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鹏 1耿柳娜 1周可新 2程枭 1
(1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南京 210023) (2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南京 210042)
摘要：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不仅限于生理健康损害，还涉及认知功能、情绪和行为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针对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形成机制，以往研究提出了环境应激模型和社会 .环境交互模型，这些理论模型强调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不仅涉及污染的直接暴露程度 ，也取决于个体的身心状况以及他对空气污染的主观评价。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尤其是环境心理学介入空气污染研究的可行性，未来研究可着眼于改进空气污染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开展空气污染的环境应激和风险感知研究。
关键词：空气污染; 风险感知; 环境应激源; 不良效应; 环境心理学
分类号：B849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2012年全球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各类疾病致死人数约为 700万, 占当年全球总死亡人数的 1/8。鉴于此，空气污染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健康风险 ” (WHO, 2012)。除了生理健康损害，空气污染的心理和行为影响也不容忽视。Rotton, Frey, Barry, Milligan和 Fitzpatrick (1979)认为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有毒物质造成的生理健康损害，间接效应是指呼吸被污染的空气所引发的一系列消极体验，而这些消极体验正是环境心理学研究者能够和应该探讨的问题。文章通过梳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首先总结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研究视角 ，然后着重介绍空气污染在认知功能、情绪和行为等方面的不良效应及其理论模型，最后就空气污染的环境心理学研究提出了展望。
1 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研究视角回顾
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 领域, 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1)环境心理学研究。环境心理学对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研究由来已久，这一领域主要采用实验室研究和社会调查研究。实验室研究涌现于上世纪 80年代左右，当时环境心理学研究者试图在实验室中释放无害的恶臭气味 (主要是乙硫醇和硫化铵 )来模拟空气污染 ，而后通过行为观察和心理测量来探究空气污染对被试行为和心理变量的影响 (Jones & Bogat, 1978; Jacobs, Evans, Catalano & Dooley, 1984)。社会调查研究兴起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伦敦烟雾事件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震惊西方社会。社会调查研究目的在于调查公众对空气污染及其政府治理措施的态度和反应 (Bickerstaff &Walker, 2003), 其中涉及空气污染对公众所造成的主观烦扰。 (2)流行病学研究。流行病学研究一般借助公共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或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首先获取某一疾病在一定时段的就诊率和住院率，或是被调查对象的问卷测量结果，然后将其与空气污染监测数据做对比分析，探究空气污染与发病率、患病率或死亡率的相关关系。 (3)毒理学研究。毒理学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呈现某一空气污染物 (如 PM2.5), 通过严格控制污染物的剂量和时长来研究空气污染对动物的毒性作用及其形成机制。综上所述, 不同学科的研究在揭示空气污染 的不良效应方面各有利弊。环境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试图在实验室里模拟空气污染，达到既能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又能保证生态效度的目的，而且以不危及人类健康和不引起被试怀疑的恶臭气味来模拟空气污染，能够满足操纵自变量的心理实验要求。但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时的可行性有限, 因为恶臭气味是难以测量和控制的多维度刺激, 与空气中其它化学物质的协同效应也是难以预测的，况且无法排除被试的嗅觉适应性 (James, Barry, Frey, & Soler, 1978)。另一方面，采用社会调查的环境心理学研究旨在了解空气污染的公共舆论, 因而对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涉及较少。流行病学视角有助于揭示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在人群中的分布特征，但主要局限在于难以排除气温、相对湿度和时间变量等混淆因素的干扰 , 而且研究结论只适用于特定的被研究人群，不能推论到个体 (Evans & Campbell, 1983)。由于可以对特定空气污染物的剂量进行严格控制，毒理学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利于揭示空气污染与不良效应之间的剂量 .反应关系(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但事实上，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是主客观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而且人们的空气污染暴露往往是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的长期过程，显然这些现实情形是毒理学研究难以满足的。此外，用动物研究的结果也很难直接推论到人类。所以，毒理学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其生态效度有限(Evans & Campbell, 1983)。
2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
2.1生理影响
大量流行病学和毒理学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与呼吸道(Laumbach & Kipen, 2012; Sava & Carlsten, 2012)、心血管 (Beelen et al., 2014)、肺功能(Baccarelli et al., 2014; Urman et al., 2014)和中风(Andersen et al., 2012; S.rensen et al., 2014)等生理健康损害存在相关关系，其临床表现包括轻微症状(如喉咙和眼睛发炎), 患病风险增加, 发病率上升，症状加重，甚至过早死亡。此外，空气污染还可能致使大脑发生结构性病变。 Calderón-Garcidue.as等(2003)以生活在不同污染程度城市中的狗为研究对象，发现空气污染暴露严重的狗的大脑炎症和病变增强，出现了常见于老年痴呆的类淀粉斑、神经元纤维缠结和蛋白质堆积。在 随后的追访研究中，Calderón-Garcidue.as等(2008)利用颅脑磁共振成像对比了来自不同空气污染程度城市的儿童的大脑，结果表明来自严重污染城市的儿童更可能出现脑部炎症和前额叶皮质组织受损。
除了生理影响, 空气污染的心理和行为影响越来越成为这一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空气污染的生理影响通常需要长期累积并逐渐显现的过程，因而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和滞后性。相比之下，对于个体而言，暴露于空气污染首先引发是强烈的消极体验 (尤其是情绪 )。简而言之 ，相比发病率或死亡率等灾难性指标，心理影响是空气污染引发的一种更为敏感的不良效应 (Rotton & Frey, 1985)。另一方面，空气污染的心理影响不仅损害生活满意度，影响主观幸福感(Bullinger, 1989; Dolan & Laffan, 2016;Schmitt, 2013), 还可能削弱个体对空气污染生理损害的抵抗力，从而可能诱发甚至加剧空气污染的生理影响。因此，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全面评估必须涵盖生理影响和心理影响(Deguen, Ségala, Pédrono, & Mesbah, 2012)。鉴于此 ，下文将重点综述空气污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影响。
2.2心理影响
2.2.1认知功能
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可能引发的脑损伤，神经炎症和神经退化等潜在消极影响可表现为认知功能损害或衰退 (Calderón-Garcidue.as et al., 2003)。空气污染与认知功能损害的相关关系研究主要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者首先获取特定人群的认知测验得分及其居住地的空气污染监测数据，在控制潜在的协变量后，通过数据分析模型进一步检验空气污染程度或特定污染物浓度与认知测验得分的相关关系。
在针对洛杉矶中老年人样本的调查中，Gatto等(2014)控制了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收入和情绪等潜在协变量后发现，空气污染浓度越高，言语学习、逻辑记忆和执行功能的认知测验得分越低。在另一项针对中老年人群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在控制个体与社区层面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特征后发现 ，PM2.5浓度较高地区的中老年人在工作记忆测验的出错率是低浓度地区的 1.5倍(Ailshire & Clarke, 2015)。Schikowski等(2015)的研究进一步控制了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因素(吸烟史、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慢性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体重指数等 ), 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空气污染对认知功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与语义记忆和视觉空间等认知测验得分存在消极关系。此外，其他环境协变量，尤其是噪声污染对研究结论的混淆作用不容忽视。噪声污染和空气污染具有时空上的共存性，这在城市交通中尤其明显。除了专门探讨交通空气污染与认知功能损害的相关关系外 (Power et al., 2011), van Kempen等(2012)针对交通噪声污染的潜在混淆作用作了进一步检验。他们发现即使在控制交通噪声后, 暴露于空气污染与记忆广度长度下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空气污染和交通噪声的共同暴露对认知任务的反应时间具有显著影响。
空气污染与认知功能损害的神经机制也引起学者的关注。 Calderón-Garcidue.as等(2011)纵向研究发现暴露于严重的空气污染可能会扰乱儿童大脑发育轨迹, 从而导致儿童期的认知功能损害。Tzivian等(2015)提出空气污染可能通过脑白质病变和脑血管异常造成成人认知功能异常。 Fonken等(2011)以大鼠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相比无空气污染组的大鼠，接受污染空气处理的大鼠在学习迷宫任务中，花费时间更多，且出错较多。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大鼠大脑中海马树突棘密度下降, 而海马形态改变涉及学习和记忆受损，以及类抑郁反应增加。
2.2.2情绪
Rotton和 Frey (1985)认为空气污染涉及一些不那么严重但非常频繁的消极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可能会进一步造成生活满意度降低和心理幸福感损害 (Bullinger, 1989; Dolan & Laffan, 2016; Schmitt, 2013)。
抑郁和焦虑是空气污染可能引发的主要消极体验。已有研究通过对特定人群的调查表明空气与抑郁症状存在相关关系 (Evans, Colome, & Shearer1988; Lim et al., 2012)。例如，Lim等(2012)对韩国某一社区中心老年人的 3年追访调查发现，随着空气污染浓度上升，老年人抑郁症状增强。此外, 抑郁急诊与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关系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Cho et al., 2014; Szyszkowicz, Rowe, & Colman, 2009)。Cho等(2014)利用首尔 2005~2009年间近 5千例抑郁急诊的数据，结果发现抑郁急诊的数量与空气污染浓度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且既往病史 (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哮喘病等)能够显著增强这一相关性。在焦虑方面, 早期研究证实在控制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温度等因素后，空气污染与焦虑症状存在适度显著的相关关系 (Evans, Colome, & Shearer; 1988)。而在 Power等(2015)的研究中，7万多名中老年女性完成了焦虑调查问卷，其中 15%的被调查者具有高焦虑症状，Power等(2015)通过这部分被调查者在问卷中留下的家庭住址，估算出被调查者在过去 15年颗粒物 (particulate matter)的暴露量 ，数据统计结果表明焦虑水平上升与 PM2.5暴露相关。
烦扰(annoyance)是与空气污染相关的不愉快感受。烦扰是一种主观评分，研究者通常要求被调查对象在 11点量表上自我报告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室外空气污染的烦扰 ” (Jacquemin et al., 2007; Lindvall & Radford, 1973)。空气污染造成的烦扰程度既反映了空气污染的消极影响 (Claeson, Lidén, Nordin, & Nordin, 2013), 也体现了个体对空气质量的主观评价 (Jacquemin et al., 2007)。而且即便在空气质量相对较好时，被调查对象主观上仍能体验到空气污染的烦扰 (Forsberg, Stjernberg, & Wall, 1997; Llop et al., 2008),这说明烦扰并不是以客观空气污染程度为判断依据。此外，女性、老年人以及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更多地受到空气污染的烦扰 (Jacquemin et al., 2007; Forsberg et al., 1997; Llop et al., 2008)。
需要指出的是, 在空气污染可能引发的不良效应中，情绪反应可能是最为敏感的，但在现实情境中，敏感的情绪反应可能是源自各种外界刺激。因此，基于既有研究结论尚不能断然推论空气污染与消极情绪的因果关系。 Power等(2015)明确指出其研究结论不能推定空气污染必然导致焦虑, 因为生活在高污染地区的女性也可能经历其他来源的应激，而这些应激也可能与焦虑有关。所以，对于空气污染能否以及如何引发人们的消极情绪反应值得未来研究关注。另一方面，研究者对基于特定人群的研究结论也提出了质疑 (Wang et al., 2014; Zijlema et al., 2016)。Zijlema等(2016)认为以往研究结论主要来自老年人和妇女等高危易感人群，他们针对一般人群的研究并未发现空气污染和抑郁情绪存在相关关系。除了样本群体，上述矛盾结论可能源于不同研究对空气污染暴露的评估和抑郁症的测量存在差异 ，而被调查对象的健康状况也可能混淆或调节空气污染与抑郁的关系(Gao, Xu, & Sun, 2015)。
2.3行为影响
早期环境心理学研究者认为类似于拥挤、噪声和温度等环境应激源，空气污染也能影响人的行为(Zeidner & Shechter, 1988;Campbell, 1983)。 Rotton等(1979)通过在实验室模拟的空气污染证实空气污染能够激发人的身体攻击性行为。在其研究中，研究者以男性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在实验室中放置乙硫醇和硫化铵生成中度恶臭和极度恶臭来模拟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并要求被试对学习者实施 “电击”作为学习任务犯错的惩罚。研究结果发现中度恶臭污染比极度恶臭或无污染情境更能激发更高水平的攻击性行为 (Rotton et al., 1979)。
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空气污染作为自杀行为的诱发因子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Szyszkowicz, Willey, Grafstein, Rowe和 Colman (2010)认为自杀企图和自杀意念与空气污染暴露有关，研究者借助温哥华医院中自杀未遂的急诊数据，证实空气污染与自杀企图存在潜在相关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具有性别和季节差异 (Szyszkowicz et al., 2010)。 Bakian等(2015)搜集了美国犹他州 2000年至 2010年间 1546起自杀死亡案例，并将其与自杀当天和前几天的空气污染程度作对比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空气污染与自杀风险增加相关。此外，针对韩国 2006年至 2011年间的自杀死亡案例与空气污染的数据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Kim et al., 2015)。
空气污染引发的消极情绪可能致使股票投资者的行为与决策趋向保守，造成低股票收益率。 Levy和 Yagil (2011)通过调查分析美国 4个股票交易所和空气质量指数，发现空气污染与股票收益率的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类似结论在中国股市中也被证实 (Li & Peng, 2016)。此外，空气污染还可能对个体生产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Lichter, Pestel和 Sommer (2015)统计了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1999~2011年间的 2956场比赛，以及比赛期间体育场附近空气污染监测数据，并以每场比赛的传球总数量作为生产效率的主要指标，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空气中悬浮颗粒浓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导致足球比赛中的传球数量下降 0.02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 已有研究充分表明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不仅限于生理健康损害，还涉及认知功能、情绪和行为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引起学界和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结论绝大部分来自流行病学调查 ，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产生的研究结论只能支持空气污染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此外，空气污染引发的各种不良效应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而已有研究并未系统地考察这些不良效应及其潜在关系。 James等(1978)在探究空气污染对人际吸引力的影响时，发现恶臭气味引发消极情绪体验 ，这一消极体验进而泛化以至影响被试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喜好评价。 Levy和 Yagil (2011)针对空气污染和股票收益率研究也表明空气污染是通过消极情绪影响投资行为。因此，空气污染的各种不良效应之间的潜在相互作用机制值得未来继续深入探讨。另一方面，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是既受噪声和天气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又与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相关社会因素相关，同时这些潜在不良效应的形成本身也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未来研究应思考如何排除各种无关变量的干扰，并论证空气污染与不良效应之间的因果关系。
3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理论模型
空气污染不良效应不仅关系到空气污染和个体暴露的毒性机制，也与一系列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在解释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形成机制上，环境应激模型强调个体对空气污染的应激性评估是其不良效应形成的关键因素，社会.环境交互模型认为个体的社会心理应激加剧了空气污染的健康危害。
3.1环境应激模型
通过借鉴噪声的环境心理学研究，Evans和 Campbell (1983)提出了空气污染的环境应激模型，这一模型将空气污染视为一种环境应激源，并强调个体对空气污染的应激性评估。在 Evans和 Campbell (1983)看来, 空气污染暴露本身不足以产生某些消极影响 ，因为人们对环境应激源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感知和评估。具体而言, 个体是否体验到某一特定事件为应激性取决于两次评估过程：一是对潜在应激源是否具有危害性的评估，二是对应对资源和应对反应有效性的评估。因此，个体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空气污染视为一种应激源，可能关系到空气污染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不良效应。环境应激模型包括 3个核心概念：结构性要素 (constitutional factors)、情境性要素 (contextual factors)和应激应对(coping)。
结构性要素是指影响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易感性或敏感性的变量。部分个体可能受结构性要素的影响，从而更可能将空气污染评估为危害个体健康和幸福感的环境应激源。影响空气污染评估的结构性要素包括两类：一是个体面对环境应激源时的低抵抗力 ，抵抗力不佳的个体及其行为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而非人际力量的影响。应激性生活事件、长期的健康欠佳和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等都可降低个体抵抗力，从而增强空气污染的易感性。二是个体的人格特征，如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自我效能感、对空气污染的了解和看法等。情境性要素是指影响空气污染评估的社会心理变量和物理环境。社会心理变量包括环境适应、空气污染暴露途径的选择、社区满意度、地方认同等。物理环境主要是指客观上决定空气污染严重性的因素 , 如不同空气污染物的相互作用和天气等。应激应对分为工具性应对 (instrumental coping)和掩饰性应对 (palliative coping)。工具性应对是指积极地试图改变空气污染的影响，掩饰性应对则是通过认知或情绪调整来否认或减少空气污染的危害。 Evans和 Campbell (1983)认为结构性要素和情境性因素是影响空气污染评估的认知性调节变量，这两类调节变量与空气污染相互作用于应激的应对过程，而应激应对的特性和达成转而又影响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形成(见图 1)。
环境应激模型认为空气污染的应激性或致病性效应是复杂和间接的，强调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受到个体认知过程的调节，而这一认知过程又以复杂和微妙的方式影响个体对空气污染的行为和健康反应。然而 ,由于环境心理学研究者在 Evans和 Campbell (1983)之后未能持续深入探讨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导致环境应激模型没有得到后续研究的验证和完善。环境应激模型强调个体对空气污染的主观评估和感知，这对于未来开展空气污染的心理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 Jacobs等(1984)提出空气污染主要是通过主观空气质量来影响个体的抑郁情绪 ，Hunter, Davies, Hill, Whittaker和 Sufi (2003)认为空气污染与呼吸道健康的关系受到空气污染感知的调节。
3.2社会.环境交互模型
由于当前有关空气污染与不良效应的相关性研究结论, 不能排除其他社会心理因素 (或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应激)的影响, Clougherty和 Kubzansky (2010)提出了社会.环境交互模型。社会 .环境交互模型强调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可能是环境危害与社会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Clougherty & Kubzansky, 2010; Shmool et al., 2014; O'Neill et al., 2003), 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歧视和应激性生活事件等。社会.环境交互模型认为, 部分人群之所以受到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影响,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空气污染接触程度较高, 也在于其面临的社会心理应激也更为普遍。空气污染的易感人群通常更为频繁和严重地暴露于空气污染之中，而这些易感人群大多是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的人群。也就是说，部分社会心理因素与空气污染在空间上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二者通常聚集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和人群。事实上, 从环境公平角度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群体更有可能生活在临近空气污染源的社区，而且他们的工作场所或出行方式使其空气污染暴露的时间更长。
社会.环境交互模型得到了实证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支持。一方面，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更为显著。美国癌症协会提出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道、心血管和全因死亡率
图 1 环境应激模型(改编自 Evans和 Campbell (1983))
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更严重 (Krewski et al., 2003), 在教育程度较低的成年人中也存在类似现象 (Finkelstein et al., 2003; Hoek, Brunekreef, Goldbohm, Fischer, & van den Brandt, 2002)。另一方面, 社会心理因素产生的应激会增强个体的生理易感性，进而引发或加剧空气污染的不良健康效应(Perera et al., 2013; Astell-Burt et al., 2013; Jacobs et al., 1984)。例如, 在最近经历过消极生活事件的人群中，空气污染与抑郁症状的相关关系更显著 (Jacobs et al., 1984)。Sinton, Fitch, Petty和 Haley (2000)认为社会心理应激可能提高化学污染物渗透细胞膜的性能，从而使化学污染物被输送和摄取到人体器官中，结果导致空气污染和社会应激源对身体系统的协同效应。
环境应激模型和社会 .环境交互模型的提出，有利于整合以往大量的独立的实证调查结论。这两个模型都强调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形成并非仅仅取决于空气污染暴露程度，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二者区别在于：环境应激模型强调个体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刺激，认为个体对环境危害的评估能够调节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 ; 社会.环境交互模型侧重社会心理因素与环境危害的交互作用，尤其是社会心理应激对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诱发和加剧。由此可见，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身心状况以及他对空气污染的主观评价，这对于人们减轻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 ，人们不仅要通过减少室外活动和佩戴口罩等物理措施来降低空气污染暴露的直接危害，也要科学理性地认识空气污染，并保持身心愉悦，避免诱发或加剧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
除了上述两种模型，个体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偏差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形成。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 (谢晓非，徐联仓, 1995)。由于个体通常基于自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形成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差，这些风险感知偏差能够影响后续的判断与决策，进而诱发或者加剧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在识别和判断空气污染时，个体往往依赖于视觉 (能见度 )和嗅觉 (异味)等感官线索, 以及体验到的生理和心理影响 (Saksena, 2007), 因而个体倾向于忽视那些感官侵害体验不强烈的空气污染物。例如，由于臭氧在视觉上不易被察觉且具有青草味道，这导致臭氧污染的健康危害被人们大大低估。此外，基于心理测量范式的风险感知研究认为个体在 “可怕性 ”和“熟悉性 ”两个维度上评价环境风险 (Slovic, 1987, 2016), 而空气污染在这两个维度的表现造成较低的风险感知。具体而言，不同于地震和核泄漏等环境风险，空气污染一般不会造成即刻的、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发生频率相对较高，较低的可怕性和较高的熟悉性可能降低了人们对空气污染的警觉性 ，如对空气污染适应性使城市居民对空气质量的恶化不敏感(Flachsbart & Phillips, 1980; Evans, Jacobs, & Frager, 1982)。
4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有关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人们了解空气污染的潜在危害，对于个人积极应对空气污染和政府大力治理污染具有现实意义。但是纵观这一领域的既有研究，心理学研究者并未在此形成长期稳定的关注 ，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出现在上世纪 80年代左右。彼时正值环境心理学兴起，受噪声、拥挤和高温等研究的启发，部分研究者试图在实验室通过释放对被试无害且不引起怀疑的恶臭气味来“还原”空气污染 (Evans & Campbell, 1983; Campbell, 1983; Jones & Bogat, 1978), 以实现对自变量的严格操纵。且不说这种尝试本身的局限性(James et al., 1978), 随着主要空气污染物在 90年代由碳燃烧排放物转变为汽车尾气 (Saksena, 2011), 由于后者的感官刺激性 (尤其是嗅觉 )相对较低, 这种转变使得在实验室模拟空气污染的研究方法失去了现实依据。 Rotton等(1979)认为不能将空气污染造成的所有问题都归为环境技术问题, 心理学研究者应该关注和研究空气污染给人们造成的消极体验。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尤其是心理学介入空气污染研究的可行性，本文提出以下展望：
第一, 改进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现象，这对各种变量的操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当前开展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心理学研究的首要环节，就是选择既能确保生态效度又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而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值得未来研究借鉴。经验取样法是一种在真实情境下进行动态即时研究的方法 (详见段锦云和陈文平 (2012)的综述论文)。运用经验取样法能够较好开展空气污染的心理学研究，能够保证较好的生态效度，有利于研究者探究被试在自然真实空气污染情境下的心理状态。 Gu, Huang, Zhang和 Wang (2015)在研究客观空气质量如何影响北京大学生的幸福感时较早了运用经验取样法研究。该研究选择在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春季进行，持续时间为 10天, 在此期间被试必须每天 3次完成一系列幸福感问卷，并在规定时段内将问卷结果通过手机短信发送给研究者。被试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数据即作废。与此同时，研究者借助每小时更新的空气质量指数能够记录被试的实时空气污染暴露。
第二, 开展空气污染的环境应激研究。环境心理学研究者认为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环境应激源(Zeidner & Shechter, 1988; Campbell, 1983), Evans和 Campbell (1983)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空气污染不良效应的环境应激模型。然而，这些富有启发意义的开拓研究并没有得到后续研究的响应。环境应激模型认为个体对空气污染的主观评估受到情境性要素和结构性要素的影响，如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自我效能感、社区满意度和地方认同等，但后续研究并进行充分地检验。此外, 既然空气污染与其不良效应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空气污染的主观评估 (Deguen et al., 2012), 那么可否通过对空气污染主观评估的心理干预来降低空气污染的不良效应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可在环境应激模型下，系统探讨空气污染的主观评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第三, 开展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研究。近年来, 随着风险感知研究的兴起，空气污染作为一种环境风险也引起少数学者的关注 (Saksena, 2011; Bickerstaff, 2004)。公众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通常不是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而是基于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形成的认识和评价。从风险感知角度探讨空气污染的公众感知是环境心理学研究者介入空气污染研究的另一切入点。正如 Bickerstaff和 Walker (2003)所言, “空气污染对普通人而言意味着什么？人们如何对空气污染赋予意义？当有人视空气污染为问题时，为什么其他人不？空气污
染感知如何以及为何变化？ ”。而且相比于气候变化、地震和海啸等环境风险，空气污染的最大区别在于确定性较高 (常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和危害性较低 (不会造成迫近的危害 ), 那么这对空污染的风险判断有何影响。所以，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空气污染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此外, 近年来，我国多地出现的雾霾天气引发了公众对空气污染的关注和担忧，因此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研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就空气污染的应对而言 ，无论是预防行为(如佩戴口罩)还是缓解举措(如少开车)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个体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态度和评价，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风险感知对个体应对空气污染的作用。另一方面，鉴于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感知本身存在偏差(相鹏, 耿柳娜, 周可新, 2016),未来研究可尝试从风险沟通角度研究如何向公众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使他们对风险做出理性判断或构建“公众理性” (谢晓非, 郑蕊,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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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se effect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air pollution:
A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XIANG Peng1; GENG Liuna1; ZHOU Kexin2; CHENG Xiao1
(1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Nanji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MEP, Nanjing 21004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existing scientific literature on adverse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particularly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 and how these effects are developed under diff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Collective evidence indicated that air pollution exerts negative effects on human physical health, but also cognitive functions, emotions and behaviors. As for now, two theoretical framework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interpret how air pollution causes a series of adverse effects,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stressors and framework of social-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 These frameworks arguably stated that advers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is not only subject to the direct exposure of air pollution, but also individual’s psychosomatic status and he or she how to evaluate air pollution. We also discussed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is line of research for environmental psychologists. Future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improve research approach, and conduct psychological stud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risk perception.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risk perception; environmental stressor; adverse effect;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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