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精神医学专家、医学教育家、行为医学开创者、中国共产党员、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原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杨德森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31日20点12分仙逝，享年88岁。杨教授的离世，让整个精神医学界为之悲痛！杨老，您走好！
为沉痛悼念杨德森教授，湘雅二医院治丧委员会定于2017年4月2日上午10点30分在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铭德厅举行追思告别仪式。
杨德森教授生平简介
杨教授1948年就读于湘雅医学院六年制本科，1954年毕业，1959年精神科研究生毕业。1962年任讲师，1978年任副教授，1983年任教授并出任湖南医科大学副校长至1990年。1988年起任湖南医科大学（现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及精神卫生系主任，1987年起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精神卫生专家顾问组成员，1992年起任中国心理社会因素、成瘾行为与健康协作科研中心主任。曾任ICD-10中国现场测试中心主任、DMS-Ⅳ国际咨询专家、UCLA海湾医学中心客座教授。1992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1994年起任中华精神科学会副主任委员，1996年受聘为第十届世界精神病学会学术会议科学筹委会成员。他是我国精神医学界著名精神病学临床学家、教育家、行为医学开创者，以及应激、成瘾相关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
杨德森教授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50余年，创建了我国的行为医学事业；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结束了我国精神疾病诊断无统一标准的局面；和同事们创立了道家认知疗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共获得包括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国家级、国际合作资助项目共8项。出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与案例》、《基础精神医学》、《行为医学》等多部编著，发表论文170余篇，国外刊物发表10余篇。获各项科技成果奖8项。杨德森教授于1988年筹建了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系, 是当时卫生部直属院校第一批批准建立的专门培养精神医学人才的院系, 也是至今唯一保留的精神卫生系，为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亲自培养的30余名硕士生、20余名博士生中，22人成为正教授，12名为博士生导师。
纵观整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史，“湘雅”是一个不能避开的标志词语，“精神卫生”则是整部湘雅百年宏伟巨著中的一大辉煌章节。在这光辉荣耀的背后，有一位老人的影子，高大、坚定，这位老人就叫杨德森。
始终有个好心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杨老的记忆里，连父亲模糊的影子都不曾有。他一岁半时，父亲就离世了，只得与在陶业作坊打零工的母亲相依为命。尽管常吃不饱饭，母亲仍不忘教导他要为人正直、自力更生。母亲的教诲他牢记心中，也影响了他一辈子。
1948年，杨德森从公费的国立中学高中毕业，同时被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和湘雅医学院录取，出于“医学是铁饭碗”的考虑，他选择了湘雅医学院。分专业时，兴趣广泛、喜欢研究的他，担心自己笨手笨脚“打不好一个手术结”，便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神经科学。
1954年春，六年制本科毕业后，一腔热血的杨德森投身于抗美援朝医疗工作，在河南新乡康复医院干了将近３年。凭着扎实的医学功底，他治好了一批癔症瘫痪和炮震后聋哑的病人，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年轻大夫。
1956年，湖南医学院面向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杨德森顺利考取，成为我国第一代神经病学家黄友歧教授的首届硕士研究生。老师“引而不发”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他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杨德森可谓命运多舛。1956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曾经历过党籍“两出三进” 的折腾。在反右倾运动中，不仅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自己主动申请在党支部“坦白交心”的材料还成了被重点批判的对象。批斗会上，指责和唾骂声不断，杨德森没掉一滴眼泪。一散会，他就跑到烈士公园，任凭委屈、愤恨的眼泪喷涌而出。多年后，他还忘不了那背着处分“被发配”离院时的心情。
“文革”期间，杨德森和同事编写的讲义被当成是“毒草”，他和同事则因戴上“借精神病人之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被隔离反省交代。两位同事无法忍受被批斗的身心双重折磨，接连自杀。杨德森决心“不死”。生死较量时，他通宵写下“14点申诉”，阐明自己编写的不是讽刺文学，而是写实病历，但仍难逃被批斗和劳动改造的命运。接受改造的那些日子，杨德森被剥夺了当医生、搞学术的权利。打扫卫生、到锅炉房挑煤、给供应室转送氧气瓶，这些成了杨德森的专职工作，甚至一些挖地洞、挑大粪、运卵石、送垃圾的活他也干过。
但杨德森绝不悲观。别的书不可以读，他就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译本；不能搞精神科业务，那就下围棋、学日语。他还考虑过，即便将来要下放，自己就背个药箱卖万金油，或修钢笔、配钥匙、修单车等。“反正我能自力更生而不死。”杨德森笑言。他始终有个好心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空手套白狼”做出国家级精卫学科新标准
中国精神卫生学科新标准的建立，杨教授算得上牵头人之一。
在20多年前，说起当时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美国人有美国标准，苏联人有苏联标准，而中国的标准却非常的简单甚至简陋，只有一个行内俗称的“上海标准”。当年的杨老，通英俄日三门语言，已经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常任代表，参与制定了不少国际标准。他认为，要发展国内的精神卫生，首先就要把学科框架搭建起来。道理简单，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容易，这个框架要怎么搭呢？
要说其中的曲折，杨教授也感慨颇多：新标准的制定，离不开丰富的实践积累和学术交流。为了获得足够的知识储备，找到合作团队，对外，杨教授前前后后出国出境20多次，当然他也以自身的实力获得了国际的认可，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常驻专家；对内，作为执牛耳者，杨老一发动，全国几百个精神病院的院长、主任都一起来提出意见，再修修改改，由杨老汇总，叫做“水到渠成”。大家都是自费来，没有动用国家的任何资金，做出了一个国家级别的精神标准，杨教授称作是“空手套白狼”。
标准一有，接下来就要往这个“框框”里添砖加瓦了。新标准下，学科相关的文章、期刊也应该要跟上来，当时国内还少见精神科专著和外文文献，但这已经难不倒大家了。精神科专著少，杨老就发动大家搞一个出版委员会，叫精神医学著作出版委员会，属于民办的，召集全国两三百个精神病院入股，由杨老来操持。出版委员会专门出版精神病学方面的著作，把大家觉得最值得读的一些国外著作，组织人翻译过来，就这样，我国多年来没有的精神病学著作的空白就此补充上。而这些资料，很多后来都成为了我国精卫领域的经典书目。
“书一出来就管了用，业务水平就和国际水平非常接近了。”说到一半，杨老侧身一指，阳台一角书架上，整齐叠放着一排书，书脊是黑字白底，字还是上个世纪的印刷体，周正齐整。这些书，想必自九十年代就陪伴着杨老一起走过中国精神卫生发展的岁月，见证着这些年来中国精神学系的追赶与争先。
湘雅精神学系掌门人打着“算盘”送学生走出去
自己喜欢“多走走”的杨教授深深明白，精神卫生的学习，一定要走出去，不仅要出去学习知识，更要出去扩展视野，于是，他就盘算着把自己的学生一批一批往外送。
上个世纪，出国留学交流的机会实在是稀少，杨教授就利用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学生往国外输送。拿不出多少钱，就“托关系”，拜托国外的朋友来带他的学生，出国的费用靠勤工俭学来支付。有些学生待在美国就赖着不回来，把位置一占，就没法再送学生去了，“亏本”确实时有发生。“可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于是杨老多撒网，找了好几个国家，这样就算时而有流失，还能回来点“本”。要是幸运，送出去的学生在国外扎下根，能带几个助手，“又成了湘雅的海外新据点，就赚了”。而有时候，是学生的家人“拖了后腿”，李凌江教授当年学成欲归，而爱人却想在美国开餐馆，杨老劝道：“为振兴事业，不要看这些蝇头小利。”李凌江教授遂归国建设精神学系，成为国内精神卫生新一代的中流砥柱。湘雅精神学系的壮大振兴，离不开杨老师这样精打细算的“买卖”。
杨老师的学生遍布海外，儿子一家也常居美国，而他依然固守在长沙这个不大的内陆城市，一心只做祖国最需要的人。这位老人说：“我认为美国不需要我这样的人。他们觉得是鸡里头来一个鸭——洋插队。我在这里发展，土生土长，而且中国需要我，美国不需要我，美国人才多得是。”
湘雅精神是湘雅放开步子，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的保证
作为一个曾“走出去”过的地道湘雅人，杨教授对湘雅精神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并将其凝练成了四句话：“古今医教无类，中外济世同心。知识就是力量，质量就是生命。”
杨老说，“古今医教无类”是湘雅扎根的基本。以前，人们总好以门第、出身而评论人才，他却从不凭这些来决定“该不该救”、“该不该教”。他的弟子张亚林教授起初来自湘西，只有中学学历，但是当年凭借着一股狠劲，将杨老给他的书彻彻底底地翻了十数遍，硬是考上了他的研究生。现在，张亚林教授因为讲课生动有趣、透彻易懂，深受学生爱戴，成为国家级教学名师，更是印证了杨老过人的眼光。第二就是中外济世同心。百年前始，湘雅就是中外同心的产物。现在全球变成了一个村，医疗事业也趋向全球化，非洲等落后地区发生的大规模传染病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力量。埃博拉爆发，湘雅也代表中国出了一份力。当湘雅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用在湘雅学到的知识与技能造福于全世界的人民时，便应了杨教授的第二句“中外济世同心”。
知识就是力量，质量就是生命。那些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那些医学知识，你拿来就可以用，怎么能拒绝这些“洋知识”呢！湘雅培养的医者，就要知识渊博，长于治学，这是基本，也是标准。“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在杨老看来，一个医院没有质量，这个医院就一定要垮；一个科室没有质量，就没有人来看病；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本事，就站不住脚。教育是质量的根基，学习是立足的方法，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湘雅精神，就是湘雅能放开步子，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的保证。
杨德森教授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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