误现象。最初由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Tversky和Kahneman(1983)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发现,实验中向被试描述了一名叫作Linda的31岁单身女性,她直率且聪明,大学期间主修哲学,对种族歧视和社会偏见非常关注,同时也参加过反核示威,随后要求被试对以下三种情况的概率大小进行排序:(1)Linda是一名女权主义者;(2)Linda是一名银行出纳员;(3)Linda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同时还是一名银行出纳员,结果发现部分被试判断第三种情况的概率最高,而这显然违反了概率理论的结合规则。这种在概率判断中认为合取事件的概率大于其中一个组成事件概率的现象被称为合取谬误。Brotherton和French(2014)在研究中采用类似的情景判断问卷考察了被试的合取谬误倾向,且得到了其与阴谋论之间的相关。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不难理解,合取谬误反映出个体倾向于将不同事件关联起来,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会使得他们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而最终陷入阴谋论的漩涡。

2.3 动机因素

阴谋论为何能够“俘获人心”?一些研究者还探讨了与阴谋论有关的动机因素。其中有研究发现在面对战争、恐怖袭击、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失控问题”时,阴谋论是满足公众秩序需求的一种途径。具体来说,一些突发恐怖袭击、经济危机等都会降低个体的控制感,这种低控制感状态会促使个体寻求真相,以将事件纳入到可预测、可控的范围。然而事实上真相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出了普通公众现有的经验、所获得的信息,因此尽管阴谋论的解释不等同于真相,甚至与真相背道而驰,但却能够满足个体对秩序的需求(Rothschild, Landau, Sullivan, & Keefer, 2012)。van Prooijen和 van Dijk (2014)在调查中向被试呈现了近日非洲某政治家遭遇了枪击的资讯,随后调查结果显示,那些越是想了解真相以期获得秩序的公众,越倾向于相信该政治家是死于精密策划的谋杀。

除秩序需求之外,群体合理化(group justification)是掀起阴谋论浪潮的另一重要动因。大量调查显示阴谋论者大多具有较低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van Prooijen, Krouwel, & Pollet, 2015),且他们会对社会的发展持悲观的看法,感到社会越来越不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而自己身为“小人物”又无能为力(Bruder et al., 2013; Goertzel, 1994; Imhoff & Bruder, 2014)。因此用阴谋论的武器来攻击高权力者,似乎能够为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寻得一种合理的解释。Imhoff 和Bruder(2014)的研究发现阴谋论者会对高权力群体产生偏见。研究中列出了包括政治家、资本家、犹太人在内的32个群体,要求被试评定这32个群体的权力大小、受欢迎程度及威胁感,结果发现,阴谋论者更倾向于认为越是高权力群体越不受人欢迎,且会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威胁。Swami(2012)调查了马来西亚吉隆坡的2314名公众,发现阴谋论者会表现出对犹太人的歧视。

2.4 社会因素

也有学者渐渐开始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探究阴谋论为何能够迅速滋生、蔓延。其中,在群体层面,群体极化是刺激阴谋论传播的一项重要因素。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是人们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时,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极端或保守的一种社会现象。一项研究发现,反对美国并认定美国图谋不轨、暗藏玄机的一群人彼此交谈后会强化这种观点(Sunstein, 2014)。Mashuri和Zaduqisti(2014)对来自印尼的200多名穆斯林学生开展调查,发现当这些穆斯林学生具有较强的身份意识、彼此团结时,他们对西方民众的怀疑和批评会变本加厉,倾向于认定西方世界是印尼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谋。在大的社会层面,国际或国内冲突也是阴谋论浪潮的重要外因。Kofta和Sedek (2005)分别在波兰大选的前五周和前一周对华沙市市民进行调查,发现随着大选的逼近国内的冲突日益尖锐,指向犹太人的阴谋论也愈演愈烈。Uscinski, Parent和Torres (2011)评估了《纽约时报》的编辑在1897年至2010年一百多年里所收到的公开来信,发现在选举、战争期间阴谋论的声音格外地猖獗。

3 阴谋论的影响后效

在网络迅速发展的当今时代,阴谋论可谓无孔不入,无形中在悄悄地“深入人心”。甚至在个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阴谋论的硝烟已经在四处弥漫。Douglas和Sutton(2008)揭示的阴谋论的“第三方效应”(third-person effect)就是很好的说明。所谓的第三方效应是指当曝光在大量阴谋论之下时,个体倾向于认为他人更多地受到影响,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阴谋论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那么当阴谋论“深入人心”之后,它会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

3.1 政治层面

阴谋论会使个体的政治态度与行为走向极端。大量的调查研究显示,阴谋论者的政治参与度较低(Swami et al., 2010, 2011; Swami & Furnham, 2012)。Jolley和Douglas(2014a)采用实验研究考察了阴谋论对个体政治参与意向的影响,该实验以英国Diana王妃“死亡之谜”为背景,招募了168名大学生,一半的被试被分配到“支持阴谋论”组,该组被试阅读的大量证据纷纷指向Diana王妃的死亡是英国政府暗中策划的阴谋,而另一半的被试被分配到“反阴谋论”组,该组被试通过阅读大量的证据材料了解到Diana王妃的死亡与英国政府并无关系。随后询问被试在未来一年之内的政治参与意愿:包括是否会参与到下一届选举的投票;是否会给支持的政党捐款等等。结果发现,“支持阴谋论”组的被试其政治参与意愿会大大降低。且研究进一步发现,较低的政治意愿是由于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在被少数的权力者操控,自己身为小人物并不能左右什么。而与此政治淡漠相反的是,另一些阴谋论者对政治满怀热情。van Prooijen等(2015)调查了1010名荷兰民众,发现那些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阴谋的民众会表现出极左或极右的政治倾向。而这种倾向背后暗藏着民众迫切想要通过简单的途径来解决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2011年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更是公众政治热情高涨的典型体现。研究者认为这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社会流传的种种有关政治权钱交易的阴谋论密不可分(Barreto, Cooper, Gonzalez, Parker, & Towler, 2011)。

3.2 健康层面

除政治阴谋论之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和健康有关的阴谋论也越来越盛行,如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美国中央情报局打着肝炎接种的幌子,用HIV病毒感染了大批非裔美国人;尽管医生和政府知道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和其他心理疾病,他们仍然希望给孩子接种疫苗(Kata, 2012; Offit, 2010)。类似的医疗阴谋论也从未停歇,且民众对医疗阴谋论的态度会影响其健康行为。Oliver和Wood(2014)在2013年4月至9月间收集了1351名美国成人数据的在线样本。研究者将医疗阴谋论与政治阴谋论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医疗阴谋论在美国相当普及,且更加相信医疗阴谋论的个体,他们更不愿意注射疫苗、进行年度体检。Jolley和Douglas(2014b)在一些儿童家长当中开展的调查,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除此之外,对于认为HIV是用于种族灭绝和人口控制的人造病毒的民众来说,他们不太相信有关HIV病毒会导致艾滋病的科学发现(Kalichman, Eaton, & Cherry, 2010)。Bogart, Wagner, Galvan和Banks (2010)调查了214名携带HIV病毒的非裔美籍男子,发现他们当中的阴谋论者会表现出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进而很难坚持治疗。

3. 3 环保层面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阴谋论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早在1996年,在华尔街日报上就出现了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national Panel Climate Change, 简称IPCC)的指控,声称全球变暖是科学家为骗取科研经费而故意捏造出来的(Oreskes & Conway, 2010),而近几年来,伴随着美国参议员Inhofe(2012)所著《The Greatest Hoax: How the Global Warming Conspiracy Threatens Your Future》一书的问世,此类阴谋论更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而这些阴谋论的散播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及环保行为。Lewandowsky, Oberauer和Gignac(2013)对1377名气候博客的访问者实施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阴谋论者会对气候科学的诸多发现产生质疑,进而对环境问题作出过于乐观的判断,如认为在过去50年里矿物燃料的大幅度利用并未引发气温的上升。Jolley和Douglas(2014a)则采用实验研究考察了阴谋论对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其中“阴谋论”组的被试被告知全球变暖是一场骗局,中性组的被试阅读其他的材料,结果发现“阴谋论”组的被试在随后的问卷调查中报告出在生活中更低的选择节能电器、步行或骑自行车的意愿。

以上的研究揭示了阴谋论并不是“无伤大雅”的玩笑(Jolley, 2013),而是会对个体的政治参与、健康行为、环保行动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将阴谋论完全视为“有害的”也有失偏颇。一些研究发现阴谋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公众揭发官方说法中的不合理、矛盾之处,允许公众对现有的意识形态发出挑战(Sapountzis & Condor, 2013),鼓励政治透明(Swami & Coles, 2010)。但总体上,阴谋论的影响弊大于利这一基本观点已在研究者间达成普遍的共识(Jolley, 2013)。

4 总结与展望

总结来看,有关阴谋论的研究已取得大量的研究结果,内容涉及到阴谋论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效应。作为不同学科研究者感兴趣的且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研究课题,有理由相信阴谋论的研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首先,目前关于阴谋论的研究多半是相关研究,缺乏因果关系的探讨,这就为未来的实验研究和纵向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如有研究者推测阴谋论者的认知中存在封闭的信念体系,会强烈地忽视、歪曲真实的信息以维持自身的信念体系(Imhoff & Bruder, 2014)。那么倘若能够通过缜密的实验考察阴谋论与信念固执之间的关系,想必能够带来一些重要的研究发现。

其次,目前几乎所有阴谋论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展开,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微乎甚微(Swami, 2012),那么中国人的阴谋论倾向是怎样的,与西方人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目前尚未有研究者结合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视角,对阴谋论展开本土化的研究。事实上,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从不缺少阴谋论的说法,在高度集权专制的封建社会,政治的不透明、信息的封闭,常常使一些阴谋论在民间不胫而走(任剑涛, 2015)。而近年来,阴谋论的声音也从未止息,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温州动车事件、2014年马航MH370失联事件都被阴谋论的迷雾笼罩(方环非, 2015)。对这些阴谋论进行剖析,不难发现其或有“西方国家暗算中国”之意、或为“弱者指责强者”的泄愤之词,那么这是否与国人近代以来屈辱的历史记忆、面对强势文明的不安全感有关呢?在中国向来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心理。而在国内政治生活领域,重大政治事件对社会走向和民众命运的极大影响,官方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充分,网络上多种说法真假难辨,民众对高层政治的神秘感和浓厚兴趣的传统定势,这些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在中国滋生阴谋论的特有土壤,值得未来研究进行深入的探索。

最后,通过已有的研究我们了解到从总体上来说阴谋论的影响弊大于利。在个人层面,阴谋论会使个体忽视自身的健康(Bruder et al., 2013);而在更宏大的社会层面,阴谋论的弥漫将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动荡(Barreto et al., 2011),那么加强阴谋论的干预,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显得至关重要。已有研究者根据阴谋论的相关因素开发出有效的干预策略, 如Swami等(2014)通过短暂提升个体的分析性思维来提高其对阴谋论的辨别能力。Sunstein和Vermeule(2009)发现直接对阴谋论进行驳斥、全盘否定,其效果只会适得其反,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思想、观点自由的环境,在此环境背景下再来侦查阴谋论中自我矛盾之处似乎更为合宜。未来研究者应尝试探讨出更为有效的用以降低民众阴谋心态的干预策略,从而给培养国民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带来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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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piracy Theory’s Psychological Inquiry

Bai Jie, Guo Yongyu, Xu Buxiao, Yang Shenl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ubei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Key Laboratory, Wuhan, 430079)

Abstract Conspiracy theory can be described as a subset of false beliefs in which the ultimate cause of an event is believed to be due to a plot by multiple actors working together with a clear goal in mind, often unlawfully and in secret. A variet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widespread. For example, conspiracy theories related to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 propose that the attack on the Twin Towers was not a terrorist action but a governmental conspiracy. Given these issues,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origins of conspiracy theories becomes an important task for scholars. Concurrently, a large body of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 correlates of conspiracy theories. This perspective is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it is possible to measure conspiracy theory as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 trait.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initial efforts to measure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conspiracy theory. The most prominent specific conspiracy theory scales are Swami and colleague’s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Inventory and Darwin Neave and Holmes’s conspiracy theory questionnaire. However, scales measuring specific conspiracy theory have already shown some defects:(1) Most studies have employed novel measurements, with little consideration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measure beyond noting the value of Cronbach’s alpha. (2) Items from different scales referring to the same conspiracy theories may not be directly comparable due to differences in wording. (3) Also these scales are closely bound to specific temporal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s. There have been some attempts to overcome these shortcomings. First, Brotherton et al. have developed a 15-item Generic Conspiracist Beliefs Scale. Then, Imhoff and Bruder developed a 12-item conspiracy mentality scale. Bruder et al proposed the conspiracy mentality questionnaire, a short measurement of generic conspiracy theories.

Several studies based on these scales have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nspiracy theory and paranoia,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omains, but results have been equivocal with some studies reporting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ith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agreeableness and other studies reporting different results. Another class of studies has focused on thinking dispositions, for example, having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intuitive thinking and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which will lead individuals to less scrutiny of evidence and a desire to learn truth. Other studies proposed that conspiracy theories could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 fundamental cognitive errors: conspiracy theorists are more likely to make a dispositional inference about personified actors and are susceptible to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Other scholars noted that the motivation behind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need for order and group justification.

Key words conspiracy theory, Big Five, intuitive thinking, need for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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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洁 郭永玉 作者:白洁 郭永玉 / 898次阅读
时间:2017年4月12日
来源: 心理科学2017 505-511
标签: 郭永玉 阴谋论 大五人格 直觉思维 秩序需求 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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